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写回忆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哭天抢地，他就把这个东西写得很美，很漂亮，很激情。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和判断，你知道他背后压着的那些东西。」

文｜林秋铭

编辑｜金匝

图｜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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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参加完汪曾祺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后，《汪曾祺别集》戏剧卷的编辑陶庆梅和汪家兄妹一道回北京，回来后，她忍不住和同事慨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家人呢？」

和汪家兄妹见面后，才明白她口中的好是怎样的好。今年8月，一个暴雨天，车子拐进家属院，汪朗的妻子到家门口来迎我们，为我们收了伞，又将来访者的口罩一一挂在阳台，「一人一边，待会儿你们就不会弄错。」

汪朗从房间里走出，他今年69岁，头发渐白，说话的时候，眉眼像极了他的父亲汪曾祺。今年是汪曾祺的百年诞辰，他比以往更忙碌。我们见面的那个周六，他要赶往高邮，参加会议、拍纪录片，没有多少休息的时间。他像汪曾祺一样温和，不愠不怒，「服从安排」。汪曾祺纪念馆开幕那天，轮到汪朗讲话，他蹦着上台，遇人就笑，很顽皮的笑容。

这些年，关于汪曾祺的讨论多了起来。据统计，自1997年汪曾祺去世，到2018年上半年，关于他和他作品的各类出版物，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数量在近5年来激增。年轻人把汪曾祺称作「吃货作家」，觉得他擅长吃吃喝喝，擅长写美食，去年4月，他的名字还上了热搜，「汪曾祺 好爱吐槽一男的」，一个诞辰近百年的作家，越过时间，和当下发生了奇妙的互动。

太热闹了，延续的工作落在了他的三个子女身上。儿子汪朗、大女儿汪明身体都不太好，最小的女儿汪朝揽过活儿，负责对接父亲作品的出版事务。找上门的出版社很多，事情太杂，有时稀里糊涂就签出去一本，各种版本乱了套。「我们不希望他那么热，他应该是一个长销的作家，不应该是热销的，大家安安静静地喜欢读他的书，他就很开心了。」汪朝说，那种状态就像汪曾祺在《草花集》里写，「我悄悄地写，你们就悄悄地看。」

在北京蒲黄榆的那个家，汪曾祺就是悄悄地写。书桌上，放着老花眼镜，一包云南玉溪和一包红塔山，是他常抽的，还有一杯刚泡好的龙井。他坐在低矮的沙发中，身边是堆叠的纸卷和书籍，垒得很高，弄得沙发像嵌进去似的。他偶尔会从纸卷中摸出稿纸和钢笔，一气呵成写就一篇文章。

他写春天，「我所谓的『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好想尝尝。」写昆明的雨季，「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写紫薇树，「树干近根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疙瘩流秋。梢头枝叶犹繁茂，开花时，必有可观。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还有那句广为流传的句子，「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受作家契诃夫、阿索林和海明威的影响颇深，「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流动的。」这些人对他的影响之深远，像云南的菌子，「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与他结识的朋友又道，他看书看得杂，喜欢看自然笔记和明清的奇闻轶事，花花草草带给他生机，让他的语言总是灵动舒展，有一股「碧绿透明的幽默感」。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汪曾祺与同学李荣（左）、朱德熙（右）

汪曾祺笔下的生活冒着热气，文字背后，藏着他的波折一生：出生高邮，在家乡生活了近20年后，赴西南联大就学，在昆明待了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4年，最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了近30年，直至去世。他是一个甘愿游走在边缘的人，却难免被卷进漩涡之中，那一代人的命运可悲可叹，才华被苦难洗涤，却也被乱世耽误了，直至60岁，汪曾祺才作为作家被世人看到。

但他的文字里，从不流露这些冷遇和苦难。《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的编者、研究汪曾祺多年的学者杨早说，「他在写回忆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哭天抢地，他就把这个东西写得很美，很漂亮，很激情。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和判断，你知道他背后压着的那些东西。」

《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拾读汪曾祺》未读·文艺家 | 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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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离开23年后，他的生活痕迹在汪家渐渐消退。西直门福州会馆的房子，汪明住了进去，书房改成了卧室，再看不出原来的样貌。遗物大多交给了汪曾祺老家高邮的纪念馆，汪朗在家寻了半天，才掏出一个不锈钢酒壶，外面包着一层羊皮，一摇，还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酒声。那是有一年去美国，台湾作家聂华苓给汪曾祺灌的一壶威士忌，他没舍得喝，一直留着。还有墙上一副墨蓝色调为主的水墨画，汪朗嘿嘿笑，「也不知道老头儿画的是什么，觉得好看，就挂在这儿了。」

父亲逝世后，汪朗代替父亲，坐在沙发上接待更多关注到汪曾祺的人。年轻的朋友们爱汪先生，花费了一年多，意欲在他百年诞辰时为他做一套集子。他们邀请汪朗做主编，编出了一套轻薄的《汪曾祺别集》。书送到汪朗手上，他摸着书皮上的马蒂斯剪纸，把父亲的一生又讲述了一遍。

《汪曾祺别集》

记得最深的，是7岁那年，和母亲一同送父亲去张家口进行劳动改造。1958年，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就职的汪曾祺被划为「右派」，「表面上的理由是单位右派数目不够，需要『补课』，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单位的一些人，卡了他们的稿子，因为他觉得水平不够。」他在张家口干的都是体力活，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颤，身子也跟着颤动。这活儿行话叫「跳」，讲究腰上的劲道。如果没跟好木板的节奏，就会从木板上掉下来，一不留神，直接摔在泥石混杂的地面上，或者把腰给扭了。

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汪曾祺还是能掘出许多美意。汪朗记忆里，父亲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张家口的冬天太冷，把公厕里的屎尿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他得把它们掏出来，搬到一块儿。夫人施松卿问他，脏不脏啊，臭不臭啊？他笑起来，手舞足蹈地做了一个甩手的动作，没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他的笑是特别的，把头歪着，缩起脖子，半掩着嘴笑，有一丝狡黠，也有一些稚气。

在果园给果树喷洒波尔多液，是用硫酸铜加上石灰再配水，液体蓝蓝的，汪曾祺会形容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给农科所画《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每天到马铃薯的地里，掐下叶子和花，泡在瓶子里，对着它们画，对一颗马铃薯也不敷衍。后来他还有了一个发现，马铃薯「麻土豆」的花是有香味的。画完了，他便把它们放到牛粪火里烤熟，吃掉。全国像他这样吃这么多种马铃薯的人没有几个，对此他有些得意。

汪曾祺（右），一九五八年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

那时，汪曾祺给还在上三年级的汪朗寄书，因为不清楚那个年纪的孩子都在读些什么，寄的都是《吕梁英雄传》、《西游记》原著这些小孩啃不下的书。父亲寄来的东西，是珍贵的，汪朗放在床头，生生地读下去，他看不懂繁体字，连蒙带猜地硬是把《西游记》看完了。

1960年10月，汪曾祺「右派」的帽子被摘，结束劳动，但日子并没有就此平顺，「文革」十年动荡，他未能幸免，被批为「反动权威」，每天写检讨，进牛棚劳动，劈柴抬煤。汪明那时上小学六年级，回家路上看到有人坠楼，慌了，她叮嘱父亲，「不许自杀！」汪曾祺看着女儿，郑重地对她承诺，「好吧。」

他憋闷坏了，只能趁着晚饭间隙，喊孩子回来吃饭的片刻，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汪朝—」他喊，「回家吃饭喽—」他又喊，惹得楼下众人瞩目。喊完，他又开始说笑，「心里痛快多了！」

子女们不懂父亲犯了什么错，去看大字报，结果碰上正准备去抬煤的父亲。本来是尴尬的局面，汪曾祺却用调侃化开，他问他们的来意，应了一句，「好好看吧」，若无其事地继续扛他的煤去了。回家，汪朝笑他，「爸爸剃秃子一点不好看。」他们管汪曾祺叫小癞子，他高兴地应着，给他们摸他的光头。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潜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也有相似的说法，「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幽默感」，让人想起电影《美丽人生》里的父亲圭多，黑暗的、压抑的时候，他用各种方法保住孩子的童年，保住生活的热情，不让火光熄灭。

「文革」拧干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写作的热忱，不少人都说不愿再写了，但汪曾祺对诗意与美依旧固执，书写是他的出口。

样板团需要排新戏，于是进了牛棚半年的汪曾祺又给放出来了。在样板团里写样板戏，汪曾祺是战战兢兢的，头上还顶着「控制使用」的帽子，心里老是绷着一根弦。但他总归还有一个写字的地方。「文革」结束后，其他人相继自由，他因为和江青的关系受到审查，被责令反复交代，还被空挂了两年，日子不痛快，回家喝了酒，他发起了脾气，「这些混蛋、王八蛋！一点都不懂政策，我以后什么都不写了，我要剁指明志！」

但他放不下写作，即使在最压抑的六七十年代，他还在偷偷地写。写了不能发的作品，他就藏在给朋友的信里，抑或写好了，在身边带着，穿过城市，送给城市另一头的朋友看。后来出版的《戏曲剧本卷》中，「文革」中创作的剧本，只留下了《沙家浜》。

汪曾祺的文章极少改动，唯独一次，他写《寂寞与温暖》，前后共有6稿。写这篇小说是夫人施松卿的提议。80年代，描写反右的文章渐多，家人觉得「老头儿」也可以写写，但写成之后，他们都不满意，发现汪曾祺和别人写得都不一样，他的作品里没有大苦大悲，不惨也不痛，这和当时作为主流的伤痕文学不符。家人盯着他，前前后后改了6次，却还是那么温情与温暖，他们没辙，只好任由他去。

汪曾祺偏爱一篇小说，名为《天鹅之死》。1980年的冬天，北京玉渊潭公园飞来四只天鹅，汪曾祺每天遛弯都要去看。某一天夜里，有两个青年用枪将天鹅打死了，要吃它们的肉。汪曾祺很气愤，「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回来连夜写下了这篇小说。「他写这篇小说，并不只是叹惋一只天鹅的命运，而是对许多人失去爱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汪朗说。

多年后，汪朗在父亲的多数作品里都找到了那根温暖的弦，他渐渐体会到父亲对文学的主张：「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

《羊舍一夕》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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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个时代里所有年轻人一样，汪曾祺的三个孩子，汪朗、汪明和汪朝，都是没有选择的人，只能随着社会的洪流走。

1968年，儿子汪朗离开北京，在山西农村上山下乡。1969年，大女儿汪明去了东北兵团。1970年，小女儿汪朝被分配进了丝绸厂。汪曾祺和施松卿，留在北京。一家五口散落各地，只能在偶尔寄达的书信中得知彼此的近况。

汪朗在山西待了三年半，在农村挣工分，一天出的汗，凝结的盐粒能把衣服支棱起来。艰苦的环境里，他想起父亲，父子的经历在此刻重叠，「我发现，他那种对于生活美好的感悟，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我在农村，绝不可能想象这个地方的美，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可是他就写出了《葡萄月令》，写得多纯净啊。」他念出《葡萄月令》的第一句：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

又感叹一句，「多美啊。」

汪曾祺和汪朗

后来太原的钢铁厂招工，汪朗应聘做了炉前工，每天工作8小时，把铁水不断加热，再加上其他材料，让它们化为钢水，一炉要炼出60吨的钢水，浇筑成钢锭。至今，他还常梦见在锅炉厂做工的场景。梦里，他发现自己站在锅炉前，机器轰鸣，他喊，这么多年了我也不会干了呀，怎么又回来了。他着急，吓醒了。回想起那一幕，还是会发怵。

当时和汪明同一届的学生，都被派去东北兵团和内蒙兵团，16岁到26岁，汪明也在黑龙江待了10个年头，在农场里种大田。她在那里得了严重哮喘，寒冷的气候还让她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疼得厉害。家里人又气又心疼，去之前还挺健康的孩子，怎么回来就是一病号了？病痛在她身上扎下了根，如今60多岁的她，身子骨依然不太好。

汪朗有一回用小楷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汪曾祺回复他，你还能拿毛笔写信，我觉得很高兴，我去给你看看有什么好帖，帮你买几本。汪曾祺给汪朗和汪明两兄妹寄去贺敬之的《放歌集》，说这些诗写得很有激情，汪朗趁着闲时，在本子上抄了几首。汪明还收到过父亲写的一封有关「绿」的信，信里，汪曾祺写自己在井冈山看见的不同绿色，「日出前朦胧的绿」，「日出后亮丽的绿」，「层峦叠嶂、苍翠欲滴、葱葱郁郁」。朋友们和汪明说，从未见过谁的爸爸这样给女儿写信！

只有汪朝留在北京，算是对父母的慰藉。她15岁去丝绸厂，除开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他时间都在织布机前往返巡回，处理故障。有时候上大夜班，从晚上10点上到早晨6点。因为睡不好觉，她偶尔会朝父母发脾气，但她知道父母同样无可奈何，没有一点办法，「那时绝对不可能走，要是想辞职，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疯掉了，你会变成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你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再后来，政策渐渐有了松动，有能耐的家庭把孩子从兵团、工厂里调出来，做文职工作。「知识分子家庭是最无能的。」汪朝回忆，父亲汪曾祺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无力也无奈，只能由母亲施松卿四处找路子，费了很大劲，才让汪明办理了病退，又给汪朝找到一份中国图片社编辑的工作。高考恢复，汪朗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家人才在北京团聚。

汪曾祺一家，一九六一年摄于北京中山公园

沉重的黑云之下，汪曾祺极少和子女聊文学。他们也对他的小说「满不在乎」，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汪朗从事了媒体行业，汪明在大学的外语系里做教务工作，汪朝做着图片编辑，直至三人退休，都未曾正式踏足文学这一行。「要说文学上的烙印，根本没有。但他和任何人相处都很平等，很蔼然，这在我们的性情中，是长久存在的。」汪朝说。

在家里，不论是儿女还是孙女，都喊汪曾祺「老头儿」。「我和老头儿开玩笑，家里有几口人，你就排在第几位。」汪朗说，「我们就是拿他开涮，开个玩笑什么的，我们家都是没大没小，这是他培养出来的。」除了让儿女们出门打些酒，「老头儿」从来不支使他们做其他事。学校里老师要求学生互相称呼「您」，他和孩子约好，在外头说「您」，在家说「你」。

直到去了工厂，汪朝才明白什么是「男尊女卑」。她很吃惊，不明白为什么工厂里的同事觉得生了男孩就高兴。到同事家里拜访，看到这个家里的父亲一回来，全家都围绕着他，打水、提包、倒茶，她觉得稀奇。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汪曾祺曾写。他的笔下，他和他的父亲汪菊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两人也产生过分歧，他离家去后方考大学，父亲是不愿意的。到了昆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他没饭吃饿得慌，心里埋怨过父亲。回到上海，父亲又希望他能进银行工作，僵持了很久。但汪曾祺还是深爱父亲，父亲同样给了他一个完满美好的童年。到了春日，父亲会领着他去放风筝，风筝线是胡琴弦，他从未见过那样的风筝。他写情书，父亲在一边出主意，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上一杯。他写，「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七十二岁，皤然一老了。」

汪曾祺从未在儿女面前提起过和家乡有关的过往。他不说，儿女们也不问自己的来处。三个儿女在北京出生、扎根，操一口地道的京腔。一次，高中同学和汪朝提起：「你爷爷是个特有意思的人。」汪朝撇撇嘴：「有什么意思，一个老地主！」他们不称汪菊生为「爷爷」，只称「你那个地主爹」，大家哈哈大笑，汪曾祺在一旁苦着脸，一脸无奈。

一回，汪明看繁体字文章，问汪曾祺，「郵」字怎么念。父亲突然兴奋起来，「邮局的邮，我的家乡高邮的邮呀！」他指给汪明看，高邮在地图上的位置。还有一次，汪朗途经高邮，倒是比他早一步回到故乡，于是他每天追着汪朗，想要套出故乡的近况。

一九八一年，汪曾祺（右三）回故乡高邮探亲，与家人合影

龙冬是汪曾祺的一位忘年交，偶然的一次，他得知汪曾祺在研究秦少游词中的高邮方言，他记录下那时候的汪曾祺——「他是一个有怀旧心思的人，童年的经历，家乡的风物，过去的事情，他总是软软地怀在心里。」

汪曾祺的平等观，还在于对底层人的平视和怜悯。汪朗读大学时，老师布置了一个题目，让学生们分析元曲《救风尘》，写一份读文报告。《救风尘》讲的是一个女性互助、摆脱权贵的故事，故事主角、妓女赵盼儿将好朋友从一个花花公子手中救了出来。汪朗跟汪曾祺说起了这个故事，汪曾祺点点头说，赵盼儿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可以借助，身体便是她的资本，她有情意，也有大智大勇。

他也没有什么阶层的观念，家里请来的「特护」小陈，是一位从安徽农村来的二十多岁的姑娘，汪曾祺教她做菜、做家务，还为她斟酒。任何人来索画，汪曾祺也不拒绝，家人急了，希望他能多休息，他却淡然地继续接受所有人的要求，细细画着、写着。年轻的朋友们来拜访，常常是来了两三次后就没声响了，但只要来，他和夫人都陪他们聊到很晚，一句抱怨也没有。77岁了，他拉着32岁的龙冬去跳迪斯科，在灯光四射的舞厅里，好奇张望，再回到地下餐厅，尽兴地喝鲜榨啤酒。

汪曾祺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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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以后，汪曾祺突然在文学界冒了出来。他决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儿时的高邮，写居住过的昆明，还有经历过的磨难中的苦趣，这次有了《受戒》、《异秉》、《大淖纪事》这些浸透高邮风土人情的作品。在此之前，他出过小说集，但知道的人不多，文学界只把他当作编剧，一些同行因为他写过「样板戏」，甚至不敢向他约稿。

1980年，老友林斤澜将他的短篇小说《异秉》推荐给了文学杂志《雨花》，起初没能获得通过，3个月后发表的《受戒》却引起了讨论。随着《大淖纪事》得了1981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上门约稿的编辑才多了起来。

《受戒》初刊本书影

那时，主流文学依然是伤痕文学、朦胧诗派。汪曾祺的小说让文学界眼前一亮，却也没有太大的声响，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的作品，没有合适的评价体系，连批评的声音都寥寥。「伟大的作家或是俯视人间，对其进行无情的解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才过瘾；或是对社会进行深入的透视，之后向人们讲述所发现的深刻道理。爸爸做不到。」汪朗写道，他说，「人间送小温」，注定了父亲不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对这个世界，汪曾祺并不是没有批评，没有脾气，太多的情绪被掩盖在温暖的文字下。龙冬见过汪曾祺的愤怒，是在一场饭局上，他和作家苏北在汪曾祺家吃饭，苏北劝汪曾祺：「汪先生，你现在啊，想写就写，文学史将来肯定留下你一笔了，不想写呢就不写，玩一玩！」汪曾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生起气来，激动地拍桌子，「写作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顿了顿，又说：「甚至是全部，甚至是全部！」

那种苦闷和寂寞，只有见到彼此理解的人才会迸发出来。1987年9月，汪曾祺应聂华苓和她的丈夫安格尔的邀请，去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对家乡仍然怀有浓厚的感情，在聚会上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湾作家陈映真也在席上讲起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汪曾祺觉得触动，和陈映真拥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也激动，说，「你真好！你真可爱！」他扭头和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他后来给聂华苓写信：「我像是一个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

一九八七年，汪曾祺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另一次少见的哭泣发生在1991年。在云南大理，汪曾祺参加一个笔会，夜里，与会者谈起在云南度过的青春日子和后来的命运往复，相互望着，掉下泪来。汪曾祺哽咽着说，「我们是一群多么好的人，一群多么美的人，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

龙冬在文章里记录了一次压抑的会面。那天傍晚，他和汪曾祺在屋子里闲聊，没有开灯，「我说，汪先生，听到很多人谈到你，说你就是吃吃喝喝的作家，花鸟虫鱼。我说不是的。您一篇《天鹅之死》短篇小说，写『文革』中的舞蹈演员被迫害致死，最后这些刽子手歹毒之人还要把这个美丽的形象解剖，以此来满足一些变态私欲。」他接着道，「我说，这样的作品，汪先生，是你很重要的作品。」龙冬透过昏暗的光线，看到汪曾祺继续抽着烟，不说话，眼睛却红了。

人生的最后几年，汪曾祺梦见过沈从文先生。在梦里，他见老师一如既往的清瘦，穿着长衫，夹着几本书，匆匆忙忙地走着。他们聊起文学，老师如记忆中温和执着。到77岁的时候，汪曾祺跟随着沈从文先生去了，那是1997年5月，他因为饮酒，造成消化道大出血。吐血时，他交代汪朗，哪些画存放在哪儿，文章要发给谁，「都是约了的。」病床上，汪曾祺先生还念着外头，他抬头问汪朝，「杏儿是不是该下来了？」他馋春夏之交的杏子。

关于衰老和死亡，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七十书怀出律不改》的旧体诗，「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他想和时间争一争，未曾想，就此输了。老友林斤澜来医院看望他，「我和曾祺都约好了，下世纪谁也不服老，还要划拉划拉点东西。」他没能走到下个世纪，在医院住了一周多，便与世长辞。

葬礼的花卉选用了鲜花，那时候鲜花难得，每人握着一枝，悼念完，上前轻轻放在遗体边上。最后，大把大把的玫瑰、月季、勿忘我被一瓣瓣揉碎，花瓣覆盖逝者的身体。龙冬特意选了圣-桑的《天鹅》作为哀乐，这个决定，汪曾祺兴许是非常愿意的。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长眠在北京的福田公墓，知晓父亲念家，兄妹三人仅在墓碑上刻了五个字：「高邮 汪曾祺」。这几年，墓园的土地吃紧，早些年墓碑旁栽种的桃树被连根拔起，原来粉粉白白一片花海，如今显得凄凉许多。每次去公墓，汪朗总会给父亲带两瓶小酒，袖珍的包装，不多喝。家人们站着闲聊，和老头儿说今年的变化，把新书摆在墓前，开他的玩笑，「老头儿，我们都挺好的，你好好待着，今年又给我们挣了不少稿费。」说完，大家大笑，把瓶里的酒倾倒在墓前，酒香漫起。

聊完了，准备离开，没走两步，有人想起，「还没给老头儿鞠躬呢！」一群人咚咚咚跑回来，站成一排鞠上一躬，又嘻嘻哈哈地，各自散去了。

汪曾祺，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