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临床可以不设对照组，疗效等方面如果CDE接受了，就可以上市”

文丨胡香赟

7月6日，A股和港股的医药上市公司股价继续暴跌，带动大盘整体下跌。

医药板块的这一轮下跌从7月2日就开始了，资本市场把问题源头推向了国家药监局药物审评中心（CDE）。7月2日，药审中心发布了一则《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的通知，这则通知中很多内容被认为不利于创新药行业。

图源药审中心官网

至两市收盘时，医药板块中CRO公司跌幅最为明显：泰格医药大跌10.92%，美迪西跌幅也达到10.39%，药明康德、康龙化成跌幅在5%以上。

年初至今，医药板块在财政部查账、两轮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医保价格谈判等一系列事件下承压，依然保持稳定，整体涨幅接近30%。

然而CDE此次新规一出，一轮大幅下挫却没有刹车的迹象，新规是最后那根稻草吗？

研发、临床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告诉健识局，总体上，业界认为CDE新规对创新药上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远远没有到“限制创新”的高度，药企在申报新药时，也不会面临强制要求“头对头试验”的问题。

01 要求并未明显提高，对大企业影响有限

CDE这一份《指导原则》，实际上是对肿瘤药物研发、临床试验的整体要求。新规中，CDE强调抗癌药物研发从立题开始，就要追求“新”，并不断关注治疗需求的动态变化、改善药物安全性和治疗体验；在临床试验阶段，试验设计上要讲求“受试者安全”，在试验对象、药物剂量、联合用药等方面避免风险。

整体上看，这是一份中规中矩的文件，没有出格的地方。但是在涉及到临床对照药物的部分，有两段内容引起外界极大关注。

CDE提出：应尽量为受试者提供临床实践中最佳治疗方式/药物，而不应为提高临床试验成功率和试验效率，选择安全有效性不确定，或已被更优的药物所替代的治疗手段。

另外，CDE要求，当计划选择安慰剂或BSC（最佳支持治疗）作为对照药时，应确保该适应症在临床中确无标准治疗；当有BSC时，应优选BSC作为对照，而非安慰剂。

市场解读为：这两项要求直接加大了创新药物通过临床试验的难度。

某跨国药企研发人员告诉健识局：目前的新药临床试验并非全部需要设置对照组，“二期临床可以不设对照组，只做单臂试验。但是要跟CDE谈，疗效等方面如果CDE接受了，就可以上市。”

在设置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中，CDE对于对照药物会有规范。国内一家头部创新药企员工告诉健识局：CDE会要求药企在临床诊疗指南中选择合适的对照药物。

“CDE不仅会参考国内的诊疗指南，也会参考美国的指南，指南上提出标准疗法，企业提出对照试验方案，和CDE协商，最终批准开展临床。”上述国内药企人士称，“只有比既有标准疗法更好、或者比市场上更好的品种，才有可能获得批准。”

各类权威诊疗指南几乎都是每年更新，创新药企业一般都会争取第一时间进入指南。所以，诊疗指南推荐品种几乎就是最佳治疗方案。对于申报临床的创新药来说，现有的临床试验过程本身就是和“最佳治疗方案”进行比较。

但这样的设计依然有漏洞可钻。因为对照药物并未完全限定死。上述外企人士表示：“诊疗指南里一线、二线用药一般会有好几个品种，都可以作为对照标准。企业当然有会选最有获胜把握的那个药。”

只要拿到临床许可，“里程碑”就算达到了，企业的融资、运营工作就能持续下去。擅长投机取巧的企业会想方设法，在诊疗指南里见缝插针，申报“新药”。

这样的“新药”，无关乎创新，只是一场资本游戏，自然会成为政策打击的对象。

02 CRO业务受冲击有限，创新乱象将洗牌

对于大企业来说，CDE的新规并没有任何“超纲”的地方。但对于投机取巧的，今后申报新药的难度会大大增加。那么，当“伪创新”减少，承接代工开发的CRO企业是否会受影响？

CRO是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承接药品的设计、研发、临床试验、生产等几乎所有环节，药品从开发到上市全过程都可以交给CRO来做。

不同CRO公司各有侧重，泰格医药重点承接临床试验外包，药明康德则主要从事前端设计和后端生产，昭衍新药则重点专注于临床前研究中的很小一部分：动物试验。

股市上CDE新规出来后，反应最快、跌幅最大的也正是CRO板块。药明康德、药明生物、泰格医药、康龙化成、美迪西、昭衍新药等近几日跌幅都在20%左右。

研发代工需求是否会减少？这是市场最关心的问题。

以药明康德为例，2020年，药明康德来自全球20大制药企业的收入为54.27亿元，占公司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药明康德的活跃客户有4100多家，公司并未披露中小型“长尾客户”贡献的收入比重，但年报中提到：公司来自于原有客户的收入占比为 93.8%。

泰格医药的前五大客户贡献销售额比重也达到18.03%，显示客户集中度非常高。

对于这些大型CRO机构来说，大药企、跨国药企才是业务的主要来源，国内中小型创新药企贡献的收入比例有限。也就是说，新规若严格执行，对CRO的冲击程度也是有限的。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今后，中国的创新药格局将因此变化，“创新”也将分出三六九等来。

清华大学医学院研究员陈晓媛曾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杂志上发布过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月，中国在研的抗癌药物共有821 种，其中创新药359种。

在上市目标的驱动下，部分药企研发的核心工作并非是寻找更好的分子，而是试图对现有药物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在不明显影响药物疗效的前提下，快速实现不够创新的“伪创新”。

CDE提高临床试验标准，正是对这些行业乱象的一次洗牌。部分业内人士对“新规”持积极态度，认为此举将在很大程度上利好头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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