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界，女人干摄影是一件新鲜事，更别说背斯坦尼康了。有人把她操作斯坦尼康的画面剪成74秒的视频发在网上，视频当天上了热搜。31岁的邓璐因此被看见，外界称她为「中国唯一一个女斯坦尼康摄影师」。

文｜林秋铭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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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北京迎来少见的暴雨。郊区的一家影视基地，两三辆运送器材的红色货车停在摄影棚外的空地上，空气闷热，约有60个人焦灼地聚在这里。人群中，邓璐叉着腰，来回踱步。作为在场为数不多的女性，她很显眼，浓重京腔，穿一身黑，扎着宝蓝色的发带，大眼睛，高挑的眉毛，皮肤被日光晒得微微泛古铜色。

她在等待入场。早上10点她就到了这里，却得知摄影棚墙壁的油漆未干，不能按原定时间进去走位和彩排。她直等到天黑，得到的消息是，明早再来吧。

邓璐早已习惯了等待。她是一名电影摄影师，17岁正式进入剧组，做过服装师、剧照师，后来转行成为摄影助理、摄影师，再到背上斯坦尼康，14年过去了。电影界，女人干摄影是一件新鲜事，更别说背斯坦尼康了。有人把她操作斯坦尼康的画面剪成74秒的视频发在网上，视频当天上了热搜。30岁的邓璐因此被看见，外界称她为「中国唯一一个女斯坦尼康摄影师」。

斯坦尼康稳定器，又被摄影师们称作「斯菜」，是电影摄影机机座的一种。它是摄影师在手持、运用脚架、轨道外的第四种选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的眼睛，可以摇摆、晃动，快速切换拍摄对象，适合拍摄视觉冲击力强、富有动感的运动画面。

邓璐的好友、泽璐电影工作室的商务联系人曹乐觉得那个标签是不准确的，「咱真不知道她是不是唯一背斯坦尼康的女性摄影师，」又说，「但至少现在，干到她这个层面的是唯一一位。」

第二天下午，邓璐终于等到了入场拍摄。这一天她的拍摄对象是一位「顶流」，很快，她还要飞往上海，赶下一个拍摄项目。在影视行业接近停摆的这几个月，她的忙碌显得难得。

背斯坦尼康并不轻松，人体完全被锁在这个沉重的机械甲壳里，从手臂到腰椎，大约需要承受轻则20公斤、重则60公斤的重量。进入摄影棚，邓璐在角落里装备斯坦尼康，先是辅助背心，再套上减震臂、平衡组件，而后，她的上身被固定住，不能弯曲。

「Rolling！（开机！）」剧组的喧哗停止了，人员散开，只留下摄影师邓璐在影棚中央。她开始在这个纯白色的空间里自如地游走，三步向前，两步向后，她左手扶着减震臂，右手抓紧平衡组件的杆子，身体向后倒，远看去，她和摄影机呈V形，互相借助，彼此依靠。根据拍摄对象的动作变换，她踏着匀速的步伐，逼近和后退，将摄影机举高、放低，像在谨慎地靠近一个猎物。

拍摄往往会从下午持续到晚上，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所有装备中途不能脱下。当天，邓璐全身的负重近70斤。

拍摄进行到半程，一位打光师将反光板架在邓璐脚边的位置。她后退，踩住了反光板。她没发现，打光师也没发现，他试图改变光的位置，将反光板猛地一抽，邓璐脚一滑，失去了平衡。她迅速往前跪倒，护住机器。「嘭」，一声闷响，她的膝盖重重砸在木地板上。

「没事儿，没事儿。」被扶起后，她笑着说，又恢复到拍摄的姿势，行动的节奏没有变化。但几次间隙，她走到角落，低下头用掌心慢慢揉膝盖，那里有两块深深的乌青。受伤是常事，除了大大小小的淤青，她的手臂和大腿上还有大片浅红色的湿疹，又痒又痛，是长年穿辅助背心和不规律作息落下的毛病，她只能不停抹上厚厚的润肤油。

那天晚上，她破了个人拍摄史上的纪录——22分钟的OK条（指的是拍摄时没有问题、后期可以用的画面），是她运用斯坦尼康MINI拍摄过时间最长的长镜头，上一条纪录是《大象席地而坐》的一个长镜头，12分钟。她有一个外号，叫「小仙儿」。谁第一个叫起这个外号已经不可考，邓璐给它的解释是，「因为工作过于拼命，所以在朋友们眼里，就是个半仙儿。」

在工作中的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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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儿姐」是北京海淀土生土长的妞儿。上小学时，家离旧北影厂不远，她一放学就往北影厂跑。妈妈在剧组里做服装师，她待在服装间里，趴在一大包衣服上写作业。服装间里人来人往，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她喜欢那种吵闹声。

学校相反，净是孤独。大院的孩子们有个小圈子，她家住得远，放学后如果不去剧组，就得一个人走回家。她留着蓬蓬的短发，身材胖墩墩的，没有朋友。

她变成了被欺负的人。上了高中，同学会将她逼到角落，用圆规扎她的手臂，扎出深深浅浅的洞，但不会流血。进一步的霸凌，是把她的课本和文具倒进垃圾角，又将她的空书包从楼上扔下去。她记得，有人抄起墙边的扫帚就往她脸上抡，把她打懵了。她不敢还手，不敢向别人求助，越来越沉默。她曾经从爸爸那儿得了一辆自行车，放学发现，车带被划破了，她还是只能走路上学。

她觉得很难在学校待下去。高三，她休学了几个月，跟着妈妈去新疆拍戏。在她看来，剧组像江湖，光是人们的不同口音就让她乐得不行。人人都有趣，情感浓烈，远比校园复杂。

回到学校后，同学冲她发出惊呼，「你这是去哪儿了？消失还是失踪了？当演员去了？」

「我做什么，和你们有屁关系！」邓璐喊。

突然，所有人噤了声，惊奇地望着她。15岁的邓璐实现了她的第一次反抗，「当时我才意识到，反抗也没有那么难。」后来，再受到欺负，她不再忍受，「他们应该也很惊奇，当时那个任他们拳打脚踢都不还手的人，怎么会还嘴还手了。」

邓璐学过美术，高中毕业之后，在一家出版社做实习生。每天的工作很简单：把每张图片改成统一的尺寸，再将它们一一排上版面，「像一台机器一样」。

一天，她听到一位工作了十多年的前辈跟人聊天，「今天买点什么菜呢？那个市场西葫芦挺便宜的，比上次咱们去的地方便宜3毛钱。」同事聊天的内容，永远是菜价、超市打折、夫妻矛盾。太枯燥了，邓璐想。她告诉父亲，她要辞职。父亲不解，「我们的生活不是都这样的吗？」

邓璐不同意，「这样的日子一眼就望到头，我才不想被这种生活的概念腐蚀。」她辞了职，坐着绿皮火车去新疆，进入妈妈所在的剧组。在那里，「至少可以自由地呼吸」。

曹乐也在那个剧组中，她比邓璐大10岁，当时做场记。曹乐记得，邓璐拼，总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搬运的工作通常归男性，但她拉起装戏服的军用绿包就往肩上扛，「多一个人搬，工作就能早点结束，甚至觉得自己胖一点，能多扛一些。」导演往往性子急，喜欢在现场喊，「跑起来！」邓璐便从急匆匆地走变成拖着衣服狂奔。曹乐记得那画面，戈壁滩上，夕阳西下，一个「小胖球」，左右手分别拖着一个跟她身材差不多大小的包，使劲奔跑。跑着跑着，「小胖球」不胖了，体重从200斤掉到了120斤。

邓璐开始她被工作填满的生活。做服装助理的同时，她用自己的相机为剧组的工作人员拍剧照；做剧照师的同时，她又开始拍摄花絮，剪成纪录片；纪录片被导演看到，她有了做摄影助理的机会。转行是这么发生的。21岁那年，她攒钱，花了2万，买下属于自己的第一台斯坦尼康。

小时候的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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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的一切都是粗粝的。上百人挤在一个摄影棚里，急匆匆地来回穿梭。和人说话，声音要提高八度，每个人的语气都焦灼不堪。道具箱就是饭桌，哪顾得上箱子表面的尘土，往嘴里扒拉几口饭，得迅速回到原位。

把它想象成一座丛林吧。每个部门都划定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密闭的环境中，他们的愤怒和失落都愈发强烈。邓璐不止一次地遭受过上一级的打压，包括粗俗的辱骂和身体上的打击。「它对新手的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同为电影摄影师的术文强深知这个行业的残酷，「首先，你要有能罩得住你的摄影师。如果演员觉得你拍得不好，和导演打个招呼，就可以马上把你辞退。」术文强遇到过一位演员，点名要看他拍的片段，「压力好大好大。」

丛林有各式各样的规则，比如，不信任女性。

出生于电影之家，姥爷和父亲干了几十年的摄影，邓璐小时候却从未接触过摄影器材。姥爷去世后，妈妈才告诉她，姥爷常常把不让她碰的相机摆在表哥们面前。家里对她的职业设想是出版社，或者进剧组、做服装师，要足够安全、稳定。

那些年，不少剧组认为，女孩不能坐苹果箱和器材箱，甚至不能触碰摄影器材，因为：晦气。这个没有来由的规则甚至持续到现在。术文强偶尔带女实习生到剧组实习，他让她们摸摄影机，经常引起其他摄影师的不悦。

5年前，他和邓璐在一个斯坦尼康摄影班上相识，那时，邓璐已经因和摄影指导王昱合作拍摄的一个广告片在业内小有名气。摄影班每年都会招收女学员，但人数从来不多，毕业后，也几乎没有女性再从事和摄影有关的工作。国内能称得上专业扛「斯菜」的摄影师不过六七十人，已经处在金字塔尖，邓璐作为女性，显得更为稀缺。

直到现在，大部分剧组中，女性只负责轻量的工作，例如场记、制片、化妆师、服装师等。别说女摄影师，女剧照师都难得见到。录音师陈光第一次在现场见到邓璐，以为她是剧组里的翻译，「我印象里，在她之前我没有见过女摄影师，当时挺震惊的。」

曾有一位朋友为邓璐介绍了份拍摄长镜头的工作，她给导演递去简历后，迟迟没有收到回音。从朋友口中她得知自己被拒绝的原因：「这个镜头太长了，不敢冒险让你来拍，因为你是一个女孩。」那部片子的导演找了两位男摄影师，轮流摄影。

邓璐需要让自己入场。她选择的首要方式是提高性价比——既能做焦点，又能背斯坦尼康，才能够在缝隙里寻得机会。她什么都学，「人家会觉得，你一个女孩能干什么呀？搬不了这个，搬不了那个，但如果我告诉他，我除了能拿这个、扛那个之外，我还能帮你干这个那个，他就会说，那还行，」邓璐说，「有的时候要用这个代价去换工作机会。」

如果说对女性的排斥来自于生理条件的限制，庞大、沉重的斯坦尼康就是那块天花板，她告诉自己，要先去摸到它，再去打破束缚。

首先是身高。邓璐1米65，遇上1米8以上的演员，她得用上增高柱，用腰腹力量支撑着机器。其次是力量。要撑起50、60斤的机器，邓璐必须疯狂增肌。曹乐形容她，「简直就是住在健身房里了。」没有拍摄的时候，她一天练上7到8小时，有氧和力量训练轮换。累，又担心来不及赶上别人给出的机会，经常边练边哭。卧推的重量慢慢提升，增加到了30kg，手臂练得很壮实。她说自己，训练成了支撑斯坦尼康的坚硬的「人肉支架」。

这些之外，她还要随时面对可能的欺凌。

第一次在剧组做学徒，想要帮忙顺线。她刚把电线从地上拿起，就听到跟机员喝斥，「放下！这不是你们娘们儿能碰的。」她咬咬牙，忍着眼泪回他，「我不会顺，我得学会顺呐，学会以后，看起来不就不娘们儿了吗？」

她留了下来，爬升到了跟焦员的位置。一次拍摄结束，整理完设备，她晚了一步去吃盒饭，发现没有人给她留饭。「我的饭呢？」邓璐问。「导演不是喜欢你的镜头吗？你去找导演吃呀。」

再后来，她做跟焦员兼背斯坦尼康。一年，在山里拍戏。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她冻得手指弯曲不了了，搓了搓手。几秒的工夫，在一旁的掌机大怒，一脚踹到了邓璐的后腰上，「你能不能快点？」

吃苦的故事太多了，曹乐常常接到邓璐的电话，她会抱怨，有时候哭得厉害，但扭头就把事情抛开了。在曹乐看来，为了让这个行业接纳自己，邓璐一点点地撕去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偏见，「第一天（他们对你）有标签，第二天还有标签是你的问题，你要自己把自己的标签抹掉。」曹乐又补上一句，「可是，有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你可能连第一天都没有。」

邓璐在平衡车上操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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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阳记得她和邓璐关于饮水机的对话。2017年，她在一家咖啡厅里见到邓璐，是国内第一位采访邓璐的记者。那时，任阳从事体育赛事报道，因为是女性，她有时会被看作「花瓶」、「辅助」。「在这方面我们有相似之处。大家会觉得女球迷、女记者对这些项目的认知是非常浅薄的，轻看她们的知识水平。」她觉得邓璐和自己面对相似的境遇，也因此对邓璐产生了兴趣。

「假设有一台饮水机，水喝完了，你会怎么办？把水桶拧下来自己换，还是叫边上的男生帮你？」邓璐问她。

「当然是自己换，」任阳回答，「为什么要找男生帮忙？」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边上找个男生，让他来帮我。」邓璐说。

邓璐的答案改变了任阳对她的预判。在采访邓璐之前，任阳想，她一定是个很像男人的女人，有暴烈的性子，做事粗粗鲁鲁。「那次交流让我知道，尽管她在做的事情需要非常强的韧劲，但她内心是很少女的，我们对她的外在认知，和她本人内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邓璐拥有很多只Hello Kitty毛绒玩偶，把床和沙发塞得满满当当。拍摄不太顺利的时候，她会在T恤的肩处缝上一只小Hello Kitty，「一扭头看见它，心情会变好」。还有一只大一些的，出远门拍摄，她让妈妈寄过来陪着她。

今年年初，她买了一套水手服和红白相间的Lolita裙子，穿上以后抱着半人高的毛绒兔子拍照，身后是一张INS风的挂布。她还特意去网上淘了一卷荧光粉色的3M胶带（摄影师将这种胶带贴在摄影机表面，可防止机器被划伤和磨损），给斯坦尼康前前后后裹了一圈，裹完大笑，「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毛绒玩具、水手服、Lolita裙、荧光粉色胶带……是邓璐在黑冷的机器、残酷的机制之外，为自己搭建的少女王国。

邓璐手绘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因为要背斯坦尼康，需要有力，外界喜欢把她称为「女汉子」，邓璐不喜欢。「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女汉子，显得多横啊。我想做一个讨喜的女孩，做个开心果。」

那次暴雨过后的拍摄也是如此。拍摄结束后，导演喊，「无关人员请全部退出场外！」没有人应，全场依然嘈杂。「好！」邓璐突然举起右手大喊。她笑着，向上蹦了几下，挥舞着双手，「听见了吗？听见的人说句话吧！」其他人注意到她的动作，笑了。她称呼现场的搬运工为「小哥哥」，和导演对戏时，会偶尔撒娇，一条腿勾起来，露齿而笑。

另一些时间里，邓璐又需要抹掉性别特征，不能「惹麻烦」。「一个没有女性的行业，突然间冲进了一个女性，所有人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状况发生。」她曾拍一场雨中的戏，恰逢生理期，雨水顺着脖子灌进衣服，全身都湿透了，包括卫生巾。尤其背上斯坦尼康后，腰背非常酸痛，脑袋发晕，但她忍下了，行动尽力如常，「我也怕别人觉得我事儿多。」

这个行业需要快。开工的时候，她醒来脸一抹、衣服一套，三五分钟就能出门奔现场，没有时间化妆。但你仍然可以在她鲜亮的宝蓝色指甲油和精致的耳环里窥到一点意趣。

闲暇时，邓璐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拍的小视频，最多的主题是「反差」。上一秒力量饱满、看起来威猛无比的她，下一秒在用娇弱的语气卖萌——她性别操演的两个侧面。在丛林里生存，不能过于男性化，也不能过于女性化，她要做出平衡。她积极地更新自己的动态，当媒体塑造她刚强、和男性相像的特质时，她总要往回扯一扯，向人们露出自己身上女性的影子。

邓璐给这张照片配了个说明，「我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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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一个女性摄影师时，「女性」是唯一应该被注意到的限定词吗？

术文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仙儿姐是个独特的人，即使剥离开性别，放在整个圈子里也是如此。」他举了打光的例子。专业院校出身的术文强谨记打光的规矩，不同角度射来的光对应不同场景的使用。但邓璐有自己的野路子，不管教条，她打出一束怪异的光，「你这是路灯还是月亮？角度这么平？」邓璐不应，「好看就行了不是吗？」

朋友们都提到了她的「疯狂」。一件事本可以做到90分，邓璐偏偏求100分的极限值。陈光记得，邓璐举着斯坦尼康爬上了飞机机翼，几乎没有保护措施，「那是我一定不会干的事。」术文强曾经极力劝阻她去雪山拍摄，「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背斯菜，不是玩命吗？」没有用，劝完第二天，邓璐就到达了山顶。

她还要用平衡车搭配斯坦尼康，这种搭配可以大幅加强镜头的速度感，但平衡车转向半径很小，转弯猛且急，摄影师被固定在车子和摄影机之间，稍有不慎就会被狠狠甩出去。术文强劝她不要用，邓璐不听。两人争过两次，争得面红耳赤，「她就是不听，再劝她，她还是这么干。」

术文强做了11年摄影师，「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也总是想艺术要怎么表现，但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么做会不会出事，别把器材摔了，别给制片主任找麻烦……我的性格被这些事情给磨平了。」 而邓璐，「她就是个天真烂漫的女中学生，偏执地认为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做。」术文强说，「有时候我想，她怎么能在这个行当里混这么多年的？」

2015年，邓璐担任中超联赛的电视摄像。观众注意到，她是中超联赛史上第一位女性摄像师。邓璐得到了业界外的关注，却陷入了职业的低谷。业内有人认为，「她能受到关注，不就是因为是女孩吗？」大多数导演不喜欢锋芒太锐的摄影师，加上对女性存在的质疑，有很长一段时间，邓璐没有电影可拍，只能靠接广告维持生计。「她那时候的成名其实很尴尬，大家介意你是女『斯菜』，会更想找低调的摄影师。低调的比较好掌控。」术文强说。

中超赛场上的邓璐

拍广告不比拍电影轻松。广告拍摄时间短，摄影师必须在短短的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内，设计路线、打光，迅速和导演及演员磨合。最难过的日子里，邓璐去纹了身，耳后纹了一枚拇指盖大小的水滴，形状是自己设计的，草草地画在纸上。纹身师问她有什么寓意，「就当它是眼泪吧，以前受过很多苦，我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再流泪了。」她说，「它也是一枚水滴，水滴石穿的水滴。」

邓璐靠持续的工作走出低谷。2017年，和导演胡波拍《大象席地而坐》地下通道那场戏时，她给胡波建议，重新设计了光线的走位。拍完，胡波笑了，「挺好的，挺好的。」近两年，有剧组找到邓璐，希望她能担任掌机——摄影师的下一阶段。野生女孩走入了丛林更深处。

「你们用『斯坦尼康摄影师』或者『女性摄影师』这些词，我都没有太大的意见，但如果把她写成一位摄影师，我们会更感激。因为那才是个真正的职业。」曹乐告诉《人物》。

邓璐希望能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改变。

「有的摄影师曾经在做助理的时候被那样踹过，于是当他们自己成为摄影师时，觉得终于可以去踹别人，这个令人发指的现象就这样延续下来……我想告诉更多人，我们从现在开始都拒绝这样做，以后的人就不会再受到那样的对待。」她从未对身边的人动过粗。有人犯了错，邓璐的处罚方式是「弹脑门」，她作势轻轻一弹，「哎，下次记住了啊。」「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你越凶他，他就越惶恐，为什么不能用更温柔的方式呢？」

温柔与坚持，缺一不可。不顾术文强的劝阻，邓璐还是用了平衡车。有一回，她踩着平衡车拍摄，突然刮起大风，楼顶上的招牌掉下来，拍到她脸上。由于平衡车的限制，她没能控制住身体，朝地上滚去。事后，她发现衣服上糊满了泥土和血，臀部的韧带也拉伤了。

「你知道吗？被刮倒后，头也磕地上了，眩晕得站不起来。我躺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发现天好蓝啊，云好白啊，那天的天气真舒服。」回忆起那段故事，邓璐闭起眼睛，笑了起来。

在那个故事里，她享受了短暂又绵长的一刻，直到被人拉起，又听到导演叫她，「小仙儿呢？过来看下镜头走位！」邓璐迅速应了一声，「好嘞！」挂上机器，提着腿，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