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中文全称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医学界都以为，那些患有ADHD的儿童长大后自然就好了。但现实是，有2/3的人会将这一疾病带入成年，在我国，保守估计，成年ADHD的患者数量超过2000万人——而在知晓这一切之前，在生活的一次又一次挫败中，这些被认为是懒散的、糊涂的、被宠坏的、甚至是无能的人已经接受了这些贬低，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文｜吕蓓卡

编辑｜金石

找到名字

在木木25岁的人生中，她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怎么这么迷糊？但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她自己。

从记事开始，晃神、健忘就不断干扰着她。常常丢东西，上课时爱讲话，还时常走神发呆，听着听着课会突然发呆，吃着吃着饭也会突然发呆，最严重的一次，过马路时发呆忽略了后面的车，又正好碰上疲劳驾驶的司机，当她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被撞倒在地。

上初中后，她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保持专注，同样的时间里，身边的同学就是能做完比她更多的作业。她去问老师的问题，总是刚刚讲过的，但她上课时根本没听到这句。

木木的父母是重庆一所二本的老师，他们同事的孩子，都是人大起步。为了逼自己把学习搞好，木木只能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成绩终于上来了，但在焦虑和周围人的压力下，高中时木木被确诊了抑郁和强迫症，这也导致她多读了一年。

后来，她也考上了人大，但上大学之后，她依旧糊涂、健忘、丢三落四，频繁弄丢实验道具，常常忘了室友还没回来就锁了门睡觉。问题变得不可收拾是在申请博士准备材料时，她频繁出错，每次提交的材料都有缺漏，因此错过了好几所大学的截止期限，导师告诉她，你这样出国读博会有很大的障碍。终于，木木决定去看医生，为自己的问题找个答案。

同样25岁的国涛，几乎拥有和木木一样的成长经历。上课时东张西望、坐不住，记性差，丢东西，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他倒背着没有拉拉链的书包就回家了，到家后发现，所有的文具和书本都丢了。

他总是听错别人的话，妈妈让他拿香皂，他几乎每次都会拿成肥皂，还有人名，他也总是叫错，为了解决这种尴尬，他只好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逢人就叫，嗨，兄弟。

本科时，国涛就读过那本著名的《分心不是我的错》——1994年，美国注意力缺失领域的顶尖专家爱德华·哈洛韦尔出版了这本书，书中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注意力缺失的症状及相关应对措施，哈洛韦尔还特意提到了这个群体共同面对的迷茫，他写道：一个人可以一生都活在一种状态中，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它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我们给它起名字之前……起名字能让我们指认它，控制它。

这本书是注意力缺失解读领域的经典。

读研究生时，国涛决定去医院找到这个名字——他自己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可控，无论是上课还是开会，他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听别人讲话。拖延变得特别严重，有时候只是把一些资料复制粘贴到word里，他都完不成。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木木和国涛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字——ADHD，中文全称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在精神疾病的诊断手册中，ADHD被定义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是脑部发育的问题，有新的研究指出，ADHD的患病与基因有关，有75%的患者来自于遗传。

通常情况下，大脑中不同脑区间神经元的连接互动会帮助我们完成感受、认知等一系列行为。其中，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作为神经递质，在执行力、动力的产生和奖赏机制的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对于ADHD患者来说，他们大脑中这个互动的系统出现了故障，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他们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和注意力。别人出了实验室，可以很轻松地想起来把空调关掉，但我从生理上就决定了，我做不到，起码很艰难。木木说。

ADHD有两个亚型，一个是注意力缺陷，表现为无法控制注意力，另一个则是无法控制行为和情绪，就是多动。在日本，有医生提出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大雄的散漫、拖延代表了前一种，胖虎的易怒、冲动则代表了第二种。木木和国涛则都属于第三种类型：注意力缺陷加多动——咖啡馆中，穿着风衣的木木看上去是个柔弱的女孩子，但高三时，有一次她生气，可以拿书把班里的男孩砸哭。国涛在本科的时候也遇到了人际关系的危机，因为我冲动、偏执，一言不合就开怼。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ADHD是专属于儿童的疾病。有相关统计显示，全球有6%-8%的儿童符合ADHD的诊断，在中国，这个比例是6.8%。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每14个儿童中，就会有一个患有ADHD。而这部分儿童中，有2/3的人会把它带进成年，据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年人中，ADHD人群的比例大约在2%-5%，即便以最低的2%来计算——在中国的成年人中，有超过2000万人深受ADHD的困扰。

大雄和胖虎，形象地解释了ADHD的两种类型。

道德标签与解脱

在木木和国涛找到ADHD这个确切的名字之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多状况都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负面评价标签。

上学之前，这些标签是调皮、淘气、不听话，上学后，逐渐变成了粗心、懒、没有上进心，再后来，这些标签则会上升到道德层面：自私、不尊重他人、情商低、品德不好，甚至是——无能。

木木至今都记得上幼儿园时，自己因为捣乱会被老师关在小黑屋里，所有的灯都被关掉，她一个人在里面撕心裂肺地哭。小学时，她上课走神、说话，总和同学打闹，老师停了她的课，在班里开她的批斗大会，以她为反例给全班进行思想教育。

而在父母的朋友那里，木木的多动、不服管是被惯坏了。一次吃饭，他们对木木说，以前像这种小孩儿长大就进监狱了。得到这样的评价后，父母也没有给她应有的保护，她八九岁的时候，父母甚至不止一次表示想再要一个孩子，因为觉得养她养得太失败了。

大学军训时，每天早上集合，木木总是最后一个入队，因为找东西老是找不到，反应总比别人慢。她被同学说没有集体意识，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等电梯时，她常常没有耐心，总是忍不住一直不停地按按钮，一次，一同等电梯的人说，人大的学生就是这个素质？最夸张的一次，前男友和她分手时说，你不知道你风评一直很差吗？

类似的经历，广泛存在于ADHD的患者群体中。媒体人黄章晋也深受ADHD困扰，从小丢三落四、做事拖拉，寒假开学前一天，需要父亲守着才能把作业做完。父母曾对他说，你这样的人要是能讨得到老婆，我就算死在门板上无人收尸也能闭眼了。

这种将疾病与道德水平关联，导致患者被误读、贬低的状况也存在于ADHD的发现和治疗史中。

上个世纪初，英国医学界在提到有多动行为的儿童时，曾用过这样的描述——道德控制缺陷为病态表现，没有智力的普遍损害，没有身体疾病。为了管教他们，这些小孩中的大多数会被送进感化院，进行行为矫治，也就是现代语境中的管教所。

后来，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儿童ADHD一点点被世界认识，科学逐步代替道德，成为人类行为多样性的解释。但对于儿童期未能确诊的成人ADHD患者来说，这种审判则会延续数十年。

很多ADHD患者从孩童时代就被视为异类。 图源电影《看上去很美》

由于对疾病常识的不了解，以及相对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大多数成人ADHD的患者都会经历成长过程中的贬低——长期的负面评价，再加上本身大脑控制系统的薄弱，这也从生理上决定了他们患上焦虑、抑郁等其他疾病的概率比正常人高很多。

木木中学期间被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时，即使是在诊室里，她从医生那里听到的话依然是，别人说几句就受不了，肯定是小时候家里太惯。国涛则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在命运的持续摧残下，我从一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神经衰弱、情绪失控的青年。

因此，对于很多成人ADHD患者来说，确诊成为了一种解脱。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中，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超过20年的哈洛韦尔写道，诊断就是希望的起步。因为，对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诊断带来极强的解脱感，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在确诊的过程中，木木的很多问题都找到了解答。她从小做事不考虑后果，五岁时会牵着邻居家两岁的小孩在晚上四处乱走，两家人都疯了。还有一次，她骑车从大斜坡上冲了下去，直接被送进医院，脸上缝了几针，这些都是ADHD的典型特征，没有安全意识，而这些问题是否出现在12岁之前，且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这是成年人确诊ADHD的重要标准。

此外，医生还会让来访者填写一份《成人ADHD诊断量表》。木木记得，那份量表中，有些问题就像为她量身打造的：别人与您说话时，您没留意听，经常走神，丢失工作或活动中的必需品，不停地活动，就像有发动机驱使一样……个体的确诊需要符合量表中的六条症状，同时，还需要辅以一些具体的生物学检查，例如前额叶的脑电波检查、大脑血流变化的红外热成像等——在核磁共振影像中，ADHD患者大脑的某些区域的确和正常人存在差异。

你是个非常典型的ADHD。国涛说，他至今记得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他的感受——好像有一股暖流瞬间穿过整个身体。而另一位被确诊的患者则在社交网络上写道，那一刻，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我只是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烂人。

一位成人ADHD患者如此讲述自己确诊前的心态

去儿科

但目前，一个成年人想确诊ADHD，并不容易。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王玉凤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ADHD的医生和学者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刚接触这个领域时，ADHD还被称为轻微脑功能失调（MBD）。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了MBD的硕士，在当时，轻微脑功能失调被认为只存在于儿童青少年中。

1989年，王玉凤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后，在纽约的一个精神医学会议上，她第一次知道，MBD的症状是会持续到成年的。她记得，那个会议用了大块的时间讲成年人MBD，而当时的中国，儿童MBD都还是一个新概念。

回国后，王玉凤开始留意更大年龄段的MBD症状，在这之前，不管是临床还是研究，她关注的对象都是以小学生为主。1999年，王玉凤带着一位学生开始正式着手于成人ADHD的研究。当时，她们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是——找不到研究对象。最终，她们只好把寻找患者的方向定在了物质依赖研究所——ADHD是大脑神经机制损伤导致的，是一个关于控制与失控的问题，因此，在无法控制注意力和行为的同时，他们也会比正常人更容易对某种事物上瘾。

这种上瘾可以表现为对自己感兴趣的事过度专注，对此，几年前确诊了成人ADHD的罗永浩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讨厌的事集中精力最多20分钟，喜欢的事可以连续12小时。但与此同时，这种上瘾的对象也可以是毒品，或酒精。

在物质依赖研究所，她们发现了ADHD可以多大程度地拖垮一个成年人的生活。

一个曾因吸毒被拘留、送进过安康医院强制戒毒的女生讲述了她的生活——丢过17部手机，自己家的东西永远找不到。因为缺乏耐心频繁地换工作，人际关系也一团乱麻，有长达两年的时间她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想自杀。她最终被确诊为成人ADHD，确诊时28岁。

还有一位胖虎型的患者，因为打架被拘留过十次。混乱的生活让他同时患有重度抑郁和强迫症。如果不是王玉凤的研究，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患有ADHD。

王玉凤

直到2010年初，王玉凤才遇到了第一个主动来问诊成年ADHD的患者。那是一个北大的医学硕士，因为完不成论文、实在没办法做完实验室的研究而求医。从那时开始，来找王玉凤的成年患者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是研究生，王玉凤一度猜测，这或许跟研究生扩招有关。

学业困难是ADHD患者普遍面临的困境。在初级阶段，不管是作业还是考试，都可以靠临时突击弥补。但到了研究生阶段，突击已经不足以帮他们过关，注意力缺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必须去解决的问题。

对于患者数量的增加，王玉凤认为这是我们从劳动密集型社会转向知识密集型社会的必然，她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以前人种地割麦，有ADHD每天少收十斤八斤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差别，但现在的职业是建筑师、会计，一个小数点的错误，结果就差远了。在她看来，这也是美国在这一领域研究遥遥领先的原因。

在深圳康宁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王中磊也有同样的体会。他发现来就诊的成年ADHD患者中，工程师、IT行业、会计、金融行业尤其集中——这些都是脑力参与程度很高、同时精细化要求也很高的行业，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患者告诉王中磊，自己来就诊是因为经常少写或多写一个0——在银行，这个失误的致命程度显而易见。

由于患者数量的增加和相关研究的起步，2015年，成人ADHD终于被我国正式写入指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更名为《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指南中强调，全体成人中，约4.5%会表现出ADHD症状。

但目前，临床诊疗并没有与指南同步，在国内医院，成人ADHD的确诊依然只能在儿童精神科完成。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于成人精神科医生来说，这是一个很新的领域，还缺乏积累。另一个原因则与效率有关。王玉凤提到，成人ADHD的确诊需要追溯很多，访谈从小聊到大，时间成本很高，且ADHD无法治愈，药物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为了效率最大化，目前国内的成人精神科尚不接收这类患者。

王中磊所在的深圳康宁医院儿童精神科，也是从2015年才开始接收成人ADHD患者，但当时，一周只放两个号。2019年他接手后，发现有很多成人挂不上号直接来门诊加号，而这些人在找到他之前，很多都被当作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对于一些患者，那些治疗不仅无效，药物甚至还起了反作用，于是，他找到科室负责人，经过和院里的沟通后，把周三下午的时间空出来，不再放号给儿童，只给成人问诊。

ADHD对儿童和成人的不同影响 图源GLOBAL MEDICAL EDUCATION

治疗

国涛去医院确诊是在2019年，当时，他正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部ADHD专业读研究生，知道北京六院和上海新华医院的儿科可以看ADHD，就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北京。确诊后他回到重庆，申请了一个公众号，取名ADHD互助联盟，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经验写关于ADHD的科普文章，发在知乎、豆瓣和微信公众号上。

眼看一个又一个学校的博士申请截止日期成为过去式，决定去医院的木木最初并不知道该去哪个医院，挂哪个科，正是通过国涛的公众号，她了解到了问诊的信息。但初诊很不容易，因为一直挂不上号，最后，她找黄牛花了三百块才解决问题——这也是目前我国成人ADHD确诊的另一个困境，患者越来越多，但能诊疗的医院、医生都有限，常常一号难求。

确诊后，医生给木木开了一种药，学名为盐酸哌甲酯缓释片的，药盒上，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称：专注达。

医生给木木开的药

目前，药物是针对ADHD唯一有效的医疗干预手段。在我国的临床上，针对成人ADHD的用药只有两种，一种是中枢神经刺激剂，通过药物进入神经元刺激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的分泌，从而提升个体对注意力和情绪的控制能力；而另一种则是抑制剂，抑制神经元对于去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以此达到提高神经递质浓度的效果。前者正是专注达，后者则取名择思达。

在门诊问诊中，王中磊开出最多的，是专注达。据他介绍，专注达与择思达各有利弊。择思达更温和，但起效比较慢，效果往往不明显。专注达相对速效，但效用一般也只能维持十个小时。因此，他每次给患者开药时，对于一些状况相对稳定的患者，都会嘱咐对方，需要专注的时候再吃。周末或不需要专注的时候不用吃。

对于成人ADHD患者来说，药物给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具体且显著。罗永浩曾形容过吃药后的感受，第一天吃完非常吓人，从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全天都非常愉悦、精力集中，别人一看你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到了晚上开会，同事都非常吃惊，因为我的精神面貌就像是早上刚上班时那样。

每次吃完药，木木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确可以控制注意力了，走神是可以拉回来的。她说，以前走神的时候，盯着电脑，屏幕就像白茫茫的一片，文献根本进不了脑子，但吃完药，她完整地听完了每周都开的同学组会，在她读研三年以来，这是第一次。

药物并不是对每位患者都有效，成人ADHD患者通常还需要进行一些行为矫正治疗，而这些治疗也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据王中磊介绍，目前，在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配合的情况下，有90%的成人ADHD患者都是可以被干预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药都是严格的处方药，特别是专注达这类中枢神经刺激剂，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是需要特殊管制的药品。

但目前，这类药物也面临着通过非法渠道被滥用的风险。在成人ADHD逐渐被广泛认知的同时，也有新的问题出现——信息过剩的时代，普通人的专注度也遭遇了碎片化的挑战，注意力缺失正在成为一种时代通病，在很多成人ADHD常识的普及中，总会出现大量类似的留言：我就是这个病。但由于问诊资源有限，一些人会对照着互联网上流传的量表给自己确诊，并尝试通过其他途径购买药物。

在王中磊看来，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首先，成人ADHD的确诊是一个复杂的专业流程，其次，药物在改善症状的同时，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木木告诉《人物》，每次吃完药，她的知觉都会变得麻木，剪指甲把手剪流血也不觉得疼。服药时，食欲也有明显的减退。还有一些患者表示，用药初期，自己的情绪会变得低落。王中磊还提醒到，一些患者可能同时患有其他情绪问题，这种状况下，不加权衡直接使用治疗ADHD的药物可能会恶化他们的症状。如何在疗效和副作用之间做出处理，这需要专业医生的判断。

但王中磊也能理解那些在网上买药的人。毕竟目前，大量患者都面对着无法及时治疗的问题，他有一位在山东读高三的患者，由于当地没有专业的诊疗机构、无法开药，每次都是患者的父亲坐飞机从山东来深圳，住几天才能开到药。

而作为一位临床医生，王中磊也能看到变化正在发生。一次和药商的交流中，他得知，专注达的使用说明中，适应症一栏即将加入成年ADHD，他觉得这是个趋势，成年ADHD患者正被更多的人看到。而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中，被看到往往是重要的第一步。

目前，治疗ADHD的相关药物说明中，均未提及成人。

共存

目前，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开始接收成人ADHD患者。在群友的帮助下，国涛整理出了国内目前可诊断成人ADHD的医院，一共12家，分别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新华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长沙湘雅二医院、厦门仙岳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以及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至于如何让更多的成人ADHD患者得到有效的干预，提高儿童ADHD患者的就诊率或许是方法之一。王玉凤告诉《人物》，ADHD是先天发育的问题，早确诊早干预非常必要。

她曾遇到一个17岁的孩子，因为ADHD长期未能确诊，来就诊时已经带来了六种共患病，焦虑、抑郁、对立违抗，甚至有点抽动。这些病都不好治，还一下同时治好几个，更难治了。王玉凤说，ADHD发现得越早，越单纯，只是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干预起来并不难，而这也会缓解ADHD进入成年后带给患者的困扰。

但目前，根据相关流调显示，我国的儿童ADHD患者数量大概在2300万左右，但就诊率只有10%。低就诊率的背后，是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缺乏，也是国人对ADHD的认知的有限。

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高鸿云博士表示，在我国，ADHD的概念还不够普及，很多家长觉得小孩子的多动只是调皮，老师教育方法不好，或者作业太多了。而在所有ADHD儿童患者中，女孩是更被忽视的群体，原因是——女孩更多的症状表现在注意力缺失，而不是多动上，因此，女孩的确认率要更低。王玉凤说。

正在为儿童患者问诊的王玉凤。 图源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今年是王玉凤进入成人ADHD领域开始研究的第22年，这22年中，越来越多的患者被看到并得到了相应的治疗，但在与《人物》的交流中，王玉凤反复强调着一句话：对于ADHD，并不存在治愈的说法。在面对这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时，医生能做的，只是常常安慰。

科学的本质和规律，我们要接纳，有些事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得努力改变，有些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要接纳。王玉凤说，对于很多复杂性疾病，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慢性疾病，医生要做的都是对症而不对因，即尽力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回归社会。

在我国，这也是上千万成人ADHD患者需要面对的现实，他们需要学会长久地与疾病共存。

一位六岁ADHD患者的妈妈，在儿子确诊后意识到自己也患有ADHD，这时，她40岁。她形容那一刻，自己会觉得有些遗憾，如果不是因为ADHD，她或许会成就一番事业——因为无法专注，她只能选一份自己能很轻松完成的工作，即使拖延，也能临时补救。而在遗憾的同时，自己作为妈妈的职责也变得更加清晰——她说，自己需要和儿子一起找到他更擅长做的事，以及，帮助儿子在未来与这个世界共处。

由于副作用过于强烈，国涛放弃了吃药。他知道自己分心的源头是多巴胺不够，于是在学习之前，他会想各种办法让自己多分泌一些多巴胺，比如买很多零食，或者看电影。看到正念对提高专注度有用，他也会去尝试。有时候，ADHD在他眼里更像一种特质，而非一种疾病，It’s a feature, not a bug.

但木木并不认同这种想法，在她看来，只有当社会的包容度足够高时，才能把ADHD看作是一种特质，而在当下，如果削弱疾病的表达，可能会让更多的患者再次陷入被道德评判的境地。

但无论如何认知ADHD，他们都明白，living with ADHD将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在这种共存中，他们也有意外的收获。

国涛说，在过去的无数次挫败后，他的心理韧性明显增长，而更有意味的一项收获则是，你深刻地知道了失败其实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