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马友友那篇稿子时，《人物》作者李斐然同时操作着另外两篇稿件：许渊冲和傅聪。面对人生的苦，许渊冲用争来消化，傅聪用沉默来消化，而马友友提供了第三种答案，让自己走向更广的人群，发现他人的美好——乐观、热情、纯粹——把它们融进音乐里，活在自己身上，然后用音乐传递给更多人。

文｜李斐然

动笔写马友友的稿子花了很久，准确地说，花了三个选题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写了三个迥异的人——翻译家许渊冲，钢琴家傅聪，还有大提琴家马友友。这些选题的最大考验是如何理解时间，因为它们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命题：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采访对象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他们常常跟我提到气候这个词，命运有气候，时代有气候，人生也有气候，冬去春来，周而复始。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常常错位，能活在适宜时代气候里的人是极其幸运的，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运气。

翻译家许渊冲在1951年选择回国，那一年他刚30岁，结束了法国留学生活，回来以后参了军，当了老师，想要翻译出书。但那是翻译的冬天，此后30多年间，他不得不活在沉默里。每天晚上他都会翻译到凌晨，译稿装满一个又一个箱子，他收到的回信是不予发表。

钢琴家傅聪在1953年第一次出国，那时候他很年轻，在国外参加钢琴大赛，见识到了音乐有一个绚丽的春天。他在比赛选手住的酒店大厅里听到阿什肯纳齐的演奏，忘我地站起来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鼓掌。后来，他选择买了一张去英国的飞机票，人生的轨迹从此改变了。

第三个面临抉择的人是马孝骏，马友友的父亲。他在法国攻读音乐博士学位，学习作曲理论和音乐史，尤其擅长儿童音乐教育研究。1953年，他接受音乐家贺绿汀的邀请，辞掉了在法国的工作，打算回国继续音乐教育。他的行李里有1000公斤当时国内买不到的、最重要的音乐书谱，想要运回来以后全部捐赠给学校，为此申请了100英镑的补助，可生活还是用最小的细节困住了他，拖家带口等了一年多也没等到。发现自己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故交，告别了回家的愿望。

马孝骏申请补助的公函 图源网络

三个被时运困住的人，用三种方式回答了自己的命运。在时代冬天里，许渊冲总在大声说话，他被叫做许大炮，开会的时候争对错、争高低，大吵到面红耳赤，他在抗争，他要翻译，他的同事直到今天都这样形容，斗争永远活在了他的身上，一直活到了100岁。傅聪沉默了，总是躲在黑暗里弹琴，他说越来越少的话，把自己收缩到内心深处，他只跟琴说话，只让琴代替他说话，音乐成为了他一生近乎唯一的表达。

马友友的存在，是对时代困境的第三种回答。这就是马友友稿件的最底层逻辑。在显性的文本表意层面，这是一个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故事，一个从小学琴的孩子如何长大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我希望在可行范畴之内，让这个稿子在最深层容纳一个隐性叙事，去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在一个明暗摇曳的年代，一个人选择如何活下去？

马友友 图源cfp

这个隐藏的故事就是马孝骏的选择。1955年，他在信里用清秀的字写着，谅因国内有误会或『不接头』的地方，退回了自己的路费申请，并表示我们已决定暂时居留法国。就在那一年秋天，马友友出生了。这位父亲把自己的热爱全部留给了孩子，给两个孩子听自己喜欢的巴赫，陪他们玩游戏，教他们说汉语、写毛笔字，吃饭的时候教他们用汉语叫每一道菜的名字。马友友对父辈的中国古典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他喜欢说汉语，上哈佛的时候总在图书馆读《红楼梦》，采访的时候聊起新专辑，最喜欢的曲目来自中国作曲家吴彤，理由是它的旋律让他想起宋朝。

也正因如此，马友友的采访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在采访中获得了很多具体的事实细节，佐证他的善意和纯粹，但是马友友的纯粹是一个结果，它的存在有一个源头。如果孤立地理解、描述他的个人故事，不追寻事实源头，事实逻辑就会充满了令人困惑的为什么——为什么马友友身上展现出这样的纯粹？这种纯粹从何而来？这种纯粹的事实支撑是什么？事实是否立得住？

所以，我希望马友友的稿件里能呈现一个父与子的潜在主题。这是我试图在文本里埋藏的第二层故事，一个父辈的故事，是另一代人的命运和他们的抉择。

写作期间我重读了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还有《曾彦修访谈录》和那个时期的《吴宓日记》。每个人用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一个共同的时代，这是亲历者的答案。书里已是上个世纪的往事，如今读起来却依然振聋发聩，它们迫使我去面对很多苦涩的问题，如何去理解时间、如何面对时代，活着究竟可以有多少种答案。

采访马友友的前一天，我还在同时操作许渊冲的采访，两个人选择了两条路，后来傅聪去世，写作期间很多细节也会让我想起采访中的马友友。面对人生的苦，许渊冲用争来消化，傅聪用沉默来消化，还有人用复仇来消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音乐梦想转交给下一代，命令他的人生必须成功，用以消解时代留在自己身上的苦。一种更普遍的消化方式是假装遗忘，河流冰封后又融解，仿佛寒冬从没来过。

马友友是我见到的第三种答案，让自己走向更广的人群，发现他人的美好——乐观、热情、纯粹——把它们融进音乐里，活在自己身上，然后用音乐传递给更多人。

马友友说，人生之初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了音乐，他当时用的词是fell into it，音乐是父亲围在摇篮旁的背景音，一出生就陷了进去。学琴的时候他只有四岁，很多信念是周围的人给他的，听什么音乐是父亲挑的，怎么练琴是父亲决定的，音乐的意义是什么，最初的答案来自伯恩斯坦、卡萨尔斯、姐姐、母亲和父亲。存在于马友友身上的很多特质是他所遇到的人群留下来的影子，它们构成了消化苦的第三种可能。

年幼的马友友和姐姐在演奏 图源网络

采访中的马友友活得像太阳，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采访对象，像太阳一样全程释放善意的能量，他也没有架子，有问必答，像和朋友聊天一样接受采访，很松弛，总想把对方逗笑。采访回答也都是美好而纯粹的音乐理想。其实仅仅基于这些美好的回答写也可以成稿，关于音乐的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写的——书写极致的天真、纯粹和美，但我不想这么轻巧带过，我也不能这么做。因为人是复杂的，真实世界也是复杂的，我必须让稿件面对真实，不能逃避复杂。

马友友稿件最大的写作危机是会让纯粹流于表面，把纯粹写得像一个离地三尺的神，读者读了一个美好到近乎神的人，读的时候觉得好美啊，关上文章眼前依然是自己的苦涩和辛酸。事实上，音乐和人生一样，不只是喜悦，它也有痛苦、抉择、妥协和残酷，马友友亲历了这些，采访中的很多细节也让我确认，他不仅清楚知道这些苦楚的存在，而且会用自己的行动去促成改变，把自己活成这些苦楚的解药。这是父辈教给他的答案，生活困顿的日子里，父亲给了他慰藉人心的巴赫；困惑于声名的日子里，卡萨尔斯教他首先成为一个人；目睹社会撕裂的时候，伯恩斯坦告诉他，从此以后我们要让音乐比以往更有力、更美好、更专注也更动人。这些来自父辈的教导，共同构成了一个音乐家的人生答案，这就是我们对暴力的回答。

音乐成为了马友友对生存的回答，他活成了一剂治愈苦的药。采访的时候，他总喜欢说give back，他从人群中获得了力量，他也一直在向人群中归还这份力量，在疫情期间为想家的陌生人拉琴，打疫苗的时候也带着琴，为他人演奏《圣母颂》。马孝骏临终前，马友友给父亲描述自己想象中的天国，给父亲拉大提琴，用巴赫安慰他，音乐把临终的苦楚变成温暖的回忆，这让我想起傅聪的信念，人世间有很多喜怒哀乐，只有音乐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美的东西。

马友友在社区学校里接种新冠疫苗后，拿出大提琴在现场演奏，他说，这只是给他人的一点回报。 图源视频截图

马友友的存在，是活着的一种可能性确认——人也可以这样活。一个没吃过苦的人保持天真不稀奇，但是一个清楚苦难的人依然选择纯粹，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他身上值得书写的部分，马友友面对过复杂和残酷，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纯粹，这种可贵的人生状态从何而来，我想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我的读者。我必须努力呈现这种人性细微处背后的真实，也许我不一定能做得足够好，理解会有局限，写作也会有局限，但我必须尽力去尝试理解复杂、呈现复杂，给予读者尽可能多角度的信息，让读者听得到他的声音，看得到他的行动，能识别到他所处的群体环境，其他人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过去做过什么、现在做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有效事实提供给读者，让每个人基于多维度的素材做出自己的阅读决定，体会采访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我们写的文章在今天能有什么作用，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分享、去端详另一个人的活法，理解与我们活在同时代的另一个人。

如果按照网络文章标题来理解我所在的行业，在过去十年间，它被宣告过没落、沉沦、倒塌、复活、风口、再次没落……可不管人们说了什么，我所真实经历的每一天从没变过——采访、看书、写稿，如是往复。工作最大的差别无非是从一个办公室搬去另一个办公室，最初我在每个星期三开会，后来换成星期二，现在变成星期一，除此之外，全是同一件事。

写作让我相信很多不再流行的道理，比如time will tell。一个人的确常常和自己的时代错位，但人总会有自己的答案。时代否决过许渊冲的翻译，但活着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在翻译，能出书的时候翻，不能出书他也翻，挨打的那天晚上，偷偷关上窗户也要翻。否定在30年后结束了，已经60多岁的他从那时起年年出书，每一年最少出一本，直到现在。不论发生了什么，傅聪每天练琴，直到去世。傅雷夫妇平反那年，他获准回国，回来后他还是继续弹钢琴，办演奏会，开钢琴大师课，教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弹琴，在他的生命里，音乐从没有停下来。

马孝骏未能回国，也没能把1000公斤最重要的音乐书谱运回故乡，但是他的心意并没有消失。在国外的他依然成为了音乐教育家，他在1962年创立了儿童交响乐团协会（Children’s Orchestra Society），这家非营利组织帮助小孩子培养音乐兴趣，让他们有机会与专业音乐家同台表演，马孝骏去世后，马友友和姐姐马友乘继续维持着它的运营，一年又一年，总有新来的孩子因此认识了音乐，沉浸其中。

这三篇稿件发表后，我有时候会想，今时今日的气候又是什么样？在一个看似日渐两极分化的世界，我的编辑部还能允许我去写这样的选题，还有读者愿意阅读我写的话，这样的故事还有空间活得下来，这是幸运。它们的存在是一种证明，我们的生存也可以有另一种回答。

毕业的那一年，教我写稿子的前辈说过，报纸远远可以超越一天的生命，以后不管在哪里，都要让自己朝这个方向进步。这是我最珍视的前辈给予我的叮嘱。做到这件事情不容易，直到现在我依然常常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我还想继续试试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人值得端详，还有好多故事跨越一个又一个30年留到了今天，我想把它们记下来，因为我知道也相信这个道理，人与人之间，活法还有千千万万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