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他孤独吗，他说孤独个屁。妹妹怕他总一个人，送他电影票，「我说我不看。」他说能天天溜冰，幸福得不得了，「happy and lucky」。「还有夏斯利夫（счастлив）你懂吗？俄语里的『幸福』。」

文｜杨宙

采访｜杨宙 余京菁

编辑｜金匝

摄影｜尹夕远

视频｜ZeuChan

劳伦斯先生总爱在上午11点出现在冰场。

这一点，国贸冰场的许多员工都知道——尽管他一小时前就到了，并换好了冰鞋，但那时望向四周，稀稀拉拉，观众来得还不够多，他会先坐下，再等等。

有观众才有情绪。劳伦斯先生需要观众。

在高效又忙碌的北京CBD，位于国贸一期的地下冰场是一处稀有的放空之所，800平米的冰面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能把人的精神短暂地吸入进去。等午休时间一到，那些放空的人聚集起来，就都成了劳伦斯先生的观众。

他的前奏是自由地沿着场线轧轧步，先练习几个后内转三、括弧步的动作，热热身。背景音乐太嘈杂也没关系，他会先下场几分钟，从包里掏出一只小小的mp3，一只旧耳机，戴上，跟随着俄罗斯歌曲的节奏，舒展双手和双脚，滑行于冰面。

劳伦斯先生75岁。国贸冰场开了21年，他就来了21年。

但无论怎么看，他都不算是冰场上滑得最好的那个。花样滑冰讲究跳跃、步伐和旋转，劳伦斯先生跳是跳不起来了，旋转的话，转上半周也够呛，步伐听起来简单，真的练起来就知道，这是一项需要精确控制身体的运动，站立在大约4毫米厚的冰刀之上，讲究的是对重心的把控，用劲稍微偏一点儿都不行。

他的那些动作，并不是连贯的、流畅的，反而是有些笨拙的，在转换时，因为控制力不够，能看到他抖动的双腿。即便是练了20年，他依然比不过冰场那些三四岁就能轻松转圈的花滑初学者。

但这并不妨碍劳伦斯先生被许多人尊重和喜爱。从国贸一期的地下穿行至地铁站，每天路过冰场的上班族一定见过他，一个4岁时就来这里滑冰的年轻人也记得他，现在他21岁。冰场举办的花滑比赛，观看的人从楼上给喜爱的选手扔毛绒玩偶，他总是收到最多。前阵子，有人把他滑冰的视频发在了微博上，在坂本龙一《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的背景音乐里，他挥舞双手，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一个转身，飞行在冰面，如入无人之境。发微博的人给他取了个名字，「国贸劳伦斯。」他不知道，冰场也没人这么喊他，他姓姬，名叫姬凯峰——「我们这儿只有姬大爷。」

劳伦斯先生算是有基础的。他8岁时开始练短道速滑，在冬天的野湖，在有着500米跑道的首体，他滑得特别溜，用冰场教练的话来形容，他是有冰感的，「脚底有根儿。」

1999年，他在新开的国贸冰场第一次见到外国小孩练习花样滑冰，就被迷住了。但隔刀如隔山，短道速滑迅猛、直接，是关于速度的较量，而花样滑冰，是旋转、跳跃，是美，是艺术。

他对美有向往，第二天，直接穿了双花滑的冰刀出现在冰场。那会儿他50多岁了，不服老，心比天高，他不爱用大爷大妈们买菜的小拖车，都是左手右手各一袋10斤的大米，拎上就走。身边跟他岁数一般大的老李、老张、老孙也在滑，可当他想请教练进行更专业的训练时，却没什么人敢教——年纪大了担待不起。

冰场最后被他说动了，安排了最好的教练给他，他学得勤奋，同一个动作每天给教练表演新进展，爱问自己有没有进步，一有问题，「噔蹬蹬走到办公室找教练」。他早知道生命的局限性就在那儿了，他不会蹦得更高，转得更快，可这不妨碍他还是想学些新动作。括弧步，是他前阵子逮住冰场的肖雨红教练让她教的，看起来只是简单地在冰面上画个数字「3」，他听明白了，回去练，可练了很久，终究没能拿得出手。

他甚至还想学旋转、跳跃。教练李岩10年前开始教他，他一上来，就想要那种腾空而起的感觉。李岩告诉他，腾空而起只有0.3到0.5秒的时间，考验你一瞬间的爆发力，得练，没法一步到位。他听了点点头。但偶尔，李岩还是能看见他自个儿在平地上，勾着脚，转一转，又或者单脚蹦起，腾空一跃。

劳伦斯先生悄悄给自己准备了一双和普通人不同的冰鞋。秘密都在那冰刀前边的锯齿上，普通人都是5个齿，只有教练穿的是7个齿，他想，7个齿才能点冰跳，哪天他也能跳个一米高、半米高。

劳伦斯先生还热衷于谈论美。那些花滑比赛中的展示，暗含了他的审美：俄罗斯歌曲，要穿红衣主教表演服，得是顿河流域哥萨克风的那种，自由奔放；至于《梁祝》，肯定得把袖子改成「一圈一圈，有点皱纹的那种」，得是只白蝴蝶，他认为，「我要飞。」

其实过去的职业经历里，他的工作只能算与「美」擦边。他最早在部队，接着在故宫博物院当过几年文物摄影师，后来去了航天机构，最后一站是外贸公司。

做摄影师需要美，但他自嘲是个文物摄影师，活动与会议摄影师。文物出土了，展览了，他过去「咔嚓咔嚓」几下，拍完照片大部分要保密上交，跟他没什么关系。后来换单位了，也是差不多，开大会了，签约仪式了，火箭发射了，他过去「咔嚓咔嚓」几下。

他在这些日常中努力地扒拉出一点美。过去在故宫拍文物，文物被隔着的玻璃反光，他一个人在暗房里倒腾，搁一点化学药品、肥皂，光影被成功地除掉。滑冰时，他偶尔会背上那台尼康，路过国贸的橱窗，看见海报上几个巨大的模特，他想拍下来，玻璃也反光，他就端着相机，猫着腰自我移动，终于找到没有光的位置了，拍下，就和真人一样。

摄影作品偶尔也要拿去参加联合展览，他想得周到，雪景之类的白色照片，容易与张贴的白墙混为一体，用黑色马克笔和直尺沿着照片边缘画框，他满意得很，不在乎那些黑框上因为手抖颤动的痕迹。

在国贸冰场，CBD区域里看起来最轻盈自由的地方，时间也是以分秒计算的，一堂课半小时，两百来块；一张卡，900分钟，三百来块；一个半小时的单次卡，30块。暑假售票窗口，周末排起了长长的队，家长们为了赶紧把孩子送去上课而争吵。劳伦斯先生滑走了，戴上耳机，滑回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夏天到冰场上人总是这么多，都快没法自由伸展了。可劳伦斯先生总能自己转悠转悠，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正午的太阳刚刚好，少有人注意到，东半边的穹顶上缺了一小块棚，如果劳伦斯先生能挤一挤，往冰场中间滑，再往中间一点去，他就会刚好落到那束误闯进来的光亮里，成为全场瞩目的主角啦。

无论在冰上还是冰下，他大部分时候是自己一人。家里的电话一周也不会响起一回。偶尔他会背上画板，开着一辆红色的smart，速度极快，跑到大兴南苑去画画，那是他过去住过的地方，树木成林。过去也有许多画友，电话号码没少一个，他就是不联系，「都有各自的家庭。」

家中无人的他，反而有了一些自由。一个月领到手的是一万多块钱，滑冰、请教练练习、买酒，夏天喝葡萄酒，冬天得换成二锅头，他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吃什么不重要，每周走两站地去菜市场，买上一堆菜、肉、馒头、花卷，塞进冰箱里，管吃一周。家里三室一厅，空荡荡的，没有小孩，没有猫狗，正好，每天回来就跟没人住过一样干净，一周也就积一层灰，墩布一拖了事。

年纪大了，尽管身体从没什么大毛病，但劳伦斯先生不受自己掌控的事情多了起来。他晚上一般不出门，眼睛没那么好使了，夜里看不清。牙也掉光了，假牙搁在家里，他从不在外边吃饭。他一直想在冰上旋转、跳跃，可要做到像标准动作那样，他必须得单脚落地，他靠一只腿支撑不住自己，只能用双脚落地，笨拙却满足。

还有，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的是，记忆力也渐渐在丢失。去年参加比赛，跳到一半他忘记动作，有那么几秒，他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冰场上愣住，发呆，音乐还在继续。那一天来的人特别多，他难过地道歉，「你们看到了我最糟糕的一次表演。」

他渴望人群。看到一旁的小女孩在练轧步，他走上前，弓着背，想聊上几句，小女孩被上课的教练带走了。和他一起比赛的孩子越来越小，有一次，他跟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一起出现在参赛名单里，他是里边年纪最大的选手。他总想着和冰场上的教练们搭几句话，展示自己那「7件套」的新进步，但教练从早到晚一节课挨着一节课，也忙。

心情好时，劳伦斯会带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幅画作或摄影集。这一天，他画的是逆光里的太阳，河流与柳树，船桨在河里映出倒影。他随手送给了在冰场新认识的朋友。摄影集里是他过去30多年的作品，一只小熊，落在枝头的积雪，雪地里的一朵月季，路边彩色的共享单车……封面上用蓝色圆珠笔刻写了「1972-2019年」。

唯独没有一张是家人。

妻子是去年去世的，一向好好的身边人走了，劳伦斯适应了半年；母亲是更早两年，谁都没想到，她比多病的父亲走得更早。

儿子在1990年就离开了，15岁，他从小有心脏病，走的那天，劳伦斯和爱人都上班去了，回到家，把他送去医院抢救，已经留不住了。儿子去世后，他做了长达10年的梦，梦里儿子总是15岁的模样，有时是小时候坐在澡盆里，全家人给他洗澡。

过去反对劳伦斯滑冰的老父亲，也躺在医院了，中风，心衰，97岁，全身上下都是病，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早顾不上他去干嘛了。唯一的妹妹倒是支持他继续滑，偶尔会开车把他送到冰场来，在一旁看看他的成果。

这些年来，劳伦斯家里的相册越来越少。过去，他用自己那台尼康拍了500多本，摆在柜子里，跟他的个头一般高。

1990年，相册少了一半。

2017年，相册又少了一半。

2019年，也没剩下几本了。

他说家里每走一个人，他就剪掉那个人的所有照片。都是自然规律，没啥可怨，过去他疼老伴，也疼孩子，疼过的日子，都在那些厨房里妻子的影子上，颐和园的船上儿子的笑声里——那些往日的照片里。每一回，他都要花半年、一年，甚至很长很长的时间，一张张地剪掉。

在他心中，似乎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人与人之间，相见，分离，永不能长久，「感情它也有个时间性。」

有人问他孤独吗，他说孤独个屁。妹妹怕他总一个人，送他电影票，「我说我不看。」他说能天天溜冰，幸福得不得了，「happy and lucky」。「还有夏斯利夫（счастлив）你懂吗？俄语里的『幸福』。」

一片冰刀4毫米，劳伦斯先生最美好的人生，就立在上面了。

每一年，他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秋天，离第二年国贸冰场举办的北京亚洲滑冰邀请赛还有半年时间，他得和教练李岩天天琢磨比赛音乐，一首歌里最好的部分，要想办法剪进1分钟的参赛曲目里。太发散的音乐不行，办公室里听完，还得在冰场上放出来听。一琢磨就是好几个月，忙得不了，有时他一下喜欢上了两首曲子，还得麻烦李岩将曲子的片段一一拆开，重组成一首「评委听不出是两首歌」的完美曲子。

冬天，他专门请了外边的舞蹈老师在地面上编好舞，他再到冰上动脑子编排脚步动作。当然，还要设计好冰上的滑行路线，800平米的国贸冰场，比赛规定得滑遍各个角落，他可不想让大家认为他体力不支，只能在屁大点的一小块赛区瞎转悠。

春天来了，做服装设计的李师傅会来跟他讨论上半天，一起设计新一年比赛的衣服。下一次他要跳《潇洒走一回》，差不多也该花点心思着手准备了。

冰场还是那个老冰场，只有人被时间追着往前赶。

劳伦斯溜达过的地方，过去哪有什么LV、 哈根达斯，现在统统都有。2016年，国贸三期300多米，一跃成为全北京最高的楼，眨眼不到两年，就被隔壁528米的中国尊给超过去了。

20年前那个19岁的小李教练，已经39岁，这一年他们要一起准备全新表演曲目《潇洒走一回》。过去一块玩的伙伴们，早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剩下的那几个，老张打拳击去了，老李打乒乓球去了，前几天还出现在冰场的老孙，8月份因为冰场禁止穿冰球鞋入内，也跑到别处打冰球了。就连比赛抱回来、住在玻璃柜里多年的小熊、小狗、小猪，也被妹妹3岁的孙女统统抱走了，「我老姬一个也不要。」

劳伦斯先生一个人来，一个人走。没有手机，也从不留自己的座机号码， 20年来也从没和冰场上任何一个人成为场外的朋友。装好老冰鞋，塞进旧毛巾，他提着包就要走了。冰场出了闸口，右手边一拐弯，下楼就可以直接通往地下停车场，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清楚。这不，一出楼梯口，红色的小smart正正好停在对面等着他呢。

「但也别担心——」告别时他说，「每天国贸冰场11点，我老姬准时在这里。」

「счастли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