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生，金斯伯格将职业生涯的重要工作形容为「幼儿园教师」。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案子，她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重复地去让最高法院的男性大法官和法庭外的人们，睁开眼睛，穿过蒙昧，去看见和共情女性作为「二等公民」的生存处境。

文｜安小庆

实习生｜安彧

编辑｜金汤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女士身高不足153厘米，体重刚过45公斤。在合照中，她总是最瘦小的那位。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上，她是唯一一位坐着时，头挨不到真皮座椅顶部的大法官。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长期观察者和记录者杰弗里·图宾眼中，「金斯伯格的惊人本领在于把自己湮没于人群中。她矮小纤弱……看起来更像一只小鸟。」

一年冬天，纽约暴风雪。最高法院派吉普车去接九位大法官上班。清晨，街道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司机不得不高举着这位手戴白色蕾丝手套的纤弱大法官，将她小心翼翼地放进车内。

在公共场合，未开口前的金斯伯格总是视线低垂，脸上带着谦恭甚至羞怯的笑容。然而，这位身形纤弱、声量细小的女性，却将毕生投入和参与到这个世界上最漫长和最艰难的革命之中：

「她见证、支持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斗争最激烈、也不受重视的一场革命——妇女解放运动，并帮助它实现了宪法化。」（《纽约时报》讣闻语）

金斯伯格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她不仅打破了「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是谁」的魔咒，还极为罕见地在人生的第九个十年，成为年轻一代的文化偶像、超级英雄和Super Diva。「每个人都想和我这个老太婆合影」。在暮年，她彻底改写公众对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

作为美国现代妇女权利运动的先锋倡导者，集学者、教师、律师、法官于一身的金斯伯格，极大改变了美国女性的生存状况。现任大法官埃琳娜•卡根曾在几年前评价金斯伯格，「是她，让美国的法律公平地对待女性，她对此的功劳，大过任何其他人。」

金斯伯格的一生，历经二战、大萧条、十四位美国总统，罹患四次癌症、一次心脏手术、断过三根肋骨。她的晚年正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天平不断向右倾坠的时代，她用低沉、微弱的声线持续发出刺耳的异议和宁静的咆哮。

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响亮的反对声，和金斯伯格此前战士般的先锋生涯一样，彰显着异议和行动的力量，也成为日益分裂、下沉、动荡的世界里一个令人倍感安慰和鼓舞的声音——一座尽管年迈却始终明亮的灯塔。

也正因此，三周前，这座灯塔的熄灭，令全世界震动。因胰腺癌引发的并发症，9月19日，金斯伯格在位于华盛顿的家中离世。享年87岁。

「宿敌」特朗普在当晚一次竞选会结束后，从现场记者口中得知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他怔了一下，感慨道：

「不管你同不同意，她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度过了了不起的一生……」

两天后发布的白宫声明里写道：RBG（Ruth Bader Ginsburg的简写）以其聪慧的头脑和在最高法院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而闻名……她是一名斗士。

希拉里感喟，「金斯伯格大法官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女性铺平了道路，再也不会有像她一样的人了。」

奥巴马在悼文里也将RBG称为「性别平等的战士」：「她帮助我们认识到，基于性别的偏见，不仅伤害女性，对所有人都有影响。」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她是美国的英雄，是法律界的巨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认为，「她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比尔·盖茨将她视作一位「开拓者」，「美国因为她的服务而变得更好」。

和RBG一样成为美国文化符号的麦当娜，在悼文中写道，「这个无畏的女人为所有女性和这个国家所做的，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还要多。她永远不可能被取代。」

《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作者、曾为许多知名人物撰写过讣闻的美国作家玛里琳·约翰逊曾说，「讣闻的意义和它的美存在于它做出的壮举——它告诉我们：又走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像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这是一条延续至今的DNA长链的终点。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离开时，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知道自己的损失。」

当地时间2020年9月1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大批美国民众举行集会，悼念大法官金斯伯格。

「1933年出生的RBG」

站在生命这条DNA长链的终点，去回望金斯伯格不可取代的一生，那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之旅」或者迪斯尼公主「觉醒后做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触底反弹的戏剧化，没有线性上升的激昂调子，有的是生活和历史文化带来的复调叙事、迂回试探和绵长努力。

如果说《1982年出生的金智英》讲述了一个最普通和最平均的东亚女性，在生命中所遭遇的各种自然如空气的歧视。那么「1933年出生的RBG」的一生，也可视作一个普通的美国女性，在过去一个世纪所艰难走过的生命道路。

1933年，金斯伯格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犹太皮货商的家庭。在她出生前的一年，美国女性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完成了一件令世人惊诧的壮举。

这位英勇的冒险家，在1932年单人驾驶飞机飞越了大西洋，成为不着陆跨洋飞行的第二人，向世界诠释了妇女的新形象。在此之前，埃尔哈特曾因「形象良好」，成为1928年首次跨洋飞行中唯一的也是第一位女乘客。

「第一位女乘客」的称号让她十分尴尬。她觉得自己就像是「飞机上的一袋土豆」。为了证明妇女不是摆设，妇女也能驾驶飞机跨越重洋，埃尔哈特用三年时间学习驾驶，终于在四年后证明了自己和性别。

金斯伯格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巨变开始时的时刻。

物理尺度的重洋易于跨越。而漫长的历史积淀和坚固的性别沉疴所形成的观念沟壑，却比海洋更深邃和坚广。「1933年出生的RBG」的一生，要面对和要跨越的便是这样的「重洋」。

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父母对儿女的职业期待普遍是，儿子成为医生或者律师，女儿嫁给医生或者律师。金斯伯格的父母也不例外。

只是这个家庭没有儿子，也始终生活在疾病的阴影下。金斯伯格两岁时，姐姐因脑膜炎去世。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女儿。她14岁时，母亲查出宫颈癌。金斯伯格总在病房里完成家庭作业。

母亲喜欢带她去图书馆。她最爱的故事是《神探南希》。因为「南希敢于冒险，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这是那时的金斯伯格做不到的。有一次，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小旅馆前看到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狗和犹太人不许入内」。少数派的生存经验，从那时开始影响她对世界的认识。

1950年，就在金斯伯格高中毕业典礼前一天，母亲西莉亚病逝。年仅47岁。在母亲的葬礼上，金斯伯格第一次透彻地感受到，女性作为「二等公民」是怎样的体验。

悲伤的女人们挤在金斯伯格家中，但葬礼仪式却因为男人数量不够而迟迟不能开始。原来犹太律法在计算法定人数时，女人是不算数的。作为直系亲属的金斯伯格也不算数。

在这样的环境中，金斯伯格一直记得母亲希望她获得的品质，一是成为淑女，二是保持独立。早逝的母亲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女儿力量。

年轻时的金斯伯格

在去世前，她为女儿存下八千美金，供她上大学。金斯伯格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但母亲所做的一切，让她觉得自己和男孩一样被珍视。

1950年秋天，金斯伯格进入康奈尔大学。这是当时唯一招收少量女生的两所大学之一。她回忆，那时，女生普遍比男生聪明，但她们都不愿意显露这一点。

在大学里，金斯伯格与后来的丈夫马丁相爱。1954年，两人在大学毕业后结婚。婚后，她跟随马丁被派往美军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营地驻扎两年。

金斯伯格参加了当地政府公务员考试。按照层级规定，她属于第五等，但当她无意中告诉社保局，已怀孕三个月时，对方将她降到了最低的二等文员层级。她不能参加公务员培训，并需在生产前辞职。

这是离开大学后，金斯伯格在职场第一次感受到整个社会对女性结构性的歧视和阻碍。

那时，适逢波伏娃的《第二性》在美国出版。这本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的著作，振聋发聩地揭示出「女性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后天形成的……正是整个文明体系创造出了这一介于男人与太监之间的中介生物，她被叫做女性」。

若干年后，律师金斯伯格在辩护状里多次引用《第二性》的句子。但在当时，她沉默而温驯。同样是在1950年代，后来因出版《女性的奥秘》而被誉为引发美国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的贝蒂·弗里丹，也和金斯伯格一样，因怀孕失去了记者工作。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桑德拉·戴·奥康纳，也正是在1952年，因性别为女，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录用她。

歧视像火山灰一样，平均落在每个女性身上。

1956年，金斯伯格决定再考一次法学院，她考入了哈佛。在那一届超过500人的学生里，她是仅有的9名女生之一。教师中没有女性。

成为仅有的9名女学生之一是怎样的体验？金斯伯格曾在纪录片中回忆，「你时常会觉得自己在班级中十分显眼，当你在课堂上被点名时，你就会担心，如果自己表现不佳，你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也很丢全体女性的脸，你也时常会因为四周向你投射来的目光而感到浑身不自在。」

对当时那些把持高等学府大门的人来说，录取女生，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恩惠和施舍，于男性和他们代表的历史和传统来说，则是一种牺牲和让渡。

金斯伯格一直记得那种无处不在的以保护和优惠为名的歧视。哈佛法学院一位教员曾说，「我们希望录取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比如，你会拉低音提琴，是个加分项。你是个女人，那也是个加分项。」

在大学里，她和其他女生就像「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有些教授还会特意挑几天作为女生日，那几天只点女生来回答一些难题。

入学第一年，哈佛法学院院长埃尔温·格里斯沃德邀请九位女生晚餐。他问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何合理地解释你们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性的法学院席位？

轮到金斯伯格时，她紧张地把烟灰缸弄到了地上。「我想更了解我丈夫做的事，这样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做一个体谅他的好妻子。」她回答。

她保持了一贯的驯服。但成绩出色的她，成功当上《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这是对她学术能力的最大认可。在一张编辑部的老照片里，她和另一位女生被遥遥分隔开，像两颗短了一大截的钉子一样，钉在人群的两端，旁边环立高大的白人男生。

哈佛执行严格的性别区分制度。全校只有一间女厕所，它位于一座教学楼的地下室。令人倍感耻辱的是，女生不允许进入图书馆阅览室。

法学院举行期末考试的教学楼，没有女厕所。一年级考试前，一位怀孕的女同学告诉班里的男生，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她都要在考试期间使用男厕所。这或许是最早的「占领男厕所」行动。

但这样的反抗并不多。1958年，丈夫马丁在纽约律所找到了税法律师的优渥工作。为了家庭，金斯伯格转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这里的氛围与哈佛并无不同。一位女生在回答问题时说，「我觉得——」，教授立马打断她，「戈伯小姐，女人才感觉，男人都思考。」

这些不公的阴云，一一投射在金斯伯格的内心。没人知道，它们是否会酝酿出一场风暴。

1959年，金斯伯格以全届并列第一的成绩从哥大法学院毕业。全纽约没有一间律师事务所愿意给这个出色的女生一个机会。

招聘启事都写着「只招男性」。她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三个标签是律所在内的主流社会所不欢迎的：女性；母亲；犹太人。

在这之前的一年，金斯伯格曾在一地区法院实习。一位法官在同车时说，「这位年轻女士，我并不看好你。」「我就像空气一样」，几十年后她回忆车内场景。

哥大毕业那年，金斯伯格26岁。她在社区、家庭、教育、就业、怀孕这些人生的板块里，因为性别，无处不遇到阻碍。

最终，是哥大一位宪法学教授用异常强硬的态度，才给最优秀的学生找到了一个工作。教授向一位法官保证，如果金斯伯格不能胜任，就给他再找一个男生。但他也「威胁」对方，如果不给金斯伯格一个机会，那么将永远不再为他推荐法官助理。

三年法官助理生涯后，金斯伯格在1963年应聘进入新泽西的罗格斯大学法学院任教。学院拒绝给她支付与其他男教授相同的薪水。

除她外，学校还有另一位女性教授。当地一家报纸以此为由采访了她们。文章一开头便描述她们「身材苗条、很有魅力」。

那段时间，小儿子詹姆士的老师经常打电话给她，抱怨詹姆士在小学里又惹了麻烦。一天，詹姆士偷偷跑进一台无人看管的电梯。学校又一次把电话打给了母亲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发怒了，「这个孩子有两位家长」，她严肃地建议老师务必平均地给她和孩子的父亲电话，不要总是打给母亲。从那以后，她很少接到电话。但老师们也并没有打给马丁，因为在他们看来，马丁更忙碌也更有名望。

在罗格斯学院任教期间，金斯伯格开始为美国民权同盟新泽西分部担任志愿律师。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从法律层面终止了种族隔离和歧视。在时代氛围的感召下，大量女性写来信件，分享自己的痛苦和困惑。

金斯伯格负责阅读所有来信。

一封信中说，公司不允许女员工将家人添加到健康保险上，因为公司默认只有已婚男性才有受抚养人；一封信中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师夏令营，不允许女生参加；一封信中说，邮局不允许女职员佩戴男性邮递员的帽子，而男邮帽可以遮挡阳光……

还有很多来信让金斯伯格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女教师们说，一旦显露出怀孕，就会被强制离职；一位女兵在怀孕之后，被退役。

金斯伯格认真读完了所有来信。这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初。她的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为自己争取权利。金斯伯格被她们感召着，她由衷地钦佩她们。

歧视没有停止，但她不再忍耐和沉默。

1970年，金斯伯格开设了美国高校第一门关于女性的法律课程。这是金斯伯格式的战斗的开始。她反击的第一个对象是学校在薪水上给她的「女士专属折扣」。她和其他女性教授一起提起了集体诉讼。她们赢了。

1972年，金斯伯格成为哥伦比亚大学首位拥有终生教职的女性教授。刚入职，她听说女性员工没有孕期保险，并且养老金和工资都低于男性同事。她再次帮助所有女性教员和工作人员提起集体诉讼。

1980年，是金斯伯格从学者、律师转向法官生涯的开始。她被卡特总统提名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但这个新头衔依旧令她面对歧视。

当她和丈夫马丁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时，每当主人介绍「金斯伯格法官」时，对方总是会向马丁伸出手去。哈佛法学院毕业20周年同学会上，有人提议「这一届全体同学偕妻子」一起拍张大合照。金斯伯格质问，「你说『偕妻子』是什么意思？」

金斯伯格还曾给纽约律师协会写信：鉴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律师职业中，不应该继续使用「弟兄们」这个称呼。

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名金斯伯格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即使已经站上律政领域的权力巅峰，但作为女性的金斯伯格依然面对空气般存在的歧视。

最高法院的法官衣帽间里没有女厕所。在法庭上，尽管她和首位女性大法官奥康纳，不论身高、长相、发色、声音都完全不同，但许多男性，都弄混过她们的名字。其中包括一位法学院教授和一位联邦副检察长。

哪怕是到了21世纪，最高法院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也并未绝迹。几年前，当《异议时刻》这本传记的作者之一依琳·卡蒙问她，现在是否还会经历性别歧视时，金斯伯格很快回答：是的。

「我都不记得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会议，当我说了某个观点，我认为自己说得很清楚，但大家毫无反应。但当一个男人说了和我一样的观点，大家就会说，『好主意』。」

回到1993年，提名大法官的那个下午，克林顿这样评价金斯伯格：

「她亲身经历的歧视，使得她在个人职业生涯的二十年间，不间断地对抗歧视，努力让美国成为一个对我们的妻子、姐妹、女儿更友好的国度。」

也是1993年，金斯伯格被提名担任大法官后，有人给她发来一份传真。传真上面提到，她的一位老同学在一个慈善组织的会议上说，当年哈佛法学院班里的男生给金斯伯格取了一个外号——Bitch。

这个外号，无论指向金斯伯格被歧视包围的一生，还是意在标榜其生命中体现出的超常智勇和强悍——从被漠视、嘲弄、区隔、拒绝，到一路战斗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说，「被人叫bitch，总要好过叫胆小鬼。」

「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工作」

1973年1月一个下午，金斯伯格非常紧张。担心因紧张而当众呕吐，她特意没吃午饭。

当天下午，她将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在最高法院举行的辩论。她的当事人是一位空军女兵。她发现男性同僚只要已婚就能获得住房保障津贴，而她因为性别的原因无法让家人获得这项福利。当她为自己争取权利时，财务部门告诉她，「你能获得参军的机会已是三生有幸」。

金斯伯格太熟悉这样的故事了，她读过大量类似的信件。但那天，她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和大学讲台上的分析者。她戴上母亲留给她的胸针和耳环，来到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她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和歧视、不公战斗。

九位坐成一排的男性大法官，让她「有点害怕」。她开口时颤抖的声线，被记录在当时的法庭录音中。但在辩论开始大约两分钟后，「恐惧感消失了」。她意识到有一批等待她去「俘虏的听众」。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群之一。一股力量引着她走了上去。

金斯伯格有备而来。在辩护状中，她梳理了美国自建国以来，女性的生存史和被对待的方式，向法官们精准阐释了女性作为「二等公民」的生存体验。

命运是神奇的编剧。那天，金斯伯格的对手是联邦政府。而负责为联邦政府辩护的律师是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当年，正是这位哈佛法学院院长，在聚会上质问九位女生凭何能够占据本属于男生的法学院学位。

从温驯地回答 「来法学院是为了了解律师丈夫的工作」，到站到最高法院为军中女性群体的权利战斗，金斯伯格用了16年时间。这显然不是一个突然觉醒和绝地反击的故事。在漫长的岁月里，一个战士经历了反复的思虑、磋磨和选择。

在辩护词中，金斯伯格试图让大法官们睁开眼睛去看到，「基于性别的歧视是广泛存在的」。辩论最后，她以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女性参政论者萨拉•格莉姆克在1837年发表的言论结束陈述：「我不以性别为由要求额外的优待，我所求的仅是让男人把他们的臭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挪开。」

最终，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首秀，以七位大法官投票推翻政府政策而胜利。

从1971年到1980年，作为民权联盟女权项目的首席律师，金斯伯格一共在最高法院提起了6次诉讼，她赢得了其中的5场胜利。通过那些里程碑式的案件，她用法律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改变了美国女性的宪法地位。

而金斯伯格自己的改变，又是从何时开始的？

她多次提起1962年夏天的「瑞典经验」。为了完成一个法律比较项目，她在瑞典度过了一段时间。那时，女权主义思潮在北欧蓬勃发展。政府开始为男性设立育婴假。在一本杂志上，记者代表众多瑞典女性发问：

「为什么女性要兼顾家庭和职场两份工作，而男人却只需做好职场中那一份？……男人和女人都只有一个主要的职责，那就是做一个人。」

瑞典走在世界前列，金斯伯格恰巧在那里见证了浪潮。几乎是同一时期，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在1963年出版。这本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刺破了美国主流社会所鼓吹的「郊区美好家庭」幻象，展现了在妻职、母职压抑之下的「绝望主妇」们的呼号和不甘。从此，人们再也不能对妇女们「除了丈夫、孩子和家庭，我还想要别的」的呼声不闻不问。

变革的风吹起。此时的金斯伯格和走上街头的学生，以及贝蒂•弗里丹为代表的理论家和运动家们一起，从不同的位置出发，加入同一场漫长的革命中。

但要寻找最初的那粒种子，或许还得回到金斯伯格上大学的时候。那是1950年，她成为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库什曼的研究助理。那时，库什曼教授正积极参与到反麦卡锡主义的活动中。金斯伯格看到，在关键时刻，总有勇敢的律师站出来保护人民。

「律师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通过自身角色让社会变得更好」，17岁的金斯伯格觉得，「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工作。」

1971年到1980年的律师工作，成就了「金斯伯格神话」里最坚固的底座部分。从第一个案件的选择开始，她就用超越同侪和时代的大智慧，构筑起自己的战斗风格。

在最高法院最资深的「跑线记者」图宾看来，「金斯伯格从不激进行事，她善用策略……她不是贝蒂·弗里丹，她的强项不在于创造新的规则方法，在于对宪法原则熟烂于心」。

「女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金斯伯格坚信这一点。她试图将美国宪法所保护和承诺的平等，扩展到黑人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让最高法院像对待种族问题一样严格地对待性别问题。

也正因此，金斯伯格常常被称为女权运动的瑟古德·马歇尔。马歇尔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首位黑人大法官和民权运动领导者。他承接并胜诉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直接导致美国废除了种族隔离法。

他的行动路径极大影响了金斯伯格。

1971年，金斯伯格在「里德诉里德案」中，第一次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辩护状，但并未作为律师出庭。案情很简单也很古老。一位悲伤的母亲，在儿子自杀后，被法律判决无权处理亡子的遗产。因为她是女性。「女性天生数学不佳」，不擅长处理此类事务。

金斯伯格和伙伴们赢得了诉讼，爱达荷州的法律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反平等保护条款。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废除基于性别对公民进行区别对待的法律。

在这起看似寻常的「家务事」里，没有出庭的金斯伯格调动自己多年的学养撰写了辩护状，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男女的生理差异与处理遗产能力的高低毫无关联……一个人不应因为生理特征而在法律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为『保护女性』或为女性着想。但是同样的法律用来限定少数族裔，则会被认定是不公平和违法的。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细看之下却是被关在了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她为该案提交的88页案情摘要，成为美国法律史上最经典和引用次数最多的案情摘要之一。多年来，女性权益律师甚至最高法院的多位大法官都曾引用和作为判例。

从这起案件开始，看似「保护」实则为「镀金牢笼」的比喻，常常出现在金斯伯格的笔下和演讲中。她说，「笼子保护性能再好，也终归是个笼子。」「没有一位女性因为过去的特别保护而在今天受益。」

在成就金斯伯格的5/6胜利中，还有两件十分典型的「镀金牢笼」案——1975年的「爱德华兹诉希利案」和1979年的「杜伦诉密苏里州案」。

这两起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都与一个古老的判决有关。1961年，最高法院判定美国男性公民必须履行陪审员义务，而女性则可以选择是否履行，原因是「女性依然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最高法院大法官布拉德利在当时的赞同意见书里写道，「女性最重要的使命是做温柔的妻子和无私的母亲。这是造物主规定的法则。」

1970年代中期，金斯伯格将枪的准心瞄准了这项法律。她对这类案件充满热情。这依旧是在用「照顾」的方式，试图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金斯伯格的这两次狙击都获得了成功。

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诉讼状中，针对20年前布拉德利大法官所谓「温柔的妻子和无私的母亲」是「造物主的规定」，金斯伯格写道：「造物主与当时的布拉德利大法官是以何种方式沟通的，至今无人知晓。」

1979年的「杜伦诉密苏里州案」，金斯伯格同样获得了胜利。但在该案的口头辩论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法庭上不无嘲笑地揶揄金斯伯格：就算苏珊•安东尼(为争取女性投票权而奋斗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先驱)的头像印在了1元纸币上，你也不会感到满足对吧？

金斯伯格暂时保持了沉默。她想起母亲对她的教导，愤怒无益于事件的解决。

随后，金斯伯格将准心从「投票权」移到了「怀孕歧视」。从1971年到1980年，金斯伯格和伙伴们一共将四起有关怀孕女性权益的案件诉到了最高法院。

这四起案件里，最著名的是「空军护士斯科拉克诉国防部长案」。女兵斯科拉克怀孕后，空军部队给了她两种选择：要么堕胎，要么辞职。在辩护状中，金斯伯格写道，「在各种阻碍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障碍中，因为女性特有的生育能力而造成的区别对待，首当其冲。」

生育在需要时，被视作女性的神圣任务；在不被需要时，被视作麻烦和惩罚。金斯伯格揭穿这种矛盾和不公。她代理的这些案件直接推动了职场女性生育权的保障。197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怀孕歧视法案》。

在70年代辩护过的所有案件里，金斯伯格本人最偏爱、也最能体现她作为女权律师智慧的，是那起著名的鳏夫权益案——1975年「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

1972年，维森菲尔德的妻子死于羊水栓塞导致的难产。他成为一名全职照顾孩子的单身父亲。当他去社保局想要申请一份单亲家长的社会保障金时，却被告知这份保障金叫做「给母亲的补偿」。

他给当地报社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你听过许多妇女解放的故事，现在来听听我的吧。」

一位同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金斯伯格。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历史给金斯伯格这位嗅觉极其敏锐的猎人，送来一位不可能更完美的代理人。

她超拔于时代和同侪的智慧在辩护状中直接展露：「现行法律反映了美国历史长久以来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它只保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却不保护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1975年1月20日，出庭日。金斯伯格特意让维森菲尔德和她坐在一起。她想让一张男性面孔出现在大法官们面前，让他们看见，「基于性别的歧视是如何伤害了每一个人」。

鳏夫最终赢得了社会保障金。这起著名的诉讼，完美实现了金斯伯格对公众乃至最高法院的启蒙意图。从那之后，社会保障机构不再以性别区分遗属的权利。而诸如「妇女天生属于家庭」「母职是一种造物主规定」这样的陈旧观念在那之后又进一步被松动。

金斯伯格是在上班路上的汽车广播里，知道自己赢得了诉讼。她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否则「就要出车祸了」。等走到法学院走廊，帮她诉讼的学生们紧紧抱住了她。

然而，选择为男性代理人辩护，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都给金斯伯格带来不小的批评和争议。一些女权主义同盟伙伴感到困惑甚至愤怒。但金斯伯格非常坚定。那一时期，她一共代理过三件有关鳏夫权益的案件，赢得了其中两件。

直到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金斯伯格向坐着九位男性大法官的最高法院提交男性的案子，是一种多么「天才的做法」。然而更加富有历史意味的是，当年，面对维森菲尔德全职育儿的选择，一些男性大法官感到不解甚至愤怒——「他为什么表现得像个女人？他为什么像个家庭主妇？」

这些让金斯伯格更加坚信，如果女性想要获得平等，男性必须也要被从刻板的性别期待和塑造中解放出来。

「异于传统家庭生活的开拓者」

鳏夫维森菲尔德，是金斯伯格最喜欢的客户，没有之一。

这位当年还十分稀少的全职父亲，和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保持了一生的信件往来。当维森菲尔德的儿子杰森长大，金斯伯格帮助他进入法学院学习，还在1998年飞往佛罗里达主持他的婚礼。

而在金斯伯格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节点——1993年，提名大法官后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维森菲尔德也作为前客户和挚友，出席作证。在证言中，维森菲尔德说：

「我和我的夫人，就像金斯伯格夫妇一样，是异于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开拓者。」

金斯伯格和马丁的婚姻生活即使放到今天，也不属于一种多数派的实践。在婚姻里，金斯伯格说，自己「不会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也从未因此失去独立和个性。

他们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初。马丁是那一代人中十分少见的一类男性。

「18岁相遇之时，他便坚信一个女人，不论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们同样重要。」 当然，还有她在之后的岁月里常常提到的那句评价：「他是当时唯一一个关心我有脑子的男孩。」

那时的女生常将自己的聪慧隐藏起来，但和马丁的相处让她十分自在。他从未轻视她，也从不将优秀的她视作一种威胁。

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两人早早开始了异性恋婚姻家庭的生活。第一个孩子出生后，马丁开始分担家务和育儿工作。在女儿简还是婴儿时，他还全权负责过凌晨两点起来给简喂奶。

在他罹患睾丸癌后的那两年，轮到金斯伯格同时担负起两人的学业进度和照顾孩子的工作。马丁病愈后，在纽约找到税法律师的工作。金斯伯格跟随他，转学到了纽约。

但当1980年，金斯伯格被卡特总统任命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马丁也像此前妻子做的那样，放弃在纽约的工作，和她一起搬到了华盛顿。

那时的同事和朋友们很难想象，有丈夫会抛下税法律师这种收入丰沛的工作，跟妻子搬到华盛顿。

这对马丁来说不是「难以启齿的事」。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搬去华盛顿，是因为老婆找了一份好工作。他还常常戏谑地把自己描述为「搭上了人生顺风车的幸运男子」。

他说，「这不是牺牲，这是家庭的意义」。而在金斯伯格看来，这是一种中性的家庭模式。「在这种中性政策下，夫妻双方可以自主创造出新的家庭传统，从而发挥自己作为人的最大潜能，同时又能消除对男性或女性无意义的限制。」

成长于中性家庭中的女儿简，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兴高采烈地说，在家务分工均衡的家里，父亲负责做菜，母亲则负责思考吃什么。

马丁生性幽默、松弛、顽皮。在他面前，金斯伯格能够展露全面的自己。一位法官助理曾在办公室看到，金斯伯格拿着剪刀绕着办公桌和马丁嬉闹追逐。

在担任巡回法院法官的13年后，正是因为马丁在幕后的大力游说，金斯伯格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否则以金斯伯格低调的个性，她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事实上，当时已经60岁出头的她并不在克林顿考虑名单的前列。马丁发动上百位朋友向国会或者白宫的人游说。他要确保让克林顿知道，在华盛顿特区就有一位杰出的前女权律师可以担任大法官。

在他眼中，妻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法律界巨人。如果她没有被认真考虑成为人选的话，他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

图宾曾在描写最高法院的书中，用「脆弱」这个词形容金斯伯格。有一次，马丁当面诘问他：你能做多少个俯卧撑？当图宾还在思考时，马丁反击道：我太太能做25个，而你居然用「脆弱」来形容她。

金斯伯格是幸运的。在那个时代，她和马丁共同探索和拓宽了异性恋婚姻生活的多元脚本。她也把马丁的欣赏，推及到所有试图反抗传统性别角色期待的人们身上。在法官生涯里，金斯伯格最喜爱的一位书记官叫大卫·波斯特。

波斯特在应聘时，就引起了她的注意。他的简历里，有一栏带着星号。那是 80年代他在家做全职父亲的两年。那时，他的妻子在世界银行工作，经常需要出差。波斯特白天在家带娃，晚上去法学院读夜校。

这段打星号的经历，让金斯伯格注意到了他。

1986年春天，波斯特成为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那时，他的女儿四岁，儿子刚刚出生。金斯伯格允许他偶尔提早下班去托儿所接孩子。她非常乐于看到这种状况。育儿并不会减损男性气概或影响事业。

1993年，在最高法院就职后，她又邀请波斯特担任法官助理。在最高法院的内部刊物上，金斯伯格如此解释自己的欢欣：「这就是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只有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担平等的责任，女性才有可能真正被解放。」

而对自己的人生伴侣马丁，金斯伯格这样评价：「马丁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或许是对伴侣最高的褒扬。

2010年6月，马丁癌细胞转移。在最后一次住院前，他在黄色信笺上给金斯伯格写下一封信：「我最亲爱的鲁斯，你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见证你一步步走到了法律世界的顶峰，我真的开心极了……」

金斯伯格和马丁

「Sisters in law 」

1993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金斯伯格来到「法律世界的顶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是她27年大法官生涯的开始。她所坐的位置和视线，都和律师时不同了。

废奴主义兼女权主义者莎拉·格里姆凯曾在1853年参观时，被邀坐到大法官座位上，格里姆凯发出感慨：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会有女性坐在这个位置上。所有人都笑起来。

直到1981年，格里姆凯的「狂想」才变成现实。时年51岁的桑德拉·戴·奥康纳被任命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12年后，她在最高法院张开双臂，欢迎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加入。

她们实在不同。一位是共和党人，一位是民主党人。奥康纳是广袤西部的女儿。她会更换汽车轮胎，自称「女牛仔」。金斯伯格出门必带蕾丝手套，包里装着一本《美国宪法》。

一次，奥康纳参加西部考察。一行人连人带车被深沟阻挡几小时。她想上厕所，自己爬出了车厢。多年后，一位工作人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一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蹲在一个灌木丛后小解。」

金斯伯格的到来，加速了最高法院女厕所的建设。那之前的12年，奥康纳要是想上厕所，只能飞快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因为法官更衣室里只有男厕所。

1993年，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更衣室边加建了女厕所。在金斯伯格看来，这个改变是「女性大法官将在最高法院里一直存在的标志」。

1996年，金斯伯格来到最高法院的第三年，她遇到以大法官身份审理的第一起女性权利案件——著名的弗吉利亚军事学院案。这座历史悠久的军事院校被诉其全男性的招生政策违法了法律的平等保护。

当时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指派奥康纳来撰写法庭意见。但奥康纳拒绝了。她知道，最有资格撰写这份多数意见书的大法官是金斯伯格。

整个70年代，正是身为律师的金斯伯格，用一个接一个的案件推动主要由老年白人男性组成的最高法院，开始融动性别歧视的坚冰。现在，「弗吉利亚军事学院」这桩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庭意见撰写，当然也非金斯伯格莫属。

就像山谷里不绝的回声一般，金斯伯格在其中引用了奥康纳大法官1982年审理「密西西比州立护理学校案」时撰写的意见。

那是奥康纳刚就职几周之后就遇到的性别歧视案。密西西比州州立护理学校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女性学校，被诉拒绝招收男生。最高法院的新人奥康纳，投出了关键的第五票。学校败诉。

在多数意见书中，奥康纳提请学校不要再继续陈腐的职业区隔。她还特意援引了美国护师协会的数据。数据表明，将男性排除在护理职业之外，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多年来所有护士的待遇被压低。

尤为富有况味的是，奥康纳还在意见书中引用了金斯伯格做律师时，在最高法院辩护的第一个案子——「里德诉里德案」。奥康纳想提醒所有人，类似全女性学院这类「保护性」政策，只是在继续加重「护士=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将真正有志于护理职业的男性阻挡在理想之外。

在全女性护理学校的判决过去15年后，全男性军事院校这样一个几乎称得上是「对称性」的案件，又来到这两位大法官面前。

判决日那天，平日含蓄内敛的金斯伯格，在读到意见书里提及奥康纳判例的部分时，特意稍作停顿——她从意见书上挪开视线，与奥康纳大法官进行了对视。

隔着15年的时空，这两位后来被称为「Sisters in law」的大法官，在致敬彼此曾经和正在为平权事业做出的努力。

这对最高法院的律政姐妹，年龄相差三岁。她们是进入法律界高层的第一代美国女性。和金斯伯格一样，奥康纳的职业生涯同样开始得艰难。共同的经历给了她们一条坚固的纽带。这种联结超越党派和政治光谱。金斯伯格还曾将奥康纳称为「任何人都想拥有的理想的能够提供帮助的姐姐」。

在最高法院，她们各司其职。奥康纳是那个负责防守的角色，她不会允许最高法院在性别平权的路上明显开倒车。腼腆温和的金斯伯格，承担的却是进攻者的角色。

当那个时期的最高法院被明显分出4位保守派法官和4位自由派法官的阵营时，奥康纳成为每一方都试图拉拢的关键第5票。作为最重要的「摇摆法官」，相对于其他领域，在涉及女性权利的案件中，奥康纳总是更倾向投出自由派的一票。

在弗吉利亚军事学院案之后，她们一起听审了近20例涉及女性权利的案件。这些案件大多数获得6票或者更多票数。平稳的数据和结果来之不易。它表明，经过金斯伯格和奥康纳的努力，那个时期的最高法院正在持续地自上而下改变和保障着美国女性的命运。

在并肩战斗中，奥康纳和金斯伯格结下超越党派的姐妹情谊。她们共享女性的生命经验，还有着「某些男同事没有的感性」和共情。她们都没有领导过街头的社会运动。「她们当然并不完美，但她们毫无疑问是女权运动的英雄」。传记《温柔的正义》这样评价她们。

2005年，奥康纳大法官宣布退休。她要照顾罹患阿兹海默症的丈夫。对金斯伯格来说，那是痛苦的岁月。最高法院又只剩一位女性。

「直到她离开，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想念她。」金斯伯格说。

第一排右数第二位是奥康纳

「愤怒的犹太祖母」

奥康纳大法官的离开，被视作美国最高法院的转折点。

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金斯伯格告诉图宾，担任大法官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奥康纳的离去，假如你看看她离开后我们的投票情况，你会发现，所有5比4的情况下，当我是那1/4时，我都本应是1/5——假如她没有离开。」

在《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里，图宾也描绘了最高法院在2005年前后的变化。在关键的「第5票」奥康纳离开后，最高法院如何逐渐右移并「逐步面临全面沦陷的危险」。

多年来，金斯伯格牢记母亲告诉她的，愤怒无益于事情解决。结婚那天，婆婆送给她一副耳塞——幸福婚姻的秘诀在于偶尔装聋作哑。但2006年后，她开始厌倦这种克制。她奋斗多年的事业，因为最高法院的右转，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大多数案件审理中，持异议的法官通常写下异见，交给法院存档。而当大法官希望人们注意其观点时，可当庭庭宣读出来。2007年，在关于妇女和劳工权利的案件中，金斯伯格两次表达了异见。

其中一件是和堕胎有关。金斯伯格始终坚持女性才是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当政府控制着她对堕胎的决定权时，她就没有被当作是一位有能力为人生选择并责任的成年人来对待。」

另一件是著名的「莉莉·莱德贝特」案。

原告莱德贝特女士出庭时，头发已经花白。在她为公司工作二十余年后，临近退休，她才发现自己的工资一直低于同等职位的男性。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内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以她未能在6个月法定期限内提出诉讼为由驳回请求。

同僚们已「无药可救」，金斯伯格说。她对这位姐妹的遭遇感同身受。「这是那一代每一个职业女性都会遇到的事，我也遇到过」。

金斯伯格不仅当庭宣读这份有关就业性别歧视的异议意见书，还用更通俗日常的语言组织了文章。即便最高法院已经宣布莱德贝特败诉，她还是想要让自己的声音，被法庭之外更多的人听到。

这是这位74岁的战士在职业生涯里，又一次郑重和智慧地选择战斗策略。

金斯伯格成功了。2009年，总统奥巴马上任后，签署通过的第一个法案就是《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案》。

金斯伯格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法案复制品。这是一份来自奥巴马的礼物。上面写着：「感谢您为创造一个更平等、更公平的社会而做的工作。」

最高法院一向是新闻报道的富矿。每当这位身形瘦小的大法官在审判日打开文件夹时，所有记者都兴奋地坐起身来。

但大多数时候她在孤军奋战。2009年，一位13岁女孩因被举报非法持有布洛芬，被校方命令脱衣搜查。

在这起案件的公开辩论环节，几位男性大法官并不理解脱衣搜查有何不妥。当大法官布雷耶恶趣味地回忆童年时在更衣室光着身体的快乐时光，男人们爆发出一阵大笑。金斯伯格愤怒了。

那个女孩的年龄和金斯伯格的孙女克拉拉差不多大。记者们注意到，作为唯一的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发问明显充满了愤怒：

「已经不是仅仅被要求脱掉内衣！她们还被要求提起脱下来的内衣抖来抖去！」

媒体将她称为审判席上「愤怒的犹太祖母」。在后来接受《今日美国》的采访时，金斯伯格说，最高法院的男性们完全不了解法庭外女性的现实生活。「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十三岁的小女孩。对女孩子来说，这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时期……」

2009年对金斯伯格来说是胜利的一年。她为13岁女孩赢得了尊严和诉讼，也通过《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案》保护了更多劳动妇女的权益。同时，最高法院迎来又一位女性大法官，索妮娅·索托马耶尔大法官。

就任时，索妮娅曾因谈论性别和种族话题时的态度被攻击。金斯伯格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这位姐妹争辩：「说索妮娅是咄咄逼人的提问者——这有什么新鲜的？！你们难道没有看过斯卡利亚和布雷耶大法官提问时有多咄咄逼人吗？」

2009年又是艰难的一年。她第三次查出癌症。次年6月，刚过完结婚56周年的纪念日，丈夫马丁去世。24小时后，金斯伯格又回到了审判席上。

「每个人都想和我这个老太婆合影」

从2013年下半年起，金斯伯格的形象开始出现在最高法院外越来越多的东西上。互联网热搜，华盛顿街头的贴纸，说唱歌手的歌词，手臂的纹身，女士的指甲，婴儿的万圣节装扮，《周六夜现场》的模仿，《傲骨贤妻》的致敬……

80岁的金斯伯格女士，一夜之间成为所有美国年轻人的偶像——可能是走红时年龄最大的网红。

金斯伯格大法官的走红，始于2013年6月25日她发表的异议。

那天清晨，她带着她著名的「异议领」出席「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的审判。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宣布终止《选举权法》。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说，既然50年前那种严重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已不复存在，那么保护弱势种族选举权的条款也无继续存在的意义。

宣读结束后，罗伯茨平静地说，金斯伯格大法官提出异议。

在发言中，金斯伯格指出，「压迫现在不易察觉，就是因为法律在发挥着作用」，但如果因此废除它，就如同「因为没有淋湿，而在暴风雨中扔掉雨伞」一样荒唐可笑。

在这之前，一起关于反同性婚姻的案件庭审中，金斯伯格同样做出譬喻。她说，国会对异性和同性婚姻的区别对待，就像在说脱脂牛奶不是牛奶一样可笑。

次年，在最高法院支持雇主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女性节育提供医疗保险后，金斯伯格又在采访中犀利回应，「大多数男性至今无法理解避孕对女性生活的重要性」，她希望他们，「可以在妻子和女儿的影响下，『进化』出这一能力。」

金斯伯格的「雨伞」「牛奶」比喻和对男性继续「进化」的期待，引发广泛共鸣。愤怒和不可置信的情绪，以这位瘦小的老太太为圆心，在网络上迅速蔓延开来。

华盛顿的社交网络策划师弗兰克希和他的朋友阿米娜托索乌，被愤怒点燃了。他们打开Photoshop，把金斯伯格的肖像放进红色背景里，头顶加上一只小皇冠，旁边写上一句话：没有Ruth，你拼不出Truth。海报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在纽约，24岁的法学院学生莎娜·卡兹尼克同样愤怒不已。她的一位同学在网上开玩笑地将金斯伯格称为「声名狼藉的RBG」。这是对已故著名说唱歌手「声名狼藉的BIG」的戏仿。

莎娜·卡兹尼克还建了一个同名轻博客来向金斯伯格致敬。通过年轻人对这位性别平权斗士辉煌但低调的过去的挖掘和传播，金斯伯格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偶像。

人们将最高法院娇小年迈的犹太祖母与已故的体重300磅的说唱歌手并列。这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来自布鲁克林，更多指向他们的桀骜、冒犯和「惹是生非」。

这种崇拜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加速了。一生克制、讷言的金斯伯格甚至在一次采访中，不客气地称之为「伪君子」。

2019年，《大西洋》杂志试图为这一现象寻找解释。文化研究学者达利亚·利希维克认为，「今天，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榜样，真正发出具有影响力、真实性、尊严的声音的榜样，她们举起一个正义的八旬老人，将她视作未来的希望。」

然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或许曾经是最不可能成为偶像的那种人。

学生曾在教学评估中这样描述教师金斯伯格：「古板严肃」，「非常智慧」，同时「与学生保持距离，且个性相当保守」。在律师生涯里，她也一直被评论不够激进和街头。在担任法官的三十多年，大多数时间她温和克制。

她和马丁住在纽约最昂贵的公寓。她痴迷古典戏剧，佩戴黑框眼镜，服饰鞋履精致，婚姻美满，儿孙成群。总之，一切看上去传统、老派而精英。

直到她开口提出「反对」，她的愤怒被新媒体捕捉并传播。之前所有强烈的反差，又奇妙地让她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卡里斯玛」偶像魅力。

在致敬她的说唱里，金斯伯格成为这个国家的良心、英雄和不可打倒的「神」：「这个国家已经疯了，你知道，只剩这个女人还在支撑着一切。你以为断了几根肋骨就能打倒她？做梦！」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表达，透露出人们对未来的深切不安，以及一位年迈的女性被众人赋予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聪明的金斯伯格明白并接受这一切。在人生的暮年，她又一次智慧和勇敢地走上战场。她顺势而为，走到聚光灯下，去做她所认为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正是她办公室悬挂的箴言之一。

在《纽约客》为金斯伯格撰写的讣闻中，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看，法院是要与公众舆论绝缘的，这也要求大法官们基本上过着低调的私人生活。金斯伯格绝不是第一个藐视这一惯例的人，但她却大大地藐视了这一惯例。」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出现在所有传播媒介中，向数以万计的人群发表演讲。她对美国社会包括最高法院本身的变化感到遗憾。在2018年一场听证会后，她说，「我希望我能挥动魔棒，让它回到原来的样子。」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金斯伯格依旧保持一个战士的持续输出——用一己之力打破社会对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

传记《异见时刻》的两位作者写道，「还有什么会比一个老女人更遭人嫌弃呢？但人们却恨不得把这个老太婆所说的每个字都记在心上。」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年长的女性要么是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要么是恶毒的瘪嘴老巫婆」，女权主义作家瑞贝卡·特雷斯娜指出，「金斯伯格犀利睿智的公共形象改变了『美国社会对掌握权力的年长女性的想象』」。

金斯伯格著名的「异议领」

「女儿和孙女生活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

生命的最后几年，金斯伯格也像历史上所有掌握权力的女人那样遭受攻击和猜忌。自由派阵营的许多人希望她能主动让位，让卸任前的奥巴马能够提名一位更年轻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表示反对。她不退休。她要不断提醒其他大法官和公众，美国宪法中「人人平等」的诺言还未实现。

回顾一生，金斯伯格将职业生涯的重要工作形容为「幼儿园教师」。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案子，她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重复地去让最高法院的男性大法官和法庭外的人们，睁开眼睛，穿过蒙昧，去看见和共情女性作为「二等公民」的生存处境。

这是金斯伯格毕生的启蒙事业。每当在公开场合被嘲讽甚至奚落时，金斯伯格「绝不生气」，她「时刻认为这是一次教育的机会」。

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就是金斯伯格生前试图用「幼儿园老师」的方法去影响的同事和朋友之一。

在长达30年里，伦奎斯特大法官都对金斯伯格的性别平权观点充满怀疑。70年代末，正是他当庭揶揄她，女权运动先驱的头像都印到纸币上了，你还不满足。

直到2002年，改变才发生。最高法院审判了一件与「维森菲尔德单亲爸爸案」极类似的案件。原告是一位需要休假照顾病妻的无薪男性。

这一次，伦奎斯特大法官没有玩笑也没有调侃。在他撰写的判决中，他同时引用了金斯伯格做律师和做大法官时写下的观点。整篇判决书充满了金斯伯格式的影响，以致马丁以为这是妻子为伦奎斯特代笔所作。

金斯伯格说，那确实是一段「幼儿园教师」的日子——「因为法官们完全不认为性别歧视是实际存在的。我试着教导他们的其中一个观点是——试想一下在你心目中你女儿和孙女所生活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种「试想」也确实起了作用。有一段时间，伦奎斯特大法官的女儿离婚了。他每天要提早下班去接孙女放学。在金斯伯格的努力和女儿的困境面前，这位父亲和大法官终于「进化」了。

只是，这一点微小的转变，就用了漫长的23年。但也正因此，金斯伯格的一生，坚定、强韧和伟大。

2020年9月19日，不到153厘米的「灯塔」金斯伯格，熄灭了她的光。

地球上无数人为这位87岁女性的离去而悲恸。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她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投身到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所有不公的战斗中，用法律这个自己最擅长的武器，智慧地选择战术，将公正、平等的暖光惠及无数人。

金斯伯格的一生，是不一样的战士的一生。她最终觉醒和奋起在中年时期，却将战斗进行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在一个不断分裂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动荡时代，她不仅激励不同世代的女性和弱势群体为自己的命运战斗，也激励来自不同性别、不同意识形态光谱的人们求同存异，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努力。

金斯伯格曾说，这一生最让她心满意足的事情是，她「参与了一场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女性……」

2018年，纪录片《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导演贝西·韦斯特和朱莉·科昂曾问她，当退出人们视线时，她希望如何被记住？

金斯伯格以她特有的谦逊回答：「我希望人们记得这是一个发挥了有限潜能和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人。这个人曾发挥所能，努力治愈社会伤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那个世界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孙辈能够生活其中的理想世界。」

我们身处的现实与「理想世界」还有不小的距离。

今天，依旧有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婚姻家庭、职场待遇、学校生活中遭遇非人的凌虐和戕害。

当进步和不公共存时，每一个人，不论性别和政治，都应该像金斯伯格那样常常自问和发问：试想一下，在你心中，你的母亲、女儿和孙女所生活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属于金斯伯格的艰难而漫长的战役，她完成了。在她离世后的社交网络上，无数人写道：

It's your turn now. Get up and fight.

参考资料：

1、《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美】杰弗里·图宾著，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4月。

2、《誓言：白宫与最高法院》，【美】杰弗里·图宾著，于霄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

3、《女人的一个世纪：从选举权到避孕药》，【美】德博拉·G费尔德著，姚燕谨、徐欣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

4、《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美】依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克著，骆伟倩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

5、《温柔的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美】琳达·赫什曼著，郭烁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2月。

6、《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如何改变最高法院》，【美】杰弗里·图宾，《纽约客》，2013年3月，淡豹译。

7、《 Ruth Bader Ginsburg, the Great Equalizer》，Jill Lepore，2020年9月，纽约客。

8、《 Ruth Bader Ginsburg, Supreme Court’s Feminist Icon, Is Dead at 87，How a scholar, advocate, and judge upended the entiret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2020年9月，纽约时报。

9、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导演贝西·韦斯特和朱莉·科昂，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