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爱情，向来具有同质性，无论是其唤起的狂热的献身精神、理想与浪漫主义，还是对纯粹的追求，乃至和整个世界对着干的悲壮。革命就是爱情，爱情也是革命，因为爱情，《潜伏》从一众谍战剧中跳了出来。

文｜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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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首次在中国出版，累积销量高达200万册。这本小说对当时的年轻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虻》讲述的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亚瑟的人生故事。它的出版乃至流行，与在我国家喻户晓的革命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密切相关。《钢铁》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在小说中三次致敬《牛虻》，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让男主角保尔 · 柯察金从初恋冬妮娅的手中接过这本书，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可以说，牛虻（亚瑟）和保尔 · 柯察金，共同构建了我国青年最初的革命偶像谱系，之后，则是小兵张嘎、王成、董存瑞等本土英雄。但在这最初的两本著作中，《牛虻》激烈的情感冲突和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更能引起年轻人的向往，由是，在革命之外，它成为了不止一代人的情感启蒙。

革命与爱情，向来具有同质性，无论是其唤起的狂热的献身精神、理想与浪漫主义，还是对纯粹的追求，乃至和整个世界对着干的悲壮。当革命与爱情交织在一起，伟大的目标便使一切苦痛可以忍受，并进一步超越平凡，勾魂摄魄。

倏忽2009年，谍战剧《潜伏》横空出世。这部剧不仅成为了当年的收视冠军，直至今日，仍被许多观众奉为我国谍战第一剧。而它的主题，正是革命与爱情。

电视剧《潜伏》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5到1949年间。抗日战争末期，原军统特务余则成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又被初恋女友左蓝感召，转向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安插在军统天津站的潜伏人员。为配合他隐藏身份，游击队员陈桃花化名翠平来到天津，与他假扮夫妻，作为掩护。余则成与翠平这对假夫妻性格和出身迥异，最初相互看不上，而后在几年的艰苦斗争和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挚深刻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余则成也成长为一名坚定、成熟的革命者。最终，余则成随国民党残部逃至台湾，继续潜伏任务，翠平则在后方独自养育他们的女儿，长久而无望地等候着他的归来。

《潜伏》的原著小说（作者龙一）仅有不到二万字，为将其扩充成三十集的电视剧，导演兼编剧姜伟撰写了逾四十万字的剧本，极大地丰富了原著小说的内容。其中决定性的改编，便是对余则成感情线的重构。

在原著小说中，余则成与翠平始终未曾建立成形的情感联结，甚至在结尾处谈及翠平的牺牲时，余则成的态度仍是就事论事的，略带一点革命战友的惋惜。姜伟敏锐地在原始文本中捕捉到了这对人物之间充满戏剧张力的关系特征，将之放大，改写，构成引领剧情发展的支架之一，这是极有创见的。

改编后的《潜伏》，结构遵循当代类型剧的通行模式：一条主线（余则成的潜伏任务）将大悬念贯穿始终，而每一集均为主要人物设计一个具体危机，以危机的出现和解决作为分集内容。也与类型剧相同，《潜伏》浓墨重彩地叙述了男主角余则成的三段感情，其中以余则成与翠平的一段最为突出。

革命者的爱情，在我国影视作品中并不算罕见，譬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故事内核便与《潜伏》高度相似。但情感戏并非以支线戏不够，爱情凑的套路形式，而是作为重要叙事驱动出现，这确实不常见。在谈及剧本改编时姜伟曾表示，这么特别的男女关系，让这部剧在这么多的谍战剧中跳了出来。

《潜伏》中，如果说波谲云诡的谍战斗争是潮汐，那么男女主角的感情进程则是深水下的暗涌，在推进剧情的同时，也为人物塑造提供了更多的层级和质感。可以说这部剧真正印证了那句话：革命就是爱情，爱情也是革命。（语出影片《宋家皇朝》）

余则成与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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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瑟、保尔或革命偶像谱系中任何一个英雄都不一样，更不同于新世纪谍战剧中多智近妖的各种大男主，《潜伏》的男主角余则成身上一点不见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

刚出场时，余则成是个谨小慎微甚至有点唯唯诺诺的小知识分子。他的家国之思是很模糊的，只要抗日，跟哪边都一样。抗日战争结束了，他憧憬着与未婚妻左蓝过上幸福的小日子。我信仰生活，信仰你，就这样。

刚得知左蓝的共产党员身份时，余则成的反应是担忧和逃避；在见识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凶残后，他转变了。这时的转变与其说是根本思想的转变，不如说是死里逃生后对生存和爱情的渴望。他期待着能与爱人走在同一条路上，这仍是懵懂的，朴素的。

翠平便出现在这个时节。这个大大咧咧、土里土气的女游击队长，是余则成过往从未见识过的女性类型。在大城市天津进行间谍工作完全超出了翠平的能力和经验，她尴尬茫然，时不时捅个篓子，给余则成带来烦恼无数。

与这样的一个翠平陡然作了夫妻，对余则成冲击极大。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余则成每天的生活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翠平这个极鲁莽、极直爽的女人，是他可以表达真实人性的唯一出口。这是他们针锋相对却也能够相处下去的原因。经过一阵磨合，翠平明显对余则成产生了依恋，而余则成也对翠平心生怜惜。翠平被土匪掳去又被救回后，余则成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

在余则成和翠平的感情发展过程中，左蓝之死是一个重要事件。

表面看，左蓝是为保护翠平、保护余则成而死，实际上，她是为了革命大业而献身。这将余则成对她的情感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他悼念左蓝的方式是形而上的，他郁郁寡欢，病成方寸，反复诵读左蓝留下的那本《为人民服务》。翠平对左蓝之死的反应则非常本质，她冲口而出，如果知道左蓝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人，我就告诉她，我们这夫妻是假的，让她心里带着欢喜。这是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体恤和温柔，超越了身份立场和私人情感，非常纯真，非常动人。

左蓝牺牲后，翠平作为介绍人，为余则成举办了秘密的入党仪式。在仪式中，余则成注视着翠平的双眼，庄重地念出了誓言。比起后面二人的婚礼，这个入党仪式更具情感力量，更像是在缔结一场私人的、精神性的强连接。从此，余则成从一个蒙昧的革命者蜕变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同时他与翠平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生活和斗争层面，余则成是翠平的领导，而在信仰层面则相反。这种双层倒置的权力关系使得二人终于能够平等相处，相互之间的尊重和欣赏便得以滋生，而那正是爱情的土壤。

拍摄《潜伏》期间，姜伟曾问孙红雷，余则成是爱翠平的吧？孙红雷诧异地答，怎么导演，难道我理解错了？

最高级的人物塑造，就是赋予人物本身以生命，使其超越创作者的掌控。余则成到底爱不爱翠平，取决于每个观众对爱的定义。

翠平对余则成的依恋，拳拳如孩童，如剧中她从一出场便握在手里的美国地雷（最后也终于派上了决定性的用场）。她的表达也是孩童式的，大鸡蛋，我煮你（余则成，我爱你），你同意比组织同意更重要，谈恋爱，就是钻玉米地呗……这其中掺杂着对知识和能力的仰慕，对间谍工作中余则成随时命悬一线的怜惜，还有她自身的思想局限性（和你一起住了三年还能嫁给谁），但大体上，是较为纯粹的男女情，诚挚但危险。

余则成的感情则更复杂，更多层次。对于翠平的试探，他绝非无感，但因能辨识出其中的危险成分，便顾虑重重，以有碍革命工作为由一直推搪。

余则成最终对翠平倾心是在翠平刺杀陆桥山时。你拿枪的时候特别有魅力——当翠平表现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的素养，余则成的情感被全面唤起，而他的表达却是充满小文人情调的，你像林黛玉。正因如此，才显得真实，这是革命者身份背后最本初的余则成。他的所谓倾心，实则更多是放心。倾心之中除了男女之情，还有欣慰和确认：在长时间的塑造后，翠平终于成长为合格的战友。这其中不乏余则成身为造物主的优越感；加之日常陪伴养成的默契，又掺杂着对信仰的向往（对于余则成而言，翠平不啻为党组织的化身），他们的感情成熟了。合格的战友，即是合格的配偶。

随后天津解放，当余则成误以为翠平在撤退中死于爆炸时，他的反应是麻木，而后干呕，四肢抽搐，瘫倒在地——生理和心理的全线崩溃。孙红雷的优秀表演直接表达出了翠平在余则成心目中的份量与意义。

紧接着，冰冷的画外音提醒，潜伏者的悲伤不许过夜。第二天，余则成还是要收拾身心，戴上面具，继续潜伏。

这便是革命者的爱情。

余则成的潜伏，始于左蓝，结于但不终于晚秋。晚秋，这个全面契合余则成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痴情女子，本来在他的斗争和感情生涯中，均是温馨却无力的一笔；但余则成将晚秋送至后方根据地，培养为一名革命者，复制了他潜伏的命运。这是成全，也是对理想的献祭。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台湾，晚秋成为了余则成最后的归宿和战友，而翠平还在村头抱着女儿守候。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余则成是爱翠平的吧？《潜伏》的最后一个镜头，在又一张虽假犹真的结婚证书下面，余则成以一行清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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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潜伏》的剧本时，姜伟说，最困难的就是贯穿电视剧的主线。余则成为什么在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他和三个女主角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那就是信仰（《《潜伏》导演解析突破谍战剧瓶颈的密码》。2009，天天新报）。

《潜伏》中除主要人物塑造出彩外，大小配角也各尽人性百态。其中一重要人物李涯，可被视为余则成的复线。

李涯是资深国民党特务，早年卧底延安，后被交换俘虏送回，与余则成一同供职军统天津站。这个人物忠诚、勤勉、坚韧，较之于余则成，甚至更为赤胆忠心，更为纯粹。他的信仰也是朴素真挚的：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

有观众曾言，李涯只是站错了队，追随了错误的信仰。其实不然。一个人的信仰是他对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选择和持有，它应该也必须经得起不断的反思。

在李涯的身边，是研究凝聚意志，保卫领袖十五年，结果将之定义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特务头目吴站长；是嗜杀凶残的马奎；阴险狡诈、弄权成性的陆桥山……唯一与他勉强称得上盟友关系的中统特务谢若林，则是一个以金钱为信仰的信息掮客。目之所及，无不腐坏污秽。

李涯大概从未思考过，这样的队伍，这样的党国，怎么可能实现他那天真的理想。天津解放前夕，李涯决心留下执行他的潜伏计划，最后在与余则成的对决中，被共产党员廖三民抱住，一同跳楼而死。

无论生前死后，李涯都是可悲的，一腔孤勇愚忠终身错付。

而当被俘的共产党联络员丘季说我绝不出卖战友后当即咬舌时，那一幕给余则成的不仅是震撼，应该还有疑惑——是什么样的理念，值得这样的战士为之献出生命？随着斗争的深入，随着左蓝与更多战友的前赴后继，这般疑惑或许在余则成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出现，而后由他自己一次又一次用行为做出回答。

1949年的胜利并没有结束余则成的潜伏，翠平因身份暴露，为保护余则成，不得不与他永隔一方。这个结尾之凄楚，颇令一部分看惯了大好结局的观众不满。姜伟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做成大团圆，是对先辈的不敬。（《潜伏》导演姜伟访谈：我追求稳当当的智慧战，搜狐娱乐）

牺牲不一定单指生命，还有很多很多。现在的观众……对英雄主义有足够的敬仰，但对牺牲精神没有充分的认识。

慨然赴死易，日复一日地在危险中扮演另一个人，是比死亡更难的任务。

革命中的爱情必然伟大，也必须伟大，在现实层面，它是余则成们坚持下去的心理支柱。文艺作品中的浪漫固然令人神往，在现实中，《潜伏》可能都过于理想化。信仰可能始于爱情，但必然通过经历与思考成为一个人的内在回应，最终确立为不能再问为什么的核心价值——只有这样的信念，才能支持一个人牺牲一切，包括爱情。

牛虻和保尔是英雄偶像，余则成不是。他始终是那个谨小慎微、渴望着爱情和安稳生活的小知识分子，正因如此，他才能长久地潜伏下去——以比勇敢和激情更可贵的深沉。这不是超越，而是最终成就了完整的自我。

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从这个角度而言，牛虻是幸福的，保尔是幸福的，余则成和翠平也是幸福的。因为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