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女郎》最后一集，四个女孩拖着行李箱，搬出了别墅。她们并排走在路上，各自说着对未来房间的期许。「我希望我的房间能有一张双人床」，结婚狂穿着粉红色菱格纹路的毛衣，说这话时，害羞又坦荡；而万人迷穿着暗色豹纹长裙，藏不住雀跃和期盼：「我希望我的衣橱比我的房间还要大」。她们走过去，迎着有无限可能的生活。

文｜翟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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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迷一出场就在卖弄美。大波浪长卷发，酒红色嘴唇，走起路来摇摇曳曳，勾勒出S型曲线的红色长裙荡漾着，回头看你时，嘴角和眼角都翘起，她知道她的魅力有多大。在《粉红女郎》播出后的17年里，很难在国产电视剧里找到第二个女性如此坦然地展示美。

也很难有第二个女性主角如万人迷一样真实地面对欲望，屡屡主动追求，一心想嫁给有钱人，不管是在化妆品柜台前，眼睛不停眨巴，还是打扮成梦露，让鼓风机吹起，捂住小红裙。这些都不妨碍观众觉得她可爱。关于爱情、婚姻、男女，万人迷有一套套的语录，假装自己性感、强大、无所畏惧，可实践起来，「勾引」的手段，直白得近乎笨拙，她没有心机，也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

2003年，《粉红女郎》创下当年国产电视剧最高收视率纪录。

张琪是《粉红女郎》的编剧之一。上戏毕业后，她一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跟组，也写剧本。她回忆说，2000年初，商业片兴起，女性角色在里头大多是点缀。当时市场中，也鲜少有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成长为故事走向的作品。

张琪想做和以往市场不一样的女性角色，但她也一直被前辈教育：「不要去挑战观众的三观，比如说女主角，不能太坏，所谓坏，就是不符合观众期待。」所以，塑造万人迷这个角色时，她有些担心。在漫画里，万人迷以美丽拜金的情妇自居，「缺点非常明显，三观可能有一点问题，有的人看起来不舒服」。

为了让万人迷的角色更被观众接受，张琪把万人迷塑造成发散型的人格，做事不是为了自己得利，而是出于对朋友的义气和爱，她率真、不世故，她拜金，但并不让人讨厌。

演员陈好把万人迷的角色演得做作又天真。张琪记得陈好试镜时，导演让她坐在桌子上，要「性感地」。周围都是人，张琪和同事也来凑热闹，陈好脸涨得通红，但张琪能从陈好身上看出万人迷的影子。进了剧组，陈好每天踩着高跟鞋，练习眼神，练习嗲嗲地说话，最终塑造成令人印象深刻的万人迷：有点玩世不恭，又特别真诚。

其实，这个角色本计划由刘若英出演，但刘若英说自己不够漂亮，形象差距太大，以后感觉是个笑话。她提出演结婚狂，觉得里面有可以挖掘的东西。张琪回忆，刘若英主动扮丑，拿口香糖贴在门牙上，作龅牙状，「她是最大的咖，她决定来了，故事就以结婚狂为线索。」

张琪感到放心，安全了，她不需要提心吊胆，担心万人迷的人设不被接受。但出乎她预料的是，直到现在，万人迷都是观众接受度最高的角色，结婚狂反而变成了最不被喜欢的人。

在剧中，结婚狂，也就是方小萍，一直都是委屈的。原生家庭中的三姑六婆对她逼婚，架势吓人。方小萍在幼儿园当老师，身边同事不是小孩就是已婚男士，长久处于困境：想要结婚，又没有合适的对象。

电视剧第一集，方小萍就在婚礼现场被新郎大宝逃婚，后来，大宝又回来找方小萍求婚，想要骗取她的黄金鱼钩，大宝拿到500万要离开，小萍说，「你从头到尾，都没问过我答不答应你的求婚。」她戳穿了大宝「回心转意」的逻辑漏洞，在明知自己被骗的情况下依然给了钱。隐忍、宽容，即使对伤害她的人，方小萍也是一再原谅和信任。一屏幕弹幕都在骂方小萍：做什么圣母啊？为什么左脸被打了，还要主动伸出右脸？

创作剧本时，张琪为方小萍在护照里写了一封信，明知对方骗了她，她还要再信任一次。「当时这封信我写得很哀婉，觉得小萍好可怜，也很完美，以德报怨。但现在，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吗？我觉得干嘛要忍他？」

十几年过去了，电视剧的主创和观众都在发生变化。女性的自我投射和自我期待和2003年不再一样，曾经被称颂的隐忍、付出和牺牲不再是美德，女性更追逐独立、自我，尊重和释放自己的真实感受。

刘若英饰演的结婚狂，招牌动作是捂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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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女郎》改编自漫画《涩女郎》，这种改编，优势是有现成的、被市场接受的人物，难点是，人物特征过于极致，甚至有些违背常理，如何在保留鲜明个性的基础上，让人物变得立体、丰富、具有现实感，是主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剧本创作环节，张琪最先做的事情是给主角起名字，不叫「结婚狂」、「万人迷」，「我们会互相纠正，哎呀，不是『结婚狂』了，是方小萍了，小萍小萍小萍」。张琪一直担心陷在漫画固有的单薄人物里，直到确定了每个人物的职业和性格，才慢慢自信起来。

塑造「万人迷」时，张琪在一位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灵感。她是上海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嫁给一个外国人，在当时挺引人注目，家里人不同意，她和家人几乎断绝关系，没有工作，专职带孩子。她喜欢指点人生，喜欢教导朋友如何收服男人，「喜欢要放在心里，不能让他知道，表面上还要踩他」。张琪觉得，这位朋友做派很势利，不排斥通过婚姻得到想要的生活，但内心又很单纯。万人迷的角色借鉴了这一点：言语极端，但停留在言语，并不世故。

《粉红女郎》在上海、三亚和日本拍摄，提供了在当时的电视剧中少见的城市感。城市是多彩的，丰富的，人和人之间充满了可能。但是，剧情并未将她们塑造成闪闪发光的职场精英，四个女主角都是外乡人，「沪漂」，合租一栋房子，故事就在这里展开。即使不是职场精英，生活和快乐也好像来得容易，她们在这个城市奋斗，兴致勃勃计划日本游，想去更多地方探寻自己。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四个女性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剧集讲述了这些角色的成长。抛开那些隐忍、牺牲，方小萍的故事是一个普世的自我成长的故事，她在一系列碰撞里，逐渐找回自我和自信。刚开始，会拽着婚纱，在街上骑自行车追逃跑的新郎，到后来，她不再需要去依附男性和婚姻，她拒绝了那个喜欢说冷笑话的外国人，也离开了单身带孩子的追求者，不再是为了结婚削足适履的女孩。

男人婆则一直被观众喜欢，仅次于万人迷，她不扭捏，也更现代，比起万人迷的「聪明女人解决男人」，男人婆依靠自己。她在百货公司拖地还债时，发现旅游事业部很有发展潜力，就向领导推销自己，递交项目策划。在会议上，她被另一个领导打压，但她不但没有畏缩，还更加野心勃勃：「她以为我像女人一样，会哭哭啼啼六神无主，她错了，我身体里面的战斗细胞，全都活跃起来，我会跟她斗争到底。」

哈妹是四人中存在感不那么强的，哈日哈韩，无所事事，职业是夜店领舞，但热情憨直，给万人迷用鼓风机吹裙子，中奖一套别墅邀请其他人入住，她是三个性格强烈的女性之间温厚的调剂。

这种女性之间的互助情谊，始终伴随着她们的闯荡和成长。第一集，结婚狂被逃婚，男人婆被追债，四个人第一次来到别墅时，没有电，她们点着蜡烛开了瓶红酒，围坐着，卸下了在外的防备，互相倾诉和安慰。

相比于2003年的其他电视剧，《粉红女郎》往前跨了一步。论文《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粉红女郎>》(童业富、武湘梅，2010)指出，该剧在当时塑造的这四个开放泼辣、敢作敢为的女性，有很多异于以往女性人物的言行，被称为新一代女性。

「剧突破了《涩女郎》系列作者朱德庸的男性视角，以一种女性特有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在这种女性主义的视域下，男性人物失去了以往影视作品中的种种光环，如龚喜、大宝、王浩，变得或庸俗，或虚伪，或懦弱，男性的弱点被编导进行了蓄意的放大。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女性形象的改写，在《粉》剧中，四个主要的女性人物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对都市的喧嚣，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采取一种主动。」

这种突破也部分来自剧的表现手法。《粉红女郎》的导演之一伍宗德有拍综艺的经验，一次探班，张琪觉得表演太夸张，张牙舞爪，甚至有些镜头让她觉得低俗。她和另一个编剧在衡山路上吃东西，吃着吃着就开始哭，说不想干了。导演后来安慰她们：「你们相信我，我肯定会拿捏好的，不会到你们不能接受的程度。」

令张琪没想到的是，那些她觉得低俗夸张的镜头，在大的故事和氛围里，很合适，观众接受度出奇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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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21世纪初，机会从沿海城市冒出来，人群剧烈地从乡村小镇涌向大城市。城市化为更多女性提供了选择和独立的机会。但束缚依然存在。

二十多年前，《粉红女郎》原著《涩女郎》漫画作者朱德庸，就在中国台湾发现了这个问题：「社会既要求女性像丝绸一样柔软，又要求像金属一样刚硬，既要像水晶一样玲珑剔透，又不能像玻璃那样脆弱易碎。这太矛盾了。」

朱德庸观察到那几年，台湾单身女性的族群扩张迅速。「她们都有强烈的自我主张和生活态度，但经常是浮动不定的；她们外表上个性独特，经常被旁人贴上类型化标签，内心却不那么确定自己；她们不管是突破束缚、或是遵循传统而活，其实她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她们的气息，混杂在这个繁华时代里，格外有一种生涩风味。」在《涩女郎》前言中，朱德庸写道。

这也是漫画《涩女郎》的由来。漫画发表后，朱德庸频繁接到读者反馈，绝大部分女性都偏爱「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美丽情妇和「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事业型女强人。朱德庸因此觉得，年轻的城市女性，有野性和「革命」的欲望，对自己总是处于「被迫选择」感到不满。

强势女性的角色，此后越来越多地出现。但结婚狂，一个不漂亮、自卑、游移的女性形象，再也成为不了主角。《粉红女郎》的形象设置，似乎是国产电视剧的一次旁逸斜出。

这部剧改编初始，已经定位为温馨的轻喜剧，着眼于女性的友谊、爱情。这个出发点，使它必然丧失掉朱德庸漫画里的批判性。

张琪说，这也是创作的一个遗憾，「把毛边都修光滑了」。当方小萍和万玲同时对富二代王浩有好感时，人物的矛盾并没有写透，更多是用戏剧化的桥段带过。这个现象下面一定有伤口，但创作者并没有撕开这个伤口：王浩不会受到诱惑吗？万玲不会施展更多的手段吗？方小萍不会有自己的行动吗？如果一直被动，她心里会有哪些煎熬？女性情谊会受到什么挑战？在这些幽暗的角落里，会有残酷的一面，创作团队选择了理想化处理。于是女性情谊总是第一位，每个人都在为其他人考虑，生活就这么敞亮和热闹。

豆瓣一则剧评写道，越长大越意识到《粉红女郎》是一个童话。「可以被感化的渣男大宝，逢凶化吉的贵人史大伟（和他那个最有童话气质的黄金鱼钩），跨越阶层来爱你的高富帅王浩，一群情比金坚的姐妹淘，还有一个不离不弃随时为你粉身碎骨的备胎龚喜。」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粉红女郎>》认为，尽管该剧塑造的女性有突破性的一面，但思想底色仍然充满了对男性秩序的认同和维护，四个女性都没逃开这一点。方小萍温柔、善良、宽容、坚忍，这些品质是男权社会最推崇的女性特质，也因此每当关键时刻，方小萍总是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出手相助。最后方小萍得到了白马王子，似乎是「男权社会对安于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欣赏」。

方小萍为追求心仪的男人改变自己的风格

张琪也觉得创作不够彻底，「整个剧很直男」，万人迷的slogan是「通过征服男性去征服世界」，男人婆通过剔除女性特质来征服职场。「当时做的东西往前跨了半步，但过一段时间回头看，又落后了一步，还是有局限。」

这是大众文化产品和社会现实之间不断发生的张力。张琪一直关注社会话题，在她编剧的第二部电视剧《俏女冲冲冲》里，探讨了代孕、冻卵、同性爱情、婚外情、疯狂追星等等问题。剧中，两个女孩子在电脑上把两个人的照片合成，出来一个小孩的样子，她们说：「要什么男人啊？我们俩生一个孩子肯定很漂亮。」这部剧比《粉红女郎》走得更远，但是，在当年的市场中，它并未引起太多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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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女郎》之后，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面临着生活里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不管是前几年大火的女性群像《欢乐颂》，还是最近占据热搜的《三十而已》，都呈现了现实生活细节，多处切中社会痛点，年龄焦虑、婚姻矛盾、孩子教育，更核心的是，跃升阶级的努力和痛击。

相较17年前，电视剧中女性生涩的气息在减弱，「革命」和内在的野性更加突出。张琪认为，现在社会的男性化趋势比之前更强烈，女性碰壁也更多了，这也要求创作者在呈现女性自我价值时，不能回避、淡化那些现实问题，因为观众很快就会意识到。

就像《三十而已》里顾佳的故事，剧情着眼于小三插足婚姻，足够戏剧化、吸睛，但绕过了人物生活中更为现实、复杂和难以解决的困境，比如孩子升学、老人独居、女性退出职场的危机感，给人一种脱离现实之感，这也是这部剧引起观众不满的关键点。

如果17年后，回看《粉红女郎》你依然喜欢，那不是因为剧足够复杂，而是因为她们足够简单、美好、快乐，原生家庭不会太压迫，好朋友都住在了一起，互相扶持不会有敌意，还不用愁房租，工作也从容，没有996，有的是带走忧伤的溜溜球和许愿的黄金鱼钩，所有烦恼都来自恋爱，最大的困扰是选择恋爱还是选择结婚。

《粉红女郎》最后一集，四个女孩拖着行李箱，搬出了别墅。她们并排走在路上，各自说着对未来房间的期许。「我的房间，要有六部电话，六台电脑」，男人婆举着手机，一字一顿；「我希望我的房间能有一张双人床」，结婚狂穿着粉红色菱格的毛衣，说这话时，害羞又坦荡；「我希望我的房间刷成粉红色」，哈妹依然无所忧虑；而万人迷穿着暗色豹纹长裙，藏不住雀跃和期盼：「我希望我的衣橱比我的房间还要大」。她们走过去，迎着有无限可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