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显然已经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一件谁也没做到的事，但「我是不是一个庸人」，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问号，没办法划句点。

文 |查非

编辑 |槐杨

摄影 |尹夕远

「莎士比亚有很多缺点的」

翻译家许渊冲会一边说着话，一边睡着。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到了四月份，他就要100岁了。

和他沟通最大的考验不是他的年龄，他不糊涂，有很多话要说，声音也很响亮，他身上活着一个战士的炽烈——一种100岁的斗志昂扬。

醒着的时候，他突然提问，「To be or not to be，你知道？这有十几种翻译啊！你喜欢哪一种？」

这句话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里最有名的台词，复仇的王子站在舞台中央，抉择的艰难时刻，说出传世数百年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流传最广的是翻译家朱生豪的版本：「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根本就翻错了，你怎么喜欢的啊？一个人哪有生存灭亡的问题？不是谈国家的问题啊，活下去、活不下去，这是自己的问题嘛！」说完倒向沙发，刚躺下又起来，「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有很多缺点的！……我，100岁，莎士比亚，50岁就死了嘛！他莎士比亚不懂中文的，我比他，我英语，法语，我（多）五十几年，我的经验比他强，所以我可以搞得比他好。」

在批评的顶峰，他睡着了。斗志昂扬的房间突然陷入安静。许渊冲一个人住在老旧的两居室里，在朝南的房间书桌上做翻译，然后去朝北的房间，把译文逐字打到电脑里。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唐诗三百首》《论语》《红与黑》《高老头》《奥瑟罗》——每一本书都是他的译作。

理解许渊冲是一项考验，他活出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我，表达也始终激烈，爱与恨，对与错，只容得下一种解释。这导致他长期以来活在一个简化标签里——自负。只有仔细阅读他的日记，分析不同年代的文章，听他在不同阶段的朋友、同事、对手、学生的讲述，结合100年间的时代变迁，才能把人从简化标签中释放出来，发现复杂的另一面。

这一面的许渊冲通常到了深夜11点后出现。一个人守在书桌前，开始翻译，记日记。晚上的许渊冲一言不发，整个房间安安静静，那时候的他一改白天的张狂，依然敏感，但是谨慎、脆弱、犹豫、自卑，后悔自己说话伤人，反思自己为什么总被孤立。他在日记里，用英语询问自己：Am I moderate？（我是不是一个庸人？）

「我是不是一个庸人？我想了又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这还是个问号，而不是个句点。沈从文先生说过，一个人应该平庸一点，不应该脱离人生，而应该贴近人生。我脱离人群，和别人不投机，总觉得格格不入，这是不是脱离人生呢？张佛泉先生讲政治课时引用巴斯卡的话说，我思想，所以我是人，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我是工具，还是目的呢？我来联大目的是做一个能够自立的人……读书人或学生是不是庸人？是人中人还是人上人？……这还是个问号，不是一个句点。」

这是他上西南联大第一个月的日记，也是萦绕了他一辈子的问题。出生在1921年的许渊冲，见证了时代的波澜壮阔，钱钟书教他大一英语，杨振宁跟他上课同桌，陈省身跟他一起打过牌，远房表叔熊式一写的剧本《王宝钏》，英国女王都看过，萧伯纳也赞美。他凡事爱跟人比，但一次次比较让他看到自己的现实——没有他人的天赋或家境，又赶上战争、革命、改造、运动的时代，半生默默无闻。他从小爱看英雄故事，自己却不得不在沉默的压抑中生活，迟迟做不了英雄，怎么办？

这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的问题。他读过的书，见到的老师，认识的朋友，都告诉过他一个答案——接受。但是，如果接受不了，又该怎么办？

许渊冲用100年的时间找到了一种答案，他当了一辈子的斗士，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哈姆雷特的问题：一个人能否活成自己的样子，跟时代、出身、天赋、环境都没关系，这是一个个人问题。他的所有表达都在讲述这个答案，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更大声说，用更激烈的方式说，直到现在，他都在等待来自他人的回音，认同他所发现的To be or not to be，他认为这句话正确的译法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

炽烈的奇迹

激烈和简单，是熟识许渊冲的人最常提及的两个词，也是这位翻译家最突出的特征。他的语言表达尖锐激烈，语言背后的人却简单天真，一辈子如此。

许钧和许渊冲认识40多年，他在论文里第一次看到许渊冲的名字，那是1979年，学术期刊刚刚复刊，许渊冲就发表了多篇谈翻译的文章。他把翻译视为一种艺术，提出要将翻译提升到文学创作的地位，译文要力求超越原作，追求一种绝对的美。

没过多久，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法语名著《追忆似水年华》，责任编辑韩沪麟邀请15位译者到北京开会，同为译者的许钧在研讨会现场第一次见到了许渊冲，才知道那些澎湃的文字来自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先生，外号叫做「许大炮」。他每次开会必到，常常跟人争论细节对错，争到满脸通红。会上讨论书名译法，许渊冲猛地站起身：「我要求用《追忆逝水年华》，若不采用，我就退出此书的翻译！」

但不谈翻译的时候，他为人又很简单。许钧去北大开会或讲学，许渊冲和夫人都会请他吃饭，给他介绍好吃的菜，但也一定会在饭桌上谈起翻译，有一次在北大勺园，两个人争到整个餐厅都停下来看他们，可问题争完后，又坐了下来，继续分享好吃的菜。

「翻译是他的存在方式。一说翻译，他像捍卫恋人一样，他要跟你拼命的。」许钧说，「在翻译上，他是一个绝对的艺术家，坚信自己的原则，又在翻译中绝对贯彻了它。他把追求美当作一种责任，真诚地、绝对地去捍卫他的艺术，导致他的理念有排他性。所有跟他的翻译违背的，他认为都是跟他的不和，都是错误的，这是他对于艺术的绝对追求导致的。虽然他的翻译只是一家之言，但这种不妥协的精神，让他能够在100岁还在不停息地追求，多少人都停止了，他真的是生命不息，翻译不止，这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很钦佩的地方。翻译到底为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神问题，也不是一个水平问题，更是一个认识问题。」

几乎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负责出书的编辑都知道，他对待译稿极其珍视，「翻译是他的命」，译每个音节都有讲究，家里人也知道，他的书和译稿不能随便碰，「翻译是他的眼珠子」。每次发现译文有误，他都像仇恨敌人一样憎恨，要竭力纠正过来。

这份炽烈让他的翻译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生命力。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翻译家一生只主攻一个语种，只翻译一两位作家的主要作品，由于翻译工作量繁重，译者晚年常常放缓翻译速度，有的不得不告别这项工作。然而，作为翻译家的许渊冲活出了三个奇迹：这是一位在真正意义上翻译过古、今、中、外的翻译家，是一个活到100岁仍每天熬夜翻译的翻译家，最重要的是，这位翻译家一生绝大部分作品是从62岁开始翻译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从壮年开始的个人奋斗，对许渊冲来说是一场暮年才能出发的赛跑。

这些奇迹全部呈现在他的作品里。改革开放之前，许渊冲只出版过四本书。1983年，62岁的许渊冲开始以一年至少新译一本名著、出一本论文集、写一本散文集的速度进行创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完成了唐诗、宋词、元曲、汉魏六朝诗、明清小说、《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的英文译本，外国文学领域完成了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罗曼·罗兰等作家名作汉译本。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时候，他开始挑战一个人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年，他已经94岁了。

翻译家童元方也见证过许渊冲的热情。那时他接近80岁了，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他做翻译讲座，童元方负责接待。许渊冲上台聊诗歌翻译，下了台还是聊古诗。童元方此前在哈佛大学授课，主讲文言文，「我们俩聊得就挺热闹，他的记忆力一流，讲到哪一句译得好，当场背诵出来给我听，我一听就会共鸣，真的很好，怎么想出来的啊？」

许渊冲跟她聊毛泽东诗的翻译，其中有一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译作用了英语的双关：「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这句我认为是神来之笔。他对自己的得意之作，从不扭捏作态，那种对美的执着令人可感。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快80岁的老人，一讲起翻译，那种天真的得意，真的是手舞足蹈，我觉得他好可爱，我也跟着他一块儿高兴，跟着他手舞足蹈。」童元方目前因为疫情留在台湾，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人物》，「他是我见过的少数的人，译成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出来的作品还能称之为好。而且他译诗的原则是一定押韵，押韵多难啊，不押韵要把意思翻出来已经很难，又要押韵是难上加难。翻译的取舍之间，甚多讲究。许多人挑剔他因为押韵舍去部分内容，我却因他的译诗保留了最难传达的诗的美感而万分佩服。」

在香港的讲座中，许渊冲讲到自己翻译李清照的《声声慢》，其中两句译文是：

梧桐更兼细雨On parasol 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

到黄昏、点点滴滴As twilight grizzles

吃饭的时候，童元方问他，为什么想到把「点点滴滴」翻译成grizzle这个词？结果，许渊冲一口气背诵出来一连串以「zzle」结尾的英语单词，「drizzle、dazzle、fizzle、sizzle、grizzle」……他说因为上半句的「细雨」想要用drizzle，下半句的「点点滴滴」需要押韵，他就直接在这里面挑了一个最合适的。

「这下子把我吓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事情，我们汉语里有韵部，押an、ang这种，我发现他脑袋里有一个英语的韵部。我就觉得他好厉害，这是他读英文下的很深的功夫。」童元方说。

翻译考验一个人的阅读量和记忆力，灵感不是凭空而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妙译，是他上大学时读英文报纸看到的表达方式，但他牢记了几十年，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恰当地用在里面。他一生如追求热恋一样追求更美的译文，而他为翻译付出的那些心力也留在了优美的译文中，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是他译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在英语中译出了几乎同样的韵律和节奏：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每一个单词背后，都是一个翻译家的执着。许渊冲打字很慢，屏幕上字号很大，他眯着眼睛凑近键盘，输入一个字有时要花费三分钟，而他没有助理，整整一屋子的书，每一个字都是自己输入的。

藏在文字里的翻译奇迹，直到今天仍在增加。许渊冲在北大畅春园的家已经住了超过40年，刚搬进来的时候出书，照片里的书房只有一个小书架，译著还能一本本并排展示封面。99岁时的书房显得狭小局促，因为书太多，书架不得不同时放两排书，新的译作来了，只能随机插到空隙里。每一本厚厚著作的封面上，译者署名都是许渊冲。

响亮的第一流

许渊冲从18岁的时候开始做翻译，最初的作品是翻译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纪念诗《别丢掉》。那时候，翻译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当时暗恋同班女生，他译出了这首诗，放到女生宿舍信箱里。

事实上，学习语言对许渊冲来说是非常辛苦的事。在日记里，小时候学英语的感受是「恼火」，不明白为什么daughter意味着女儿，pupil意味着学生，也记不住26个字母发音，要在WXYZ后面写上汉字「打波了油，吓个要死，歪嘴」才能背下来。后来他学过俄语、法语，试图学过德语，每种外语都学得很艰辛，刚学俄语时为有32个字母而生气，但他还是克服困难全记下来，几乎每次俄语考试都是第一。

在人生最初的日子里，学外语是许渊冲摆脱自卑的方法。在日记里，他形容自己小时候非常自卑，母亲早逝，父亲严厉，哥哥总挑毛病，唯一疼爱过他的长辈很快去世了，这些经历让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处处不如人，那时候日记里抄录的句子，是鲁迅文章里让他共鸣的「四面都是敌人」。他觉得自己因为平庸所以孤立，直到发现自己学习外语能出众，才开始培养出自信。

他记录了每次得第一后听到的回响——英语考了第一，其他人开始笑着听他说话；俄语考了第一，吴宓在路上夸奖了他；法语考了第一，暗恋的女生跟他说了第一句话。他对这些日子的记录，用的词都是「甜蜜」。

1938年许渊冲(前排左一)中学毕业与同学留影图源网络

许渊冲考上西南联大那一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当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读他翻译的外国作品，因此喜欢上了翻译。但他的想法很简单，同学看他俄语学得好，邀请他参加进步组织，他拒绝了，因为他学俄语只是为了读俄国文学名著，没有政治意图。

这份简单始终活在他身上。他的大一日记认为抗日战争将在年底结束，之后他们将会取道香港、南昌北上，回到北京的校园。上学报到的时候，行李里还带了一个网球拍，他设想的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普通大学生活，跟同学打网球，休息日去咖啡厅，一边看书，一边吃一块蛋糕。

大三时，学校规定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必须参军一年，不参军就开除学籍。对于这个关乎前程的决定，他在同一天变了三个主意。早上去填表，觉得自己应该参军。负责接待的是一个军人，态度严厉，要求遵守纪律，他恼火了。填表时听同学说，怎么能剥夺我们上课的自由，不交表了！当即同意，不去了。下午又有一个同学出来说，怎么能因为上不了课就不参军报国了？他又觉得有道理，再次决定参军。

直到亲历了抗战的现实，他的想法才发生了改变。参军后他为美国飞虎队做翻译，被分配到秘书处工作，翻译军事情报。一开始，他还是一个简单的大学生，老师、同学、朋友、同事都被他挑过毛病。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解释自己爱找他人缺点，是为了实现超越。但是那一次，工作之余听军官们讲时局，分析前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他开始给自己挑毛病了。

他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我虽然在为抗战出力，但除了工作以外，想到的还只是穿西服，吃馆子，住洋房，坐汽车，找女朋友，出国留学等等，多么自私！哪有一点国难当头的意识？……如果国家危急，还谈什么个人问题？如果国家有事，我也只有尽我所能，为国出力。」

可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矛盾。抗战时期，为国家出力的最常见两条路，一个是参军，一个是做科学家，这两条路他都没法走。军训时期的每天早起已经让他感到「苦不堪言」，纪律严格也让他「深恶痛绝」，大学之初就放弃了参军这条路。他的理科成绩很差，也缺乏理性思维天赋。鲁迅弃医从文，用创作代替战斗的这条路，他也很难做到。上课写作文，题目是写一个有趣的人，他想要写自己，但他发现，要写一个完全真实的自己，他不知道怎么写，要写一个完全虚构的自己，他也写不出来，最后，他发现自己的表达力有限，只能借助看过书里的人物，写「一个半真半假的人」。

他常常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实现自我表达，这也成为他选择翻译的原因。晚年在那篇日记的补记里，他写道：

「我的观察力不强，想象力也不丰富，所以只好像大鹏背上的小鸟，等大鹏飞到九霄云外，再往上飞一尺，就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古今中外的诗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鹏鸟，我把他们的诗文翻译出来，使他们的景语成为情语，就可以高飞远航了。」

和同学讨论「生存」的时候，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人能解决的只有个人问题，而每个人做好自己，就是解决时代的大问题：「人的生存首先为自己，其次才为大众。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完全是为了发泄自己的热情，没有一点为大众谋幸福的意思，却给许多失恋者带来了安慰。」「我学文学只想自得其乐，提高自己，但如果每个人都得到提高，那不就是改革时代了么！？」

他选择了翻译，既是个人问题的解决路径，也是他对时代的回应。此后的履历是一条简单的直线：从西南联大肄业后，当过一段时间英语老师，后来考上清华研究院，研究翻译，留学法国，翻译德莱顿，毕业后回国，继续翻译，直到今天。

这是一条他再没有改过的路，这条路上也只有一个目标：「永远追随着第一名，追随着第一流的作家，自己只是以译为作，把第一流的创作，转化为第一流的译文。」他的译作里只有第一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品。其实，这并不完全是他的个人阅读喜好。他喜欢的作品多是浪漫爱情故事，年轻时最喜欢《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他的译作却选择了不少现实主义作家。

从法国留学回国时，许渊冲刚过30岁。他参了军，在部队的外语学院工作，1983年从洛阳调到北大。他当过老师，教过英语和法语，但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做翻译。上过课的学生、合作过的同事，都对他的翻译印象深刻。

冯庆华是许渊冲在洛阳时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写论文时，两个人分隔两地，写信沟通，冯的论文的每一步进展都要寄给许渊冲看，许渊冲会提很细的意见。后来冯庆华跟几位中年翻译老师聊天，得知有的老师过去翻译拿不准的时候也会给许渊冲看，「许先生修改之后的确大不一样，很快就被出版社录用了。」

潘丽珍是许渊冲在洛阳时候的同事，后来跟他合作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潘丽珍译，许渊冲校。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法国文学名著，潘丽珍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遇到难懂难译的长句，「一个句子有一页纸那么长，主句套从句，从句又套从句，接着又跟着各种各样的从句，套得你晕头转向」。想起普鲁斯特的句子，她常常想起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缠缠绕绕，没完没了，这怎么译？

翻译的时候，潘丽珍用出版社给的稿纸，500字一页纸，自己译一遍，丈夫帮她誊抄一遍，凑到两三本，打成包裹寄给在北京的许渊冲，他用红笔在每一页都认真修改，再将修改后的译稿寄回来。

「改得真好，改得真认真，有些句子很复杂，很难译，我怎么译都不满意，但经他一改，译文变得既简洁易懂，又漂亮传神。当时我爱人负责誊抄，他对我说，『这句话经他修改，读上去舒服多了。』」潘丽珍说，「许渊冲是我的翻译道路上的引路人，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不仅亲手修改我的译文，还教我翻译原则，译文要读给自己听，要琅琅上口，只有你自己听明白了，读者才能读明白。」

许渊冲把翻译里面的事情想得很细。冯庆华记得他上课讲「北京长城饭店」的译法，学生按字面意思译成「The Great Wall Restaurant」，他会纠正为「The Great Wall Hotel」，因为长城饭店所承担的职能主要是招待住宿，而非吃饭。但是，翻译之外的世界，他依然想得很简单。潘丽珍常和他通信。晚年他得了直肠癌，但他来信中谈起来轻描淡写，他照样骑自行车、游泳、熬夜翻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他看上去不知道癌是怎么回事，不懂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熟悉许渊冲的人都说，他过日子的快乐很简单，能吃到一块甜甜的蛋糕，能骑自行车出去转转，晚上能安静做翻译，他就高兴。他的雄心全在自己的翻译里面。

让我说话

然而，回国后的30年间，翻译世界少有响亮的声音。那时候，外国名著大多成了批判对象，古诗词和《论语》又是封建糟粕，能翻译的只有毛泽东著作，但是文选和诗词都有专门的翻译委员会和定稿小组。许渊冲译了毛泽东诗词，投稿给几家出版社都被退回来，「不接收外稿」。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也遇到差不多的情况，交稿后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出版。

翻译路上，再难有人与他共鸣。当时他参了军，所处的是纪律严格的部队，他常翻译指派任务以外的作品，拿着译文给领导和同事看，领导跟他说，别再译了，译得不好。许渊冲不服气，把自己译的书寄给负责官方翻译定稿的钱钟书，回信里有「敬读甚佩」四个字，许渊冲拿信给同事看，证明自己的翻译有权威肯定。同事告诉他，这是客气话，不可当真。许渊冲又写信给钱钟书，这次直接把自己的毛泽东诗词译文寄去，请他直接评价。钱钟书用全英文回复了这封信，没有评价他的译文，讲了翻译的常见困境，引用了国外同行的评价：「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在洛阳时，潘丽珍和他在同一个教研室三年，常常跟他谈心。许渊冲从法国留学回来，翻译过代表个人主义的罗曼·罗兰，又总想翻译出书，身上背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名利思想的标签，是改造对象。看他书也出不来，翻译也做不成，「心里怨气大得不得了」，潘丽珍想跟他讲中庸之道，全国的出版社都不工作了，都在搞运动，不让翻就算了，别再译了。但是讲道理，举例子，白天讲通了，晚上又反悔，许渊冲就是绕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不让翻译？

许渊冲相信一种简单的道理，翻译是大事，译得好就应该发出声音，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奋斗问题，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影响力，应该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许渊冲老反问她，「为什么不让人翻译呢？为什么不让出版呢？我们的孔子、李白，比他们的莎士比亚早那么久，我们的老祖宗比他们的老祖宗强那么多，翻译出来就能走向世界。」那时候很少人真正讨论业务，「气候不一样」，潘丽珍只好跟他开玩笑，走向世界，没法走嘛。他马上就跳起来急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一个简单的人活在了最复杂的时代。妻子照君后来讲给来采访的鲁豫说，批斗的时候挨了100鞭子，「屁股都成紫茄子了」，回到家急着让照君把儿子的游泳圈吹起来，他好坐下写字。挨打的时候他想到了毛泽东诗词里「惟余莽莽」「顿失滔滔」两句的译法，得赶紧记下来，「怕忘了」，晚年的照君讲述的时候还在笑，「都大紫茄子了，怕忘了。」

「许渊冲1952年回国，他可以选择不回来的，留在法国，这样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但是他回来了，一回来继续做翻译。」潘丽珍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真的人，他不搞阴谋，一切都在脸上，一切都在嘴巴里说出来。有些人肚子里面有很多不满，地下搞点什么东西。但是许渊冲要说，他嘴里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都是明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难对付的一个人。」

那时候，他一边读报纸，一边给自己做计算题：邓小平号召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自己已经出版了4本书，翻一番是8本，翻两番是16本，他得出结论，「到本世纪末，我打算出20本书，这样才能挽回中断20年的损失」。

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北大。潘丽珍去北京看望他，给他过生日。这时可以出书了，但他「怨气还是很大」。因为他感受的不公平更多了，沉默的30年没有出名的译著，参加评选也超龄了，他没评上博士生导师，学校分新房也没给他。他想鸣不平，但他的语言方式还是一贯的尖锐激烈，这让他的声音很难得到真正的理解。

钱钟书去世时，许渊冲模仿钱钟书的名篇《魔鬼夜访》，写了一篇《李白下凡见许君》。文章里面有四个人物，分别是讲述者我、钟书君、李白、许君。钟书君在文中只说了两句话，向李白推荐了学生许君，让他们谈外国人翻译古诗的问题。不过他们先谈了很多现实问题，为什么进不了英文系，为什么没评上博士生导师，为什么没挣到钱。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许君正在蓝旗营跟学校干部吵架，说自己已经出了50本书，「我不是国际知名学者谁是？我不能住新楼谁能？什么是名利思想？那是有名无实，或者是名高于实，而我却是名实相符，怎么能算名利思想？」

他习惯了在译文中与自己共鸣，和自己对话。他跟老子争论「不自见，故明」，反对孔子说的「戒之在斗」。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在书里一边解释如何译成英语，一边跟孔子探讨，「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个知名度问题……孔子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计较名利得失……又说过：『必也正名乎？』可见他是主张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那么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为人知，得不到别人承认，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认为应该满不在乎……有名无实或者实高于名的知识分子应该满不在乎吗？」

缠绕在他命运里的是一个悖论。他一生想挣脱的是平庸，想用付出争来一份声名的认可。但在不同的时代气候下，平庸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允许人安静地活着。许渊冲没有得到出版译著一鸣惊人的机会，但也恰恰因此躲开了被打成典型的危机，没有卷入更核心的风暴。

正是因为不平庸，已经闭门翻译的傅雷被再三动员，不得不出来参加学习，最终踏上了慷慨赴死的不归途；也是因为不平庸，同时代的翻译家看着自己的译著成为被批判的「大毒草」，来自全国的声讨反对他们译出来的每一个字，最后不得不亲眼见证多年心血换来的译稿被抄家后付之一炬。

在洛阳，许渊冲活在了平庸里，大部分时间当老师，没什么名气。他有好几十年的日记本上都有水渍，因为干校劳动时赶上发大水，房子进水了，他的日记和翻译手稿也淹了。那时候他白天在干校劳动，晚上关上窗户，还在偷偷熬夜翻译诗歌。天气好的日子，他把它们拿出来，一本一本地晒，晒好了又一本一本收起来。

去年潘丽珍收到了许渊冲新出版的日记，她很仔细地读了，里面记着日常琐事、学习心得和翻译经历，是一个翻译家的成长史。现在看它们的存在很有意义，但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沉默的日子还要多久，为什么他相信翻译真的有走向世界的这一天？

「他是个普通的人，但他又真的还不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样的事，谁能做到？为什么知道这些东西能有派上用场的一天？这些东西他都保留着，谁能保留一辈子？要我早就扔掉了，他不，几个箱子搬来，再几个箱子搬回去。有的时候我觉得，真伟大这个人，别人都不认同，但我会说，真伟大。」

许渊冲在书房对面的朝北房间打字，那个房间的书架上放着他读过的书，几乎每一本都已褪色泛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渊冲开始出书，以后的每一年，他都在出书，每本书里都有一个鲜明的自我。童元方喜欢他译的《登幽州台歌》，她在采访中翻出来1979年的译本，逐字逐行读了一遍，讲解每句译文里她喜欢的妙处，押韵、用词、节奏，读完又读了一遍，「这次你闭上眼睛，听我读……很像一首诗啊！就是诗的感觉啊！」

她接着读了一遍5年后的修订版，还是逐字逐行读，也有妙译，但这次她不那么高兴了。因为许渊冲把标题改了，幽州台不见了，这首诗叫做Loneliness（孤独）。

「这首诗要讲的是登幽州台的时候，一个人站在那里，那种时空截断的感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登了幽州台。但是你先给我写了一个Loneliness，我还没看诗，我已经知道你要写寂寞了。我多么喜欢他的译文，干嘛改呢，说笑呢，我真是想打他一顿不是吗？」童元方说。

翻译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替李清照在英语里做了决定，把「过江东」直接跳过。有人写文章批评了他的译文，他在反驳中回应：「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呢？不是因为项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吗？为什么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呢？不是因为江东八千子弟兵都为他牺牲了吗？」

所以，在这首诗的英语版本里，李清照说了一句很美、但不存在「江东」的话：

至今思项羽，Think of Xiang Yu who'd not survive;

不肯过江东。His men whose blood for him was shed.

这种翻译特点在他的汉译本中更加明显。法国文学翻译家施康强读了许渊冲译的《红与黑》后，写文章指出，译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没写的内容，比如在本意「粗活」的词后面加上「非常艰苦」，全书最后一句，原话是「Elle mourut」，字面义为「她死了」。在许渊冲的版本里，这句话译为「魂归离恨天」。

1995年，《文汇读书周报》收集了市面上十几种《红与黑》的译本，组织学者讨论，并展开读者调查——在这个时代，你喜欢什么样的翻译？

316封信寄回了编辑部。多位主要参与者已经去世，许钧是发起者之一，他直到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的讨论，每一封回信背后都是动人的故事：14岁的初中生找了同学一起讨论，75岁的老人在一家三代商讨后写下看法，机床厂的工人在身边先做调查才写的意见，还有一封信来自监狱里的犯人，「在监狱里他还在看书，他从狱中发来这封信，要支持直译。一个狱中的人，还在考虑文学跟文化的关系，说明翻译真正影响人的精神生活，翻译原则是会实际影响人的观念的，这对我来说非常震撼。」

赵瑞蕻是《红与黑》的第一位中文译者，1944年把这本书引入中文世界。他在和许钧的对谈中公开自我检讨，「我年轻时候把《红与黑》译得太花哨了，喜欢用大字、难字，用漂亮的词，堆砌华丽辞藻，这不对，因为这不是斯丹达尔（注：司汤达旧译名）的文笔。」他还撰文反思自己的旧译，「有时偶尔翻翻，于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译坏了，真是件可悲的事！」

这场学术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许渊冲的翻译，他的「魂归离恨天」在投票中得了零票，他提出的「翻译是借尸还魂」等观点也引发讨论。不止一个同行提了意见，反对把译者的想法加进去，提倡尊重原作者本意。赵瑞蕻仔细对照了《红与黑》的所有译本，法语原文是Elle mourut，英文版是She died，意大利文是Ella mori，德文是Verschied sie，每种语言都是「她死了」，中文也应该保留这种风格，「这才是斯丹达尔」。

这种学术批评的声音让许渊冲很难平静。他把针对翻译的讨论视为对自己的反对，与不同意见展开论战。他形容这场学术争论是「文学翻译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反对者「流毒至今，非要打倒了不可」，批评对方不理解自己翻译时在「粗活」后加上「非常艰苦」的用意，「在文革期间大约没有经过劳动改造，所以不知道用铁锤打出几千枚铁钉的艰苦」，「我受压三十年，居然还有出头之日，怎能不翘『尾巴』呢！」

围绕他的翻译争论持续至今，讨论范畴也早已超越了《红与黑》的译本。后来，许渊冲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者要发挥译语优势，战胜原文。包括王佐良、陆谷孙等业界知名翻译家都站出来反对，「各种语言都在称职地为操这种语言的人群服务，何来优劣？如何竞赛？」

论战中，许钧曾经和意见不一的翻译家一起去许渊冲家拜访，面对面坐在一起，「因为他耳朵不好，声音永远很响的」，许渊冲不服气，坚持认为许钧的理论在先，误导了读者，许钧也不妥协，解释了自己的原则，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伤了和气，高高兴兴就走了」。

「问题在哪里？在他看来是美与不美的问题，他可以去捍卫，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已经涉及真与非真了，所以有时候对话对不到一起去。比如『魂归离恨天』，它失真了，但他觉得更美了。只能说他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我们求的是真，而他寻找的是美。」许钧说。

发生在许渊冲身上的争议在翻译界有一种解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原著可以长久流传，但「无论怎样优秀的翻译都是短命的」，原因之一是语言的老化，原著语言可以留在自己的时代，但现代人读1920年代的译文已经能明显感到隔阂。更重要的是，译者的个体认知也在老化。翻译一度允许译者的自我表达，比如清末甲午战争战败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就将原作者反对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加入译文中，借助翻译针砭时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这种翻译激发民众的觉醒，有特定历史意义，这在许渊冲成长的20世纪初并不少见，但新时代的翻译是为了交流和沟通，主张对等，语境已完全不同。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翻译的看法是，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理解。「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某些偏见的形成」，同一个杜甫，经由不同的翻译后，可以有100种完全不同的面孔。每种译本都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误解」，但正是这些误解构成了杜甫的深度，让他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形象，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解读的谜。

许钧鼓励自己的学生去研究这个特别的翻译家。「社会广泛认同他，但是行业内有很多跟他不同的观点，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他的儿媳祝一舒研究法国文学翻译，博士论文主题是许渊冲翻译研究。「单从他的理论而论的话，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不是太狂妄、太偏激了，但我觉得他是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去谈他的理论，有他自身的特色。」

论战时的许渊冲很少得到这样的理解，更强烈的感受是孤立。直到现在，他形容那段日子所使用的表达仍是「四面都是敌人」，提出批评的不少人曾是他的同学同事，他觉得「人变了」，「没有人认同我」，而「我已虚度75个春天」。

他渴望听到认同的声音，把自己和钱钟书的书信公开，引用信里钱钟书谈的翻译问题，写文章讲道理。钱钟书提醒他信件是隐私，说那些信「皆不值得『发表』。『No can do』, 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并在「No can do」下面标了横线，这句洋泾浜英语的意思是「不能做」。但这封信里有一句钱钟书翻译的诗，许渊冲把自己在钱译基础上推敲出来的译文连同信一起发表。文章最后写道：

「译后喜不自胜，以为这是1+1>2的译法，简直可以说是巧夺天工。但钱先生说我们的通信是寻常书信，不值得发表。果真如此，那20世纪就没有人翻得出这样的妙译了，岂不遗恨千古！记得钱先生说过：有人利用他是借钟馗打鬼，可能我也包括在内。他是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不知道受压一生的人多么需要钟馗！没有他的嘉勉，我怎能把鬼打倒在地！」

「他一辈子都在争，争公平，争高下，争第一，到处写文章，争一个水落石出。他像一个斗士，也许他这个斗争的性格，能够让他活到100岁。人就是要有一个盼头，要有一个忙的内容，翻译就是他的忙……他是真的为之奋斗了终身。」潘丽珍说，「没有这个性格，大部分的人都会『算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可以活。但他不能自甘平庸，他一定要打破这个平庸，要争一个名，每次谈起来都很激动，100岁的人了，还是斗志昂扬。」

事实上，出生于1921年的许渊冲与外界存在着时差。他相信翻译的核心问题是追求美，但这个行业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生存。千字80元的平均稿酬让文学翻译很难成为一种专职职业，诗歌翻译更是罕有人至的领域。翻译出版最重要的标准是速度，一部外文原著由谁翻译，取决于谁能最早抢到版权、最快完成译文，而不总是谁译得最美。很多书不再有译者署名，因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翻译操作是将正文分块，外包给不同人同时翻译，文字汇总后集合成稿，出版成书。

祝一舒的论文完成后，许钧带着一家四口去拜访许渊冲。「看他家里的装修，我一进去都惊呆了。」祝一舒说，「我印象中这样的教授会住比较大气一点的房子，但他的房子除了书，只有生活所需的简单家具。当时他的胳膊受了伤，对着电脑，还在那儿打字，后面全是他的书。我就觉得，他对翻译的热爱是骨子里的热爱，好像睁开眼睛第一件高兴的事，就是让我去翻译。」

这才是一个翻译家身上能够超越时代的共通性。朱生豪翻译《哈姆雷特》是在抗战期间，当时他已经病倒，他将To be or not to be译作「生存还是毁灭」，因为他的个人问题就是亡国灭种的集体问题，是进攻的日本侵略军放火烧的书局，是他花了整整一年辛苦译注却被烧成灰烬的翻译原稿。他的胞弟回忆他的翻译动机，是「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在那个时代里，这句译文是一个已在病榻的译者对外面的世界忍不住的关心。

顾彬在二战中的德国长大，第一次读到「故人西辞黄鹤楼」让他迷上了李白，如今，75岁的他仍在每天熬夜翻译李白和杜甫，译中国诗歌不挣钱，他教的学生没人愿意译，「如果我不翻译，基本上在德语国家就没有人做这件事了」，「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任务」。

其实，一代又一代翻译家真正的敌人，只有时间。赵瑞蕻晚年开始重译《红与黑》，他打算「加上几百条注释，重写译序」，还要写一本《红与黑解说》。1999年，赵瑞蕻去世，女儿赵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整理父亲遗物时，她发现了那摞《红与黑》译稿，可里面只有前10章，装译稿的牛皮纸袋上，是翻译家用红笔写下的四个字——「死不暝目」。

2014年，许渊冲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该奖的亚洲翻译家。证书就放在书架上。

声名之后

平庸问题在原则上解决了，93岁的许渊冲在2014年获得了国际译联颁发的北极光奖，他的翻译为他赢得了认可，声名也终于朝他涌来，持续至今。或许，真正的伟大发生在声名到来之后。他的行动替他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想要的声名，就是声与名，没有引申义。

他不要大房子。俞敏洪在北大上过许渊冲的课，想买房让老人住，他不愿意，理由是「书太多了，搬家麻烦」；帮他找高端养老院，100万订金也备好了，他还是不愿意，理由是，「看的都是老年人，不舒服」。

声名所蕴含的钱，对他也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付帅是外研书店的总经理，本来在北大学法律，10年前在外研社当编辑，常到许渊冲家里拜访，喜欢听老爷子讲话，一开口全都是诗和论战，听得挺热闹，直到他偶然看到许渊冲签过的合同，法律出身的他看懵了。

什么都是「不知道」，不知道签给谁了，哪些书给版税了，哪些书没给，他只记住出的书超过了100本，自己印到名片上，「书销中外百余本」，后来又有多少书流通在市面上，不知道。「只要是跟他说，传播中国思想，传播他的翻译，他就都授权，授一大堆权，之后自己法律风险极高。」付帅试图解释这种风险，但家里只有他和照君，两个老人都听不懂。

最后，付帅只能教给他一个极其简化的对策，「非专有，都签非专有。」

许渊冲的学生覃学岚很早就意识到他的这种反差。九十年代北大主办过一次诗歌翻译研讨会，请许渊冲发言，他的开场白大意是，我到这儿来是做出了很多牺牲的，现在英国出版社给我的稿费是按英镑结算的，「这倒是实话，但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结果惹怒了部分与会者。」可是清华外文系给他过90岁生日的时候，找了杨振宁、何兆武和系里老师陪他吃饭，家人联络了他的崇拜者，从广州专门飞过来，在现场给他送两束花，他反倒发了脾气，表示自己不喜欢搞这一套。

开会提到以英镑结算的书，因为没签合同，只收到了部分稿费，他想跟人打官司，但是律师费两小时1000块钱，是他一个月的薪水，他付不起。最后他发了一通脾气，写了一篇文章来骂，骂完了，继续翻译。

伟大和平庸同时出现在这个人身上。他能把事想简单，不住大房子，也不想要鲜花，至今每天勤勤恳恳翻译，跟所有来拜访的人谈翻译，只想得到翻译上的认同。与此同时，他也把声名的复杂想简单了，在书里批评已故的同行，接受公开采访像私下聊天一样，讲老同学哪些人离婚出轨，生病做了哪些手术……

覃学岚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副书记，分管过学生工作，许渊冲曾明确表示希望邀请自己去外文系给学生去做讲座。覃学岚感到为难，他其实想请80多岁的翻译家分享经验，但是许渊冲的说话方式始终简单激烈，「只说自己好，别人都不行」，这样子给学生上课，年轻人怎么想？

他的生活也随着声名的到来变得喧闹起来。一拨又一拨的人登门，一拨又一拨的采访。许渊冲作为翻译界的神话登上了热门新闻，上了电视，他成了新一代人的大鹏鸟，网上冒出来很多文章，有人夸他，有人质疑，还有人论证他的英语不好。许渊冲还是在书房做翻译，电话在照君的房间，她代替许渊冲和外面的世界联络。那时候，老人常常要自己面对电话里陌生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听到，有人质疑许先生的能力，请问你们怎么回应？

许渊冲还是老办法，写文章论战。可时代彻底变了，互联网是一个喧哗的话语场，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付帅帮他找了一家媒体做了访谈，文章很快淹没在海量头条里。

八月十五中秋节，许渊冲骑自行车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没看到路上的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在导演朱允拍摄的纪录片里，摔倒的许渊冲瘫倒在地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的人问，「老先生您贵姓？」

坐在地上没法动，许渊冲说，「姓许。」

「哪个许？」

「言午许。」

「您叫许什么？」

「许渊冲，渊博的渊，冲是两点水加一个中间的中。」

讲话的人汇报，「许渊冲，言午许，深渊的渊，林冲的冲，96岁，是北大的老师。」摔倒的许渊冲还在补充，「最近，《朗读者》报道了我。」

在医院，照君心疼老伴受伤，许渊冲说，「月光如水，从某个意义上还摔得挺美的。」

照顾许渊冲的人跟主治医师商量治疗方案。一个96岁的老人要做手术是大事，这么大年龄能动手术吗？不动手术会怎么样，动手术又该怎么恢复？大夫让他放心，106岁的他都见过，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

手术结束后，主治医生出来说，许渊冲这样的他还真没见过，上了手术台滔滔不绝，要跟他讲自己翻译的诗。

醒过来以后的许渊冲眼见着衰老了。每天躺在床上，他没有办法翻译，看书要用手举着，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累。来了很多人到医院看望他，送了很多花，录了很多采访，可很少人跟他真正谈论翻译。

晚年的许渊冲常常说一句话，「你要接我的班」，这句话对潘丽珍说过，对俞敏洪说过，对没学过翻译的付帅也说过，但每次他听到的答案都差不多——这么难的事情，我做不到。

出院以后的许渊冲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每天1000字，译到中途就放弃了，理由是剧很乱，不美，不好，「不值得我译了」。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这的确是一部少有人爱读的剧，主人公是魔法师普洛斯帕罗，他脾气不好，总是怒气冲冲，有权随时制造暴风雨，一切全看他的意志。作为一个老师，他言辞苛刻，始终怀疑别人是不是认真在听，最常出现的台词是，「听我说！」和「你听到了吗？」

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供了解读这部作品的一种视角，莎士比亚在此前作品中揭示的真理是，一个人只能跟自己对话。哈姆雷特在剧中始终大声独白，只有父亲的鬼魂与他短暂对话。而《暴风雨》想要表达的是剧作家从一辈子剧场生涯得到的领悟，不管他的戏写成什么样，舞台上演得怎么样，剧场内观众总是吵闹喧哗，这是莎士比亚在人生终点发现的真理：「没有人真的会去听任何其他人说的话。」

正午时分的许渊冲家依然光线不好，左边的房间是妻子照君的卧室，墙上挂着许渊冲最喜欢的「自豪使人进步」，右边的房间是许渊冲的卧室和书房，里面的书架上放着他全部的译著

他人的伟大

99岁这一年，许渊冲不想译莎士比亚了，他译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的选择终于变了，既不是最有名的作家，也不是作家最有名的作品，这次是他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说起这个，他把身体仰靠回沙发椅，对新选择很得意：「哎！这本书写得很不错的喏！」

他说译完了古代，现在要译现代作家。这是一个翻译家迈向100岁的雄心。然而，亨利·詹姆斯是出生于1843年的作家，这部作品「The Portrait of a Woman」通常译作《一位女士的画像》，许渊冲的译本题为《伊人倩影》。

一本名为《伊人倩影》的书能不能在2021年的中文市场卖出去？我问了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编辑，大家都沉默了。其中一个编辑说，现在许渊冲写什么书她都给出，「不计成本去给他出」，「我特别愿意维护他这样的人，把这个梦维护好，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特别有意义」。

或许，伟大也发生在许渊冲的周围。他的伟大是一种简单，而让这种简单能够在现实中落地的，是那些代替他消化了复杂的人。

长期以来，妻子照君承担了一个翻译家的全部生活，买菜，做饭，打点人情关系。许渊冲喜欢吃甜的东西，喝牛奶要放糖，喝粥也要放，水果要是不甜，他就不吃。照君会给他准备蛋糕，在冰箱里放好。夏天挑甜甜的哈密瓜，切成一个个小块，放在盘子里，等他翻译以后吃。

许渊冲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公开发言也不止一次越界，但他一生都没有划过右派，定性始终是「业务讨论」，他写文章解释为「稀里糊涂没有被划成右派」。这份极其罕见的运气可以从照君的履历里找到答案。照君，原名赵军，俄语翻译，14岁参军，年轻时当机要员，得到过毛泽东接见和提点，「昭君要出塞的嘛！」从此改名照君。关键时期，许渊冲的院长是照君参军时的政委。

「他在人际关系上没有一个两岁孩子懂事，非常的直，所以纯真啊，就是指的这个，我偏偏就喜欢这个。」照君2017年在《鲁豫有约》的采访时说，「很幸福，也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很红，很受信任，所以人家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大的大傻瓜，放着阳光大道不走，专走那独木桥，就把这些人打成了臭老九，就是改造的对象，我就觉得我这个独木桥，想在这样的人（身边），才好。」

照君在采访中说许渊冲是自己崇拜的偶像，他身上有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己在他面前只能算「小学生」。有一次付帅带着妻子去家里拜访，刚好电视台寄来节目录像，照君招呼他们一起看。节目一开场，许渊冲说起初恋哭了，付帅特意回头看了一眼照君的反应，「还是一脸崇拜地看着许先生」。

付帅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老太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后来一想起来就生气，「去世有可能都是累死的，就被你们媒体们，因为去了《朗读者》一下就爆火，一天好几拨人。」那一天，她已经认不出来付帅的脸了，只是握着他的手，两个人掉眼泪。他们最后的聊天是教老人使用微信。她买了iPad，付帅手把手教她设置，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微信名字，叫做「春暖花开」。

2018年，照君去世，许渊冲在葬礼上嚎啕大哭。冯庆华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副校长，得到消息后，他第二天赶了早上的高铁到北京，看望自己的导师。97岁的老人一个人在家，推门进去，房间里安安静静，许渊冲坐在电脑前，还在做翻译。

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照君的房间基本保持了去世前的状态。桌子上放着大号数字键盘的电话、放大镜，放在最上层的是拆了封的EMS快递包裹，时间戳还印着2018年。她的座位靠墙边，那是一个没有人再去坐的空椅子。

现实问题是他人帮了忙。许渊冲住的老式板楼，上下楼都要爬楼梯，俞敏洪给北大写信，八九十岁老教授住楼里，无论如何得把电梯装起来。后来跟北大校领导吃饭，他当面又提了一次。现在整个畅春园老楼都装了电梯。

书桌前的许渊冲依然活在现实之外。他想去付帅的书店看看，在厚睡衣外面套个夹克就出了门，付帅怕老人冻着，把大衣脱给他穿。过去合同都是照君管，付帅问他，以后的版权问题怎么办？许渊冲告诉他，俞敏洪要给他在北大弄一个许渊冲翻译研究院，到时候找研究院。他记住的还是10年前的答案，「非专有，我记着呢！」

但是，现实有它自己的复杂。俞敏洪并没有想过办一个「许渊冲翻译研究院」，因为要是研究翻译，「必须有一批人来做，这批人就得（有）每年持续的基金投入」。「我跟他说，给他弄一个纪念馆，但是我不能做你一个人的纪念馆，因为北大外院有那么多著名教授，要做一个统一的纪念馆，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你想北大怎么可能为了许渊冲一个人建一个纪念馆？但是如果我说为北大外院建一个纪念馆，北大是不可能不同意的。」

俞敏洪看出来了，他的老师简单，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我觉得他人生特别简单，他的人生并不复杂，他的思考也不复杂，他其实并没有去想那么多的纠结的哲学问题，人生终极目标问题，他不去想这个问题。就简单（活）在我翻译这件事情上，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我要把翻译做到极致。他甚至都不去想我要不要促使中西文化交流这件事，他认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在里面了。老头很纯粹了，纯粹到每次见到你，拉着你就是讲翻译，从来没讲别的。」

妻子照君房间的书架既有许渊冲的书，也有妻子喜欢读的书，照君还在书架上摆了很多生活照片

Now Night

迈入100岁的新年前，冰箱里放着蛋糕，一盒挨一盒，整整齐齐码在隔层上。狭小的客厅没有直射的窗户，到了中午依然昏暗。餐桌上放着一排旺仔牛奶，一排椰汁，都是甜甜的味道。唯一的变化在照君的房间，书桌收拾干净了，2018年的旧包裹纸没有了，地上多了一盆蝴蝶兰。

争了一辈子的不平庸，在那天下午缓和了一会儿。我拿了他的日记给他看，告诉他，平庸的感觉，大家都会有。他看不清书上的字，想了好一会儿，背出了80年前钱钟书的原话，「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 a full stop.」（一切都还是问号，而不是句点。）

「是不是庸人啊，不能解决的，应该说，每个人都是庸人的。唉，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能解决也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别人不一定懂。我自己，现在也觉得是庸人，很多方面都是的，我吃饭，译这些作品，都是庸人的事嘛！过了几十年了，各种看法，不是都绝对有道理，看多了，见多了，我自己也是变的。」对话中，他第一次把自己说得笑了起来，「原来太固执了。」

连To be or not to be的其他译文，包括朱生豪的「生存还是毁灭」在内，都得到了包容。「我是根据莎士比亚，应该是那个意思，要不要这样过日子。但是别人别种译法，也不是说不可以，也可以。」

那个下午的许渊冲展现出自己不太常见的那一面，连声音都没那么响亮了。他主动说自己得意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前半句其实是卞之琳译的，上课听了一直记着，在他的基础上补了后半句。翻译上也有不少比他厉害的人，看到毛泽东诗词法语译者翻得好，他就不翻了。

但这份包容没有持续太久，他再次进入了敏感的自卫状态。他的对话里有个敌人，他用语言一再对抗它，强调翻译《静夜思》「没一个比我好的」，批评在舞台上说「生存还是毁灭」绝对不行，「这个笑话了！」

一个人的慷慨陈词后，他又短暂睡着了。照君房间的墙上挂着他最喜欢的对联，后面一联「自卑使人落后」磨得破破烂烂，「落后」两个字被电视挡住，「自卑」不知从什么时候被撕掉了一半。前面一联是「自豪使人进步」，完好无损地挂在窗边，每个有太阳的上午，阳光都会照在上面。

醒着的时候，他批评了汉学家柯睿（Paul Kroll）翻译的「故人西辞黄鹤楼」。这是他在70年代读到的错误，柯睿把「西辞」错误翻译成了「going west」，「这句一错全错，故人西辞黄鹤楼，是离开了西边的黄鹤楼，从黄鹤楼到上海，这段美啊！他说是黄鹤楼往西，到四川，那一路哪能比呢？这是外国人翻的，这是我指出来的错误。」

没有手机，不会用网络，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每天下午的《参考消息》和晚上的《新闻联播》。外面的世界离他很远，家里最新的工具书出版于1961年。他并不知道柯睿在1981年就更正了译文，「going west」早已是一个不存在的错误。

「我100岁了，好像我不知道哪个（人）100岁翻这么些书？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他突然停了下来，又问了一遍，眼睛里是不确定：「有没有第二个？」

暮年出发的赛跑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环绕房间的书架上有全世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思想榜样，李白、司汤达、莎士比亚，但每个人都被他找到了缺点，他的世界里没有英雄，都是凡人。他付出一辈子的热忱，验证了青年时代读到的尼采——上帝已死。但是上帝死了以后怎么办？谁都没有正确答案。他显然已经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一件谁也没做到的事，但「我是不是一个庸人」，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问号，没办法划句点。

所以，他还得继续写，还想继续译，还要继续出书。100岁这一年，即将出版的新书是他的《伊人倩影》。他一直喜欢写译者序，这次罕见地不写了。他说，作者已经写得足够好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放在前面就可以了。它是这样写的：「《伊人倩影》是一本写梦想如何没有成为现实的小说……」

天气好的下午，许渊冲依然要去公园散步，自己挑一个位置，坐长椅上，戴着墨镜，晒着太阳。那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位置，他选了整个公园最偏最窄最荒凉的一个角落，往前看是北京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公园的铁围栏、堵在眼前的公交站广告牌，挡住了大部分视线，他到底在看什么？直到摄影师告诉我，那天好几百张照片里，他的眼睛没有一张是平视的，每一张照片里的他都在向上看。所以，我们眼前的萧条、嘈杂、绕不过去的绝路，也许他根本就没看到，他的眼睛里一直是天空。

公园有段时间因为新冠疫情封闭了，他让亲戚开车带他看看北京。他们绕着北京城走了一大圈，坐在车里他看得特别认真，路过社科院的时候，他说钱钟书在这里的时候他去过，路过公主坟的时候，他说结婚以后跟照君在这儿吃过饭。亲戚专门开到了国家网球中心，让他下来看看。前年坐火车去成都，中途报站到了洛阳，他站起来想下车，他要去看洛阳。

腿摔伤后，就不能骑自行车了，后来又摔了一次，自己下楼也很难了。每天需要保姆骑电动车载他，才能去两公里以外的公园。学生送给过他一辆复古自行车，停在楼下的自行车棚，上面积了厚厚的灰。

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察觉不到自己长了年纪。眼睛里是400年前的莎士比亚、1000年前的李白，每个字从没变过。直到发现自己翻译变慢了，眼睛看不清楚了，举着放大镜看，过不多久也酸了。翻译到中途常常不知不觉睡着了，醒过来再继续译。连最骄傲的记忆力都在变模糊，有的事情记得住，有的事再也想不起来了。

下午3点，暖气片上的旺仔牛奶烤得温热，冰箱里的蛋糕切下来一块，用小叉子吃。他最爱吃蛋糕的奶油尖儿，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晚上看《新闻联播》，偶尔看看电视剧，到了11点，他又要一个人回到书桌前。即将迎来人生的第100年，要怎么过这样的日子，晚上继续翻译莎士比亚，还是写回忆录，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辈子的个人问题。

（吴扬、王咏刚、邢志忠、陈刚、胡晓凯、徐谙律、冯兆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