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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奕君常演反派，在那些展露他层层阴郁、狡猾的电视剧里，他总是在喝茶。

一身墨蓝色的中式衣服，一座茶台，一副金边眼镜。他右手悠过茶碗，边抿茶，边用目光钩着说话者的眼睛，是《猎狐》中狡猾的王柏林。身子微向前倾，以半俯身的姿态为来者泡茶，茶入口中，反复咀嚼几次，是《外科风云》中精于算计、时刻利己的扬帆。

比起角色的尖锐、邪气，生活中的刘奕君温和得多。《人物》打去电话时，刘奕君才结束上一个采访，正在吃馄饨充饥。旁边传来家人的吵闹声。他先是道歉，接着转身请他们压低音量，语气温柔。这是历练过的不疾不徐。

刘奕君长了一张清秀的脸，眉毛淡而短，眼尾上挑，偏女相的外貌让他在职业生涯的前半程碰了壁。1991年北影毕业后，由于当时影视行业审美形态的狭窄，他无戏可演，在西影厂抄了半年的工资表。随着影视剧的类型、题材逐渐宽泛，他回到北京，在一部又一部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剧里积累经验。

角色不饱满，就依据自己的阅历一点点凿出角色的轮廓；剧本的题材重复单一，便试图寻找新的层次建立和同类角色的不同。2008年，电视节目《流金岁月》采访电影学院表演系87班，主持人问刘奕君的老师马精武，能不能给在座的每个同学做一个评价？说到刘奕君，马老师说，此人必将大器晚成。刘奕君将鼓励接收，但心里很郁闷，得晚到什么时候？能不能早点？

他真正被人看到，是2015年《伪装者》和《琅琊榜》播出后的事了。他是多疑而狠毒的王天风，是心机深重又怀有深情的谢玉。这些描摹人之复杂的反派角色，给了他可能比正面角色更为宽阔的表达空间。两年前，刘奕君和同班同学张嘉译在电视剧《卧底归来》中重逢，「过了二三十年了，我们还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对张嘉译感慨，「我们依然还站着。」

以下是刘奕君的自述。

文｜林秋铭

编辑｜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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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夏天，我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回到西安。

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就想当演员。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戏，电视上才播了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更多的是电影，比如《闪闪的红星》，《上甘岭》。我家住在西影厂旁边，附近有个西影礼堂，我在那儿看了当时很多的中国电影和南斯拉夫电影。班上的同学有想做医生的，有想做科学家的，不知道他们最后怎么样，我还好，如愿以偿做了演员。

我从北电毕业的1991年，国家对演员这一行实行的是包分配，分配他们进户籍所在地的各大电影制片厂或者剧团、剧院。那一年北京的广电系统单位大都不要应届毕业生，有的同学为了留在北京，选择去了广告公司。我在北京留不下来，户籍是西安的，就被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

我进北电时才17岁，北电表演系每年在全国就招那么十来个人，我觉得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又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天天就知道学习和玩，在电影学院学习到的所有东西、在这一行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北京。回到西安，我不认识当地这个圈子里的任何人。这多可怕。人脉断了，意味着跟这个行业脱开，完了。

1987年，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刚刚起步，《红高粱》上映，第五代导演一下子起来了，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现在想想都如数家珍。陈凯歌、张艺谋、何群这一票人让中国电影终于受到世界的瞩目。但是这些跟我们关系不大。他们这一代经历过苦难和沉重，对生活的理解带有厚重的灰尘，所以他们的电影是偏原生态的，要求有生活的质感，审美偏粗犷，作品中反映出来的那种调子也少有温暖。毕业时，我只是一个21岁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演员，哪有那种生活阅历？

演员和电影风格不匹配，所以在那个电影最繁荣的年代，在全中国电影发展最好的地方，我恰恰没有戏演了。

87级的同学大多和我路径相似，几乎没有例外，包括我的同学张嘉译。我们俩一块入校，一块毕业，一块被分到了西影厂。他长得比我还粗犷一点，他面临和我同样的境遇。有一回，同学把我引荐给一个陕西的导演。他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老家是西安的。他说，呀，你不像咱陕西人啊。我一想，得，没戏了。那一代只要是干导演的，都想往那种原生态去靠，我们被边缘化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生毕业后不能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得先到别的部门实习一年，于是我被分到了西影厂的人劳处，给全厂员工做工资统计、发劳保福利。看似到了一个有电影名头的单位里面，做的工作跟电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那时我住在家里，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单位，拿一茶缸子弄点茶，呆坐在四个人的办公室里。总得要做点事吧，不能跟他们一样天天看报纸，我就把全厂好几千人的工资表抄了一遍。到了中午，跟同学王全安约着一块到门口吃个油泼面。下午点个到，没事就溜了。有段时间，我天天晚上在宿舍里用游戏机打魂斗罗和坦克，打一宿直到打通关，连续打了好多天。

实际上我们都很恐慌，做不了跟电影相关的事情，心里有些东西在不断地被消耗。我只能去借录像带，都是在学校看过的非常好的电影，比如《天堂电影院》、《美国往事》、《野战排》，就靠这些延续着对电影的梦想。看电影的时候，会忘了生不逢时的残酷。

在西影厂待了半年，终于来了一个机会，有个叫《太姥情祭》的电视剧找到我，让我出演男主角。我一听高兴极了，马上跟人劳处的领导请假。赶上开职工代表大会，找不到领导，我天真地写了一张纸条，说明我请假的原因，再把纸条工工整整地放到领导的桌子上，又跟同事说了一声，就去了福建。一个半月后我才回来。领导冲我急了。同事说，领导要把我开除，后来放宽，给了个留厂察看。

那时宁波电视台有个台长叫张晓东，他说，奕君，你到我们那儿做导演吧，我想把电视剧部撑起来。我说，行啊，也别留厂察看了，我直接调走吧。之后的两年，我在宁波电视台做导演、编剧，根据一部微型小说改编了个8集的电视短剧，叫《漫记人间》，那是我唯一一部自编自导的戏，还获了1996年的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二等奖。我知道我心里还揣着演员梦，看到别人演戏，我心里痒死了，特别想演。

在事业单位，不是天天都在做跟艺术有关的工作，大多数是无聊的日子。宁波人很少说普通话，我无法融入他们的语言环境。大多数时间，我很沉默，又觉得自己追求的东西和审美，和周围的人都存在差异。我拼命看片子，渴望哪一天还能演戏。还买来一本《新概念英语》，上班就把书放在办公桌上，反复地背、写笔记，那本书都快被我翻烂了。读着英语，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荒废时间。

当时，中国的电视剧开始起步。我记得那时看过的最好看的电视剧，是《过把瘾》，王志文和江珊演的。1999年，《永不瞑目》播出，大陆开始有了偏偶像化的电视剧。赵宝刚是一位非常棒的导演，他趟开了青春爱情片的先河，多了一个视角，关注都市生活。慢慢地，影视题材宽泛起来，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一些适合我们这种形象的戏出现了，我看到一些播出的电视剧，心里想，要是我能演的话，说不定能演得更好。

很快，我就决定重新踏上北上的列车，回到北京。

年轻时的刘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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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7岁的我回到北京，打算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那时只有研究生才可以留校，有地方住。冬天，上完课，我站在人大旁边双榆树的过街天桥上，看着脚下来来往往的车流，对自己说，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重新站到这片土地上。日子很难。那是计划经济的尾声，所有房子都是单位分的，没有商品房，我连租房都租不到，只能住人防工事改造成的小旅馆里或者朋友家里。

那是我最郁闷的时期，一个人看片子，激动得潸然泪下，看完了，反复想某个情节人家怎么演的，导演怎么拍的。在空旷的地方走着走着，我会突然大声地说几句话，是头一天看的电影里的台词。我投入到片子带来的快感中，麻醉自己，拼命保存心里的那盏灯的火苗，用双手护着它，别灭了。

是骡子是马，你得让我拉出来溜溜，如果我不行，自己早就调头走了，你连跑都没让我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千里马呀？为了缓解心情，我经常一个人去登山，包里放两个苹果、一根黄瓜、一点水，还有一把用来削苹果的瑞士军刀。一走四五个小时，把自己走得筋疲力尽，满头大汗，山风把汗吹干了，脸上全是盐粒。爬山会给我带来一种错觉，我今天做了事情，我没有虚度。爬到高处，往下看北京市，雾气昭昭的。我问自己，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有天，在北影厂门口，我突然碰见导演系的一个同学，叫詹军。他说，哟，你接下来准备干吗？我说，没啥事干啊。他说，我马上开个戏，咱们一块拍戏吧。我说，好啊。又问起几个同学，他给了我他们的BP机号，慢慢又跟以前的同学联系上了，也有了拍戏的机会。

那时我知道了自己考研没考过，一知道没过，心里反而踏实了，彻底放飞去拍戏了。有戏拍，就有了住的地方。杀青以后，找个旅馆住几天，在朋友家住几天，没多久又有另一个戏找过来，又住进剧组，就这样接续着生活。

那几年，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影视剧市场在不断升温，剧组像春笋一样涌出来。我们没有经纪人，都是和同学搭帮结伙一块儿去见组，一听说谁谁谁要拍戏，拿几张照片就赶紧奔去了。把资料往那儿一搁，BP机号一留，就回去等消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每一个机会都很珍贵。

先是《中国武警》，我演个武警战士，然后是《月缺月圆》，孙淳老师和我演男一、男二；第三部戏是《成吉思汗》，我演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那个戏是大制作，整整拍了七个月，从内蒙古转场到无锡，从草原是绿色的，一直拍到漫天大雪。非常辛苦。我演的术赤一出场时只有16岁，到病死时44岁，人物有很大的跨度，我在术赤身上找到了演戏的自信，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真正的演员了。

虽然一直在拍戏，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是在「走」，没有「跑」起来。有时候焦虑得睡不着觉。凌晨两三点钟一睁眼，那一瞬间就知道完了，肯定睡不着了。起来，一个人去跑步，夏天的雨来得急，突然下起雨，我在雨地里跑，第二天发起烧来。我特别后悔，觉得不能这么作践自己。那段时间，焦虑时，我心里边经常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注意爱护身体。

2000年，《成吉思汗》的导演王文杰推荐我去山东拍一个戏，叫《人鬼情缘》，在那儿我第一次和刘敏涛合作，认识了孔笙、李雪、张开宙。一环扣着一环，我有戏拍了。王文杰、孔笙、顾晶，我都合作很多回，演完几部剧，行业对我认可了，机会越来越多。

生活捶打过我，但日子不是永远暗无天日的，总会有些打开的小窗口，让你坚持往下走。

2011年，我拍了《父母爱情》。我通常不会再去看自己的戏，《父母爱情》是个例外。剧中我演欧阳懿。他是个非常高傲的知识分子，却被流放到海岛上，和渔民打交道。十年的金色岁月没有了，妻子和孩子也跟着一块受了很多委屈。有一场戏，欧阳懿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跟郭涛饰演的江德福一块喝酒，突然发酒疯，把十年受的委屈和压抑都哭诉出来。

拿到剧本的第一天，我就在想这场戏怎么演、怎么哭。哭得不好，很恶心，非常假。我每天都在想，十年中欧阳懿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最后会怎样地哭诉。把这些都想明白了，我最后选择了那样的方式表达——「我是欧阳懿啊……我不叫老欧……我叫欧阳懿……」他哭得像孩子一样。观众通过那一场戏，就知道他十年受了多大的憋屈。

拍完，隔了一段时间，我去录音室补录台词。录完了，我问工作人员，可以看看欧阳懿平反之后摘帽子那场戏吗？他给我找出来了。周围没有人，我独自在配音的小房间里，盯着屏幕。看完那场戏，瞬间泪水横流。

下了楼，我给孔笙导演打了个电话。我说，孔导，我刚才看了那场戏，第一次为自己的角色流泪。孔笙说，欧阳懿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层面，中国有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你代表了这个层面的人。我说，特别谢谢你信任我，把欧阳懿给了我，让我对那段岁月、对人生的理解，通过这个角色展现给观众了。

《父母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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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伪装者》和《琅琊榜》称为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我同意。之前观众们只是看我眼熟，但是通过这两部剧，他们知道了，这个演员叫刘奕君。有位十多年没见的老演员，我演了《伪装者》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哎呦，不知道导演给你做了什么事情，把你变成那样了，完全不是我认识的刘奕君。

其实我是个弹性特别大的人。开始主要演主角，2005年，我参演《开创盛世》，饰演一个配角，是个反派，一下子「解锁」了很多技能。我突然把心里的高傲放下了，为了角色，可以像灰尘一样低到尘埃里面。正面角色有光环，必须正襟危坐，可是反面人物恰恰具备人性的无限可能，他可以把鞋脱了之后直接站在凳子上，或者盘着坐，你觉得他都对。

那之后，我演了很多「恶人」，直到2015年，因为《伪装者》和《琅琊榜》被更多人看到。这两部戏后，挺多类似的题材来找我，师傅和老师这类的角色也挺多，有的还是想让我演国民党特务……片约很多，多到要是想拍，一年365天每天都不会闲着。大部分我都拒绝了，我不愿意去拍太雷同的角色。

《琅琊榜》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扮演过的六个反面角色，他们就像镜子一样，给人警醒。这些镜子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里面。2017年，我演了《远大前程》里的张万霖，是特别邪恶的角色，他身上没有丝毫温情的东西，跟我反差太大了。我选择了非常冒险的表演方式——对任何人都没有耐心，一张口就是大嗓门。

拍摄《远大前程》那段时间，我的不耐烦不也带到了生活里，真是很抱歉。开机后大概十天，我去卸妆，站在镜子前抬头一看，发现自己的样子都有些变了，有些不认识自己，真是相由心生。

演这个坏人演得我想哭。你得把心里所有的恶翻出来，把它放大，清清楚楚地摆在明面上，再把所有的善藏起来，关到柜门里。要保护恶，保护整整两个月。那段时间我不想见人，晚上做梦都会杀人。拍完《远大前程》，我患上了轻度抑郁症。我想要迅速地把这种情绪遗忘，但等到它真正完全消失，已经过了快一年。

《远大前程》

每一个角色都是这样熬过来的，这是我的追求，我跟角色之间必须同呼吸共命运。拿到一个角色，他的面目是模糊的，通过准备，他的眉目清晰起来，慢慢有了穿着。突然有一天，他也会呼吸了，我能感觉到他的脉搏和温度。

这种共情能力以前也有，但是年龄没到那儿，生活阅历是演员的加分项，到了一定岁数，饰演的角色特别有看头。可惜现在国内的影视市场，有经历、有阅历，品尽人生喜怒哀乐的角色太少了。现在节奏快，大家偏向喜欢脸谱化的东西。上了年纪的人很少上网。制片方看网络指数，年轻观众的喜好左右了投资方的想法。

这两年，行业不如前几年那么热闹，开拍的戏少了，题材也受到了一定限制，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投资少了。以前许多人把影视当作纯赚钱的东西，一些热钱进来了，戏只要开拍，就已经找好下家，拍完迅速进入市场。有些作品难免揣摩得不够深，打磨得不够精细。这两年，市场越来越残酷，但是也更规范。影视行业经历过一个辉煌的时候，现在趋于平稳，肯定会大浪淘沙。

《伪装者》

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现在有一半以上的演员一整年都没有新作品。我特别理解那种恐慌。这个岁数，让我再停几年我也停得起，但是让年轻演员停上几个月，他停不住，心里慌。如果不抓紧时间去拍，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没有抓住机会，过去就过去了，会有新的人上来。

我也有类似困惑。频繁拍戏，对角色想得不够精准和细腻，会留下遗憾和惶恐。但又不能不拍。不拍，市场对你的认可度就会降低。想出特别好的作品就得挑剧本，但你越挑，越没有作品拍，越没有机会拿到好的东西，陷入这样的循环。

还是接着拍吧，站在什么样的山头说什么话，大的环境你改变不了，你就用你的理解，让这个角色变得不一样。最近播出的《猎狐》中，我演的王柏林依然是一个「恶人」。我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在他身上，善恶并存。除了剧本赋予他的狡猾、狐性、嗅觉灵敏之外，他还有温情一面。这是他的弱点，因为这个弱点，最后他难逃法网。

《猎狐》

当时我可以选择很多种方式来完成这部戏王柏林的结尾。可以面无表情，但是我选择了泪如泉涌。在飞机上，我对王凯饰演的夏远说，能不能让我坐在舷窗旁边，我想看一看北江市。那时，「我」已经在外头逃亡了快十年，手上戴着镣铐，头发全白，一切努力最后成空。剧作中王柏林的结尾没有忏悔的戏份，只有在飞机上匆匆向窗外的一瞥。我想，我应该好好珍惜这场戏，把王柏林的忏悔表达出来，这是一段无声的忏悔......

那一瞥之前，我已经在心里做了大量的铺排，一点一点地，把生活阅历和王柏林慢慢重合。我拍了这么多年戏，那是第一次，眼泪大颗大颗地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我都不知道我会那样去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