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物》创作者手记的第二篇。我们希望还原一些报道的操作过程与幕后故事，以此方式与读者、同行进行更专业、深入且严肃的探讨。手记的第二期，由《一群穷孩子的社会实验》一文的作者与各位分享这篇报道的背后。

文｜林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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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青云计划，其实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去年冬天，我去深圳采访一个关于养老的选题，有位采访对象是公益界人士，现在在做养老项目，但早年间，他曾主持过深圳一所中学的教育改革。

大概算是正式采访前的铺垫，我问到他教育改革的经历，他讲到自己的观点：好的教育，要尊重每个孩子的天赋秉性。然后随口举例，提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在北川遇见中科院心理所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后来办了一个学校，选拔了北京农民工子弟中的超常儿童，给他们专门的教育，最后送他们出国留学。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项目现在应该已经停止运行。

如果每个记者脑子里都有一盏选题探测灯的话，在那一刻，我的那盏灯，应该是亮了。乍一听，这件事似乎非常久远，且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但它有我感兴趣的元素，比如一些理想主义，一些时代背景，我也想知道，打工子弟、超常儿童、出国留学，这三件看似很难共存的事情，是怎么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而且我在想，如果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其实是不是反倒是适合报道了？因为孩子们已经长大，我们可以看看，他们今天长成什么样子了，这个教育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

于是，当天结束采访后，我向这位采访对象确认了那位中科院教授的名字，他叫刘正奎。回北京后，我在编辑部报了这个选题。

当时，关于青云计划，网上的报道非常少，青云计划有自己的官网，但也已经很久没更新。我报题时也描述得很模糊，很难向我的编辑讲清楚，我到底要写什么，也不确定这个选题是否真的可以操作。只是有一种好奇，觉得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想了解看看。于是我就去了中科院心理所，见到了刘正奎。

刘校长人很随和，记忆力也好，他确认了这个项目的真实性，讲到项目的缘起、他们如何招生、如何教育孩子，以及他们的教育观。同时也提到他在基层做教育的感受、他对流动儿童心理的研究，以及项目后来遇到的困难。这个采访做完，我大概知道了，这是一个可以写的好故事。

后来，刘正奎介绍了一位学生给我，我又陆续联系上其他的学生，包括在国内的，不在国内的。然后找到了第一届青云班的班主任、项目资方的工作人员……断断续续做了一个月的采访，逐渐靠近这个故事。

做我们这行，大家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每年可能只有两三个选题，是自己真正喜欢、全情投入、并在这个过程中觉得相当幸福的。其他时候，我们是凭着职业精神，做一个合格的码字人。而青云，就是前面那一种选题。

我对它感兴趣，也许跟我的成长经验也有关系。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在村小读到三年级，后来才转到城里的私立小学，再到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一路考出来，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亲眼看着我小时候的玩伴们，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在体制教育中跌落，早早进厂打工、成婚生子，消失于人群中，也许这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命运。也许这就是这个选题击中我的原因。采访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共享同一种语言的。我们是同一个国度的人。

青云班的孩子在为同学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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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的那一个月里，有很多记忆很深的瞬间。

比如徐博说，那时每个周日，他从皮村的家坐公交车到芳草地，上车的时候觉得放松又开心，感觉自己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穿梭。那个画面一下子跳出来，抓住了我，我知道这个细节会成为文章的开头。以及我们的采访要结束时，徐博叫住我，声音有些哽咽，然后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觉得这个项目是成功的，它教会了他们做一个向上的、正直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它应该会是我文章的结尾。还有在北京昌平，与李小溪见面时，她笑一笑，露出的小虎牙。她翻出QQ空间给我看他们小学的照片，是很多稚嫩可爱的脸。

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在理想主义之外，这个故事其实有非常多的毛刺。在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出现过许多问题和状况，比如这个班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其实就分离了。之后重聚，很多人没有再回来。包括每个阶段，横亘在他们面前无法逾越的入学政策。包括孩子们的家境，就算都属于打工子弟，但仍然有贫富之分，而这种分别，决定了一些家庭可以让孩子去澳洲，但另一些不行。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预设去采访，甚至会期待这个故事能完美契合某个故事模型，比如少年天才的故事、《死亡诗社》那样的故事。更多时候，我们还会希望自己的故事有一个集中的母题，就像以前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的主编总是问我：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讲清楚，你这篇稿子要写什么？

但我发现，青云计划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特稿选题——它不只是一件事，没有那么标准的起承转合，可能最后也不是一个happy ending。这个故事里有教育理想，有现状，也有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有政策，有时代，还有一群少年的成长史。这些毛刺，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不能只选择一个叙事，而忽略了其他叙事，它们都应该被写出来。这也意味着，这不会是一种爽文式的写作，或者对读者来说，可能不会有非常好的阅读体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避这些东西，它们都是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总想起好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是俄版《人生七年》，也叫《我们生于苏联》。不同于英版的《人生七年》主要讲阶层问题，俄版纪录片拍摄的20位孩子，出生时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长大过程里，国家解体、民族争端、地域冲突、性别矛盾在同时发生着。立陶宛的天才女孩在教育系统中浮沉，贝加尔湖畔的女孩被家暴而早早去世，家住红场附近的高官子弟去做了时尚杂志编辑，孤儿被美国夫妇领养而远渡重洋……成长是这么复杂，这么多面，一个微小的变量，就可能导向截然不同的结局。记录者不回避这些，也许不工整，但可能更接近真实。

也要感谢我的采访对象，在交谈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刷新我的预设和成见，让我看到更丰富的光谱。

李小溪是文章里的一位主人公，是第一届青云班的班长，一个从小就被认为最聪慧、最可能有出息的孩子，在青云计划读到高三，准备出国的最后关头，因为经济原因，被父母叫停。项目方觉得惋惜，也为她争取过奖学金，但最后，她还是放弃了。

去见她之前，我想着她也许会对父母有怨言，或者对命运有些意见。我问她怎么看待公平，但她给了一个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回答。她说她觉得命运某种程度上是公平的，因为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给了她很高的智商。虽然他们带着她一直颠沛，四处流浪，但这种状态下，她还是能比较轻松地把一张卷子做到满分。和别人比起来，这是不是一种不公呢？她问。

这番话也把我拉到一个全新的视角里，原来她是这么看问题的，原来她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命运的。他们的这些讲述被保留下来，让文章变得更宽阔和丰富了。

图源《俄国人生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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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仍然遗憾的是，文章虽然已经有14000多字的篇幅，但仍有一些信息被遗漏。正好趁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再补充谈谈。

在文章修改过程中，编辑姚璐尤其强调让我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这个项目开始时的时代背景——我想报道发出来之后，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被打动，可能也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了。谁还会在北京办一所民办学校，撞得头破血流又吃力不讨好呢。

但是在2009年，与今日之凋零不同，那时北京还有六十万打工子弟，城市周边是遍地开花的打工子弟小学。当时有领导人在视察北京玉泉路打工子弟小学时，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题词。

那时，北京最好的那一批小学，会和其他打工子弟小学举行联合活动。北京有专门针对贫困京籍学生的宏志班，也有许多教育项目是专门服务打工子弟，比如南都基金会发起的新公民计划，他们创办了许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对打工子弟做学业、就业、社会交往的各种辅导。甚至细致到——有某个项目是专门给打工子弟提供游泳场地。

在那样一个蓬勃的时代氛围下，刘正奎他们没觉得这件事有多难，也没想把这件事做得多大。他只是从一个心理学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觉得如果能有一所学校，便可以建立一个相对完整、安全的环境，与糟糕的原生家庭对抗。只收那么一小批人，不那么宏大，就是一个微小的实验。

不需要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很多人在一起努力，努力织就一片图景。理解了这一层背景，也许我们会更能理解他们行为的合理性。

文章的另一个遗憾，是没能采访到青云班学生们的家长；虽然试着寻找过，但最终也没有采访到那些没有出国、没有考上国内大学的学生——比起去了澳洲的徐博、经历曲折最后还是上了大学的李小溪，他们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落者与失语者。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项目到底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或者，是不是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

直到文章发出后，编辑在微信后台的评论之海里，打捞出了一条评论，这位叫@米老鼠（米娥）的读者，是第一届青云班一位学生的家长。她在评论里这样写——

我看的泪流满面，我就是24个孩子中的一位妈妈，没有文化，家里很穷，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上学再上班的人，看上去很失败，出了社会没有文凭，不好找工作。

但是他从小学的英语就比一般孩子学的多，他性格内向，那段时间我和他爸就好像在地狱生活一样，觉得没有文凭、不上学，他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去了培训班上班。都看他太小了才19岁，但是老板同事都喜欢他。他以前就说，你放心吧，就算我不上大学，我的见识也比一般的大学生多，知识比他广。

虽然感觉很失败，但是青云学校培养了他积极向上，正直三观很正的孩子。我也很欣慰，现在是成都一培训学校的主管，总部上海，还说要把他培养成分校校长。今年赵主任走了那天，在家饭都没有吃，他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小学文化，也不知道东一句西一句说的啥。但是还是感谢青云的全体成员，眼泪掉下来了，其实还有好多话说。

她的语言并不通顺，明显有一些急促。但读到这条评论，我们都有些震动。文中的两位学生，徐博和李小溪，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出国留学或考入一本，但那些滑落得更深的孩子呢？那个极具天赋但回到了温州上中专的女孩，回到河北读了职校的男孩，以及这个只完成了中学学业的男孩，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项目到底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或者，是不是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

感谢这位母亲给了我一个可能的答案。我们写的正文，她的这条评论，共同完成了这个故事。

图源《俄国人生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