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角导演杜彩玲第一次结识宁理是在2012年，朋友介绍宁理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但盯着眼前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杜彩玲有点疑惑。没过多久，杜彩玲遇上一个日本商人的角色，找了好几个演员都不行，最终，是宁理让她相信了此前朋友的介绍。

从那之后，她开始向制片人和导演推荐宁理，但起初根本「推不出去」。她听到最多的话是「宁理是谁」，要么就是「我相信他是好演员，但确实脸不熟」，或者干脆是「主演都没人听说过，这片子能卖吗」。为此，杜彩玲还和对方摔过门——那时，如果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宁理」，出现的结果基本都是一所理工大学的简称。

转机来自2017年的《无证之罪》。宁理彻底演活了冷血杀手李丰田，剧集刚刚播完，就有媒体表示：今年的国产剧最佳男配角已经产生。无数网友也在「童年阴影」安嘉和（冯远征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扮演的家暴男）后，加上了「成年阴影」李丰田。

很多网友通过「考古」发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从上戏毕业，宁理就已经开始出演很多影视剧的男一号了，但他却在事业的鼎盛期去了美国，再次回国后，直到李丰田反叼着烟出现，宁理才重新被发现、被认可。

最近，《沉默的真相》热播也让宁理的演技再一次被持续讨论，还有表演系的学生开始「拉片」，拿他的片段当做专业教材。这些都令宁理开心，但少年时期的虚荣心早已变淡，人到中年时，宁理也终于能够享受表演本身。

当然，被关注也是重要的。比如，当女儿炫耀说「爸爸，你看我又涨了一个粉丝，马上就要到一百了」时，他可以眯着眼睛勾出好几道鱼尾纹，掏出手机，说：「你看爸的！」

以下是宁理的自述——

文｜王双兴

编辑｜金石

1

在《沉默的真相》之前，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无证之罪》，但当时《无证之罪》的导演找到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凉。

那是我拍过的第一部网剧。在当时我的想象中网剧就是一群年轻人拿个手机拿个DV，跳个霹雳舞、滑板什么的，我心想，妈呀，我这么大岁数老胳膊老腿的，再拍个网剧，多凄凉。

结果一看剧本，我惊着了，太棒了。剧本写得特别吸引人——一个人死了，你刚要觉得肯定是这个人干的，咔，这个人死了；然后你觉得肯定是那个人干的，咔，那个人被逮了。节奏很紧，人物也很立体，作为读者我被吸引了。

当时有几个角色备选，我选了李丰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动物，很神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其实角色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沉默真相」的过程，先是感性地体会它，然后理性地分析它，抽丝剥茧，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把关于他的所有碎片组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呈现给观众。

开拍前，我就在心里构建了李丰田这个人物——他的母亲是用人骨灰做成的嘎拉哈算命的，剧里说，给男人算用牛骨，给女人算用羊骨，只有给死人算命才用这个，而算死人卦的人「断子绝孙」。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从小都要面对这件事，这给他一生都造成影响，所以生命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被尊重过，他也不会尊重任何生命。

在剧本里，没有过滤嘴的烟头是很重要的线索，但是怎么才能把它合理化，琢磨这个事儿花了好几天。

我不抽烟，拍戏前专门买了一盒研究，烟都揉皱了，突然发现一种可能性，就是把过滤嘴里的棉絮抽出来，反着叼在嘴里，点着过滤嘴那里剩下的纸，火苗呼啦一下把我胡子给燎了，特别臭那个味儿，但是一瞬间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在黑暗中还显得李丰田很狰狞。我跑去和导演说，我们几乎一拍即合，后来「反向抽烟」成了李丰田的一个标志。

李丰田反向抽烟图源网络

在整部剧里，给很多观众留下「阴影」的是我出场的那场戏，剧本写的是有人藏在沙发后边看我打人。我当时拿了个柚子代替人的脑袋，抄起烟灰缸砸了十多下，砸人时脸上露出的那个笑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我自己看都吓一跳。当时没有刻意设计，进入了那个状态以后，突然砸着砸着就砸出快感来了，无意识就笑了，因为你已经完全进入那个角色了。

砸完之后，用墙上的锦旗擦手上的血这个桥段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们一般人刚刚砸过人，那个人可能被打死了，自己手上溅了那么多的血，都会很恐慌。但是对李丰田来说，就像《动物世界》里追杀完猎物的豹子，结束了就结束了，不再有其他任何的影响。

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杀一个人对他来说就是生活常态，手脏了擦一擦手，就像普通人干完活儿擦擦手。

而这就是李丰田，他不符合大家对杀手的印象，不是那种很酷的、威猛的，他就在你身边，穿着破棉袄，和每天遇到的扫大街、烧锅炉的普通人一样，这才是最大的恐怖和危险。这种人可能你给他一棒子，打得他满头是血，他也不做什么反应；但有时候你可能一句话、一个动作不对，他就把你弄死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兽性，他的行为方式就像野兽捕食一样，不犹豫，也不做准备，直接进攻，达到目的。

拍摄期间，演员里有好多孩子，他们也不认识我，看我穿个破棉袄在旁边坐着，可能以为是刚刑满释放的犯人吧（笑）。拍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被吓到了，后来都躲着我走。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严良、骆闻和李丰田三个人，他们分别代表了正义、理性和兽性。尽管人类会努力掩盖心里的那个「李丰田」，但他所代表的邪恶确实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比如开车时碰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你会想下来把他一顿暴扁；遇到一些极端的事情，你会开始怒火中烧想要以极端的方式解决。但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心中的李丰田受到了严良和骆闻的约束，道德、法律都在约束着你，告诉你这是非理性的、不可以的，然后把内心的野兽锁住。

所以有很多应激犯罪的人，也是因为某种原因，锁链锈蚀了或者松动了，在那个瞬间，兽性战胜理性，野兽就出来了。李丰田就是这样的一个底层的人，人性没有健全、兽性在不断地被激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切也是有原因的，我希望观众通过他看到的是现实生活，去理解为什么锁链会松动，这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预警。

2

其实，《无证之罪》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它让很多人看到了我，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我记得《无证之罪》开播的时候，我在美国，特别忐忑，犯愁。一直紧张到第五集结尾，李丰田出场了，没多久导演吕行给我发了一个图，是网友弄的，上面是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拿着美元在点烟，下面是我反向抽烟的剧照，还配了一行字：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帅的抽烟还是几十年前。

把我和我偶像放一起了，我一下就觉得，行了。紧接着，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评论，都是挺好的，还有个网友跑去我微博评论里问：老师，您真的没有案底么？微博粉丝也涨到几十万，那种大学毕业后在路上被人认出来的经历，好像又重新回来了。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其实去上戏读书之前，我对当演员什么概念也没有。

我是十多岁的时候跟着「文革」中被下放的家人到了安徽，后来在那儿读书、参加高考，也没考上大学，没事干，跟着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四处逛，没什么规划，也没什么爱好，就是玩儿，跳那种「咔咔」的霹雳舞。

宁理（后排中间）小学三年级时登台演话剧 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那时候对未来挺渺茫的，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后来，一个安徽艺校学戏曲的朋友告诉我，上海戏剧学院去他们学校招生，他问我要不要去试试？

我记得当时没啥经验，又没准备，去讲了一个童话故事，连唱带跳演了一首那年最火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做了段广播体操，就通过了一试和二试。那时候我刚19岁，小孩嘚瑟嘛，三试前跟朋友去玩，把考试时间都给忘了。当时一个台词老师叫王苏，真的是我的恩师啊，她出来满院子找我，把我叫回去参加了三试。

三试通过了，小半只脚已经踏进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了，我懵了，开始主动学习了。之前的课本都扔了，又跑去借了一套重新学。真的从没那么刻苦学习过，把我爸办公室的钥匙要来去那儿学，备考的时候是6月份，热，蚊子也多，我点了一屋子蚊香在旁边，十好几个，眼看着蚊子噼哩噗噜地掉，最后自己也被熏得迷迷糊糊的。后来文化课考得还行，就这么上了上戏。

对我来说，上戏的四年就像是一粒种子放在了土壤当中，并不是说一毕业它就发芽，也不是毕业两年以后它就发芽，始终都在培育，都在酝酿，你的生活，你的知识，你的朋友圈子，你的所有人生经历……让它逐渐逐渐生长出来。

我记得刚进上戏的时候，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状态，总是觉得表演呢就是演，模仿嘛，模仿喜欢的演员，模仿师哥师姐。举手投足要玩儿帅，恨不得对着镜子练习某种动作、某种姿势。

我模仿焦晃老师、于是之，还有朱旭老师等等这些北京演员，说话都是「吃了吗，那怎么着啊，哎呦，给您请安了啊……」恨不得大段台词都能给弄下来，从声音到动作都能模仿得很像，但就是不如他们打动人。后来自己慢慢开始分析，为什么他能够打动人，才慢慢知道了真正的表演是什么——不是要模仿自己的偶像，而是要模仿生活。

当时上戏的老师会要求我们去体验生活，观察各种各样的人，有时候甚至是一个老太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可能一辈子也演不了一个老太太，但你可能会演她的儿子，你要知道她的生活经历给她带来了什么，要知道她面对各种情况时有怎样的态度和反应，这些其实都是生活。

等到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那时候上海的影视创作方面很兴旺，电视剧、电影、话剧都很多，这种环境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我一进剧院就没有跑龙套，直接开始演主角，当时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嘛，拍了一部《小浦东传奇》，我演了小浦东；还有吴贻弓老师导演的电影《阙里人家》，在里面我和朱旭等艺术家搭戏。类似演重要角色的机会还挺多的。

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喜欢舞台，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但是人嘛都是，尤其干这行，都希望被人家发现、看到、认可。最有意思的是我上戏剧学院的时候《西游记》正火，可能我长得有点像六小龄童，有一次骑自行车出去，突然有人问：「你是演孙悟空那个吗？」我一听，嘿，那虚荣心（挑眉笑），又不能说「是」，这不是说瞎话嘛，但是又很玩味被人关注的感觉，怎么办呢，就看着人家——笑而不答。「就是他就是他。」于是获得了一丝那种满足感。哈哈哈年轻时真丢人。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作为演员被别人认识了。有时候坐公交车，人家会说，「这不是谁吗，我看过你的戏啊!」我就特开心。我在上海租房，那种老房子一进去以后别人都知道，「哎呀宁理回来了，又拍什么戏了？」有时候出门拍戏时间长，邻居也会给你看个门，对于演员的这份尊重和关注，会让你觉得很满足。

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礼物，一边想怎么会是我呢，一边又觉得自己挺牛，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春风得意，也不懂得感恩——现在想起来，我最初迷恋的其实不是表演本身，更多地是享受它带来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摄影 尹夕远

3

我几乎是在事业顶峰时选择离开的。

那时候剧院的原创剧比较少，形式也比较单一。当时我就感觉基本上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做什么，好像已经触摸到了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而且因为少不更事嘛，那种被夸赞的愉悦已经得到了诸多次的满足以后，就觉得我干什么都挺牛的，我到哪儿都能这么成功，再加上当时出国比较流行嘛，正好我家里有亲戚在美国，所以我在1996年去了美国。

出国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落差。在国内时，大学毕业有工作，有戏演，而且演的角色都不错；虽然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单位给你提供房子，多好啊。当时我想象自己到了美国之后，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还能比这更高，结果去了发现你什么都不是，还要为现实生活所累，而且语言也听不懂，变成了一个孩子都不如的人。

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我送过报纸；为了练口语，也当过房屋中介。因为缺钱，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吃那种罐头，最便宜的，打开以后弄点水就是汤。没钱买新衣服，总买二手的穿，美国有很多二手店，大家平时不穿的衣服捐过去，洗干净了出售，那里的衣服比较便宜，一条牛仔裤大概五块多，毛衣啊外套啊最多也不超过十多块。

我还学过珠宝鉴定，真的趴在设备前去研究，但是可能是因为没办法去表达，我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性格，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还参与过法院的早期移民的翻译培训，但后来因为官司少，一单也没接到过；甚至学过一段时间金融，不是专业的财经知识，就是技术方面的入门训练，很快也觉得不喜欢。

最接近做出人生选择的一次是在邮局工作。那个时候马上要过圣诞节了，邮局的正式员工放假，需要招一批临时工，钱给得还不错，一小时10美元多，当时麦当劳一小时是5到7美元，因为需要钱嘛，我就去了。

邮局里有一个一个的格子，上面贴着邮政编码，我要做的就是根据信上的邮政编码把它们放到格子里去，然后分别打包。打包的机器老坏，一坏就要找维修工来修，后来看他修了几次，我就学会了，机器再坏我就开始自己修。

假期结束以后，主管来找我说，有几个临时工转正式工的名额，你要不要留下来。在美国，邮局属于联邦的工作，是很多人抢的铁饭碗，咖啡是免费的，保险啊待遇啊都非常好，基本能看到将来的生活是怎样的：住在哪个社区，有个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到多少岁就退休了，有多么高的退休金……

这个诱惑太大了，我特别纠结。想了两天，我突然问自己，我到美国干吗来了？我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如果不出来，我也能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出来以后到了美国邮局，还是能看到50多岁的生活，多没劲。最后咬咬牙，心想能不能跟自己较把劲，然后我就和主管说，算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自己喜欢什么，找着找着就发现，原来曾经放弃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最吸引自己的东西。

2000年左右，我去明尼苏达大学学了电影制作，之所以选择幕后，是因为一个华人在美国如果不会武打的话，表演的机会是很有限的。

上学期间，空闲时间我都在勤工俭学，在图书馆工作过，也在器材室工作过。当时我租房的二房东结婚搬走了，我还申请当了二房东，帮房东照看房子、贴租房广告、收租，冬天铲雪、夏天剪草，这样就可以免费住在那儿，省了房租。

宁理在国外游玩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很犯愁的、不愉快的经历都很模糊了，真正记得的是那些很简单、很纯粹、很有诗意的时刻。

比如，早晨6点多我从住的地方去学校的剪辑房，徒步大概要20分钟，明尼苏达的冬天很冷，一路上都听的到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声音，当时会有一种很矫情的感觉，觉得哎呀，我在为我的梦想努力。

还有，我每天都要经过一个过街天桥，那个桥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给妻子修的，虽然丈夫很有钱，但是妻子还是坚持上班，丈夫觉得妻子每天经过高速公路很危险，就出钱造了一座桥，桥上有很多艺术家的雕塑和诗句，特别漂亮。但是很不幸，桥刚造好，妻子去世了。

西方的艺术教育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没有「标准答案」，老师更鼓励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除非在你写剧本或者拍摄的时候遇到技术问题了，老师会提出建议，至于谁拍得怎么样、谁更有艺术性、谁更生活，他们评述得不多，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

研究生二年级的期末作业是拍一个短片。我当时拍了一个20分钟的默片，讲一个美国老兵回家的故事。胶片很贵，一卷胶片100英尺，正常情况下只能拍3分钟，黑白的是100美金，彩色是400美金。因为没钱，我就拍了一个黑白片，后来这个片子还拿了一个大学生的短片奖，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限的条件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多的优势。

我记得短片得奖后，我跟我哥们儿喝得迷迷瞪瞪的，然后在大雪地里又喊又叫，特别开心，好在美国疯子比较多，也没人注意我们，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鼓励。

宁理逛博物馆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4

真正的挑战是在毕业之后。我挺想留在电影行业发展的，但真的没有机会。

那时候，我做过和电影最接近的就是去放电影。人家把胶片给你拿来，你去放映机那边放电影，每天放同样的电影。那算是当时比较固定的工作了，其他都朝不保夕的，有时帮别人拍一个专题片，可以拿点儿报酬；有时去打打零工，偶尔有朋友拍MTV，我就临时去当个录音，或者管个道具。更多时候我只能私下里自己写写剧本，导些小片。

上学当然是一个接近你想做的事情的途径，但并不代表毕业后你能以此为生，也没有办法以此为生。我有个朋友是个老外，本科学的中文，研究生学的法国文学，后来毕业了去冰淇淋店做了销售。当初和我同期出国的同学们很多也都转行了，有的从商了，有的去做了瑜伽老师，还有的成了全职妈妈。

2007年左右，因为我太太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些中国区的工作，我们全家回了国内。我偶尔会去国外演一些话剧，其他时间开始在国内拍戏，包括《中国维和警察》《李小龙传奇》和《狐步谍影》等等，都是那几年里拍的。

和出国前相比，机会确实少了很多很多，不仅找来的戏少了，戏份也没有以前的重。人家知道你是上戏毕业的，知道你原来也是演员，但毕竟过去太多年了，我离开的时候20多岁，基本还算是一个少年，回来以后恨不得都快年过半百了，形象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东西没办法作为参照。

没有渠道，没有机会，很多时候真的得主动争取。有时候朋友去试戏，我就跟着一块儿去，拿着简历，然后被淘汰。很多次，很多次，对方就说：「老师您挺好的，但是我们这儿可能不合适。」

自己真的会着急，会希望被看到，希望能有多一点机会。有事干的时候还好，没事干就会特别焦虑，也没啥排解的方式，就是发脾气、发邪火儿，逮谁跟谁发。去存个车，人家停车费是10块钱，我非说，「那前面是5块钱，你咋10块钱？」然后跟人家发脾气。我太太就说：「你看你，人家上面写着明码标价，你还较劲。」有时候在家也发邪火儿，动不动就发邪火儿，没事就呛人家几句。现在想确实无聊，但在当时的状态下就是会失控。

那个阶段，在没得挑的情况下，除非内心特别拒绝的角色，其他基本都是给你什么就努力地演好，哪怕角色本身有一些欠缺，我也去努力地给它丰富，演成满意的角色。

直到演了《无证之罪》，我才开始不用为没有戏拍发愁了。那段时间，光是找过来让我演杀手角色的剧本就有30多个，有的开着车去撞人，撞完直接塞到后备箱里拉走；还有的是阴险黑社会老大，30多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形象，基本上是脸谱化的，让我觉得没有冲动，最终也都没有接。

《无证之罪》播出之后，我的一个朋友追完剧开始追原著，追完原著又开始追紫金陈的其他几部小说，然后就和我提到了《长夜难明》里的律师，也就是后来《沉默的真相》里我扮演的张超。

宁理在《沉默的真相》中饰演张超图源网络

当时他说了一个画面，听得我血脉偾张。你想想看，在地铁里，一个律师拉着一个装尸体的行李箱，你以为这是一个常规的悬疑剧，其实不是的，这个律师本身又是一个导演，正在导一出生死大戏，在这部戏里，关乎人的生命和尊严，关乎法律和正义。这些东西我现在说起来还会起鸡皮疙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悲壮的作品。

但听完之后我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扮演这个角色。2019年年初导演给了我一个剧本，我开始看的时候发现，这不就是上次朋友和我说的那个吗？然后越看鸡皮疙瘩越多。

前段时间有记者采访让我分别形容李静和江阳，我回答说：像孔雀和独角兽。李静是剧中我的妻子，所以用所有美好的事物形容她都不为过；而江阳一下就能让人想到洁白、充满灵性又脆弱的独角兽，他为了追求真善美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用同样的方式描述我扮演的张超，我觉得他像人。我想了狐狸、兔子，所有所有都不贴切，人也是动物嘛，但它最复杂，也最真实。

在一个决定生死的瞬间，英雄可以将自己生存的可能置之度外，去让整个世界充满光明，但英雄是少数，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和前期的张超是一样的。最开始他选择了沉默、明哲保身，普通人身上有的纠结、担忧、怯懦，他都有。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张超，我会沉默还是挺身而出？或许直到最后我都不敢做出和他一样的决定，名誉、家庭，世俗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最后，为了生命的尊严，张超选择了牺牲这一切。

如果这些角色重新给我选，我还是会选张超。

宁理在《沉默的真相》里饰演张超图源网络

5

最近《沉默的真相》播完，还有很多没看过《无证之罪》的网友回过头去找来看，还有很多人发微博夸我演技好，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也会去搜一搜网友对我的评价，第一是因为看的时候会很高兴，毕竟谁都喜欢被夸；第二也是觉得人家抽出一些时间来写这些，出于礼貌你也应该表示一下谢意。

有些话好像说出来特别官方又在说套话，其实不是的，我发现到了一定岁数以后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就会特别感恩。

我很幸运，遇到的这些团队都特别优秀。

我记得拍《无证之罪》时，有一场戏我要拿烟灰缸砸人，连续砸十几下。当时准备的那个特别大，我说不行，这一抡下去人当时就开瓢了。然后道具老师就去帮我找。拍那场戏时是晚上，在哈尔滨一个马上要拆迁的地方搭的景，天又非常冷，他就跑去给我找，一口气找了大小不同的好几个，问我觉得哪个合适。

《沉默的真相》导演陈奕甫只有三十多岁，很儒雅，很尊重演员，可以让演员做很多很多尝试，其实演员有时候很脆弱，需要鼓励，当导演提供了空间，演员的动力和创造力也会越来越强。

还有我的家人，我真的很幸运遇到我的妻子，她对物质的要求非常低，会一直鼓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她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没有钱，就用银质的一美元实验性地敲出一对戒指，觉得挺好，又真正敲了一对，把实验性的那一对留给了她。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钱，我们就用了那一对试验品银环。

她真的在任何任何时候都给予我鼓励和信心，给我安全感。没戏拍的时候发邪火，有戏拍了一走走好几个月，她一个人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女儿。那么艰难那么焦虑的阶段，如果没有她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宁理和女儿图源微博@演员宁理

现在回想起做演员的这些年，年轻时看到的都是大色块的东西，给的是一个轮廓，像素比较低；现在对人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诠释人的时候就会想到更多，所以像素也越来越高了。现在，我会更享受演员这个身份本身，享受表演本身。

其实，表演这件事对我意义重大，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安抚。

我是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11岁那年母亲因为车祸去世之后，我的内心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我印象特别清楚，当时是礼拜三下午，我，我姐，还有刚9岁的弟弟，我们仨在一起下象棋。这个象棋很特别，是手工做的。当时我爸爸是工程师，妈妈是医生，但那时候的家庭普遍比较拮据，买一副象棋也算是一笔开销。我妈妈是医生，她就自己画了个棋盘，用医院输液瓶上的橡皮塞当棋子，然后请会书法的人在上面写上车、马、象、士、帅。

玩着玩着，突然一个堂姐来了，说我妈妈被车撞了，去世了。当时我姐就嚎啕大哭，我完全是个小孩子，不知道是啥意思，还想那她晚上还能回来给我们做饭吗？后来每天每天，逐渐逐渐，意识到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

一个突然的意外，把整个生活全都打乱了。对我来说，这种来自家的安全感在11岁的那个礼拜三下午消失了。

人都有一种自保的能力，会去回避这个事情，然后才能继续往前走，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事都已经模糊了，但那种对于未知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随了我一生，我对于下一秒将会怎么样，永远都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是表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其实创造人物的过程也是一种冥想、一种仪式，你要让自己全身心地放松，忘掉自己的处境，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释放。随后你进入到角色里，去感受和传达他的细微的感受，去遭遇他的处境，通过进入各个角色，你突然知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迎接着同样的不可知，你会觉得，OK，你不是最危险、最不安的。

这是艺术带给我的愉悦和抚慰，我也希望同样把它带给观众。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艺术概论大课，老师第一堂课就说：「艺术类大学生，天之骄子，来来，都别睡了，都说一下艺术是什么？」底下叽叽喳喳：艺术是美，艺术是创造，艺术是这个那个，都有。后来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艺术是终极关怀。

不懂啊，当时不懂，终极关怀？怎么个关怀法呢？有时候演悲剧，角色都死了，你怎么关怀啊？后来慢慢地理解了老师说的，关怀人，关怀人的处境，关怀人的无处安放的灵魂。古希腊把掌管戏剧的神叫酒神，就是让人陶醉，让人迷恋，让人进入到故事展现的世界中，内心所有的忧愁、痛苦、污垢和不如意，得到一种宣泄和洗涤。

拍《沉默的真相》时，有一个插曲我印象很深，我扮演的张超将在自由的身份下和爱人李静诀别。这时候我该说点什么呢，那段时间我天天琢磨这事儿。

我到剧组喜欢带一些书，有一天无意中我就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落，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只要有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那天我一看到这个，莫名其妙就哭了，觉得这跟我们的戏这么贴切。我就跟导演和编剧沟通，最后告别时，我就念了这首诗的全诗。虽然后来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这一段最终被导演剪掉了，但它依然是一位演员献给江阳、侯贵平这些角色，以及很多普通人的生命礼赞。

摄影 尹夕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