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物》以阅读和书单分享为主题的栏目Read me，每一期将会有一位读书人在这里谈论书籍、阅读以及他的生活。第3期我们邀请到的读书人是诗人翟永明，她也是成都白夜酒吧的主人。23年前，她想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养活自己的事，于是开了这个后来成为成都文化客厅的酒吧。她与我们聊了聊她的阅读，她的生活，以及她作为诗人和酒吧主人所见证的时代变化。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三三

编辑｜沈时

设计｜田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白夜

我和白夜的故事，要从有一天在玉林西路迸发出来的灵感开始说起。1998年的一天上午，我路过离家很近的玉林西路，在路口一家未开门的服装店门口，看到一则招租广告。我大约只考虑了一分钟，就从卷帘门上揭下来了这则广告。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白夜就这样呼之即出。

80年代中期，我就离开我们单位了嘛（编者注：翟永明毕业后曾在一家物理研究所就职），所以我的生活状态就是一直动荡的，反正各种找工作啊，打零工啊，这去干一下，那去干一下，后来又去了美国，然后又从美国回来，反正都是很临时性地做一些工作。后来有点厌倦去找工作，人家没有编制，不能要你，或者去了以后就坐在办公室，一步也不能走，我就厌倦这个生活了，我觉得开一个酒吧，哪怕很小，你自己是自由的呀，你想干嘛干嘛，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目的。

没有工作，开一个酒吧真的叫混饭吃，也没把它当成我的事业。我要写作，必须要解决生活的问题，所以目的很简单，就是挣生活费。一位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开了酒吧，急得给我打电话，你一诗人，还敢开酒吧？没听说某某某开酒吧，当晚就被朋友把存酒喝光，第二天关张了吗？我一笑，没听说，听说了也不怕。到现在白夜没倒闭，说明成都的朋友正直，仗义得很。

八十年代，诗人从来诗酒不分家，诗友遍天下。那时我在单位有一单间宿舍。那时很多人家里好几人挤一间房呢。于是，朋友常来我这聚会，不客气地把我家当茶馆、客厅，锁都给我弄坏了。常常我下班，家里已坐满了人。这种事，现在年轻人听了只会咋舌。

九十年代，生活悄然变化，去别人家不那么方便了。公共空间悄然兴起，白夜算应运而生。从此，诗人们开始到白夜来，呼朋唤友。流水席一字排开，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一两点，不时有人加入进来。酒桌接龙似的，越接越长。现在什么乌镇、安仁的长街宴，都是事先安排好，不像白夜的长街酒，是即兴的、随机的。通常，从一张桌子开始，不断有朋友加入，朋友的朋友再叫上别的朋友，最后，早已分不清谁是谁的朋友。有几次，人呼啦啦地走光了，吧员愣在那儿，也没找到谁是买单的人。

音乐跟酒吧是天然地可以结合在一块，酒吧肯定是需要音乐，但酒吧不需要文学，等于我就是愣给酒吧跟文学弄到一块了。

九十年代的诗人、艺术家，更像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嬉皮士，反叛、散漫、粗野、疏狂，借酒浇愁，或借酒撒野、撒娇，对抗外面时代和世界的汹涌变化。

诗人马松是一个不愿回家的人。他最怕的，是深夜与众朋友分手。当时，白夜的吧台旁有一根柱子，马松即便在醉得不省人事时，也知道从这儿经过时，一把抱住它。任别人怎样推拉，也绝不松手。后来这根柱子被拆掉了，马松改为抓住白夜的门框不放。更多的时候，马松抓住出租车门不放，别的朋友，根本无法把他塞进车里。

一次我好不容易与另一位朋友一起，把醉得一塌糊涂的马松，塞进出租车中。不到半小时，马松坐着出租车，又回来了。我正在锁白夜大门，见状，马松好不惆怅，不断地问：都走了？然后，不听我的劝阻，摇晃着，走向下一辆出租车。我知道那不是回家的路，而是另一酒吧的方向。

辨别马松是否已醉，很容易。当他说话已含糊不清，伸出一只手指，指向席间某个人时，差不多就可以认定他，已经快了。半醉半醒时的境界，是马松独享的。到白夜来的诗人中，只有他，保持了李白式的写作方式。很多次突发诗兴，叫吧员拿来纸笔，就着烛光，开始写下一些骑在菩萨肩上飞跑的诗句。

在没有白夜之前，成都的诗人也是要去酒吧、去夜总会的。只是，如果没有白夜，成都的诗人在酒吧就仅仅是喝酒而已，跟诗人和诗歌都没有关系。有了白夜之后，成都的诗人才开始在酒吧朗诵起自己的诗歌。在大家都忙着挣钱，很少有诗人能出诗集的90年代、千禧年，这里成了安放诗歌最稳妥的地方。

1998年老白夜店面

现实与超现实

为防止亏损，我想了一些自认为很牛的点子：比如在六十平方米的酒吧里塞进一个书店，还增加了一个卖首饰的柜台。

我自己前往熟悉的出版社，挑选了一大堆书。当时刚好出版《大师和玛格丽特》，这让人耳目一新，我一下买了50本。残酷的现实是，当年成都整个加起来能买《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人不超过三十个。后来才知道，现在人家大书店，一本书都不会要10本，都是囤四五本。我就不知道嘛，不会做生意，你看现在过了多少年了，最多卖出去20本。我家里面也还有，酒吧还有，很多（笑）。

90年代的时候，整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80年代的生活状态消失了。另外就是年轻人还没成长起来，从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来讲，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过渡性的状态。那个时候书店开不下去，没有多少人要读书。人们渴望通过创业、自谋生路来到达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我身边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了。

《大师和玛格丽特》里面幻想的那部分我比较喜欢，女主人公飞过莫斯科上空，有时候我在想，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飞毯的意象有点关系，超现实和现实那根界限拿捏得特别好。作者写了很多年，当年没有发表的可能，里面充满了幽默感，但反映很残酷的现实。

其实，阅读本身对我来说也是这样。阅读完全是一个超现实，我每天生活在其中的是一个现实，一读书就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上课，放学，手上都拿着书。回到家门口了——我们是一个院子，很长的一个通道——我都不愿意回家，就在门口在那看看看。因为一回家就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像一下掉入一个现实的很不喜欢的状态。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书特别多的情况下，你会有选择性地读。有的时候有一些书，比如说我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觉得就是比较一般，就没有再往下读的兴趣。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跟现在就完全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很贫瘠的阅读的时代。任何一个破书，完全没有意思的书，只要是文字的都会从头读到尾，因为太难找了。而且又正是求知欲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就如饥似渴的。

最早读的都是一些神话、童话，就这种小孩看的书，慢慢地开始读一些经典。印象比较深的是初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还有学校的同学之间传看一些西方的经典名著，都是私下悄悄地传看。《红与黑》啊，《红楼梦》啊，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后来到了80年代，已经开放了嘛，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新书，但是你买不到，所以那个时候非常流行抄。我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读过很多诗，有很多都是抄的。因为过去在我们应该读很多书的时候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到后来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书的时候，完全是补课，而且叫恶补。其实我们那代人都是恶补了，差不多都是集中在80年代那十年中间，我们在恶补西方现代文学或者西方现代电影、西方现代艺术、西方现代音乐、西方现代戏剧。那是浓缩的十年。

胡续东在主持诗歌朗诵会

《简·爱》

年轻时读过的书中，《简·爱》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这个书后来我在不同的时期都重新读过。可能我的女性意识最早的源头就是从这本书里面来的。这个书对我有一种震动，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性别问题，读了这本书我才感觉到有一个女性问题。反正我印象很深。

我最早读的《简·爱》是没头没尾的，因为被人反复地借阅。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书是这样的，都是没头没尾的，都是后来这个书正式引进中国，我们才去补看了头和尾的。简·爱对她的爱人罗彻斯特说的那一段话，对我来说确实震动很大。

那段话是，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

还有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她对男女之间关系的看法，可能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以前读了很多爱情故事，它没有涉及这些。

当然并不只是《简·爱》这本书，它是一个开头，它导致我对女性问题开始比较敏感。后来在读别的书的时候，我会更多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会发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跟男性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去读这些书，可能我不一定会去观察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或者不会去考虑到男女之间的差别。

比如我在我们单位，我比较多地跟单位之外的一些人接触，其实都是后来的成都的那些艺术家啊，摄影师啊，跟他们来往比较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电话、手机、微信，啥都没有，别人要来找你的时候，只能到你单位来找你。经常有男的来找你，然后我们单位的人就这个流言蜚语啊，说你各种难听的，这种东西就特别的多。反正我就觉得同样的情况，男生就不会有这个遭遇，但是如果你是女生，他就觉得你很有问题。

女性一直在一种不公平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很多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男性，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是很了解，而且不是很关心。我后来发现很多男作家，他们真的都是自己有很多强烈的男性话语的惯性思维，但他们自己没觉得。他们不觉得，但是一旦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他会立马就站在对立的一面。比如说觉得你们已经够可以的了，你们还要干嘛啊？但实际上，他完全没有从一个整体的方面来看，比如他看到，你这些女作家已经都很好了，还要干嘛，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性别问题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你不能拿个人的社会状态来谈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导演贾樟柯在白夜拍纪录片

无可奈何花落去

烟、酒、热夜、陪朋友聊天、一夜劲舞到天明，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年。诗人朱成说灯芯子捻得太粗了，通俗的话就是，透支了。十几年后，终于落下胃病。当年别人一举酒杯，我早一饮而尽；现在别人一举酒杯，我落荒而逃。

你问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无可奈何花落去呗。

老白夜开张十年后，搬家到宽窄巷子，有人评论我，酒残志坚，更多精力用在了办活动上。事实上，一代诗人都喝残了。我们那一代诗人，后来大部分也都成家了，成家立业了，那你也得考虑家庭啊，生活啊，可能最后就还是回归社会呗，就找一份工作啊这样。

马松是没怎么变的一个，现在也还经常喝醉。但是他从90年代开始就在当书商了，他一直做书，做得还挺好的。他非常有意思，后来随着年龄大了以后，他做了很多养生书，所以他说他也开始养生了，我就难以想象他养生。

当年在白夜轰饮的李亚伟老师也还是到处漂泊的感觉，他到现在为止还是爱到处东跑西跑的，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他比我好多了，他根本不用管他那个香积厨，因为他弟弟他们在帮他打理，他可能基本上就没怎么管。

开张的头几年是白夜短暂的辉煌时期，后来再也没出现过。以至于何多苓常常在后来生意萧索时、喝多酒之后，一次次念叨——那时候，出租车都在白夜的门口排队呢。

在中国，几年的变化可以抵得上别的地方几十年的变化。90年代是变化的起点，后来越来越变化。白夜也从一个时尚的酒吧，逐渐过渡成一个过时的、让人怀旧的老酒吧。我的第一轮老顾客，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来了。许多人在这些年中变成了成功人士。有一天，一位朋友语重心长地对我讲 ：我很想带朋友到你这儿来，但白夜现在不太适合那些人。我知道，那些人就是社会精英、财富榜上的名人，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

其实诗人的变化不是太大，因为在这个时代诗人就是无用的嘛，如果一直在写作，那么他们整个状况都是比较恒定。但是艺术家就不一样，有时候资本需要艺术作为背书，艺术品的价值不光在艺术价值，还在它的商业价值上。很多成功艺术家在外表上可能跟成功商人差不多。90年代开白夜的时候，基本上艺术家和作家大家都在一块玩，但现在好像比较少了，还是作家跟作家玩，艺术家跟艺术家玩，因为生活状态、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了。

白夜也算是自成一个小世界，我在自己打造出来的这个角落里面，有种躲进角落成一统的感觉。在酒吧里，我的角色就是大伙的朋友。因为我那个地特别小，来的大部分都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像在一个客厅里面。本来也比较小，你自己朋友来了以后，外人也没地坐。最后反倒可能是一个弊病，外面的人觉得这个地方太圈子化了，不能融进来，所以其实跟生意完全背道而驰，真正的生意应该是，接纳各种各样的人嘛。

白夜门口，我有时听见有人站在招牌下，打手机：我现在正在旁边的黑夜酒吧……，或是我正在白日酒吧……。于没有文学情结的普通酒客，白夜，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所以后来我们经营也挺艰难的，勉强维持。别人觉得我太个人化了，有的时候做一些活动，请法国诗人朗诵，或者做先锋电影的影展，都是外人不感兴趣，自己圈子里喜欢。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卖文为生，给别人写专栏，那段时间就是生意特别差嘛，生活有点维持不下去了。我跟我朋友坐在那儿，看着那些外面的人走来走去，没有人进酒吧来。但专栏作者是廉价劳动力，真的。

搬到宽窄巷子后前几年都很差，后来突然一下宽窄巷子就变成网红打卡景点了。好不容易前一段时间好一点，疫情又来了。据说还要涨房租，所以说我现在打算搬走了。玉林西路那个小小的酒吧，别人又不要了，我又把它租回来了。几天前刚刚开业。

不说白夜了，不说白夜了，简直是都把我说烦了。

酒吧只是我赖以生活的一个场所，其实我关于酒吧的事情很少，我写到白夜的只有一首诗歌。我不认为处境的改变和身份的置换就能解释诗人在现实中的一切。对于诗人来说，他的职业和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唯一确定的是诗歌对他的意义。

诗人们在白夜

无

特别喜欢的书我会重读，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叶芝的诗选，我就会重读。叶芝的诗我重读很多，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再拿过来读。《红楼梦》我也重读很多次。最近在重读一本鲁米的诗歌集。这次读了以后，有重新的认识，他是属于触动你灵魂的那样一种写作。因为他是一个宗教诗人，他的诗里面其实融合了很多，比如对真理的追寻，怎样安放灵魂，你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对他的诗歌有所感应。他写到了宇宙，空间，人性，写到了宗教，写到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吧。

我喜欢的诗人挺多的，叶芝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我觉得他在诗歌上属于我最喜欢的那种写作，他完全能够把历史、哲学，还有包括人生经验，时代精神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非常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且他那个语言透过翻译都能够给你一个留白，你就会去想象他在原文里面会是什么感觉。

我经历的几个很不一样的时期，应该说是最喜欢80年代吧，因为那个时候你本身也处于比较年轻的一种状态，一种精力比较旺盛的状态，而且确实80年代处于一个非常开放的年代。当然我也会怀旧了，人都对自己的青春时代比较怀旧，还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还是比较朴素嘛，跟现在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90年代，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年代，包括80年代也比较特殊。大家没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多焦虑，所有的生活方式还是有点前现代，大家都比较感性。尤其是文化圈的这些人。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呀，现在等于整个时代完全变了，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后现代时代了，所以大家全都在一种很无聊的状态中，很无聊、很现实的状态里面，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是一去不复返了。

《红楼梦》是我看了很多遍的书，任何一个年代你都可以读出不一样的况味。到最后你会读出它里面那种宗教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就这种东西。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不可避免地你会觉得有些东西比较虚无，《红楼梦》里面最后传达出一种比较虚无的东西，可能也是会感染你。

你年轻的时候去读宝黛的爱情啊，这个跟那个的爱情啊。但是年龄大了以后，你会去看到它里面有一种沧桑的东西，就是一个鼎盛的家族在一个时代的变化里面，它从鼎盛走向衰亡的这样一个过程，跟一个人、一件事物从年轻的时候最后走向衰老的过程也都差不多。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巅峰上。

开了白夜以后，可能跟生活状态也有关系吧，阅读也有所改变。之前，我大部分都看文学书，后来也开始读跟这个时代变化有关系的一些书，比如经济类、历史类的。以前我对经济完全不感兴趣，以前经济方面的书是我最讨厌的，但是我那时会去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那种书我80年代肯定不会去读的。我后来发现它里面也有一种智慧在里边。文学带有总结性，而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带有某种预见性。

中国当代诗歌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诘难，大家习惯斥责中国当代诗歌漠视社会现实。我在想，诗人面对的现实和其他领域里的人士看到的现实是一样的吗？

换言之，整个时代都在飞速前进，只有诗人在用一种语言之慢，反抗全球化思维的快。这种反抗有时与诗歌的虚无态度、诗人面对现实的自我放逐混在一起，变成了无从辨识的诗歌现实。我说我们的写作，比任何一代都更困难。商业时代一切都围绕经济运行，诗歌完全无法进入经济轨道，既无法像艺术品一样产生经济价值，引来涌动的资本，也不可能像小说一样，变成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因此，诗歌当然也就成为大多数人摒弃的东西。

诗歌的无，和消费时代的有是矛盾的。

平常不在我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我是尽量避免说到自己的诗人身份。因为这个词在中国，尤其在现在的社会上，是被误解很深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一般的普通民众对诗人完全不了解，觉得诗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品种——诗人，第一它不算一个职业；第二，他不知道你是干嘛的——所以如果生活中碰到一个诗人，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也不喜欢人家说我诗人。你在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里面，你能看到一个关于诗人的正面形象吗？根本就看不到，诗人都被描绘成神经病。就是在文化圈这个圈层里面，对诗人都有那么大的误解，那你还想要让大众来对你有了解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诗人永远都是边缘的，那如果你觉得接受这个事实呢，你就继续写作，不接受这个事实就去做别的。

我不知道别人，我只能说我自己。写作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就是喜欢写。其实我在很早就想得很通，我做别的事情——我曾经也写过专栏，写过剧本，各种各样的，就跟打零工一样——那是维持我的生活，但是写诗是我的一个爱好。就像有人一辈子喜欢下围棋，那个东西有啥用呢，也没用，但是他就爱好这个东西，他就不愿意去改变它，他就可以白天去工作，晚上跟朋友一起下棋，下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事。

你可以说我是活得比较丰富的人，但我也要放弃很多东西，才能获得一个看起来丰富的人生。或者说人生都是丰富的，就是看你需要放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为了追求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就得放弃待遇很高的单位。如果一直待在我们那个单位，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也不用去为了白夜的这些破事，到处去跟别人纠缠，一地鸡毛。什么都不想失去，什么都想得到，那基本上是一种妄想了。

（部分内容参考翟永明所著的《完成之后又怎样》《毕竟流行去》《以白夜为坐标》）

白夜内院

下面是翟永明向《人物》读者分享的书单，包括《叶芝诗选》、鲁米诗集《万物生而有翼》、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曹雪芹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