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家成，一位家住广州的普通男生，爱好摄影，今年29岁，主业是国企员工，副业是在街上或网上观察各种人。

2018年前后，他开始用「愤怒银行」的ID在微博上分享他的观察成果——他用相机拍下了很多普通人的普通瞬间——路过广告灯箱的人、等红灯的人、车站前开摩的的人、在夜里出没的人、坐在栏杆上看别人跳广场舞的人、在网络直播服装批发市场送货的人……

除了相机，越来越多的各种APP也成了他观察人和世界的「工具」，通过买房APP，他看到了很多其他城市的建筑和当地人的生活空间；通过网络支付，他看到了很多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昵称；通过街景APP，从小在苏北长大的看到了北方人居住的院落，看到了其他城市墙上的标语，还看到了一个陌生人家的全家福。

去年，闫家成在58同城上看到了很多人写下的求职经历和生活故事，他将这些截图整合在一起发上微博，超过4万人转发，获得了23万多个点赞——互联网的时代，他就像一个「业余人类观察家」，通过影像的、科技的手段，触达那些每个人生活中时常被忽视、或被视为习以为常的缝隙。

这些观察被闫家成比喻为「就像金子一般珍贵」。因为，它让他及看到这些观察的每一个人，发现了在个体生活之外的、无限远的世界，也因此看见和记录了很多被忽视、被遗忘的人。

2021年3月底的广州，《人物》作者和闫家成一起在路上闲逛了好几个小时，看到了很多平日里很难关注的人，也聊了聊他近三年来的观察，以及这种观察为何如此珍贵。以下，是闫家成的讲述——

文｜汤禹成

编辑｜金石

图｜受访者供图

「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络昵称」

这个想法源于一次乘车经历。快下出租时，司机转身让我扫码，那是一位满脸胡茬的中年大叔。但扫码后，手机页面上显示他的网名是「星星」，还缀连着两个星星的符号。那一瞬间，我觉得对比强烈，有种反差萌，表面一脸沧桑的司机师傅却有一个如此少女的昵称。

昵称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姓名是父母取的，但昵称却是自己给自己取的，代表着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表达TA的性格、理想，还有对生活的期望。于是，我琢磨着，能不能收集这样一组司机的照片和昵称的截图呢？

之后一段时间，我坐出租车都会格外留意这些司机的昵称，还让我女朋友帮我一起收集。有位司机很霸气，为了提醒乘车的人在下车前支付，他的昵称就叫「付钱下车」。还有一位司机叫「喵喵」，我猜，这可能是他妻子或女儿的支付码。还有一些司机，好像在用昵称来表达自己的困惑，他们会取「我是谁」「灵魂被谁操控」这样的名字。我女朋友扫到过一个女司机，昵称叫「终极美女」，多有个性。

还有一个司机的名字是「安装销售智能门指纹锁」，后面附上自己电话，做了一次又一次免费推广，而乘客是天然的流量。来来往往的广州人里，谁还没个需求安装智能门指纹锁的呢？

最后，我挑了9张照片发在微博上，取名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络昵称」。微博发出后，很多人转载、留言和点赞，火了。这是我没预料到的结果。

在那些评论中，很多网友都写下了他们自己的关于昵称的故事：一位网友家楼下，一个叫「真理万岁」的老板经营着一家兰州拉面馆；有人在天津坐出租，遇到了「天津车神」；还有一名司机，明目张胆地称自己「大众老公」；一个女生半夜喝完酒打出租回家，付款完微信显示收款户名字叫「后会无期」，上楼就哭了……

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最近每天打车去驾校，听『仙人掌』『金玉满堂』『成熟男人』『舒心』『会飞的鱼』聊香港、聊俾斯麦、聊妻子儿女、聊最近涨价涨得多的蔬菜种类和永远修不好的路。不断感慨，大家都鲜活、透亮、可爱。」

这是一个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如此纤细。即便是出租车司机——城市中，我们能在一个私密空间里相处较长时间的陌生人大概就是出租车或网约车司机了，但在车上时，我也通常只是沉默看着窗外，下车后，可能不会再见。但网络昵称成了我们了解彼此的最小缝隙。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会有自己的个性。但那些支撑我们生活、维系城市运转的人，很多似乎都没有名字。小区里那位经常帮我回收纸袋的阿姨、那些给我送外卖的骑手，疫情期间在擦栏杆的环卫工人，我似乎从没机会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的形象已经慢慢模糊，有时候，记住名字，也是对抗遗忘。

而记录昵称就是收集起这些经常遇见，但又不起眼的珍贵碎片。一些网友记录生活的愿望好像也被我唤醒了，他们留言说「好有意思呀，我也要记录」，还有一些生活里的朋友，他们后来也会在朋友圈分享这些交易后的有趣截图了。这些时刻，我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做的事好像让别人更「留心」和「看见」他人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络昵称」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街景里的中国人」

2020年4月，我偶然下载了「街景」APP。原本，我以为这上面只会有谷歌官方在城市街道中拍摄的图片，后来意外地发现，地图上还有一个个圆点，这些圆点意味着，此处有用户自己上传的三维图景。

我先点开了西北地区的一个圆点——我从小在东部沿海长大，大学到了岭南，西北是片完全陌生的土地。点开圆点后，我看到一户人家，看到砖砌的平房，悬挂在墙上的巨大全家福，一家四口的脸，拍照时应该是个冬天，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袄。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然后，我又点开了江南的一个圆点，看到一个在田间地头休息的老汉，他坐在一棵柳树的阴翳下，对着眼前还没有平整完毕的泥土，身边是一个耙子，一个水杯。

我还看到了2010年前后的一场婚礼，主人家用桃红色的纱布，扎成了爱心形的拱门，装点着农村朴素的砖瓦房，红砖上贴着两个「喜」字。还有一所乡村学校的白墙上，写着「改校兴国」的标语。还有一张图是2014 年的秋天，三五农民刚刚剥完玉米，剥完壳的玉米金灿灿的，玉米壳堆了满满一地，车上也堆满了，一个大叔就这样站在车上，站在玉米壳里，身后是西北壮阔的蓝天，墙外的绿树茂密而蓬松，枝桠东横西斜，向外舒展，那是风吹过的痕迹。

还有一次，我点开徐州的一个圆点，看到在一条乡镇的街道上，贴着一条横幅。拉近一看，上面写着「xx告诉你一声，xx爹不多，就是姐妹多，欺负我姐妹，我们收拾你——姐妹团宣」，看上去，是当地的一位女性被丈夫欺负了，其他姐妹来帮忙。我看了之后特别感动——在一个这样普普通通的乡村，竟然有这么个人化的表达。你想，即便我去徐州旅游，也不会去到这些犄角旮旯，不会看到这些独特的生活细节。这些记录，都将是我们珍贵的影像记忆。

不知不觉，我翻了一个晚上，翻到了凌晨三四点。我感到震撼，似乎每点开一个圆点，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忽然意识到，互联网上不同的APP、网站，就像我们认识世界的不同「工具」，我用谷歌街景看远方的人，用买房APP看远方的建筑，虽然我们的生活时常被局限在千篇一律的大城市、工作的格子间，但我们的视角可以借由这些工具抵达无限远。

我把这些照片都保存进了一个叫「谷歌里的中国人」的文档里。这些照片的珍贵之处在于，其中的影像大多都不是「摆拍」，而是上传者在日常生活某一瞬间的抓拍，那种生活状态是真实、生动、不设防的。

我甚至还想着有一天，如果我的作品足够好了，就要把它们都贴到一个废弃工厂的墙上，那是个像宫殿一样的工厂，然后拍照传到「街景」上。未知的某一天里，世界某个角落的人，点开街景，就能看到我的作品了。

「谷歌街景里的中国人」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每个人都是摄影师」

有时，支撑我去观察、创作的，可能就是最初觉得这个景象好玩、有趣。

去年，我去重庆旅游时去了李子坝，那里的轻轨穿楼而过，成为当地著名景观。但更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些簇拥在一起拍摄轻轨的人。轻轨疾驰而过，人们的手机镜头会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移动，动作整齐划一，有些魔幻。

我在李子坝连拍了三天，想要拍到尽可能多的群体，游客，小学生，老年团，情侣。亮点在一些中老年人身上，他们已经自如地、新潮地利用角度，拍摄用手指去「捏」轻轨的照片，而且，这些有些岁数的人们，在拍照时是真的展现了生命活力的，他们扎着马步，或是半蹲在地上，甚至跪着，向上仰拍。一个蹲在地上仰拍的老大爷，手机壳还是Hello Kitty的。

我将这些照片拼成长图，呈现一幅群像——是无数正在拍照的人，取名「每个人都是摄影师」。有读者似乎从这幅群像中看到了某种荒诞，他在留言区留言，「重庆李子坝地铁站，每次坐地铁路过都跟看猴一样」。但其实这些为了图像而「疯狂」的人，自身也成了一种景观。

「每个人都是摄影师」左滑看完整图片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图像化的时代」。那些被拍摄的、成百上千的相似照片，将会发布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构成我们相似又繁复的记忆。Instagram每天有5亿活跃用户，用户每天上传的图片有9500万张，Facebook上每天有3.5亿张照片被上传，而在2016年，张小龙公布过一个更夸张的数据，微信朋友圈每天上传的图片有10亿张，这是一个接近全中国人口的数字。

这些拍摄李子坝的人中，当然会有很多真正快乐的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图像「爆炸」的时代，也有很多照片，是为了拍而拍的。它们缺乏生活的质感、发自内心的情绪，以及鲜活的个性——我联想到了广州的一些网红咖啡店，那里面没有一台咖啡机，没有一颗咖啡豆，也不真正营业，只是用于「拍照」，网红前来自拍，大家的表情、姿势千篇一律。有时，我也会去看一些展，现在一些美术馆的影像作品展，事实上已经沦为「自拍墙」。很多年轻的男孩女孩进去以后，一顿乱拍，然后就走了，也不欣赏作品。

从重庆回来后，我酝酿了一个想法：我想做一个作品，去反映这个图片有些「泛滥」的时代。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是，通过网络上繁多的陆家嘴图片，去拼出一个完整的陆家嘴。

我找到了一张陆家嘴的底图，熟记每栋楼的位置。然后，又在微博上根据陆家嘴的定位，收集陌生人在此处发过的照片，挑选比例合适、清晰的照片下载。我把那些收集来的图片，一张张地拼在底图上，比对大小，决定是否需要缩放，再思考保留哪块区域，裁掉哪块区域。

我用了整整两天，完成了这个作品，图片的题目是《每个人的陆家嘴和同一个陆家嘴》。这个作品里，我有明确想表达的——如今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好像都会照张照片出来，这些照片相似而乏味，似乎变成了一种「纪律」，但图片泛滥的时代，却缺少真正的欣赏。

这幅作品发出后，有读者觉得这种形式太贴合他对陆家嘴的感受了，「每次去那看堆挤在一起的建筑时，都觉得呼吸很累，夜景华丽得就像是P的，一丝不苟得令人恐惧」。也有读者会怀着欣喜说，「五彩斑斓的碎片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这些来自他人的迥异感受，也都是创作的乐趣，不是么？

「每个人的陆家嘴和同一个陆家嘴」左滑看完整图片

「海底捞的房顶」

我最近完成的一个作品是海底捞的房顶。

前不久，我和女朋友去吃海底捞。无意中，我一抬头，看到了头顶有一排摄像头，至少4个。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往后一看，后面一排也有很多摄像头。

我震惊了。以前，我在麦当劳这些餐厅，也会看到摄像头，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密集分布。一位服务员刚好站在身边，我就问她：「这个摄像头，是监视你们还是监视我们的？」服务员和我说，这是用来监视他们的，「看看每一个区域，我们的服务质量怎么样，客人想要喝水，是自己倒的还是我们倒的。」

我突然觉得很可怕，他们每时每刻的每一个行为细节，都奉献在这个工业体系里。更可怕的是，那位服务员面带微笑，语气平静，似乎已经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

在留意到那么多摄像头前，我觉得海底捞服务一直受人称赞，可能是因为激励政策好，或者是领导的管理风格好。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摄像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在他们的服务质量背后，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控制体系。

一个更令人后怕的细节是，知道了这点后，我和女朋友开始努力地挤出微笑。因为我们知道，上空可能有个人在盯着我们看，如果我们笑一下，是不是会对服务员的帮助大一点呢？我们本来并非被监控的对象，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也被「规范」了起来。

当时，我不好直接地拍摄房顶的摄像头，于是，我记下了房顶的元素，有烟雾报警器，排风口，摄像头，以及它们的位置排布。后来，我按照记忆的位置，收集素材拼贴出了一组还原当时屋顶的长图——无尽的房顶，无尽的摄像头。我为这张图取名为：「海底捞的房顶」。

「海底捞的房顶」左滑看完整图片

这让我联想到英国法理学家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福柯由此发展出「全景敞视主义」——环形的监狱中央，有一座高耸的塔楼，人们无法透过塔楼玻璃看到塔楼内部，但塔楼里的人可以看到每间房的囚犯，当囚犯不能确认塔楼里面是否有人时，他们就会害怕，从而成为自我的监视者，规范自身行为。

海底捞这个故事，或许就是「全景敞视主义」在现代生活的体现。遍布房顶的摄像头导致的结果是——服务员永远不知道摄像头背后是否有人紧盯着他，因此，他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持续不断地好好表现、卖力工作。互联网时代，科技的发展也会催生出一种更隐秘的形式，让人们心中形成敬畏感，然后去自我迎合，自我认同。而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持续、永久的状态。

事实上，已有人对此觉得习以为常。海底捞这个作品下的一条评论说，「这不是很正常吗？防止你自己倒水。」这种时候，我会哭笑不得——自己倒水是一件很困难的、需要用摄像头的监控来确保避免的事吗？

在城市中「游荡」的闫家成。

「失业笔记」

2020年6月的一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博主发了3张在58同城截的图。图里的人们谈论着自己的工作情况，好像在诉苦，又像是在求助。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会有人在社区上把自己这么心酸的一面发出来？我马上登进58同城的网站，没想到看到了无数条类似的消息。那些找工作的人像是在这个「树洞」里倾倒一些什么。

一个「干过工地，码头，装卸，出海，ktv，足浴主管，物流仓管，摆地摊，烧烤店，微商，内保……半生多姿多彩，往后不知道做什么了」的小伙子，看上去有些迷茫，发了帖子「求工作，求指点」。

有个湖北十堰的姑娘，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了一个火锅店的集体面试。她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学历和特长后，信心满满地回家，过了几天，却等来了一条「你好，你不适合我们家的岗位」的消息。

最打动我的，是一位母亲的独白。这位母亲记录下了自己和儿子的对话。「儿子，老妈找不到工作了，所有的招聘信息都年龄限制了，18-42岁，而我已经45岁了。」电话那头的儿子说，「那些人有眼不识金镶玉，老妈这么优秀的人，他们不识才。」这位求职不顺的母亲，写下的文字却是快乐的，因为「能得到儿子这样的赞美」。她配上一张笑靥如花的照片，戴着红色的发卡，像一个少女。

我当时就很想把这些故事传递出去。那种感受是，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但我好像始终没有一个途径看到那个世界，不会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怎么样，但通过这些具体的声音，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模样。

我从苏北考学到广州，读书，毕业，工作 5 年，进了国企，在广州拿着不错的月收入，我的身边大多都是和我相似的人，有时候，我会忘了，那些留在苏北的同学里，有很大一部分没上本科，拿着很微薄的收入在打工。这些帖子里细碎的抱怨、痛苦或微小的欣喜，就像金子一般珍贵，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像在天河区看到那些棚户房、孩子和田野一样。

去年一年，因为疫情，大家都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时刻，但在这些截图里，大家彼此共情与理解，互相取暖——那组图片在微博上被转发了42736次，获得了23万多个点赞。

我在评论里也听到了一些温暖的回音。一个妻子叙述了她丈夫的故事——留言前一日，她的丈夫去开庭，是一桩公租房欠款的案子，才3000块，一个和她丈夫同龄的男人，死活交不出。那个男人父母双亡，要养奶奶和曾奶奶，老婆跑了，有个小孩，人特老实，在法庭上，这个男人说自己「能一眼看到生命的尽头」，听到这些后，她丈夫自作主张给他免了租金，回家跟她说「反正能免就免，不能免我自己给他垫了」。这位妻子很庆幸，「我们还有善良的资格」。

一些媒体也报道了这一组图片，甚至58同城的官微也有了回应。它在官微上发布文章，《是失业笔记，也是努力生活的证据》，讲述了一些艰难却温暖的故事。

一个叫木木的女孩，在失业的第7天，成功地面试上一份工作，离家只有900米，找到工作的那个下午，她去湖边坐了会儿，「一眼望不到边，湖面层层涟漪，柔静而平和」。一个广西的网约车司机，会因为一天接了两个机场的单子，而兴奋地发帖感叹「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生活太苦了，一点点简单的快乐都足以温暖人心。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想表达的一部分——衣食无虞的人也要理解他人的艰辛，穷途末路的人们，也应该看到细小的光亮。每个人都应该善意、向上地活着呀。

「失业笔记」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孩子的疑问

这几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创作应该是2019年底，那组作品的名字叫「孩子们的便利贴」。

2019年的一天，我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支教。去的是广东肇庆一所山间的少数民族初中。

所谓的支教其实就是去给孩子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我记得分享前，公司的负责人反复叮嘱我们「不要说是来扶贫的」，因为要照顾小孩子们的自尊。

所以我们的心态都很轻松。下车时，看到那些学生，也都是顽皮小孩的形象。我当时想的是，无非就是简单地谈谈外面世界的好，帮助他们拓展视野，告诉他们认真读书，唤起他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想法。

进学校后，学校其实也很新，教室都配备了大大的触控显示器，除了还是旱厕外，其他基础设施都已接近城市的学校。但开始分享后，事情就变得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我有个同事说，她觉得自己被学生看穿了。因为，当她想在价值观上引导学生的时候，发现学生们早已经知道要怎么回答，比如当被问起「怎么改善自己的生活呢？」学生齐声回答——「读书」。声音拖得又整齐又绵长。

显然，我们不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学校的团队，校长也说，「经常有人来。」他的表情也是见怪不怪的，估计在想，我们无非也是来献所谓的爱心、就为发一条朋友圈的人。这些爱心的确让学校的硬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但孩子们的生活状态、眼界，其实改变得并不大。比如，当他们被问起去过大山以外什么地方的时候，全班只有一个学生举手，「我去过七星潭。」而其他学生连七星潭是哪里都不知道。

后面还有更刺痛我们的事。到了末尾的提问环节，我们让孩子把想问的问题写在便利贴上。当这些问题被收集上来之后，我们被重重地震到了。

有个小女孩在纸条上写，「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钱包那么小，哪也去不了，怎么办？」另一个孩子则在纸条上写着，「你们废话这么多，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为什么说自己的生活那么多？」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老师喜欢好学生，不喜欢学习不好的学生？」「为什么要成功？」「抑郁症怎么办？」「为什么梦想如此遥远，还要去追呢？」

当时，我们这些成年人慌作一团，在教室外的走廊窃窃私语，最后，我们在这一堆纸条里，选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回去回答他们，比如「英语要怎么学」，「数学要怎么学」。

我都没有再进去，只能站在教室外的阳台，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来支教前，我根本不了解他们，对他们的判断充满了预设。现实的山村生活远比我们这些人想象的复杂得多，孩子们的生活里既有扶贫后簇新的校舍，也有没有改变的留守的状态。他们被一遍又一遍地教导「要成功」「要读书」「要出去」，但那么遥远的梦想，他们如何去追呢？在这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变成了一句陈词滥调，孩子们的内心里其实郁结着更多无解的问题。

我觉得汗颜。这些很像大人才会问出，甚至我们这些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人都没想清楚的问题，却被他们这样直接地点出来了——这多少让我们这些来说教的前辈形象有些立不住脚，打破了我们自以为是的智识上的优越感。

我一张一张地拍下这些便利贴，还征求了同行人的同意，将它们都带回了家。我把这些便利贴发上了微博，有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们，我记得一位网友在转发的时候说，这让他想起了自己近十年的留守儿童经历，他说，「我们面对的是家庭教育和父母经验的真空，如果留在原地，你明白这会是怎样的一种世代循环，而读书/成功/奋斗，只是留守的神话，遥远缥缈的现代诺言。」

我也希望用这些小贴纸时刻提醒自己——在不了解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群人时，我们永远不要轻易地故作了解，甚至用说教者的姿态。

「孩子们的便利贴」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关于「观察」

如果要复盘我的每一次观察，我越来越觉得，观察不是一种「技术」上的能力，而是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好奇、同理、共情。

这其中，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记录了90年代中国城市生活中的很多细枝末节——一系列的椅子，画家村，那些在乡间穿着时髦的年轻人，他称自己是「拿着相机的都市人类学家」。我希望把自己想象成外来者，重新观察早已习惯的事物。外星人来地球估计也会拍一些人们打领带的照片回去，因为会觉得太奇怪了，「人类为什么在脖子上系绳子？」

疫情期间15分钟内从路口经过的外卖骑手 。

比如前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天下班回家，我发现小区对面公交站广告牌里的广告都被撤下了，只剩下一片白光，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灯箱，从公交站前经过的人，整个人的轮廓都会被这个灯箱照亮，每个人都变得非常鲜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第二天下班后就拿着相机在那块广告牌前拍了一晚上。

那天，我拍到了一个捧着花束微笑的老太太，一个大声打电话谈论工作的中年男人，好多夜跑者，一个坐在自行车后座给妈妈撑伞的孩子，几个清洁工……这都是2019年生活在广州的人，如果不是这个发现，我不会记录下他们。

「空白广告灯箱照亮夜行人」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关于观察，还有一点是，有时候，我们观察的对象不只是遥远的陌生人，观察可以就从身边开始。互联网让我们有了更多观察「他者」生活的可能。同时，这些「工具」，也让我对身边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来自连云港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父亲就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小时候，他在国内的各个角落打工，我甚至只知道他在工地上工作，却不知道具体的工种。后来，我长大了，父亲去了国外，变成了海外劳务，只因为在国外打工能赚到更多钱。一年更是见不到几次了。

长大后，我开始希望了解父亲，了解他生活的处境。过去几年，我常常在搜索引擎上，浏览21世纪初关于打工者的新闻——那也是我父亲在全国各地打工的时候。看到那些新闻，我有时会想，我的父亲是不是也遭遇过一些不公？他会如何打发自己的时间？他会想家吗？他和工友们都会谈论些什么？后来，我又去了新加坡采访海外务工者，只是为了更了解父亲在海外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而我的母亲在家做小本生意。因为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平常总是一个人在家。上大学后，我好像就一直不了解妈妈在老家具体的生活，直到有一次过年回家，我打开她的手机，才恍然发现，短视频软件已经浸入了她的生活。

亲戚们会在上面聊天，原来很多年没联系的亲戚，也在这上面有了新的联系，妈妈还会把自己跳广场舞的视频放上去，大家互相点赞、留言，问候最近的生活——她的整个社交关系都沉淀进去了，她的生活也是很依赖这个东西的。有一回中秋，我给她寄了一些干贝和广州的冰皮月饼，她也会发上去「炫耀」，下面有人会羡慕地说，「你真有福气喔！」

我们以前通常会认为，社交软件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疏离了，但在我妈妈的这个案例上，很难轻易地下判断说，科技是让人更紧密了，还是更疏离了。看了妈妈的快手，我才发现她比我想象得更活泼、更需要与人交流。

这个时代变化很快，每个人都很忙。之前我在游戏公司、广告公司工作时，经常加班到9点后，周末就瘫倒在家里，也没有富余的精力去观察。后来，我换了一份不用996的工作，每天按时下班，这才可以在下班的时候，举着相机在科韵路上漫游，去看看每条分叉的小径里面有什么。

傍晚回城中村的人们

去年10月，我经过广州著名的城中村员村，那里的握手楼挤得密密麻麻，走过一栋普通的楼房时，楼对面的空地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我举起相机，拍下了对面的人群。一个转身，发现警察就在身后。我又走到马路对面，听一位大叔说，楼上发生了一起案子。警察正在调取录像，法医在做鉴定，然后，一群人拎着大包小包上了警车就走了。

回家后，我在手机里搜关键词，搜了好几天，都没有搜到这桩事件的新闻，因为城中村的事情，好像是在城市生活之外的，大家很难顾及到。那一刻，我其实是有点失落的，因为有些人、有些事，真的是会被忽略的，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关注、记录他人生活的必要性，也在去年的这桩偶然事件里，得到了无比牢固的确定。

由无数个公交车车窗组成的「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