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71种外来入侵生物中，身型渺小的红火蚁，几乎是发生面积最广、危害程度最重的动物。它们几乎占领了整个南中国。而农民、建筑工人、绿化工人，这些像勤劳的蚂蚁一样、日夜在野外劳作的人，是红火蚁最常见的受害者。

文｜汤禹成

编辑｜姚璐

图｜汤禹成（除署名外）

红火蚁袭来

几分钟前，这还是个看上去稀松平常的土丘，四周长着杂草。欧科让同伴用锄头铲开土堆，红色的蚂蚁突然奔涌了出来。这是5月的一个中午，在广东省吴川市竹城村，这不是什么特殊场景。

白色杀虫粉剂把逃窜的红蚁染上一身白，有那么一只漏网之鱼，悄悄爬到了欧科的脚上。欧科明显有点慌乱，他用力跺了跺脚，但为时已晚，脚背上已经出血，并感到一阵灼烧般的疼痛。如果放在显微镜下观看这一幕，这只蚂蚁正用上颚有力地咬住欧科脚背，腹部尾针蜇入皮肤，注射毒液。

这是会咬人的红火蚁。不出意外，到了晚上，欧科的脚背会起水泡，然后形成脓包，他要忍受多日瘙痒、肿痛，数天后，脓包退去，假如运气不好，还会留下疤痕。一部分人对红火蚁的毒液过敏，被咬后，甚至可能发烧、发冷，全身过敏、休克，乃至死亡。

上世纪末的一个傍晚，还在读小学的欧科，牵着牛走到村子南边的香蕉地。一棵香蕉树下隆起的土丘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找了根棍子，轻轻划过土丘，好多从未见过的红蚂蚁涌了出来。回家后，他和大人说起这些，但没人放在心上——蚂蚁实在太普遍了。之后的几年，陆续有村民发现自己被蚂蚁咬伤。直到2004年的秋天，经过专家鉴定，政府才证实，这些渺小的蚂蚁，是来自南美洲的入侵生物红火蚁。

和大部分外来入侵物种一样，这些蚂蚁在它们的家乡——热情肆意的南美平原上，只是众多物种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同样渺小的蚤蝇就能够捕食它、制衡它。但在中国，红火蚁缺少天敌。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吕利华说，在71种外来入侵生物中，身型渺小的红火蚁，几乎是发生面积最广、危害程度最重的动物了。

在中国，外来生物很多，有660 多种，但已经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的，目前有 71 种。它们之中，有的只是凭借一阵风，就把花粉撒到其他地区；有的则躲进船舶的压载水中，飘过茫茫大海。臭名昭著的水葫芦，源于有意引入，它最初被引入中国，是为了净化水质，但此后，它的蔓延失去了控制，侵占农田，堵塞河道。

还有些，则像红火蚁，它们在人类活动中被无意引入。一个被中国研究者普遍接受的推论是，以废品回收产业闻名的吴川，从那些远渡重洋的洋垃圾中获得了红火蚁。这是世界贸易的衍生品，如同一个冥冥之中已经注定的警醒：获得和失去同时存在，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背面，我们也在承受自然给付的代价。

努力生长的红火蚁几乎占领了整个南中国。2005 年后，红火蚁的入侵范围，大约以每年 26 个县区的速度扩大，到 2016 年 12 月，蔓延到了 281 个县区。今年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红火蚁已踏足大陆的 12 个省份，448 个县（市、区），足迹所至，最北已逼近秦岭。甚至，在新疆这个秦岭以北的地方，一位红火蚁研究者也在温暖的大棚里见到了它的踪迹。

红火蚁越来越猖獗了。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主任陆永跃说。光去年一年，他就搜集到了 50 多起被咬后需要住院治疗的例子，而在 2013-2015 年，这样的案例加起来只有 50 例。

当一个强大的、陌生的，失去了对手的外来生物入侵我们的国度，普通人在遭遇什么？根据国外研究，被红火蚁叮咬后的死亡率约为一万六千分之一，严重病例的比例则不到1%。但专家介绍完这些数字，总不忘提醒一句：这种概率，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百分之一百。

2010年，珠海一家路灯所的工人廖先生，在拆除路灯时，有蚂蚁不时爬到他的手脚上，他起初不以为意，可没过十分钟，先是脸部肿了起来、接着是头晕，心跳加速，最后，眩晕倒地。朱大姐是福州的一位环卫工人，2018年，她在福州大学附近的一个垃圾桶清理垃圾，簸箕取出时被卡住了，她伸手助力，围在桶边觅食的蚂蚁顺势爬上她的手腕，她感到瘙痒，随后，隆起的包块连成一片红肿，她陷入了昏迷。最早的一例死亡，则出现在2006年春天。那是东莞一个镇子上的绿化女工，她在绿化带工作时，几天内连着两次被咬，数次抢救后，还是不幸离世。她的名字已不得而知，只是以朱某，46岁的身份，留在了广东疾控系统的一篇研究论文中。

红火蚁 图源视觉中国

被忽略的，被围困的

世界贸易让红火蚁侵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则加速了它们在国内的迁徙。城市四处立起新的楼盘、公路、铁路，以及大型工程，草皮、苗木、花卉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这些植被本应经过严格检疫，但无奈的现实是，基层检疫的疏漏时有发生。在陆永跃的观察中，一个县专事检疫的人员往往捉襟见肘，一人可能要管十种检疫有害生物，而且还有诸多繁琐事务。并不引人注目的红火蚁，就夹藏在这些苗木里，跟车去往各地。对蚂蚁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是生命扩张的绝佳缝隙。

跟着货车到达新的地区后，红火蚁继续向周边蔓延。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农村会成为受害更严重的地方。道理很简单，相较于农村，城市防控条件更完善——防控水平常常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而且，城市的植被、土壤、荒地也不如农村多。陆永跃说，一个客观现实是，红火蚁在国内的蔓延是城镇化的副产品，但农民承受了更多代价。庄稼人每天下地干活，有更多机会、更大概率，接触到田埂里无处不在的红火蚁。

5月10日，我和广东省农科院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一起，来到广东省河源市船塘镇的一个村庄。这里四处插满红色的小旗。博士再三提醒我，千万别踩到这些旗子——今年过完年，老师吕利华带他们到此调研，仅在这个叫石塘的村民小组，就插下了1600多面旗子，每面旗代表一个蚁丘。两三步就能遇上一个。

红火蚁的巢穴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就和水稻、花生、玉米打交道。5 月的花生地，杂草正在疯长，我们见到了正在拔草的张伯。张伯黑瘦，汗水径直流进略微凹陷的眼眶，他不断用手背去蹭眼里的汗。恼人的是，他用手去拔草，红火蚁就从土里沿着细长的草，直接爬到手上。有些村民害怕被虫咬，草拔得少了，花生产量也会受到影响，张伯种着七八分地的花生，产量将近减少了一半。

张伯不是过敏体质，所以还没出现过严重的休克、晕厥。但一种更经久的痛苦，每天都在折磨着他，瘙痒、肿痛，旧的脓包还没退去，新水泡又长了起来。刚被咬的夜晚是最难熬的，入睡前百无聊赖，注意力都集中到伤口这儿了，睡不着。在我们谈话的半个多小时里，他始终在用手抓挠着大腿、小腿的红肿处，他的指甲没有及时修剪，划过皮肤的沙沙声连绵不绝。

抓挠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皮肤上残留着水泡被抓破后的黑色疤痕，还有些是浅浅的白印。抓挠之处起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红印。他的双腿简直就是有关红火蚁的一手史料。尽管科普文章从17 年前就开始呼吁，被咬的人不应该抓破脓包——这可能会加剧毒汁蔓延，也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但是，张伯不识字，根本读不到这些文章。我见到的村民，几乎没一个人能忍住不去挠的。

随后，一些农妇走了过来。她们个个都心神不宁，火急火燎地拉我去看她们家门口的蚁巢，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其中一位曾姨说，她家住在村的东头，顶着大太阳过来，就是为了向我们讨药。曾姨很怕虫子，每次下地，她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七八瓶杀虫粉剂。看到路上有蚂蚁，就往下撒点，然后以最快的步子走过去。一年到头，曾姨要花不少钱买杀虫剂，25 元买一捆，一捆十几瓶，一年花上好几百。而张伯代表了另一种更消极的态度，反正不撒药被咬，撒药也被咬，为什么花钱去买药呢？张伯说，自己儿子在深圳做电工，工资不高物价高，没什么节余能寄回家。

农村日子的每一刻，都存在被红火蚁叮咬的可能。船塘镇卫生院的内科主任许医生，遇到过许多被咬的农民。他说，有人在摘果子时被咬，有人在埋头除草时，有些人在种地，还有些人可能甚至没在劳作，只是从自家去邻居家串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低头一看，发现有只蚂蚁偷偷爬到了脚上。在他的观察里，农民，建筑工人，绿化工人，这些像勤劳的蚂蚁一样、日夜在野外劳作的人，是他更常碰上的患者。

一周后，我穿越大半个广东省，来到红火蚁最先被发现的吴川竹城村。几位村民坐在一棵榕树下纳凉。他们正在谈论眼前的这片花生地。运气好时，每亩能收 400 斤花生，每斤能卖上 10 块钱。这些花生会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到春天，这块长出稻谷和花生的应许之地会经历一场噩梦：惊蛰后万物复苏，红火蚁的食物——各种各样的虫子，也都陆续回到这个世界。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红火蚁的工蚁也变得活跃，外出觅食；有翅雄蚁和有翅雌蚁慢慢形成，一些落雨后的时刻，它们会从工蚁提前挖好的洞孔一飞冲天，进行婚配。那是一只雄蚁一生最灿烂的时候，它在交配后死去，雌蚁则落回地面，翅膀脱落，成为蚁后，等待筑巢。一大批新的巢穴将要雨后春笋一般长出来。红火蚁将和那些讨厌的老鼠一起，在花生成熟之前，最后一次和村民抢夺财富。

村民纷繁的抱怨书写了一张相对完整的红火蚁罪状：它们不仅咬人，还偷吃水果，搬运种子，降低出苗率，吃光大豆根部的根瘤菌，降低大豆产量，扒掉树苗的皮，伤害那些尚未长大的鸡鸭。这些指控并不夸张——2013 年的一个雨天，专家陆永跃被请到湖南考察，经过一片玉米地时，一旁的人说，这片玉米地没人收。陆永跃好奇地走了进去。他剥开玉米穗，看到玉米粒几乎全被聚集其中的红火蚁咬烂了。田里的玉米棒子烂了一半，这片地完全没了经济价值。

村民是一点一点被逼退的。

常常是被咬怕了，先放弃了几分地，撂了荒。没有人类干扰后，红火蚁迅速繁衍、扩散，又跑到了仍在耕种的其他地块，村民只好又放弃几分。杂草逐渐漫过腰身，覆盖一块又一块田野，再也没人敢去了。最后，只留下离家最近的那几分地用以耕种。离家更近，意味着便于打理，费更少的力气。欧科说，如今的竹城村，大概有了两三百亩荒地。

我们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零星的呼喊。在 2015 年的天涯论坛上，一位揭阳人说，那两年，他们村子几乎到处都有红火蚁。农民下地劳作，如果没有防护，就一定会被咬伤。那段时间，村子的很多家庭都有劳力去诊所打针，而且，越强壮的人总是被咬得越厉害。最开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手脚会无缘无故地发痒、肿胀，甚至以为是流年不利，但后来才知道元凶竟是那些小小的蚂蚁。不知道我们惠来县的田园是不是已经沦陷？这刻谁来帮帮忙啊？庄稼人时刻离不开土地。在文末，这位网友无奈地说。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吕利华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个暑假回到农村老家的大学生，被红火蚁咬得严重，找到他的联系方式，火急火燎来求助。吕利华很无奈，他只能和这位大学生谈谈如何防治、如何躲避、被咬后如何应对，作为专家，他管不了杀虫药的生产、分发，防控的执行与落实。他今年来到河源，也只是因为恰巧当地的一个人大代表反映了这个问题。更多的村落、农民，很少有渠道找到这些帮助，也很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大约在四五年前，吕利华去参加一个会。领导和他说，某地农业局长说自己被红火蚁咬了。吕利华直接回怼了一句，活该！领导一愣，吕又接着解释自己的用意，他被咬了可以和我们说，农民被咬了，找谁说去？

被红火蚁叮咬后

渺小者的对抗

在持续经年的人蚁之战中，无奈的农民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欧科曾和村民一起，把汽油浇到蚁巢，点燃一把火。大火过后，巢顶变黑了，蜂窝结构的蚁室被烧成了红色固体。表面上，蚂蚁消失了。但是，当欧科再用棍子往蚁巢深处捣一捣，又有很多蚂蚁爬了出来。他们还试过用热水烫，用农药灌巢，这两种方法有同样的要求，直到热水或药剂从蚁巢中满溢出来了，才能确保它们流进了土丘里的每个缝隙，触达了每只蚂蚁。

后来，他们又往水里掺洗衣粉，红火蚁在水中时，身体周边会产生气泡，以供其呼吸，这时，在水里加上一小勺洗衣粉，能阻碍这种疏水性。但也无法根除。还有专家们最提倡的杀虫粉剂。起初，欧科总喜欢把粉剂直接倒在土丘上。专家们好几次来介绍，他才知道，要先用铲子像炒菜一样把蚁巢炒开，蚂蚁成群结队爬出来了，才可以开始倒粉，从而触杀它们。

可是，这些方法都无法阻挡红火蚁的脚步。蚁巢是座通路复杂的迷宫，不计其数的通道连接着蚁室，也同时向外发散，交通网络中每隔 30 厘米，会有一个出口。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土丘，往往只是整个蚁巢的 1/2。当大火来了，洪水来了，洗衣粉来了，毒粉剂来了，小蚂蚁们就沿着通路快速往下爬，躲到更深处，或者，直接从出口逃逸。更重要的是，蚁后，这个蚁巢中的绝对统治者，往往藏在蚁巢最深处。一个蚁巢通常藏着很多蚁后，而有数据显示，光一个蚁后，每天就能产 1500-5000 个卵。一旦一次没能将蚁后赶尽杀绝，它们就会搬家、迁巢，给村民带来更大的困扰。

南方的水稻一年两季，随着农民插秧、灌溉与收割，稻田水位四季涨落，红火蚁也会在复杂的田野中不断迁移：它们穿越泥泞不堪的田埂，翻过横亘在路上的碎石，绕过农民的脚，甚至，漂过浮着枯枝败叶的水渠，躲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与灌溉。在老家亚马逊雨林，它们早就锻炼了一身应对洪水的本领。每当周期性洪水来临，成千上万的红火蚁会将身体紧紧相连，形成一张强韧且致密的网。这张救生筏护送他们飘过水域，去往安全之处。漂筏形成后，一部分蚂蚁会在底下支撑着整个群体，尽管位置可以轮换，但在漫长的漂流中，总有一部分蚂蚁会因为长时间接触不到空气被淹死，总有蚂蚁为蚁群献身。——当然，如果不必要碰水，只要对岸有根枝蔓轻轻搭在水渠一侧的内壁，它们也能将其紧紧挽住，当作漫长迁移之旅的通路。

蚂蚁渡河 吕利华团队供图

在入侵物种身上，你很难忽视那种强烈的生命欲望。它们对巢穴的要求不高，最重要的是阳光好，为了防水，地势高点也好。红火蚁不喜欢蓊郁的森林，最爱去的反倒是那些浮皮潦草的树头、草皮、荒地。在那里，可以只管无尽地繁衍。杂草高的地方蚁巢也多，人迹罕至，没人破坏家园。谁都想找个安稳长久的巢穴，没人想频繁搬家，蚂蚁也一样。清明过后，连故去之人的坟头都跑了上去。那里一般地势高，阳光足，还有松软的土壤。也有些专家都无法解释的事——一位专家有次在云浮调研，经过一片竹林，看到竹竿上有些小虫子在涌动，他以为是小蠹虫。走近了，用手拍拍竹竿，密密麻麻的红火蚁从缝隙里钻出。原来，它们已经在里面筑起了巢，甚至，没有土也能长。

人类当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观察、研究，挑选发动战争的时机——婚飞后、产卵前的那段短暂时间，蚁后最脆弱的时候。那时的蚁后，刚在天空中结束婚配，翅膀脱落，在地面上落单，落单的蚁后甚至可能被本地的蚂蚁、甲虫、蜘蛛吃掉。因此，有更多红火蚁繁殖的春季，是人们消灭它们的最佳时机——只要消灭那些等待产卵的落单蚁后，就能阻止一大批红火蚁即将诞生。春日雨霁天晴，蚁巢形状更加明显，杂草尚不繁盛，人们能轻松找到目标。

蚁后（左）、工蚁 吕利华团队供图

作为一种社会性昆虫，红火蚁团结协作的优点，也被加以利用。饵剂，是目前专家最为推广的武器之一，这是一种带有毒性的诱饵，看上去，就是些淡黄色的面包碎屑，农民将饵剂洒在蚁丘四周，它们的香味会吸引红火蚁前来。当工蚁兴冲冲地带食物回家，红火蚁总会在巢内进行食物交换，一整个蚁巢的蚂蚁都可能会被毒死。

在人类的穷追猛打面前，蚂蚁唯一能感到庆幸的是，人类世界是如此复杂。田间生活的农民是红火蚁的头号敌人，却也是人类中脆弱而应对能力有限的一环。陆永跃有多年下村推广灭蚁技术的经验。每次村民们看上去都掌握了，但下次再来，发现他们的方法百分之八九十依然错误。比如饵剂的使用，饵剂一定要放在干地面，不然被水浸泡，会失去药效。可是农民们才不管嘞，依然不管干湿，随便撒、肆意撒。用量上，他们也毫不讲究。陆永跃曾见过一个村民，直接往一个蚁巢上撒了 500 克药——这些药原本足以消灭二三十个蚁巢，但是，我怕它们不死呀。

每家每户分到的农药都很有限。如果不讲科学、大量浪费，那些有限的农药——可以理解为是一场战争中的弹药，远不足以应对红火蚁那样旺盛的生命欲望。每次下乡回来，陆永跃总感到溃败：做那么多推广，好像一点用也没有。他甚至生气、愤怒，觉得农民固执己见。但每一次，又都是那点珍贵的同理心，让他平静下来。他说，单纯怪农民不聪明是没道理的，他们被困在这片土地，接受的信息有限，而这背后铺陈着更顽固的城乡问题。他们当然也想防好红火蚁，陆永跃说。

他确实见过一些被蚂蚁逼退的可怜人。一位村民曾被红火蚁连续叮咬 3 年，不堪其扰后，放弃了耕地，搬到附近镇上。但之后的每一年，一到固定时间，他都会起上几次全身性皮炎，留下一身黑疤。陆永跃帮他请教过医生，医生说，被红火蚁叮咬次数多了，患者的身体可能产生记忆，形成了常发性皮炎，这种炎症将伴随他的一生。还有一次，他去一户农户家走访，农民抱怨说家里灯全灭了，每天到了晚上都得点蜡烛，打开电箱一看，发现一窝红火蚁在里面，整个电箱冒火烧糊。很快，他们搬到了城里的儿子家，离开固守了几十年的土地。

不过，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蚂蚁面对的，是同样拥有生命欲望的人类。被困在农田上的人，岁月里往往充满意外与变数。张伯在的村子，2004 年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干旱，部分溪水断流，山塘干涸，那年秋天的寒露风，还影响了禾苗的抽穗，有些村民为了应对干旱，甚至早早收割，这意味着，他们将承受巨大的损失。3 年前，一场百年难见的冰雹袭击了这个村庄，冰雹持续了两分钟多，砸在花生地里，砸在稻田里，邻村一户人家连铁皮屋顶都被大风掀翻了。干旱、洪涝、冰雹、大风，还有那些慢性难缠或重大的疾病，包裹着这些农民的生活。红火蚁只是艰难生活里的小小一部分罢了。

因此，在陆永跃接触到的大多数案例里，村民不会完全放弃耕种，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事业，耕种面积或许被蚂蚁逼得越来越小，但少有人真正离开土地。

红火蚁杀虫粉剂

没有终局

今年春天，一场更全面的战争开始了。农业农村部、住建部等九部委，在广州启动了全国红火蚁联合防控行动。不久后，广东省农业厅网站公布，一笔 4000 万的专项资金将用于红火蚁防控。而在此前的很多很多年，红火蚁一直沉默地扩张着。解决人蚁之间的冲突，需要所有部门的通力合作，农业、林业、海关、交通……陆永跃也认为，情况正在变得更乐观，《生物安全法》出台后，生物安全开始引发官方和公众的重视。

5 月 10 日，在三河村村委办公室，我见到了负责农业的村干部张国雄。他点燃一根烟，皱起眉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资金怎么搞？弄不了。治理红火蚁，要很多资金投入。他摆摆手，接着说，每次镇上发药就发几包，他只能发给那些田里蚂蚁最多的村民，其他人根本不够发。何况就算撒了药，好像也无济于事，蚂蚁药一撒、一喷，又生了，又长出来了，繁殖力太强了。更重要的是，防蚁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田里治好了，蚂蚁又从另一个田里冒出来了，自己村子治好了，邻村没治好的也跑过来了。

陆永跃四处考察，发现也有些做得好的地方。在浙江这个苗木出口大省，陆永跃去了好几个苗木产区，在这些产区的出入口，当地都设置了专门除害点，有专门人员每天对调运的货物进行灭除。这是很少见的防控力度。陆永跃去了三四个点，结果都是这样。深圳也做得不错，作为特区，它有更充裕的资金投入，采用社会化、专业化的防控方式，将区域包给做有害生物防治的公司，让公司负责调查、防治，如果能力做不到，就不要承担这份工作。市场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投放饵剂的标记 图源视觉中国

但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条件、有能力、有决心，像这两地一样去管理红火蚁。这需要系统、持续的投入，需要每一个层面的重视，需要复杂、精细的调配。陆永跃回头来看，在红火蚁萌芽时，消灭它或许还存在一丝可能，但发展到如今，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终局，也没有胜负的战争。

科学家心知肚明的事实是，如今的防控，更多只是为了压低红火蚁的发生程度与危害程度，避免它的局部爆发乃至全面爆发。但一个可见的结果是，陆永跃顿了顿，这个研究了 17 年红火蚁的人，此刻语气平淡得近乎悲壮，经年累月的蔓延后，我们只能和它共存，而且不仅是跟它共存，是可能（未来）跟所有国内所谓的检疫生物共存，最后让它们到它们想去的地方，让它们到它们能够忍受的、最边缘的地方。——那应该是些零下十几度的地方。生物学家曾以为，红火蚁在平均气温达到零下12摄氏度时无法繁殖。但他们错了，红火蚁能躲到地下深处的蚁穴中，就算气温降到零下18摄氏度，它们照样能够生存。

在战争开端，陆永跃和其他专家都认为， 如果投入充分、措施得力，红火蚁是可以彻底被消灭的。那时，陆永跃才 32 岁，正值壮年，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信心。但后来的故事证明，入侵生物远比想象的更复杂，防疫的实际效果和完美的设想也总有距离。一个更细微的变化在陆永跃心里发生：你了解得越多，会发现自己越无知。问题远比答案多。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是，人只是广阔天地的沧海一粟，不比谁高等多少。人的位置在自然界中就是一种生物。从物种的角度，你跟一种虫子、一种微生物，都是一样的。

纪录片《红火蚁：不可战胜的兵团》的最后，旁白提出了一个引人遐想的假设：红火蚁的故事与我们人类的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而且重视后代，人类非常聪明，而红火蚁却能创造看似不可能的奇迹。我们建造了城市，它们却创建了庞大的帝国。红火蚁始终战无不胜，有人说，如果人类在核战争中灭亡，那么统治地球的将会是蟑螂，现在看来，未来的世界或许属于红火蚁。

端午节快到了，那也是花生成熟的日子。摘完花生后，竹城村村民们通常会找来个筐子，在筐子口的中部绑上一根木棍，然后将花生蔓重重地、一次又一次地摔在棍子前缘，碎密的花生脱落，一颗颗掉进筐子。到那时，村子里会此起彼伏传来摔花生的声音，这是收获的声音。但在此之前，他们总要经历一场冒险，过去17年向来如此——在土里刨出花生，顺带着，还会刨出泥土里的红火蚁，红火蚁会沿着花生秧子爬上人身，狠狠咬下一口。

但想要捍卫自己土地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止。今年村里发药后，我在竹城村看到，他们拿起锄头，揣着药，三三两两，沿着一排排花生地旁的田埂，边走边看，不放过每一个异常的土丘。大多人都穿着雨鞋，鞋上抹了石灰粉，裤子紧紧塞进裤筒。天色明亮，白云压得很低很低，村民们越走越远，身影越缩越小，直到变成田地里一个个蓝的、红的、白的小点。

（应受访者要求，欧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