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通明和王勇从工厂回到工地，感受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更「自由」了。这里的规定比较人性化，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工作，起码人可以在工地上走一走，在工厂里总感到被「管着」。

文｜韩萌

压抑

「进了那样的工厂，就像进了牢房。」

杨通明个头中等，有着西南官话口音，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1999年出生，是所在工地最年轻的建筑工人。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干这种「土土的」工作，而是希望在大城市有番作为。

三年前，因为向往大城市，杨通明上完初中就跟着同乡的朋友，从云南昭通去到2000公里外的厦门打工。

刚出去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但他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有朋友建议他学美容美发，「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他心里笃定地想「谁还能一辈子不剪头发」，这行肯定有饭吃，于是报了一个免费培训班，正式踏入美容美发行列。

一个班有几十号人，是清一色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年轻人。一个月里，大家每天都重复同一件事——洗头。杨通明在那儿学会了五六种按摩手法，可以分辨洗发水的好坏，但是除此之外连剪刀都没碰到。「毕业考试」是给一个测试官洗头，他觉得舒服，学员就算合格。

顺利毕业后，杨通明被培训班分到一家理发店当学徒，成为那里新的洗头小哥。在理发店里，洗头小哥的每项收入都是明码标价的，15分钟内洗头一次赚3元，半个小时赚6元，剩下的要靠推销洗发水拿提成，没有任何保底工资。杨通明说，来剪发的客人基本不会买洗发水。要想学更多的技术，就要给店里的理发师交学费，要价在几百块钱不等。杨通明给了一个理发师100元，勉强学会了烫发。

每月只有两三千的收入，坚持了快两年后，杨通明的生活快要「维持不下去了」。他直到离开那家理发店，都没有机会被允许给客人烫发，自始至终都在帮客人洗头。

他托朋友介绍，终于来到一家让他「梦寐以求」的大工厂工作，专门做电视机配件。可是很快他就发现，工厂里更难熬。每天七点多上班，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在流水线上他只需要重复一个动作。「这个事儿也不需要你动脑子，就看谁更熟练。」

刚去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和主管顶嘴，他被调去整个生产线最前端。这个位置是最累的环节，工人既要负责分拣，又要顾全组装。对于杨通明这样的新手，无疑会手忙脚乱。他的速度跟不上，中午吃饭只能随便扒拉两口，节省出更多时间追上进度。

回到宿舍后，和舍友几乎没什么交流，每个人都从不同的生产线上回来，都「累得要死」，倒头呼呼大睡。杨通明在这里感到很压抑，身体不舒服需要请假一会儿，也要被扣工资。

「进了那样的工厂，就像进了牢房。」杨通明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台会说话的机器。

王勇是杨通明隔壁村的同乡，他们初中毕业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到外地打工。王勇跟着同学，来到宁波一家电阻厂工作。

工厂的机器24小时连轴转，一刻都不停歇，所有工人早、中、晚三班倒。「那个时候我几乎天天加班。」王勇说，加班算是半自愿的，只要身体吃得消，愿意多干一点就加班，「反正工厂一直开着」。加1个小时多挣20块-30块钱，如果高强度加班，一个月的收入有五六千，不加班就要少两千块钱。

在这种高强度的加班节奏下，王勇只坚持了十几个月。杨通明在这个电视机配件厂待了一年，也感到十分厌倦，他忽然明白，再大的工厂也是千篇一律的，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重复性工作，非常枯燥。以前他以为大工厂待遇好，进去之后发现，每个人都是螺丝钉，而且学不到东西，只是消耗身体和精力。

不安

「许多工地就是一笔糊涂账。」

三年前，杨通明「逃」回云南老家，他一直很感激同乡慷慨介绍，以及包工头老板给了他重新选择的机会。

刚到工地干活的时候，杨通明觉得挺满意——食堂每顿饭至少做三个肉菜，宿舍是四人间。但他发现，有时候考勤员给自己计的工时不准。他专门找了一个小本子，每天记录自己的考勤，月底的时候翻出来和考勤人员的记录做对比。出现对不上的时候，他就去和小组长理论，最后都会以他的记录为准。可如果他没留这个心眼，就可能白白少拿工钱。

计不清工时不仅是建筑工人的苦恼，也给考勤员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工地上的考勤员也是建筑工人实名制专管员，他们有一个苦差事——每天开着车跑到工地上，拿着考勤机给每个工人打卡考勤。

云南省的蔓金高速公路全长50多公里，盘踞在云南省国境线附近，途径云贵高原的莽莽大山，最长的穿山隧道有1000多米。整个工期长达四年，和张济显一样的实名制专管员们就在这条路上抱着考勤机穿梭了四年。

工程任务最重的时候，施工单位成立了15个分部同时作业，同一时间有上万名建筑工人入场施工。张济显们每天要开车几十公里，往返于各个分部，从一个分部到另一个分部，车程至少两小时起。

但是张济显一直没有碰到称心如意的考勤机。「大公司的考勤机也不见得好用，录错率高的时候能有20%。」隧道里没电没网，回到公司录入信息才能发现没有打卡成功，遇到这种情况的专管员只能重新跑一趟，有的时候晚上10点还到不了家。

云南建投集团有很多这样位于深山老林的大工程，人烟稀少，网络信号零格也是常事。大型工程会进驻十几家不同的建筑公司，繁忙时期，每天几千号工人进场、退场，传统的管人办法又耗时又不准，还会延伸出很多问题。

「许多工地就是一笔糊涂账。」云南建投集团钉钉数字化专项小组负责人、第二安装工程公司（下称安二司）信息中心主任单宇恒说，通常建筑企业和工人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包工头和劳务公司负责带手底下的工人进场干活，包办了工人的工资、保险。由于工地做不到实名制登记以及核验身份，一些狡猾的包工头会谎报进场工人的人数，从中谋取私利。

在这样的灰色管理机制下，最容易利益受损的就是普通的建筑工人。安二司总经理崔永志讲过一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项目经理的时候，有一年临近春节，公司刚给包工头打了20万工资款，包工头和别人赌钱，一夜输光，马上就跑路了。近百个工人等着这笔工资回家过年，他们也只能找公司「讨说法」。公司纵使有再多委屈，也会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给建筑工人们重新发一笔钱。

还有更恶劣的是胡乱推责的。安二司项目经理向文亲眼见过，有包工头为了讹钱，把出事工人的尸体扔到他们工地的搅拌机里。工地也说不准这个人属于哪个项目，可人死是大事，家属来闹，警方来问，大企业就容易吃哑巴亏，不得不付出一笔巨款了事。

人头都掌握不明白，更不用说工地上的材料管理。单宇恒说，甚至有工人多次冒领工作服、安全帽和胶鞋，拿出去倒卖。还有的小组长和材料管理员串通一气，私吞建筑材料中饱私囊。「这在建筑行业是司空见惯的，有的管理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杨通明进入这行以前，听同村干过工地的老师傅讲过类似的故事，他也经常在手机里看到农民工讨薪、被欠薪的新闻。「说不担心是假的」，刚被介绍到工地上时，他在心里暗暗嘀咕，害怕跟的老板不靠谱，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踏实

「从钉钉上可以看到每天干了多少钱，那就有动力了，明天继续干，钱一直能看见。」

上一代农民工饱受欠薪之苦，等到杨通明这样的新一代农民工加入队伍时，事情似乎正在起变化。

2019年末，杨通明发现自己待的工地安上了智能考勤机，每个人只需要在考勤机面前站上1秒就可以打卡，自动记录出勤和工时，那个小本子用不上了。与以前的「人肉打卡考勤」相比，效率和准确率得到明显提升。

这是云南建投安二司，基于钉钉研发的新型考勤系统，到了偏远地区，还支持离线打卡。它结合了钉钉考勤机、人脸识别技术和现场管理模块，从建筑工人第一天入场开始，为其登记实名信息，构成了「建筑工人实名制数字化管理平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8万建筑工人身份信息录入系统，产生的数据还可回传到云南省建筑农民工实名制管理服务平台的数据库，整套方案已经在云南省2000多个工地普及。

这对杨通明来说特别重要，每天打完卡，手机上马上看得到考勤记录，到月底会按照出勤率和工时发工资，直接到账银行卡，再也没有过漏发工资的情况，心里觉得很踏实。「从钉钉上可以看到每天干了多少钱，那就有动力了，明天继续干，钱一直能看见。」

一月，杨通明和工友们领到了春节前最后一笔工资，也是2021年的第一笔。「不会担心工资被拖欠，每月都会按时发放。」杨通明说。

单宇恒认为，平台之所以能够解决欠薪拖薪问题，是因为建筑公司越过了包工头，直接代发工人工资，专款专用，包工头或分包公司再也无法挪用工人工资，建筑工人权益随之得到保障。

「整个工地成千上万人，大型工程一天之内几千人进场、退场。现在只需要一个软件，就能把人管理得明明白白。」在实名制基础上，单宇恒推动公司与保险公司创新产品形式，实现保险到人，即登记即保障。工地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强，过去为农民工买保险，需要提前一个星期，「可能刚办理完毕，农民工已经离开。」

临近春节，晋美玲跟随老公来到工地上打短工。即使是临时身份，从进场那天起，她也要录入身份信息，与保险系统关联后，公司自动为其购买了保单。等到她离开工地回家过年时，办理离场手续后，保险系统会马上同步结算。

「一年没有回家了，过两天打算用工资给老人买点补品带回去。」晋美玲说，好多天没看到女儿了，想给她买些玩具。

自由

如果攻克了一个难题，他会觉得非常兴奋，极具成就感。

杨通明和王勇从工厂回到工地，感受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更「自由」了。这里的规定比较人性化，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工作，起码人可以在工地上走一走，在工厂里总感到被「管着」。

王勇在工地做消防管工后，经常主动晚上加班。「不像工厂里那么辛苦」，除了不能在夜晚进行高空作业，地面上的工作都可以量力而行地做。「如果从傍晚6点半上到晚上10点，能算半天工资。」他认为这笔「额外」报酬非常划算。

在王勇看来，工地上的人并非竞争关系，都算「朋友」，时间长了大家能聊到一起。而且这里有经验的老师傅从来不吝啬向年轻人传授经验。这跟他在工厂的时候完全不同，工厂里流行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有经验的人都藏着掖着，什么都问不出来。

在工厂里的工作也极不稳定，干活的人一多，工厂就会裁员，里面复杂的勾心斗角让杨通明不知所措。「谁要是不太老实，可能因为很小的事情被挤走，如果领导喜欢你，表现很出色，也会被弄走。」

杨通明在工厂浑浑噩噩地干了一整年，至今也说不明白当初所在的配件厂，生产的是电视机里哪个配件，但如今他可以把消防管道涉及的步骤和原理讲得清清楚楚。

现在不再是比力气的年代，工地上谁有技术、有能力就会受到尊重。王勇很羡慕师父，他看一眼工程图纸，就知道管道怎么铺设、管道长度该定多少、如何搭架子、喷淋头安在哪儿……一切都了然于胸。为了更快地提升自己的技能，王勇两年前认了一个师父，经常向他请教业务难题。

因为有熟人介绍，即使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做，工地还是会给这些生手学习的时间。入行五年，王勇能感觉到自己有明显的进步。刚开始只会打杂，师父说的专有名词也听不懂，只能递递工具，搬搬重物。两年后，他已经被允许带领一个五人小团队了。

像消防管工这样的工种，一个大型工程里至少要安排四五十号人，谁的活儿干得「利索」，大家都有目共睹。「比如这个管道线路是否合理，有人排管道排成波浪形，有人排得笔直，新手和老师傅的活儿差距很明显。」王勇说。

「有一次我排的管道特别直，师父看到后特别表扬了我。」杨通明很在意他人的肯定，如果活儿做得很漂亮，他自己也会看着「特别顺心、特别舒服」。

吃饭的时候，杨通明也喜欢和工友交流业务，如果碰到坎儿，他喜欢和人讨论，从中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攻克了一个难题，他会觉得非常兴奋，极具成就感。

管理者也会主动找一些办法提升大家的整体水平。杨通明现在的项目经理向文，经常用钉钉直播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课程。晚上等到大伙儿吃完饭，他用手机插上小音响功放声音，组织班组成员听课。

期待

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螺丝钉，而是系统中「有名有姓」的人

杨通明所在的项目已经处于收尾阶段，但他丝毫不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他认为自己有技术、人勤快，一定可以顺利找到下一个工程项目的机会。

前年冬天，王勇赋闲在家长达三个月，干完上一个工程后，就找不到其他工作了，他给认识的老板、亲戚朋友挨个打电话，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但他现在并不慌，毕竟在云南建投这种大公司做过，实名制系统里可以查得到具体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参与的工程。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螺丝钉，而是系统中「有名有姓」的人。

单宇恒透露，安二司正在基于实名制系统，建立一个全面的建筑工人数据库，包含每个工人擅长的工种、工程经验，希望帮助更多建筑工人摆脱对包工头的依赖，凭借专业能力找工作。

目前，安二司基于钉钉搭建的系统已经在云南建投集团60多家子公司推行，但是初期并不顺利。当时安二司推出「保险到人、即登记即保障」的服务，各家的态度千差万别。有一个项目的工程部比较抵触，没有采用，项目上有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还没有结婚，突然出了事故，导致双脚截肢。由于没有录入保险，公司不得不承担了超额赔付。

这件事最后也给其他子公司敲响警钟，高层管理者意识到实名制以及考勤打卡的重要性。现在安二司规定，不定期派人到工地上抽查，凡是发现项目上存在非本项目的工人，处以罚款1000元，如果没有实名制的工人出现安全事故，工程部经理全权自行赔付。

安二司530多家供应商也主动上线钉钉系统，融入到业务链条和生态圈内。工程中60%的成本是物料，实行数字化物资管理之后，所有环节全程在线，无法造假，供应商纷纷反映「对账很轻松」，建筑公司也比较放心。

单宇恒坚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人参与到数字化中，优秀的建筑工人和专业的公司一定会被看到，更多的业务环节能够被置于阳光下，让导致欠薪和中饱私囊的「灰色地带」再无生存空间。

虽然每天从工地上回来总是「灰头土脸」，但杨通明依然觉得自己很「不错」，他才21岁，每个月能固定拿到将近八九千元的工资，这与同龄人、同村人比，都是非常高的收入。

王勇还是觉得工装单调，穿着没有那么体面，不如城里的上班族光鲜亮丽。发了工资后，他会自己网购一些喜欢的衣服，休息的时候「穿好一点」。

「今年我也26岁了，年后就打算回家说个媳妇儿，然后结婚生孩子，家里面催得很。」王勇对自己结婚很有信心，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能顶上当地的彩礼钱。「我们那边要求不高，彩礼一万多意思意思就可以了，而且国家政策不是说了不用给彩礼钱了吗？」前年闲在家里，他把家里的土房改成了砖房，为娶媳妇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