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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不花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总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恋旧。她曾在一次公开演讲里说：「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他可能没什么老朋友。」这句没什么人情味儿的话引发了争议，但她认为自己的取舍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说明你没进步，你没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锁死在那个阶段了。」

文丨张月

编辑丨槐杨

「没有用了」

第一次见到脱不花的人，会对她的短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绝大部分女性不敢轻易尝试的长度，几乎和男性的板寸差不多，略长的头顶上也没超过5cm，两侧隐约可见青茬。从背后看，你可能会混淆她的性别。

这个发型是2017年底剪的，那时她38岁，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事，最烦躁的时候跑到楼下剪头发。理发师修剪了一点点，她要求「再短点儿」，「再短点儿」，「最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剪短了。」她觉得挺酷，保持到了现在。然而工作上的烦心事并没有随着烦恼丝一起离开，几个月后，脱不花遭遇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她发现自己对公司没有用了。

在北京郎园2号楼6层，脱不花的办公桌位于整个办公区域的最中央，桌上摆着一个蓝色公告牌：「有事说吧！」每当这个牌子竖起来，这位得到联合创始人兼CEO的座位周围就开始有人排队，员工要跟她商量一些繁琐的工作：运营、财务的细节，或者新员工的最后一次面试。然而，2018年初，她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清闲，排队找她说事儿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做得得心应手，很少再寻求她的建议和帮助。

对她来讲，这是一个有些危险的信号。两年前创办得到时，她和另外两位创始人罗振宇、快刀青衣达成过一个口头的「散伙协定」：公司的命运是第一优先，如果有两位创始人觉得另外一位创始人不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后者就必须把股份交出，自行离开。三人都有过创业经历，目睹了太多合作伙伴分手时混乱的利益纷争，如果未来出现变数，他们希望能体面分手。

这个君子协定像剑一样悬在头上，逼人向前狂奔。得到办公室一进门挂着一个数据大屏，5分钟刷新一次，一个课程上线后，用户的反响情况一目了然，这个数据库被称为「罗盘」。实时变动的数据背后映射了这家内容公司的焦虑和残酷。

在同事眼里，脱不花是个被工作填满的人。在这家弹性工作制的公司，大部分人11点上班，她则总在9点前就坐进办公室。2017年，她生第二个孩子，前一天开会开到晚上十点，第二天分娩结束不到四个小时就开始在工作群里说话，得到副总裁李倩看到她的头像在群里跳出来时，心想：「她疯了吗？」

连脱不花5岁的大女儿都知道：「妈妈要加班，妈妈要卖专栏。」女儿很喜欢邻居一位阿姨，那是位全职妈妈，美丽温柔，一头长发，喜欢穿白裙子，全天候陪伴三个孩子。她成了女儿向往的女性形象，女儿立志长大以后要当全职妈妈。

女儿常跟脱不花提建议：「你也留个长头发吧？」「你也穿个白裙子吧？」「你也在家照顾我们吧？」前两个要求她会笑着答应，到第三个要求的时候，她觉得必须和女儿谈一谈。

「你大冬天想穿裙子，里面还套个毛裤，尽管妈妈觉得不好看，但是不是也同意了？」

「是。」

「你说以后不想上班想当全职妈妈，我是不是也说很好，你肯定特开心。」

「是。」

「我都尊重你的选择，但妈妈想上班，你是不是也应该尊重妈妈的选择？」

女儿想了想，只好说：「是。」

幼儿园经常组织亲子活动，脱不花是那个经常缺席的妈妈，只能在结束之后看表演视频。一位女性同事曾困扰地问她：「要怎么平衡孩子和工作？」她说：「你要听实话吗——没有平衡，就是取舍。」

脱不花不享受闲暇，更乐于让自己处在战斗状态。日常最多的装束是软底运动鞋、大号帽衫和紧身运动裤，既可以在椅子上随意坐，也可以在飞机后舱高抬腿。再化个淡妆，深夜降落时，她确信自己是全飞机最精神的人。她的行李箱里常年放着三套不同颜色的职业套装，高跟鞋，化妆品，充电线，随身再背一个双肩包，里面永远放着一个小小的可以拆下背带的包，有一点设计感，应付突然到来的正式场合。

这种随时随地为接下来的一切可能做准备的习惯，是她从作家严歌苓那儿学到的。严歌苓说过，「形象是女性的纪律」。脱不花曾亲眼目睹严歌苓在餐厅等迟到的人时，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就坐后，运动外套一脱，里面是符合晚宴标准的无袖露背紧身上衣。

她也试图把对工作的热爱传递给其他人。李倩告诉《人物》，一次脱不花出差回来，星期一上午在办公室碰面，她眉飞色舞地说了一通自己出差时遇到的人，下午开例会，各个部门的主管参加，她又说了一遍；星期二跟所有员工直播开会，她情绪饱满地说了第三遍。大部分人的重述都会有所损耗，脱不花没有。就像她热衷组织员工去吃火锅，热气腾腾，人声鼎沸。李倩觉得，那是一个和脱不花本人高度统一的场景，「她人就像火锅一样，咕嘟咕嘟一直在燃烧，一直都是热的。」

但2018年，这个一直燃烧的人熄火了。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她状态低迷，在办公室枯坐一天，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想法。「我对公司没有用了」，她想。她想出去充充电，找到了清华大学的一个企业家课程，公司有支持高管进修的惯例，但她选的那个课程过于昂贵，60多万，她招来的CFO很坚决：「报销不了。」

她以前喜欢去电影博物馆看文艺片，那段时间睡前看起了特别血腥的电影，大都是豆瓣五分以下的烂片，不是变态杀人狂就是激烈的枪战。出版人方希跟脱不花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方希告诉《人物》，那段时间脱不花曾跟她提及这种「无用感」，语气困扰，「她无法确认自己对这个系统的价值，她就反复折腾，她可能内心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东西。」也是那时，脱不花找了一位设计师朋友，把婚戒上的钻石抠下来，改成了一个多巴胺分子式的耳钉，这种让人快乐和兴奋的分泌物是她亟需的心理暗示。

无情的人

「有用」，是脱不花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三个多小时的交谈里，这个词她提了30次。

饭局上，她惯于活跃气氛，说话滔滔不绝，似乎冷场是自己的责任。她35岁结婚，此前相亲多次，去之前好友会在她手上写一行字，「少说话，别买单。」当然，最重要的，在公司，她必须是那个一直创造价值的人。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她做到了这一点。方希认识脱不花是在十三年前，那时候脱不花不到三十岁，已经拥有自己的管理咨询公司，年收入上千万。在方希看来，当时的脱不花非常擅于做一个翻译者，准确洞悉甲方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变成一个方案。

前同事张文娟告诉《人物》，在咨询公司时，脱不花一直是个对行业前沿变化非常敏感的人。她和一些媒体人、企业家定期组织饭局，讨论各个行业的最新态势，那个聚会总在梧桐餐厅举行，又叫「梧桐会」。2012年一次聚会时，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身材消瘦、看上去有些拘束的年轻人，他的一款新闻聚合App刚刚上线，给在座的人讲了讲用算法驱动内容的原理。台下一半人没听懂，另一半人开始跟他争论，「这思路不靠谱啊，哪能不用人做内容呢？」年轻人不善言辞，争不过底下牙尖嘴利的媒体人，很快败下阵来。那人是张一鸣。算法，也成为今天的人们获得内容的主要驱动。

脱不花感受到时代的变化。2014年，她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助理，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加入罗振宇的团队，一个在后来的几年里用最大声量喊出「互联网思维」的团队。当时，这家公司共有7人，办公室面积12平米，唯一的项目是《罗辑思维》，每周播出一期。张文娟认为，脱不花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但脱不花认为，这个选择顺从了潮水的方向。从她进入职场，她就是这么做的。

1996年，17岁的脱不花刚来北京，闻到的就是时代剧变的气息。那时的中国，每分钟就会诞生一个百万富翁，商业世界充满了巨大而肆无忌惮的想象，她在北京看到的第一个超市，第二年就扩展到了老家临沂。人们后来熟知的大佬马云、丁磊、马化腾、张朝阳都在那几年开始创业。最有实力的企业则在每年11月8日聚集北京的梅地亚中心，争夺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标王，11月8日，谐音「要要发」。1997年的那一天，母亲托熟人给她弄了张票，她混进梅地亚中心，就像进了盖茨比的宴会。她看到了敬一丹和王小丫，和广告主们谦逊地握手。拍卖开始，一举牌就是1000万。最终，爱多VCD以2.1亿的价格夺得「标王」。掌门人胡志标很年轻，28岁，上台说：「2.1亿，太便宜了！」那是一种看不懂但令人沉醉的狂热，脱不花形容那种感觉，「好像世界在你面前展开了。」

那时，她选择辍学从商，此后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贯彻着同样的逻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机会，但同样的机会不会一直在等着你。」

和罗振宇一起创业，是新的机会，移动互联网的机会。一度脱不花觉得自己被忽悠了。窄小的临时办公室位于一栋上世纪60年代的砖楼里，办公室里空无一物，她给了助理一张信用卡，在宜家买了几把塑料椅子，最便宜的那种，50块钱一把；桌子买了两张，拼成了一个大桌。她面试的第一个设计师只能坐在矿泉水箱子上。公司没有会客室，为了装样子，她和罗振宇约别人都约在楼底下的咖啡厅。前三个月，员工的工资、办公用品等一切花销都靠她的信用卡周转。

但她感受到了犹如1997年刚踏入职场时的兴奋。一切都是新鲜的。他们尝试运营社群经济，「盲盒」图书包一小时卖出8000套，真爱月饼卖出4万盒，柳桃一天卖出一万盒……他们引起了争议，但同时，用户数飞速增长。

那是太快甚至过于快的几年，几乎是未经思索，只要最快，最热。脱不花再没有回去原来的公司，再也没有管过原公司的事情。两年后，那家咨询公司要搬家，办公室卖掉了，同事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收拾一下办公室，除了她带走的笔记本电脑，所有的东西都没人动过。她想了想，回了个电话，「扔了吧。」

脱不花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总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恋旧。她曾在一次公开演讲里说：「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他可能没什么老朋友。」这句没什么人情味儿的话引发了争议，但她认为自己的取舍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说明你没进步，你没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锁死在那个阶段了。」

对她来说，实现财富自由然后找个海滩躺着，是一种荒诞，她想要干到干不动为止。除了一开始那条散伙协定，三位创始人达成过另一条共识：所有人只能有这一份工作，不能有其他的兼职，也不能有来自这份工作以外的收入。这条是脱不花提出来的，「你必须100%的时间放在这家公司里面。」

因此，方希非常理解脱不花发现自己对公司无用时的惊慌，人需要有用，「其实工作是一个人和世界呼吸吐纳的端口，人需要工作，需要不停地劳作，不停地付出自己的聪明……丢掉了这个端口之后，你会产生对自己的强大怀疑。你是谁？你发出声音了吗？这个世界给你回应了吗？如果没有，你都不确认自己是否存在，这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半毛钱关系。」

脱不花与罗振宇在2019跨年演讲

妖怪的床

为什么一定要「有用」？为什么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工具」？

脱不花剖析过这种自我工具化倾向的根源，「还是不自信。你有用，别人才会给你一个反馈，最后就会变成你在挣那个反馈。」

少女时期，脱不花觉得自己是班里最不好看的姑娘，头发短，皮肤黑，母亲不允许她打扮，那意味着浮躁、「心野了」。出门遇到熟人，对方会疑惑地问她的母亲：「这是你家儿子还是闺女？」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需要文艺表演，几个女孩在教室里站成一排，老师看了一圈，把她提溜到了最边上的位置。

直到现在，她都清晰得记得被拎到旁边的窘迫和难堪。很多年之后，脱不花猜测也许是因为自己个儿矮，或没有才艺，但当时，她近乎偏执地认为，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好看。这令她感到自卑。

唯一的自信来源是成绩好，会写作文，演讲比赛或作文大赛总能拿个好成绩，她说，「只有那个时候，我对老师才有用。」

整个读书时期，脱不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摆的不是父母的婚纱照，而是一位远房表姨的单人照。这位表姨是家族里的成功榜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靠自学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一所大型律所工作。脱不花对那张照片印象深刻。表姨穿着白色Polo衫和短裤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表情潇洒开朗，那是父母希望她成为的样子。

但她最终成了家族里的黑羊。1997年，出于新世界的「召唤」，她选择辍学，在央视附近的一家小广告代理公司找了份办公室小妹的工作，月薪380元，用十块钱的口红和五十块钱的包武装自己，每天给同事买盒饭，或者去央视广告部送材料。

在她的山东老家，进入体制内、捧上一只铁饭碗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作，下海从商是万不得已的选择。父亲是一名警察，在体制内工作了一辈子，「你们家闺女考去哪儿了？」从此成了最令他难堪的问题。

一次父亲送她和母亲去火车站，一路上，两个小时，都在痛骂她不争气，母亲不敢搭腔。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跳车的想法。但是，临近火车站时，她远远望到有几位母亲的同事站在那里。她狠狠抹了一把脸，下车，迎上那些人，有说有笑和他们一起进了站。

她不想被别人看到自己的脆弱，也痛恨这种脆弱。在此后的很多年，她和父亲关系极度紧张，一打电话就吵架，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支持她的母亲也被看作同谋。她切断了和所有亲戚的往来，把所有的询问都看作一种干涉，「不来往、不管、不交流，我考虑你们是没有意义的，你们都伤害我。」

那时，在徐智明开的「龙之媒广告人书店」和中华民族园西门的「广告人沙龙」，每周末晚上都有广告圈的名人来做免费讲座。脱不花混迹其中。一个深秋的周末，她听到时任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祥国的讲座，头一次知道了有个东西叫PPT。在讲座后的小小混乱里，脱不花得到了湛的名片，一个月后，她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客户的邀约。她咬着牙，给湛祥国打了个电话。

在三里屯的一家三明治小店，湛祥国详细告诉了脱不花如何使用PPT，以及如何讲述PPT。因为这个在当时十分新鲜的技能，提案时，脱不花成了那个在台上演说的人。她语速飞快，把所有问题当成挑衅。客户后来形容她，是一梭子、一梭子地回答问题。那次提案并未成功，但它是脱不花职场生涯的真正开始。在那个万物野生的年代，18岁的高中肄业生获得了前辈的无私提携，并在此后一步步飞快跃升。

她回想那时候的自己，内心自卑，表面自大，身上带着某种攻击性和紧张感。在很多朋友眼里，她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用，她绝不相信别人会喜欢她。「一个漂亮姑娘不需要证明，一个高材生也不需要证明，对他们来说存在感天生就在，但我就必须得自己证明。你已经做了决定了，你得证明它是对的。」这种自我证明在此后的人生里，变成了她的本能。

很多年之后，脱不花邀请浙江大学的陈海贤在得到开设心理学课程，陈讲了一个《荷马史诗》里的故事：英雄奥德修斯回家途中曾遇到一个妖怪，这个妖怪有一张床，每个过路的人，它都会抓到这张床上躺一躺。如果过路人的身体比床短，它就把过路人拉到跟床一样长；如果比床长，它就把长的部分锯下来。陈海贤说：我一直以为这个妖怪是要杀人，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这个妖怪可能是想找对象，标准就是他的床，不符合的就弄死。

脱不花每次读到这一段就哈哈大笑，笑完了，心有戚戚。那张「床」就是社会为大多数人打造的模型，读书、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她是无意间跳出那个模型的人，因此不得不承受拉长或锯断的痛苦。

脱不花和湛祥国

碰到骨头

2020年1月下旬，我在深圳见到了脱不花。她正准备一档将在春节直播的节目，三十多人上台，用五分钟的演讲，解决日常生活里的小问题。她戴着黑色口罩，穿蓝色帽衫、紧身运动裤，还是那套战斗装束。嘉宾上台时，她兴致勃勃地把每一位的故事给我讲了一遍。看不清口罩下的表情，但很难忽略她明亮的眼神。这也没有耽误她注意到演讲嘉宾的PPT里有一张废片，以及舞台边装饰汉字右上角的小灯泡坏了。

「无用」的危机感最盛的时候，脱不花开始负责「得到大学」项目。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些普通人。

比如一位在北京香山附近开养老院的姑娘。她的养老院里，很多老人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一位老奶奶是其中之一，她不肯去晒太阳，说「主席要来看我，我怎么能出去呢？」护士就要显得很诧异的样子：「怎么没通知到我呀？你等会儿，我出去落实一下。」她跑出去，几分钟后跑回来，告诉老人，「主席」今天外事接待，来不了了。没有了牵挂，老人终于愿意出去嗮晒太阳、做做操了。这套应付方案，是这家养老院所有护士上岗培训的第一课。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听完这些故事，脱不花震惊了许久，她本行是做管理咨询，在商学院见过无数的案例，但这些方法她闻所未闻，那是只有在真实世界里摸爬滚打过才能得到的经验。「得到大学之前，我对于什么是知识这件事是有刻板印象的，是老师传授的，是在殿堂里的，但是现在我们才意识到，有大量的、特别能够触动人的东西，在人的脑子里，既没有被写成书，也没有被做成一个专业。这世界太大了，超出你想象，你的圈层被击碎了，你的认知结构也被击碎了。」

在脱不花看来，这些人身上有特别积极向上、生生不息的东西，「人只要做事就不怕，最怕躺那儿想，你对这个世界理解是单薄的，就是纸上那一层。有的人可能看起来很深邃，但是你稍微一过手就知道，他做不到，他对这个世界理解太薄了。有的人就是一刀插进去，插得很深，穿过皮肤，穿过肌肉，碰到骨头，那个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就变了。」

她觉得自己没上过大学这一点甚至变成了一种优势，摆脱了知识的诅咒，她能问出一些好问题，用自己的经验帮这些人总结他们的方法，在得到上传达给更多的人。

得到大学现在已经做到了第6期，报名人数达到了22000人。每次课程结束之后，许多学员最好的反馈都来自于同学之间的案例分享，「一个开月子会所的可能会启发一个开养老院的，一个开养老院的可能会启发一个开淘宝店的。」脱不花觉得，那就是人点燃人的意义。有学员讲得特别好的时候，其他学员热烈鼓掌，她寻回了失落已久的成就感，「我发现我特有用，老娘对这个事业是有用的。」

2018年4月，在她最焦虑的时候，给全体员工开过一次例会，题目是《得到进入深水区，我们该怎么办》，她说，得到刚上线时，她想的就是把产品卖好，用户增多，但如今，面对的问题变了：你必须创造真实的社会价值，才能让公司继续走下去。但那个价值在哪儿，自己的价值在哪儿，她当时很困惑。

现在，得到大学也许提供了某种答案，「真正走到这一天的时候，你必须成为这个社会整个版图中的一分子，必须跟社会的其他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你是真实的价值的一部分，否则你连生存都生存不下去。」

这场1月的彩排，就是那些碰到骨头的「刀」的总结。一位演讲嘉宾是位网约车司机，面容朴素，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有些花白。舞台侧面摆着一架为另一位嘉宾准备的钢琴，他走过去，坐了下来。彩排现场声音糟杂，到处都是走来走去忙碌的人。

没有人注意他，他按下琴键，弹了一段舒缓的《教父》主题曲，走动的人停下脚步，望向那个发出声音的地方，现场渐渐安静，这是彩排的小小插曲。脱不花坐着静静听了一会儿，然后扭头冲我说：「看，就是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太他妈好了。」

脱不花在深圳节目彩排现场

不下牌桌

脱不花今年40岁，所有人都叫她「花姐」——早年，人人叫她「脱不花妹妹」。对比来郎园创业前一天和现在的照片，六年过去，她觉着自己肉眼可见地老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正在快步走进一生中最好的时段，精力更充沛，能耐也更大，「比20岁的时候好，比30岁的时候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挺好的」，她笑起来，「年龄确实是个财富，它会让你对很多事的理解突然不一样了，就好像那层窗户纸被戳破了。」

这种感觉在三年前明确出现。那时，她生下第二个女儿，起名「本意」。年轻时，她留长发，穿长裙，给未来孩子起名是「小茶」和「小酒」。但「本意」，本来的意愿，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完成了一个年轻女性的使命。「剩下的时间，我就是个『人』了，我没有一个跟男性不一样的时间表了，可以做任何男性能做的事情，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没有时间表上的特殊性。」

得到大学教研长蔡钰认为，脱不花身上去性别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她去掉了一些会让女性显得弱势的东西。」

去年过生日的时候，脱不花的蛋糕上写了一行字：「人过四十天过午」。她今年计划着可以押注陌生的新业务，「永远要打主力」。她跟其他创始人约好，「不论咱这公司好或不好，咱都不下牌桌，坚决不下牌桌。只要不停，下一把就有机会。」

为此要预防自己变蠢，保持健康和锐利，她没有助理，收快递、拿外卖、订机票、写演讲稿、做PPT都一手包办。她的手机屏保上写着今年要做的几件事：每周跑30公里，体重稳定在55kg；每天用半个小时学英语，以及学一门手艺：木匠或者是立体书。

方希认为，脱不花的生活轨迹和其他人不一样。大部分人是上完大学之后，过两年结婚，再过两年有孩子，事业会呈现某种程度的中断，但脱不花不是，她做事业的同时，另一手也在抓自己的生活。在她找对象、建立家庭的时候，她的社会身份已经相当清晰。这意味着，她不需要面对大部分女性需要面对的压力，比如，丈夫找不到她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责备。

「我觉得她是受益于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各种机会。」方希说。

「随着技术的进步，只要女性不自我设限，无论是智商发育还是个性特征，女性都可以学习任何专业、从事任何职业。」2020年得到跨年演讲后，脱不花写了一篇文章谈自己对女性的观点。她说，罗振宇的演讲稿中，她「塞进去了唯一一句私货」，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

演讲结束后，她收到了很多女性朋友的信息，她们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像是一个轮回，她发现自己经历的自卑、痛苦和自我救赎，那些年轻女性们还在经历，她看得眼泪落下来，「20多年过去了，我以为她们已经自由了，但其实故事没变过。」

开始当母亲时，脱不花每天都感到恐慌：要怎样才能把完整展开生命这件事教给女儿？她逐渐想明白：只能以身作则。每年的跨年演讲，脱不花会把女儿接到工作的地方，两个女儿能在现场看到她的焦虑、紧张，以及顺利完成的喜悦和眼泪。结束后，她们会留下一张全家福。

她觉得，两个女儿也许在生活上没有那么需要她，但在她们漫长的人生里，会很需要一个有趣、聪明、步履不停歇的母亲作为她们的指引。「你唯一的价值就是在于说她不以你为耻，在她长大成人之后，觉得她妈还行，是个挺酷的人。很多年之后我死了，她还跟她娃说，你姥姥还行。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她计划给一所大学捐一笔钱，成立一个女生奖学金，具体形式还没有想好，尽管杯水车薪，但她希望给那些容易自我怀疑的女孩子们一些鼓励。「妖怪的床是假的，别相信它。」她说。

2019年跨年演讲彩排现场，脱不花的大女儿陪着她一起工作。跨年演讲举办了5年，大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