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里，一个300多斤的大男孩被一位女性柔道运动员反复抱摔、背摔，身体不断地向地面砸去，发出巨响。他是国家女子柔道队的陪练刘磊磊，在过去16年里，他被摔了284万次。刘磊磊的名字曾经在一些简短的报道中出现过，又很快沉了下去。

但在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中，刘磊磊成了其中一集的主角，那一集，取名《磊磊的勋章》。

《理想照耀中国》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重点作品，与很多拥有宏大命题的电视剧不同，它将镜头对准了40组普通人——16个分集导演，40组人物故事，76天拍摄完成，总导演傅东育最终带领团队完成了这项不太可能的任务。

作为一位拥有28年从业经历的资深影视剧导演，傅东育曾经执导过《医者仁心》、《国民英雄》等电视剧，前后获得了两次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那是个公共讨论远不如现在蓬勃的年代，他拍摄的电视剧的声名远比他本人更为响亮。

他最近播出的一部作品，是电视剧《破冰行动》。这部警匪、缉毒题材的电视剧在2019年5月开播，斩获的成绩相当耀眼，在网络走红后，它又获得了第26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傅东育的名字被晾晒在太阳之下，行业和更大的圈层才渐渐发现他。

面对《理想照耀中国》，傅东育要做的，是在面对这个理想时，去实践自己对于整个影视剧行业的理想——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出身的傅东育坚信，影视剧创作是一个有着严格标准的工业流程，它需要用绝对达标的技术，去完成最终的情感碰触。

傅东育如今53岁，语速飞快，恨不得将过去30年的感受全部掏出来，讲给采访者听——1993年拍摄处女作至今，他经历了中国影视行业从蓬勃起飞到曾经失准的过程，如今泡沫散去，他依然还在这艘船上。

在《人物》与傅东育的交谈中，他多次表达了对影视剧工业化标准诞生的期待，作为一位入行超过30年的导演，他也一直在呼唤影视剧工业化专业标准的回归。这一次，他讲述的，是一个怀揣专业主义理想的导演，如何完成理想这个命题的故事。

以下是傅东育的自述——

文｜林念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化妆｜钗钗

守护华丽羽毛

出任《理想照耀中国》的总导演，最初我是拒绝的。

去年9月份，我还在拍电视剧《冰雨火》，总制片人王柯就来跟我聊。他说，有这么一个项目，叫《理想照耀中国》，时间很紧，第二年5月份要开播。他说，你来当这个总导演。我说，这事我不行。

我写了三封请辞信，都被拒了。但我还是想躲。

和很多主旋律剧不同，《理想照耀中国》写的不是英雄和伟人，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尽管我一直说NO，但在不断的审视和讨论过程中，我对那些人物也代入了自己的情感。作为一个导演，我也会被感动，也会想拍他们。经过思考之后，我觉得至少可以一试，成不成不敢说。

既然不跑了，咱就准备干吧。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幸福感，包括开机那天心情都很沉重——我害怕完不成。

2020年12月28日那一天，在上海，东方卫视有一台晚会，是总局向党华诞献礼重点影视剧展播启动仪式，主题就是理想照耀中国。《中流击水》《大决战》《百炼成钢》《功勋》《光荣与梦想》……所有导演、主创全在后台，一水儿地站好，20多个人。全场只有一个导演脸是笑不出来的，就是我。我当时剧本还没有，分集导演都还没搭齐。那个时候，有些剧都已经拍摄完毕了。所有人在后台看到我，都是一言难尽的眼神，你这有点难。

焦虑，做梦都是这些事，那就别睡了，睡两三个小时肯定醒。做了20多年的导演，没有任何一次紧张到那种状态。责任、压力太大了。《理想照耀中国》，天啊，你要拍砸了怎么办？我每天晚上跟我太太打电话，你老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煮熟的鸭子，只有嘴还在动。

首先，要挑导演。我见了80多个导演，多的要聊上3个小时左右。挑选的原则之一就是他们必须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尤其是接受过系统的导演训练。他们有在法国、英国读的，有在美国读的，北电的、中戏的都有。比如，郑世龙导演，他是1987年的，在法国念过书，他拍的有一集叫《纽扣》，讲的是19岁的少女章华妹，从在街边卖纽扣到成为中国首个个体工商户的故事，郑世龙就把80年代的中国乡镇拍得非常的浪漫，非常新浪潮。

还有一点，我会尽可能地去选择有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人，他们必须有实操的经验，按照现实主义的路子走过的，而不是拍一些悬浮的作品。这些要求，构成了这样一个导演团队。他们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在35岁，在这之前都没有太高的作品，都是很扎实地在剧组工作，在培养着自己。

我当时写辞职报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戏拍不成，它会让我前几十年艰难地争来的华丽羽毛，瞬间被拔掉，说你看这个导演拍的什么玩意。如果它失败了，没有人问我，你花了多少时间、给你多少周期。

但这个剧组的团队是我这么多年来当导演没有见过的。去年12月那个时刻，剧本还没出来，一集最多只能拍十几天，没有几个导演会接。但他们接了，没有那么多顾忌、游移、患得患失。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初心，是对这个行业的热情、欲望、表达。

总导演傅东育在《望星空》单元拍摄现场

真实

接下来，怎么拍？一个一集25分钟的剧，一开始大家基本上都没概念，能做什么，口述历史还是栏目剧？

何为理想、如何照耀、照耀在哪里，这个剧的六个字，得说清楚。《理想照耀中国》的定位是诗选剧，并不是说它的表现形态是诗歌一样，有些篇章是拍得非常浪漫，非常诗化，但是诗选剧这个概念，是极度的凝练和高度的升华，在这一方面它确实像一首诗歌。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类型化和个人风格越清楚越好。统一的只有一个，我跟他们说，每个故事回到我这里，我要看到温暖。

要温暖，前提是你能摸到他内心最柔软、真实的那个点。我跟所有的导演都说，好好说故事，章华妹不是那个女老板，是她想活得更好，努力卖掉这颗纽扣的样子。这就是她的理想和人生希望，这就够了。

所有导演要跟原型人物聊天，只要他还活着。如果原型人物牺牲了、去世了，那就要跟最熟悉他的后辈们聊，走到那个地方去，看他的史料。虽然有的在横店搭景，但是要去歌乐山，要去看渣滓洞。时间来不及了，导演就和编剧一起出发。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间再紧，也得按照这个来。跟原型人物聊天的过程中，他打动你的那一刻，破题点可能就在那了。

每集只有25分钟，其实还可以压缩到15分钟。一个故事的真与假跟时间长短没关系，而是要还原真实的年代。那个年代梳什么样的头、戴什么样的耳环、说什么样的话、用什么的遣词造句，演员的表演是否符合那个年代，这都是要做到的把持。所有的细节要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

为了真实，导演们都挺执拗的。《雪国的篝火》的故事原型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十七团一连炊事班，这个炊事班有9个人，在长征翻雪山的过程中全部牺牲，但他们让整个连队都得以保全。导演刘国彤坚持要去原地拍摄。我不同意，我说，5000米海拔，你设备都抬不上去。我们打了3个小时电话。我说，你去长白山吧，长白山的海拔不用那么高，但也有3000多米的海拔。剧组100多个人。就在雪地里面扎了9天。

《理想照耀中国》之《雪国的篝火》剧照

还有演员。王劲松选的就是《雪国的篝火》。我跟他说，你想清楚，他说，我想清楚了，你还能找到中国比我更瘦的，适合这个角色的呢？我说有啊，他说谁？我说，我啊。为了这个剧，王劲松在10天内减重了20斤。因为要贴近角色，平常的生活习惯就要跟那个人相近，老钱就得饿着。

《理想照耀中国》播《叛逆者》的那天晚上，当陈晓最后喊出共产党万岁，我看到评论里，很多人说瞬间泪奔。这就是因为表演、镜头的赤诚，导演的赤诚。那个镜头是导演在现场先示范，接着让演员瞬间代入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原则，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故事，我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有没有基本的情感。

我还记得，开机的那一天，大部分导演都在横店。我说，所有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还是有情怀的。你是对这个国家和对这个党，不管你是不是党员，你是自豪的，你是热爱的，否则拍不好。

其实当时接这个戏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问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在党的百年，你真的不想做点什么吗？下一个党的百年，我应该已经到天上去了，不在现在这个时刻留下一点什么吗？黄建新导演今年拍了《1921》，刘江导演拍了《光荣与梦想》，无论如何，大家对于党的历史，在这一时刻交出了应该交出的作品。

工业化与手艺

其实，《理想照耀中国》很像我读大学之后交学生作业，它很像一个学生作业的体量，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它的工业化程度要求会更高，指标也更高。

工业化是什么？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学的导演，在我的大学经历中，我接受的理论是，你首先要在工业范畴体系内谈你的作品。在一个工业体系流程范围里，你的定位是什么？我想谈技术，我想谈工艺。

《红高粱》上映那年，先去北影放映，后来又去上戏放，张艺谋跟导演系的学生一起座谈。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张导演我想问，我们提的问题跟北京电影学院提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你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告诉你，北京电影学院就是——你那是什么意思？你想解读的是什么？你们这儿问我——那个太阳怎么拍的？你租了多少地？

上海的老师永远告诉你说，来，你先把正反打给我拍清楚。你先搞清楚为什么剪片子之后，说这个镜头我要过肩。这是手艺，正反打都没有讲明白，你跟我说长镜头，你跟我说移动，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工业流程。我们1990年进入上影厂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电影制作手册，蓝皮横开本，每个工种的要求按照美国来。美国到今天还是这样，每一个员工都穿着翻毛皮的皮鞋，戴着胶皮的手套，所有电线一捆一捆缠得非常好，一排排堆在墙角，一个镜头拍完收拾好，到下一个镜头再拿出来，不允许漏电。

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现场，线绕线、线滚线。掌机的那些小摄影，上一部戏还在跟焦呢，跟焦的上部戏还在推轨道呢。但是在欧美和日本，一个推轨道的能推10年，只干这个。这很像上海电影技工学校那时候，招初中毕业生当技术工人。工人们知道轨道是什么样，点点滴滴的细节构成每一个镜头。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机制了。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体系已经完全被打破，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再建立。我们在呼唤影视业的蓝翔技校技术工人，但还没有出现。

这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到的。我在现场，无非就是着急，这个还要教吗？这个还要说吗？这个轨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演员情绪非常好，结果焦点跟丢了，你恨不恨？

工业文明时代以后，才有了影视这个艺术形态。当有了照相机开始，有了摄影机开始，我们开始有电影，从16格的到24格，从无声变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到现在3D。从它起始这一刻开始，它就是工业化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一直到制片，它一定是一个集约完成的事情，和建一个工厂是一样的。谁能把这几个维度都做到最好，这个作品肯定好。

所以，拍《理想照耀中国》之前，我在跟各位导演在聊时候，就要求了，25分钟体量范围之内的起承转合，要精准到每一句台词，删减掉每一个不必要的场景，要浓缩到不需要废话，必须要有留白，让观众在看的过程当中产生跳跃，自己填补一个空间，而不是娓娓道来，这和长剧拍摄是很不一样的。

总导演傅东育拍摄现场工作照

网感与性感

我今年53岁了。在我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从1978年开始的十年思想开放，各种理论、学说一下子都涌进来了。

我在上戏上学的时候，院长是余秋雨。余秋雨说，上戏是不熄灯的。我们培养的是学艺术的孩子，他们将来是艺术家，他们怎么可能半夜熄灯，他们这个时候可能都在创作呢，或者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在大学里接受的文化教育，和对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对哲学概念、人生的探究至少不那么市侩和功利性。我赶上了那个时代。

离开学校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从道具、服装，还有洗印干起。后来自己写了个剧本，1993年，拍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身不由己》。1994年以后，我开始做电视剧。

从那时一直走到今天，我几乎没有一部电视剧赔钱。这点就是活着的本事，剧本再烂，我都能给出标准质量。这个剧，只要我接了，我总能找到那个让观众买账的切口。2008年，我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医者仁心》，让我第一次拿了飞天一等奖。拿奖的第二年，《国民英雄》又让我拿了一个飞天一等奖。

《医者仁心》剧照

这些年，我拍过古装，我拍过喜剧，我拍过青春片，我拍过惊悚戏，我拍过律师剧，我拍过医疗剧，没有一个类型是一样的。导演在我脑子里面，渐渐变得不再有那么大的光环了，它是我的手艺，我是个手艺人。

很多人认识我是在电视剧《破冰行动》。它是我拍的第一部网剧，实际上在《破冰行动》之前，我是打算退休的。

准确地说，尤其是2015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影视的评价体系在崩塌，变得混乱，人人都可以当导演。我骨子里是悲观主义者，我并不认为这个行业处在特别好的状态。网络鱼龙混杂，这个混乱让我无所适从。

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下，我和片方谈崩的时候太多了。《破冰行动》制片方第一次跟我面对面的时候，说导演，我们要网感，我说，网感真不懂，性感我懂。

我以前那套老手艺不用改变，但还是要学习。当年拍《医者仁心》之前，我把医疗题材的好剧几乎都看了一遍，然后设定一个标准。拍《破冰行动》之前也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去看大量的优秀剧集、去学习。国外的一些警匪戏，对体制的思考，或者对于人性的思考是更深入的。将人放到一个极致的戏剧状态之下，迸发出人的力量，人性的挣扎和拧巴就会浮现。

从一开始拍，我就没认为《破冰行动》仅仅是一个涉毒罪案剧，我想讲宿命的问题，你的命运自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已经定下了，只是你想改变它吗，怎么让自己脱层皮。这是宿命感。它是有信仰的力量的。最后，它能够破圈，成为爆款也是因为这个。

从类型片的角度来看，《破冰行动》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但它的遗憾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做得更加类型化。

工业化流程的第一步就是类型化，把片子归类归清楚。我跟你说实话，90%，我们的作品拿出来，归类归不清楚。现在要看律政戏，有多少律师在那儿谈恋爱。

《破冰行动》是警匪剧，这个类型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比例要更加精准。一个类型片警匪戏里面，动作戏应该占到多少？25%到30%。如果低于这个数字肯定不过瘾，但也不能超过1/3，不然就成了动作片。

还有，警匪戏里的情感到底应该是多大分寸？爱情线必须得有，但它必须要高级。爱情必须进入主要侦破的事件本身，男女主角裹挟进事件里，如果不是，那撒糖是撒面上的，是撒不明白的，它破坏了这部类型片，这也是《破冰行动》让我反省的一件事。

作为导演，需要做的另一件事是——不管演员是年轻还是年老，把他们的能力拉在一个水平线上。包括电视剧《冰雨火》开机时我就说，绝不允许年轻演员在这部戏里面只负责颜值和流量，而年长的演员负责质量。

在技术层面的基础上，工业化的第三层标准就是情感的触碰，以及，主题还要有升华——观众在感动之余，影视剧对他的人生有没有引领。

这些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功课做得再深入一点点，自我检讨一点点，关键是你做不做这个功课，愿不愿意去分析这个事情。

尽管《破冰行动》有很多遗憾，但拍完以后，我发现，千辛万苦坚守到现在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还是被认可的，我对工业化的要求、对类型片的理解是对的，是有市场的。我赢得了很多同行的信任，我就要更加珍惜这个信任，你没输，标准还是这样的——这个市场，也突然让我觉得我有价值了。

《破冰行动》剧照

现实主义与主旋律

现在，别人如果说我是一个类型片导演，我觉得会是无比荣光的褒奖。我没有理由跟所有人说，你看看吧，我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我总觉得那个很虚妄。导演这个行业，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工作，是当你终要离去的时候，看所有的作品，它们会在一个水准线上。在某一个类型做得非常有成就，或者有口碑，当一个匠人已经很棒了。

回到《理想照耀中国》，我的手艺、技术，就是让大家对这样的正能量、充满主流价值观的作品，开始有全新的理解了，尤其是年轻人，大家的口味在变化，开始接受这样的作品了。曾经有十几年，我们玩的不是这个，是穿越，是无脑，是甜宠，像那种工业糖精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当大家浮华洗尽，走到今天，所谓的回归就是，孩子们真正感动的是什么。没有思想内涵，悬浮感更强，就是年轻人爱接受的吗？面对年轻观众，其实方法是没有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情动人，拍的是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啊。

《理想照耀中国》之《第五十五封信》剧照

其实，在此前的一些创作中，我们把主旋律概念化了，甚至妖魔化了，把主旋律高高地放到了一个天花板的位置。对我来说，我理解的主旋律是表达这个民族、这群人、14亿人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对生活美好的愿望，以及我们的理想，当你开始表达这个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主旋律。于是，你的所有生活细节的枝微末节，包括对于历史、对于今天的印照，都会在作品中有着润物细无声一样的表达。

事实也证明，主旋律在过去这一年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我们应该深入去研究现有的优秀主旋律作品到底为什么打动观众？

比如快递小哥最后拿了中国诗词大赛冠军的故事，这个选题一开始是被我拿掉的，我说这个没法拍，但韩可一导演对我说，你不觉得这个诗歌的美是一种传承吗？当下生活中所有的艰难，可以通过诗歌的美来疗伤。我瞬间被他打动了。我说你准备用什么手法，怎么架构你的故事呢？他提出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拍。韩可一最后找了快递小哥真人拍的，他让他跟李白在对话，跟李白吟诗，多有趣啊。

《理想照耀中国》每天播一集，播两个月，大家每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静静地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笑或感动，想了解他们，我觉得美感应该是这样产生的。

《理想照耀中国》有一集，叫《一家人》，讲排雷战士杜富国和抗疫者杜富佳兄妹的故事。播出以后，他们传给我一张照片。照片里，杜富国在听我们的电视剧。他在一次扫雷排爆的时候，为了保护战友失去了双眼和双手。那张照片中，一个ipad搁在桌上，他就在听。他的妹妹杜富佳给演员李一桐发了微信，表达感谢。还有一天晚上，《叛逆者》那一集的原型何敬平的亲生侄女，写信给编剧，说能不能送我一套碟，我要珍藏。多么动人，这就是这部剧的意义。

《第五十五封信》里的陈毅安将军的孙子，是个火箭军的少将。那一集播出后，他写了一封长信，代表他的爷爷和家人，说感谢你们把中华民族的美和守护传承了下来。《磊磊的勋章》播完了之后，整个的青岛柔道队多么开心，我们有价值了，陪练很伟大。

《理想照耀中国》之《磊磊的勋章》剧照

拍《理想照耀中国》，有一个场景我记得很深。其中一集叫《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讲述了在西藏玉麦的一家人，守护祖国国土的故事。那一集的拍摄地就在西藏玉麦乡。它是中国最大的乡，3000平方公里，麦克马洪线穿越当中。这是我们的领土，紧邻着印度。

2月初，我前往玉麦。路很不好走，得从横店坐飞机到拉萨，接下来还要开车走14小时，横穿喜马拉雅山，抵达南坡。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吹到这里，那个地方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西藏，是一片雨林。

我之前问过分集导演，你为什么非要选到这里取景？但是当车开过去的时候，我一看，突然就明白了。一片山坡上有八个大字，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一根中国国旗立在那里，一家三口人在那里守了33年。到今天为止，这个乡从3个人变成40多户人家、247口人，还通了路。

条件依旧很艰难。5100米的海拔，没有梯子，剧组拍摄的时候只有一根绳子，每个人跟蚂蚱似的，把拍摄设备一个一个通过手传递下去，然后是递暖瓶、递方便面。

所有剧组人员分住在老乡的家里，我们和藏民的生活习俗完全不一样，没有吃的，满屋子都是方便面，蔬菜很昂贵。唯一一家汉餐饭馆，是一对四川夫妻开的。那天我跟总制片人王柯说，今天晚上小年夜，请大家吃顿饭，吃吃饺子吧。那个汉餐馆摆两张圆桌，老板又把卧室床拆了，又架了两张桌子，贴着灶台，所有人就得这么挤着。我们站起来敬酒，一桌桌敬过去。那一天，王柯是哽咽的，我是哽咽的。

我们在拍着理想，同时被理想照耀着。现实主义是在血脉中的。

在今年所有的建党100周年主题片中，《理想照耀中国》可能是奇葩异朵，它不宏大，它只是一朵小浪花，但是，这朵浪花却有着很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