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记得，一次写作课，格非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对恋人出海，海誓山盟完毕，小伙掏出戒指，突然一个浪打来，戒指掉进海里。恋人就这样被浪打散，很多年过去，他们相遇在泰坦尼克晚宴，百感交集时刻，鲨鱼上桌，老女郎一口下去，牙齿咯噔一响。

「戒指，她吃到了戒指。」人人都等待着格非说出那个结论，但格非面色平静。他几乎总是反高潮的，他说，「她吃到一根鲨鱼骨头。」

文｜张月

编辑｜槐杨

摄影｜走走

一意孤行

作家格非总是书写欲望，男人的艳遇，女人的出轨，社会精英对物质和声名的渴求，知识分子精神的堕落……在他30多年的写作里，这些场景反复出现。形形色色被欲望裹挟的人们，在他笔下大都走向溃败和毁灭，在那支笔安排的戏台上，生活兀自热闹，名利场喧嚣。

但是，这些年，他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身上那件蓝黑色西服已经穿了20多年，衣柜里其他几套也差不多是这个岁数。早年刚到清华大学当中文系教授的时候，由于衣着过于朴素，他常被学生开玩笑：像个工人师傅。去年冬天，一位作家朋友邀请他做对谈，他穿着一件褐色的旧薄绒衫就去了。他常说自己就是个农民，而农民，对消费缺乏想象力。

写作也是一件朴素的事情。当写作开始，他就把自己关到工作室里，吃住都在那里。早上7点起床，自己做一点早饭，必须要有牛肉和鸡蛋这些高蛋白食物，以维持接下来高强度的脑力活动。书房里有一张大桌子，对着一面白墙，窗帘是拉着的，屋内昏暗，只有小台灯亮着。在那一小片光亮里，他手写。桌角摆着好几支钢笔，以免被吸墨水打断了思路。有人送他昂贵的笔，但他还是习惯用这种两百块钱的德国钢笔。字落在笔记本的单页，五六个本子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每天面对着墙坐七八个小时，烟头慢慢铺满烟缸。

有时他停下来想很久，重新构思，把笔记本上写的几万字撕下来，放到水槽里烧掉。诗人欧阳江河说：「格非在生活上的原则性远不及他在写作的原则性。在写作上，他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人，绝不妥协、绝不退让，谁都劝不了。」

大部分时间，写作是令格非兴奋的，他能感觉到脑子里词语在燃烧，热度逼人，他无法入睡，翻来覆去，甚至等不到天亮，半夜两点爬起来，泡一杯浓茶继续写。

「当你真的进入创造性的工作，你知道自己挖出了大量的黄金，你能感觉到它的份量，同时产生巨大的快乐，那种神秘的创造，创造一个新的宇宙、一种新的秩序的快乐，你能感觉到。」

作家格非同时也是教授格非，他是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办公室位于清华大学西南角的胜因院，一栋古朴的尖顶红砖小楼，门口有一大蓬开得茂盛的丁香，还种着9株牡丹，有紫有白，是朋友的父亲赠送的。中心的荣誉主任莫言似乎也爱花，有一次临走时，他特意对中心的工作人员嘱咐说：替我好好照顾这些牡丹。

一周的某个固定时刻，格非背个黑色双肩包，腋下夹个A4大小的本子，从办公室出发，走进文学课或者电影课的教室。在课堂上，惯常的拘谨消失了，他声音洪亮，语速飞快，讲故事时生动幽默，学生常常大笑，在提到一些文学大师和作品时，他的语气和神情会变得郑重，这种郑重感常常让整个教室变得安静。

「他有一种真诚的热情，那不像是一个大学老师在讲课而已，你感觉他讲的这件事情和他性命攸关。听了他的课，不可能不想动笔写作。」陆楠楠曾经是格非的博士生，如今是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她经常推荐学生去听格非的课，「回来就好像取过经一样的」。

学生给格非寄稿子，只要有时间他都会认真看，遇到好文章会尤其兴奋，主动推荐到自己熟识的编辑那里去。有学生希望和他当面交流，他通常也会应约，约在东门外的咖啡馆，还会自己提前去占座。待人接物，他显得谦和、平顺。有读者拿着书请他签名，他马上认出是盗版的，但他随即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格非今年56岁，由于遗传的关系，20年前就已经满头白发，想去打篮球，一进篮球场，就有客气的北京人一边叫「大爷」一边来扶他。从那时，他就觉得自己老了。他在讲台和书斋待了35年，于文学最热的80年代成名，在文学被社会冷落的90年代沉寂，又在新世纪初开始继续写作。甜头和苦楚他都尝过，在时代汹涌中，他后退一步，但生活的每一个关头，文学都在。

格非的清华办公室外被植物包围

「一种新的道路开始了」

写作，最初来源于一种年轻且带着点羞涩的虚荣。

格非本名刘勇，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村子，在1981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之前，他对写作一无所知，进了中文系还暗暗有些后悔，「应该去读历史系才对。」一开始的写作有些被迫的意味，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个传统：每个人都得会一门手艺，书法、画画、音乐、诗歌、小说，格非选择了小说，他加入小说社，第一篇小说写了一个人被杀了两次。整个小组的稿子被贴在楼两边的布告栏里，格非的小说贴在右边的靠上部分，每次吃饭经过那里，他都能看到在他的小说下挤着一堆人端着饭盆伸长脖子在看。至今回想起那一幕，他还是会笑起来，「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但那种信心很快就破灭了，他给当时的文学杂志《芙蓉》、《鸭绿江》、《小说林》投稿，「一投就退回来，一投就退回来」。他后来想，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摸到小说创作的门径，只知道要有主题，要有叙事的起伏，「就这么教条式的，敷衍一些故事」。

对于格非来说，取得突破是在快毕业的时候，1985年，他去浙江考察方言，和一位女老师一起回程。从浙江建德到上海，12个小时的长途。女老师问，听说你是个写小说的人，你真的会写小说吗？

会啊。

那你能不能12个小时，写一个故事给我看看？

无数的乘客把车厢挤得密不透风，车厢里还有一笼笼母鸡，那些嘈杂的声响，嘈杂的气味。时光难熬。格非想，那就不妨写一个开玩笑的故事给她看看吧。他从命题作文中解放出来，写了一个叫乌攸先生的人被杀死的故事。他写了一些看不懂的句子，想要给对方增加一些阅读难度，让对方皱着眉头去猜谜。

「当两个穿着白色警服的中年男子和另一个穿着裙子的少女来到这个村子里时，人们才不情愿地想起乌攸先生。那个遥远的事情像姑娘的贞操被丢弃一样容易使人激动。」他如此开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三四千字之后，格非抬起头来，看着对方，他期待对方问一句「你写完了没有？」但也许由于时间过长，对方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回事，和他聊起了其他话题。格非不好意思再提，那个笔记本装到他的口袋里，直到下车，再也没有掏出来。

这篇名叫《追忆乌攸先生》的小说最终被发表在《中国》杂志上，这是一本国家级刊物。当时的编辑王中忱读到这篇小说的时候非常惊讶，他向《人物》回忆，那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21岁的年轻人之手：「他那个叙述的方式，远远超出了当时那些当红的最热闹的作家的水平。」

很多年后，经常有学生向格非请教写作技巧，他会开玩笑地送给他们两个字：「乱写。」那是他第一次找到写作的自由：「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自己解放了，你是作品唯一的发布者，你其实拥有天然的权利，没有任何人敢拉着你的手说，你必须这么写，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心，我就得这么写。」

年轻，精力旺盛，对写作拥有巨大的信心。很快，格非写出《迷舟》，发表在《收获》上，这是他的成名作。以格非、马原、余华为代表的这批年轻作家最终开辟出了自己的路，他们区别于传统，现代主义特点浓厚，从当下现实中抽离，用一种隐晦深邃的方式表达精神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先锋文学」。

1993年的格非摄影肖全

紧张关系

「他当时是一个非常俊朗的（形象），」作家李洱是格非在华东师大的师弟，他向《人物》回忆，「他篮球打得很好，矫健，警觉，他是我见过最谨慎、最敏感、最警觉的人。小说家都是比较警觉的，跟现实一直保持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格非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的这种紧张感从未缓解。」

20世纪80年代属于文学。校园里有数不尽的文学讲座，1988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记得，格非带着已经成名的马原去做讲座，教室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他们穿过人群，人们让出一条小路，等他们走过，小路随之合拢。「那种氛围让你觉得成为一个文艺青年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你有很多同伴，因为你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

在马原看来，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80年代其他行业尚未兴起，有天赋、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并无太多人生选择，「当时社会精英都挤在文学这条窄窄的路上，写作是他们能够迅速证明自己，迅速让自己成长、自信最佳的渠道。」

当时的华东师大是上海的文学重镇，一批年轻的作家常常聚集在那里，宋琳、余华、马原、北村、孙甘露、李洱，吃完晚饭大家就找一个宿舍，席地而坐聊天。格非的宿舍是一个重要的据点，每到晚上，就有各样的声音「游」过来。那是个15平方米的小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架和一个煤油炉。烟雾缭绕里，大家谈论马尔克斯、卡夫卡、普鲁斯特，最热门的是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作家极大影响了这批先锋派作家的风格。他们聊小说的结构、人物安排、故事走向，也讨论该用「亮堂」还是「敞亮」。聊到凌晨三四点，饿了，就从后门翻墙出去，吃碗便宜的面条，回来呼呼大睡。

在李洱看来，当时这些年轻作家凑在一起，有抱团取暖之意。尽管80年代被称作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但在1985年之前，占据主流的是以王蒙、蒋子龙、刘心武等人为代表的「重放的鲜花」和一批知青作家，格非、余华、马原这些年轻作家的写作受西方影响较大，并不为主流所接受。

有一本名为《关东文学》的吉林省辽源市地方刊物为这些年轻作家提供了狭小的发表空间，李洱记得，格非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就发表在《关东文学》。这个题目来自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因为草被雪覆盖着，「酷烈现实中包含着一种希望」，李洱说。那一天，李洱正躺在华东师大文史楼前面的草坪上晒太阳，他看到格非从很远的地方翻越栏杆过来，告诉他，自己的小说发表了，他一直清晰记得格非的表情，羞涩而坚毅，「好像一种新的道路开始了。」

这些年轻的作家们互相鼓励。余华当时在《烟雨楼》杂志当编辑，《烟雨楼》专门印一款巨大的稿纸，中间是500个格子，旁边有很多空白，纸质也好，夏天不容易被汗水洇湿。每次到上海，余华都会给格非背厚厚一摞稿纸。在不多的通信里，他们一直彼此鼓劲儿。

他们也受到业内的鼓励，比如《收获》。每到过年，《收获》都要请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人到锦江饭店吃饭，那是一种家庭般的氛围。一次，格非被《收获》退稿，编辑程永新告诉他，李小林专门想见他一面。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儿，当时任《收获》常务副主编，是实际负责人。那是个上午，格非坐公交从华东师大赶到巨鹿路675号。「如果这个稿子是某某人和某某人写的，」李小林说，她说了两个大作家的名字，「我们一定会发的，但你是年轻作家，我们对你必须严格要求。」

一种完全非功利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物》聊起当年，格非此前一直快速的叙述节奏变缓了许多，他望向窗外，像是陷入回忆：「那个时代太好了，太好了。」

「你赶上了那个时代，你会被一种特殊的东西激励，你会生活在一个小宇宙里面，这个宇宙每天都在爆炸，有不同的声音、消息不断地传出来。你会觉得自己处在这个世界一个隐秘的中心，你置身于那个时代之中，觉得所有世俗的东西都不重要。」他说。

在一批性格张扬的作家中间，格非显得安静。毛尖记得，当时华东师大的校园里最不缺的就是作家和诗人，留大胡子、穿长衫的，头发和胡子一样长的，很多人靠女孩子供养。但格非完全没有这些。「格非没有用他自己的这个作家身份去套取那个时代的红利。他是用常识生活的人，整体来说就是说是非常踏实、非常真实的一个人。」

对主流和热点，格非总是保持一种审视的态度。毛尖记得，当时昆德拉非常受追捧，大家也经常在夜晚的聚会上谈到昆德拉，不外乎是「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写出自己的轻和重」之类的话，格非突然说了句，「我并不觉得昆德拉是个一流作家。」

这对毛尖打击很大，格非当时大义凛然的表情一直留在她心里，很多年之后她再回看托马斯和萨宾娜的故事，承认了这个故事的二三流的「甜」感。

毛尖记得，一次写作课，格非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对恋人出海，海誓山盟完毕，小伙掏出戒指，突然一个浪打来，戒指掉进海里。恋人就这样被浪打散，很多年过去，他们相遇在泰坦尼克晚宴，百感交集时刻，鲨鱼上桌，老女郎一口下去，牙齿咯噔一响。

「戒指，她吃到了戒指。」人人都等待着格非说出那个结论，但格非面色平静。他几乎总是反高潮的，他说，「她吃到一根鲨鱼骨头。」

沉潜

华东师大墙上的文学讲座信息越来越少，替代它们的，是越来越多的GRE和托福讲座广告。英语进来了，背后是资本的逻辑进来了。宿舍楼下有人来贴广告，说自己在美国读书，想找个女朋友，下面是一排写着电话的小纸条，小纸条被很多人撕走了。198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回忆起自己经历的转折时刻，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商业的大潮汹涌。80年代，学校举办舞会，门口卖甘蔗的人也来参加，大家一起跳，不觉得有什么。但进入90年代后，卖甘蔗的人不再来了，人分出了三六九等。

文学青年们的日常聚会还有，但是队伍越来越小。刚进校时，她和很多同学都抱着要成为莎士比亚学者的愿望，但在临毕业前，进入摩托罗拉、西门子这样的外企变成了更加令人羡慕的出路。

「文艺青年的好时代慢慢结束了，或者说文艺的好时代慢慢结束了。」毛尖说。

由于读者萎缩，纯文学期刊纷纷倒闭，作家们被抛向市场。对写作的评价标准开始变得复杂，有人以自己的小说能被改编成影视剧作为至高荣誉，也有人用码洋的统计标榜成功。曾经的写作团体被撕裂，朋友反目多有发生。华东师大的好友们也在这个大潮中离散，有的下海赚钱，有的去做出版，有的开始写剧本，宋琳出了国，马原转行去拍纪录片，后来又做生意，「什么都做，就是不做文学。」很长时间里，马原回避见到文学圈的朋友。而格非记得，作家们碰面，有时没说几句话，就开始掉眼泪，「大家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世界会怎么样。」

格非在34岁就评上了正教授，这给了他保障和退路，但他感受到另一种失落。他曾挣扎着用以前先锋主义的方法写了一篇小说《失踪》，但写作过程极为痛苦，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怀疑，「这个写作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他知道，曾经令作家们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已经不复存在，再写那样的东西，已经没有读者了。

李洱说，早年的文学教育，是文学试图对社会构成影响，但这种联系已经中断了。现实主义回归，刘震云、刘恒，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新写实小说」，更多描摹日常生活。对将写作超拔于现实的格非而言，他跟时代主流又一次形成紧张关系。

1994年，写完长篇《欲望的旗帜》之后，格非决定，停止写作。

他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上课，读书，看电影，还读了个博士，1998年有了儿子后，他带孩子，每天抱着、推着孩子在校园里走，在家做饭，晚上妻子下班回来，他就看书。那几年，他的阅读趣味发生了转向，不再寻找剑走偏锋的著作，开始回归中国传统，阅读《左传》《史记》等古代经典。他的一位同事胡河清曾跟他说：「你们到了30多岁，还不赶紧去补课，我认为你们走不远。」

生活干净而平静，孩子也带来快乐，有时他会想，做一个带孩子的男人，对自己再合适不过了。

李洱去格非家里，说起自己正在写的小说，又问：你最近在写什么？格非当时在听音乐，坐在椅子上，揽过儿子，下巴搁在儿子肩窝里，反问一句：「我就是不写又怎么了？」李洱一直记得那个场景，他不好再问，但心中一震，荡起巨大的失落感，「怎么可能不写呢？这是对才华的巨大浪费，怎么可能不写呢？」

有两个女学生曾找到他，严肃地说：「老师，你不写作是不对的，你这个道路是走错了。」

格非非常感动，同时非常尴尬，一种被自己的学生看不起的尴尬。他挺住了这些时刻。但生活里仍然有一种无聊，无意义。他参加过几次学校里老教授去世的追悼会，忍不住想，若干年后自己也会死去，那除了教书、做研究，你还有没有遗憾？你是不是应该再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他开始长时间失眠，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他知道自己出了点问题，但不愿意去看精神科医生。他跟妻子说：「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你也不要伤感。」一个深夜，他给一位湖南的好友打电话，「假如我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觉得怎么样？」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如果不是最好的朋友，他不可能跟他说这种话。

对方愣了一下，说：「第一，你要是自杀，这是你的权利，我会尊重你这个选择。第二，如果你真的要告别这个世界，我会非常伤心，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格非觉得，心里一个很大的重负放了下来。「就觉得生死是可以随时交托出去的，生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重朋友之间的这种价值，这对我是个重要的提醒。」

他在那时迷上了麦尔威尔的《白鲸》，无数人追击那条名叫莫比迪克的巨大白鲸，它身上插了十几根标枪，标枪的末梢露在体外，周围的皮肤都化了脓，但它带着标枪继续生活了几十年，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格非到现在都还清晰记得书里那句话：「他会囫囵吞下一切结果、一切信条、一切信念和劝说，一切有形无形的困难，不管多么疙瘩烦难的东西，就像一只消化力很强的鸵鸟把子弹、铅丸都吞了下去。」

那个句子像是透着光，他觉得自己也像那条白鲸，「我有一句话叫做照单全收，命运对我所有的不公，所有的这种悲惨，我都照单全收。」格非说。

他去上课的时候，黑暗的情绪再次像潮水一样涌来，旁边是上课的文史楼，沿着丽娃河再往前走就是校医院，他在那个交界口上停下来，点了一根烟，身体叫他去医院，但精神并不甘心落败，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愤怒：「他妈的你为什么找我？为什么要折磨我？你觉得我就完了吗？老子就不去医院，我就去上课，我就不怕你！」

他走向文史楼的教室。后来他感到后怕，如果当时真的去了医院，「投降」，可能就一发不可收。但在极限状态下，他往前走了一步。

「走下阁楼」

2004年春天，在北京逛八大处的李洱接到了格非的电话，「我写完一本书了，你看哪个出版社比较合适？」李洱非常惊讶，他隐约知道格非在写，但写什么、写多长，能不能写完，他都不知道。他正跟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在一起，很快把版税谈好了，数字令格非惊讶，「这么多啊。」李洱听到格非本来预期的那个数字时，以为他在开玩笑，那是一个低到不可思议的数字，「他对当时的出版状况已经不了解了，跟当时的文学现场已经疏离了。」

2004年9月，《人面桃花》出版，此时距离格非上一次出版长篇小说，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小说的第一段，只有一句话，「父亲从楼上下来了。」这是公认的好的开头，也是格非最满意的开头。正如小说中的父亲，格非离开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超现实写作，下楼，走上地面——虽然在他的小说中，总带有离地三分的「空」感，一种暧昧如云雾的灰度。

写《人面桃花》之前的2000年，格非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清华，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时，他在北京几所大学中踌躇不决，去探望评论家王元化先生，对方的一句话打动了他，「你应该去不那么热闹的地方，清华就是这样的地方。」格非的同事、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认为，「北京让格非以某种比较平静和平和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对待文学，让他能够从容下来，自在一些。」格非感到自己的抑郁有了很大的缓解。2003年，这部小说在法国一个空寂的修道院起头，而后在韩国庆州继续。

庆州是一个多雨的古都，总共10万人口，他在一个山坳里的学校里教授简单汉语，无非是「你好」「请坐」「起立」，无需备课，于是有了大把大把无处打发的时间。只要觉得高兴，他就去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院里坐坐，大院有个门楼，进去有个单独的房间，房间外有一棵松树，一排篱笆。喝一杯茶，吃一种松花做的点心，并因此想起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点心，他感到安静。

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完整的四季。住所的旁边有一座低矮的小金刚山，山脚有座四面佛，每天有很多人朝拜，他穿过这些人，爬到山顶。每天的生活不变，但季节在变，鹭鸶贴着水面飞过，一大群红梅突然在路上开出来。事后，格非觉得，这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回忆往事的氛围。

他总是早上写作，有时候一天写很多很多，有时候一天只写几个字，但他心里不慌。写到一半左右，他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重新找到了写作的快乐和自由，「它能解释我的欲望、我的愿望、我的生命、我的记忆，它跟我是同构的，写完之后，它对我生命是一种肯定。」

这本书出版之后，李洱感觉到，格非身上萦绕很多年的焦虑和虚无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在之后的7年里，格非完成了《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它们和《人面桃花》并称为「江南三部曲」，描绘了中国近100年里普通人在时代面前的命运和精神嬗变。2015年，格非凭借这三部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

「『江南三部曲』讲述了三代人的审美理想如何直接作用于世界的改造，并一再错过、失败和疯狂的故事……格非从早期对时间的剪贴拼凑式的迷宫写作，经由对中国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学的学习研究，学会了在历史进程中接受精神追求的含混歧义无疾而终，并最终认识到，一切精神生活的幻象将归于日常生活的安慰。后者终将收留前者。这是格非从传统文化的浸染中得到的向内超越的启示，也是格非与现实的一种妥协。」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兰说。

对于格非来说，那个问题终于获得解答：写，还是不写。在和时代的紧张关系中，一个作家终究要通过写来回答自己的存在问题。

「我曾经觉得，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写伟大的小说，写出不可仿制的杰作。但现在我不这么看，文学的最核心的功能是理解生命，生命有很多痛苦，这个痛苦是固定的，你会衰老，你会记忆消退，你会生病，你会被嘲笑……生命好像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把你骗进来，最后是要让你以失败告终。文学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充满痛苦的、不可理解的生命，你要接受它，然后承担它。」他说。

格非（中）与冯唐、阿乙参加新书沙龙图源视觉中国

「那个过去永远完结了」

王中忱和格非的办公室挨着，2015年那段时间，每天碰面，他总觉得格非面容疲惫。他知道格非刚刚写完一部学术论著《雪隐鹭鸶》，以为会休息两年缓一缓，没想到他很快开始了《望春风》的写作。王中忱感到奇怪：「他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冲动，一定要写出来。」

2004年，格非回了一趟老家，江苏丹徒的一个村子，那里刚刚经过拆迁。老家的弟弟带格非去村子的原址，老房子在河边上，旁边还有个小树林，家里有一口老井，村里的妇女喜欢在他们家门口聊天，小时候的他总是被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吵醒。现在它们变成了一片无人的废墟，混乱的瓦砾，上面跑着野兔和野鸡。望着这片陌生的景象，格非在细雨里坐了两个小时。更让他难过的是，家庭内部逐渐开始为一些金钱方面的利益发生争执，我问他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事件，他欲言又止了几次，终究归于沉默。他保持着传统的教养，不愿对外评价自己的亲人。

李洱说，「格非大概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中国文化一直比较完整地保留在江南的乡村。江南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现在，它被连根拔起了。」

从17岁离家去上海上大学，在很长的时间里，格非为自己的农村出身感到自卑。但在城市变得越来越坚硬时，「我就是个农民」，这句口头禅总带给他一些宽慰，一种侥幸和庆幸的感觉：至少还和家乡、和乡村，保留着血肉关系。2004年左右，格非开始思考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到2010年左右，他得到一个痛切的答案：一种新的价值关系已经被建立，它冲刷一切，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可以例外。

「你问我什么时候意识到那个时代（80年代）已经死亡了，死得不能再死了，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真切地意识到，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那个过去永远完结了，原来试图涂脂抹粉的那个关系真的死亡了。」

他开始写《望春风》，一个叫儒里赵的村子从繁盛走向衰亡，生活其中的人们有人在时代里如鱼得水，有人被时代抛弃，有人活着，有人死去。很大程度上，格非不只是在写家乡，也是在写一种再也回不去的生活，写到情绪浓烈处，他几次落泪，不能继续。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唐猛认为，格非此前的写作都和笔下的人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在《望春风》里，他读到了格非不轻易泄露的切肤情感，「真挚的『情感共鸣』在字里行间流淌，分寸恰到好处，又直触灵魂。」

写作过程中，格非的心脏病犯了几次，那是一种剧痛，每次持续半个小时，然后缓解。他犹豫要不要告诉妻子，最终决定隐瞒，因为知道妻子一定会「抓」他去医院。「那时候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必须在死前把它写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人会很无畏，死亡好像变成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事情。」他说。

他继续把自己反锁在工作室，拉上窗帘，打开台灯，在消失了时间的空茫中，以文字重现故乡那个村子和村子里的人。书里的「我」在结尾处回到了叫儒里赵的村子，涌起这样的感受：

「心里忽然就有一种活着就已死去的倦怠之感……我终于意识到，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好像在你身体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有一团一直亮着的暗光突然熄灭了。」

《望春风》写完，手稿敲到电脑里，开始修改时，格非心脏最激烈的一次停摆来临。后来，医生告诉他心脏97%的血管已经堵塞。他瘫在地上，扶着墙，一种濒死的感觉，但大脑依然清醒，他尽力将反锁的门打开，以免妻子到了之后进不来。妻子叫不到救护车，叫了辆出租车送他去医院。因为格非的隐瞒，她以为和此前很多年里的小型发作一样，没什么大事，还在和司机谈类似「今天有点热」这样的话题。

格非在后座上，忍受着剧痛，坐不住，身子不断往下掉。不是没有恐惧，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几分钟之后死掉，跟这个世界告别，你还有遗憾吗？」仔细想了想，「觉得挺好的，这么走也没什么遗憾。」然后，他安心地靠在了后座上。

2020年4月，我在清华大学里见到格非，他坐在办公室外的椅子上，阳光明亮。拍摄需要一本书作为道具，我递给了他一本《望春风》。他一开始拿着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动作有点僵硬。但拍摄结束后，他轻轻摸着它淡绿色的书皮，平静地说：「这是我近年比较满意的一本书。」

「生死任之」

手术持续到凌晨3点，格非的心脏中被放入两个小小的支架。住院期间，很多朋友去看他，「吓唬」他，回去好好保养身体吧，把烟戒了，你这支架寿命只有12年啊！解志熙没有去看他，但格非出院后，到解志熙家中聊天。那时，格非已经戒烟，解志熙说，你一定要抽一根，放松一下。

解志熙是最早为格非的小说《褐色鸟群》写评论的人，两人已经认识20多年。抽着烟，解志熙问格非：「你们南方人有没有这个看法——说人活到50岁就不算早逝了？」

「有。」

「你今年过50了吧？」

「对。」

「那还忧虑什么？从此生死任之、可以随便了。」

说完这句，解志熙转向了别的话题。他没觉得这是个大事。但格非在那一刻放下了恐惧，「20年以后走、30年以后走，跟今天走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你该做的事情也做得差不多了，那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格非正在构思一篇新的小说：一个孤独的老人买下一套房子，中介告诉他，房子上一个主人出国了，住了半年就把房子退了，老人知道，其实是上一任房主死在那里，但他不忌讳这些。房子有个小小的花园，上一任房主已经种满了花，老人每天的事情就是继续养护这些花，种花变成他全部的生命重量。

格非种过地，但没有种过花，一年前，他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20多种欧洲月季和其他植物，这样四季都有花开。他喜欢一种名为矾根的植物，叶片上有深红色的脉络，但他永远种不活。植物会生病、生虫，青色的蚜虫或介壳虫，偶尔还有红蜘蛛，他研究了很久消杀方法，买来农药的喷雾器，每天背着洒虫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他感受到乐趣。他以前不知道芍药能长那么快，第一天刚发芽，第二天就能长好几厘米。一株绣线菊很难看，他狠心把它刨了，扔到一边，没想到几个月之后竟然活了，还活得很漂亮。他想，以后不能抛弃任何植物，它有它的生命力。

很多人对于小说和文学未来表示悲观，马原是其中之一。他很早就提出小说已死的观点，其他各种媒介都在挤占读小说的空间，小说只会变得越来越边缘，最后消亡。他不曾跟格非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他猜测，格非「肯定不会同意」。

最近这一年，格非多次遭遇到类似的质问：文学有什么用？文学令我们变得敏感脆弱，妨碍我们成功，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文学家，没有多愁善感之人，社会是不是更好呢？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贾立元记得，格非曾跟他提起，自己收到过一封信，来自很早之前教过的一个外语系女学生。她当时正在遭受忧郁症的折磨。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特别是来京照顾她的亲人不幸遭遇车祸，让她开始有了轻生的念头。她每次听格非的课，都趴在桌上睡觉。有一次在课堂上醒来，听见格非正在讲《红楼梦》。她随便听了几耳朵，心里什么地方动了一下。她回去后就开始读《红楼梦》。可一连读了四遍，还是不知道它好在哪里。但她一直没有放弃。等到有一天她终于能够理解《红楼梦》的时候，她的忧郁症状差不多就消失了。她给格非写来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讲述自己精神康复的全过程。后来，同事王中忱教授特意从格非那里要了一份这封信的复印件保存。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文学与精神疗愈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明。格非相信，好的文学通过呈现这个世界真正的奥秘，与我们的精神和心灵息息相通。

格非曾去过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二三十个足球场大小的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书。那是一个让作家雄心破灭的场景，再知名的作家也淹没在其中。他想，自己写的这些书，每本印数也不多，放到中国十几亿的人口中，几乎等于没有读者。但是，如果能有人从他的作品里获得一点点帮助，也就够了。

在「江南三部曲」第三部《春尽江南》的最后，被几代人寄托了乌托邦理想的花家舍变成了夜总会，庞家玉死去，但她和谭端午已经支离破碎的爱情在最后复苏，爱情变成了最后的乌托邦。小说的结尾是一首诗，那是格非并不擅长的体裁。他先是找了一位诗人朋友来写，还是不满意，最后，他写了一首《睡莲》，里面有这样两段：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

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

我说，亲爱的，你在吗？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这就足够了。仿佛

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

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

化石般的寂静

开放在秘密的水塘

呼吸的重量

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写完这本书的几年后，格非去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访问，外国作家请他朗读自己作品的片段，他选择了这首诗。他没有想到，读了两句，眼泪就落了下来。

「格非是一个霍桑式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在本质上是悲观的，所以他才会写那么多看上去阴郁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悲伤的时刻，他总有一个抒情的东西出来。他知道所有的不堪，但是他还会在那里固执地给出一些慰藉。」毛尖说。

唐猛记得，他和格非曾聊起人的存在，格非说：「存在感到底是什么？美国作家弗兰岑曾举过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泰坦尼克号快沉了，仍有几个人会不慌不忙地去甲板上抽根烟，从而确证自己的存在。」唐猛觉得，格非也是如此。哪怕巨轮将沉，他还是那个要去甲板上抽根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