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新主流电影已经成为电影市场中最稳健的票房常胜军，被寄予最高期待。

作者｜魏侨

编辑｜太子

这个国庆假期，你去电影院偶遇吴京了嘛？

干渴了数月的电影市场终于在国庆档迎来爆发，7天斩获43.8亿票房，位列中国影史国庆档票房第二，仅次于2019年“最强国庆档”的44.6亿。

《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两部主旋律电影提振了暑期档以来持续低迷的电影市场，贡献了国庆档近95%的票房成绩。除此之外，国庆档再无单日票房破千万的作品。

《长津湖》越战越勇，不仅领跑国庆档，更一举摘得影史国庆档累计票房第一。目前以35亿票房位列影史票房第八，极有可能角逐今年的票房年冠。

在《长津湖》的迅猛势头下，《我和我的父辈》虽然没能形成对垒之势，但作为“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有前作的口碑积累，以及豪华主创加持，依旧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以10.6亿收官国庆档。

如今，“主旋律电影商业化”与“商业电影主流化”形成合流，从《战狼2》到《我和我的祖国》，发展成为兼具主流价值与市场性的“新主流电影”。《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也属此列。

时代背景决定了市场潜力，不可否认的是，新主流电影已经成为电影市场中最稳健的票房常胜军，被寄予最高期待。可以想见，将来会有更多的新主流电影登上大银幕。

热潮之下，如何保证创作的水准，持续输出兼具政治性、市场性与艺术性的优质作品？当下热映的两部作品，为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与创新迭代，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启发。

宏大叙事，类型深耕

“打完怎么还有，一直打不完。”

突破观影习惯的三小时片长，《长津湖》几乎百分之七十献给了战斗场面。真实、粗粝、身临其境的战争环境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有观众走出影院后仍然沉浸在电影氛围中。

贴耳飞行的侦察机，近距离的炸弹爆炸，枪林弹雨中的舍命搏杀，坦克摧枯拉朽的碾压……影片通过一镜到底、手持镜头、快速剪辑营造出压迫感和临场感。

通常来说，商业片中丰富的视听效果是服务于奇观化、娱乐化的视觉刺激，但《长津湖》中，从广袤无垠战场上此起彼伏的炸弹轰鸣，到狭窄逼仄木屋中瞬息万变的近身肉搏，既有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又有逼真的战斗细节，保家卫国的豪情中包含着战士的恐惧与伤痛，越奇观、越真实。

用高度类型化、奇观化的影像语言去诠释真实的革命历史，给人带来的震撼由外而内，久久不息。滚滚浓烟、飞沙走石、血肉横飞、支离破碎，极具暴力美学的视觉奇观持续刺激观众的神经，也让人直观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长津湖战役的惨烈，不仅体现在战斗场面上，更体现在两方悬殊的条件上。一边是飞机坦克加持，物资补给充足，可以在感恩节吃上火鸡大餐的美国士兵；另一边是没有制空权，棉衣都来不及带上，只能拿发霉土豆充饥的志愿军。

当美军撤退的画面中穿插着“人在阵地在”、打到最后一人的杨根思连队；当陆战一师撤退时遇见“冰雕连”，课本上史书中的描述远没有镜头下真实的再现来得令人心颤。敌军的敬礼呼应了老兵口中的“让你的敌人瞧得起你，那才叫硬气。”同时也诠释了这样一场看似实力悬殊的战争，志愿军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的原因——没有神兵天降万夫莫敌，有的只是血肉之躯与钢铁意志。

这是类型化的表达，或许与历史真实有出入，但却巧妙地将主题融入画面叙事，将高屋建瓴的主流价值转化为艺术语言，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到观众内心。

讲述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绕不过的问题是“为何而战”。片中并没有做过多的解读与说教，而是将“保家卫国”四字转化成为诗一般的艺术语言。宁静的江南水乡，摇曳的船屋上年迈的父母，是家；红旗飘扬天安门广场上，人来人往欣欣向荣，是国。

奔赴鸭绿江的列车上，打闹的七连战士们看着蜿蜒的长城安静下来，这一幕极具象征意味。夕阳映照着祖国的瑰丽山河，面前是古时作为国之防线的万里长城。而此刻的志愿军就是祖国的防线和长城，守护身后的家国。

新主流电影之“新”，在于取传统主旋律电影主题之宏大，去说教之刻板；取商业电影创作技法之长，去商业至上与泛娱乐之弊。既要传达主题，又要赢得市场认可，如何实现价值观与商业性的融合统一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个体视角，创新探索

新主流电影的迭代过程中，视角转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从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以下简称《祖国》），到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以下简称《家乡》），两部前作均以良好的市场反馈和稳健的大众口碑取得当年的国庆档的票房冠军，“拼盘献礼片”也成为了国庆的固定项目。

《我和我的父辈》（以下简称《父辈》）延续“国庆三部曲”的拼盘创作模式。拼盘结构作为一种形式创新，恰好弥补了个体视角内容单一、难以成篇的问题。

从主题上看，《祖国》展现家国情怀，《家乡》勾勒故土情结，《父辈》则从亲缘关系破题。如果说该系列前两部分别完成了“我”与国、“我”与家的情感连接，那么《父辈》则将二者进行了有机融合，在个人、家庭、国家之间建构起复杂的情感结构。

“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普通人”是《祖国》的核心表达，无论是开国大典、女排夺冠，还是北京奥运、国庆阅兵，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民的共同回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带入各自熟悉的时代场景，打通共情，献礼片真正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小我的视角转换。

其后的《家乡》，立足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主创深入五湖四海的乡村深处，以五个不同地域的乡村故事表达“扶贫助农、乡村振兴”的主题。无论来自东西南北中哪方土地，观众总能找到自己熟悉的故乡风貌。

内容上，农村题材拓宽了新主流电影的题材范围；形式上，主创通过喜剧片的外壳突破题材的壁垒。影片中还加入了科幻片、公路片等类型元素，整体情感表达更加细腻，达到了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平衡。

同样是历史瞬间的再现，《父辈》四个篇章分别展现了父辈们的抗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在此基础上，片中描绘了四组形态各异的亲缘关系，书写了家庭在历史浮沉、时代变迁中的破碎与团圆，坚守与传承。

时代精神的传承，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家庭关系为依凭，在影片中碰撞出了超越国家范畴的“传承”意味，也是《父辈》的戏眼所在。

《乘风》里，乘风的名字被继承，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生不息；《诗》里，长大成人的妹妹乘着载人飞船进入太空，与凝聚了父辈们心血与生命的东方红卫星相遇，是两代人伟大理想的交汇。

《鸭先知》里，成为建筑工程师的赵晓东在上海中心大厦顶层纠正父亲的形容范围：“是世界第二高。”是将“鸭先知”的视野从全国开拓到世界；《少年行》里，机器人邢一浩将父亲为科技创新而奉献一切的精神传递给小小，长大成人的小小怀揣着信念创造了邢一浩，在故事建构的假定性情境中，父子之间的双重关系形成了逻辑闭环。

从微观层面上看，《父辈》中有代际关系的重构，细腻真诚的亲情书写，歌颂的是“常人之美”；从宏观层面来看，影片在保留了家国叙事的同时，探讨了生命延续的意义与人类文明的迭代，主题指向了更深层、更普世的价值。

这种“新”尝试也体现在表现形式上。例如《鸭先知》一章，全程采用了舞台剧式的布景、打光和运镜方式，巧妙利用上海弄堂的建筑结构，营造出独特的戏剧感与荒诞气质，增添了影像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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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电影，风向哪边吹

从创作模式来说，两部电影虽然类型不同，但都采用了多位导演合作执导的模式。

《我和我的父辈》继续采用拼盘结构，影片分为四个篇章，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执导。而《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三人共同完成一个故事的拍摄。

对于具备献礼性质的新主流电影来说，时间节点的把握至关重要。此类电影创作周期往往较短，而合作执导的模式大大提升了拍摄效率。《长津湖》总制片人于冬在采访中透露，创作团队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在冬天拍摄完成，所以选择让三位导演分三组，同时进行创作。

因此，观影过后，猜测哪些部分出自哪位导演手笔，成为了许多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此前的《金刚川》也采取了三位导演联合执导的模式，但由于“赶工”痕迹明显，口碑表现不如人意。

而此次《长津湖》的成功，为此类题材的联合创作打开了局面。从成片来看，三位导演各展所长，既有黄钟大吕般的家国书写，又有硬桥硬马的动作场面，也有诡谲绮丽的美学呈现，在电影中和谐统一、相得益彰。

对于《父辈》而言，在《祖国》和《家乡》两次成功经验之后，拼盘合作模式已经十分成熟。不同以往的是，本片四位导演都是“演而优则导”，其中章子怡和沈腾贡献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从《祖国》聚集了华语电影的顶尖导演阵容，到《家乡》加入喜剧新生力量，再到《父辈》的演员“跨界”可以看出，拼盘模式的优势在于，在保证整体制作水平的基础上，给新生力量提供试错空间，也为内容形式创新提供了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建国大业》开启的主旋律电影全明星化在近年来有所收敛，观众的态度从热衷“数星星”转向质疑演员是否“够格”出演。饱受争议的《1921》一定程度上也受此波及，市场反馈平平。

《长津湖》在演员的选择上则走了“硬核”路线，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片，主演吴京、段奕宏、朱亚文、李晨、胡军、张涵予等人，几乎是国产战争片最强阵容。唯一一个明星光环加身的易烊千玺，饰演的是符合自己年龄身份的叛逆少年。

而“国庆三部曲”得益于平民视角，没有出现“流量明星是否有资格演伟人”的争议。另一方面，多个故事的拼盘结构让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足够的空间去构建自身的完整形象，演员也有更多的机会塑造立体的人物，而非以往浮光掠影的露脸式出演。

新主流电影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完全切断，但如何将明星用到合适的地方，实现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平衡，是主创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无论是《长津湖》还是《我和我的父辈》，他们的成功都建立在对家国情怀和民族情感的共鸣。尤其在国庆节这一节日，观众的爱国情绪极易迅速被特定的符号唤起。

在《乘风》里，前一秒在地里干农活的人们戴上军帽，抗日战争的背景和他们的军人身份不言自明；在《诗》中，爆炸轰鸣一响，“两弹一星”的精神呼之欲出；更不要说《长津湖》的结尾处，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杨根思与临死依然是备战姿态的冰雕连……这些符号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共同记忆与爱国情绪，观众的情感共振远超影像本身。

这一方面有利于观众理解故事背景，腾出空间进行更深层的思想探讨和情感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表达也受到了部分观众的质疑，简单的符号拼贴有偷懒讨巧之嫌。

对于新主流电影来说，在主题先行的基础上，将戏剧冲突、情感共鸣、影像奇观合理置放，与家国情怀、民族精神有机融合，才能收获观众的广泛共鸣和认可。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细小切口，类型深耕还是形式创新，都应服务于“讲好一个故事”。

新主流电影正当时，要继续讲好新时代的家国故事，传递新时代的精神风貌，电影人们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