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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陶勇来说，他的日常就是穿梭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学的、逻辑的，用实验、数据和理性构筑的纯净世界，他朝着他的珠穆朗玛峰努力便可。

另一个世界是现实的、非逻辑的，他常常要面对混乱、失序、非理性，和一双双将人生的全部希望赌在他这里的眼睛。

文｜卢美慧

编辑｜糖槭

图 ｜ 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山峰

对陶勇来说，人类的眼睛里面，藏着他想要征服的山峰。

人的眼睛是个近似的球形，成年人的眼睛前后直径通常在24到25mm之间，体积大约是6.5毫升，重量大约7.5克。功能不同的纤维膜和透明内容物分置其中，再与丰富的神经末梢产生复杂的连接，最终形成了我们的视觉。

眼睛体现着造物的神奇。这两颗小小的、不规则的球体，几乎掌管着人类认知世界的通道，人类所能获取的信息里面，眼睛占80%。颜色，形状，纹理，还有祖先留在我们基因里觉察危险的方式，比如恐高和害怕蛇，花花万物，通常是先被看到，然后才能形成判断和认知。

在北大医学部学习期间，陶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眼科。他对眼科的认知有非常诗意和浪漫的一面：可以帮助患者抵御黑暗的吞噬。因为相比单纯身体的疼痛，如果一个见识过世间风景的人突然看不到的话，「相当于整个世界对他关上了，很可怕。」

1月20号之前，作为一名眼科医生，陶勇安静地追着他的山峰，他主攻的葡萄膜炎是眼科疾病中绝对的小众领域，一本六七百页的《眼科学》，提及葡萄膜炎的大概只有20几页。这种病病因复杂，诊断难度大，误诊率高，是很多患者人生的灾难。

在原本的人生轨迹上，陶勇铁了心跟葡萄膜炎死磕，他的世界一度非常简单，诊治疾病，总结经验，发表论文，跟国际国内同行交流眼科学界最前沿的研究和技术，陶勇的经历符合人们对「天之骄子」的一切想象，他1980年生人，28岁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毕业，师从我国「眼科四把刀」之首、中国现代玻璃体手术开拓者之一的黎晓新教授，35岁就成了主任医师，37岁担任博士生导师。他发表的SCI论文有98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有26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

在眼科领域，他是同龄人中绝对的佼佼者，而对很多被失去光明的恐惧折磨着的患者而言，「去朝阳医院找陶勇大夫看看」几乎是命运作出最终宣判前，他们所能做的最后的尝试。

这一切被一场意外突然阻遏。1月20号，陶勇在出门诊期间被患者持菜刀砍伤，造成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在ICU接受了整整两周治疗才脱离生命危险。

事发当天一小段视频曾被广泛传播，诊室内，走廊里，血在地上滴得到处都是。这是很多人的血。混乱中，陶勇被人群中迸发的勇气和善良救了一命，凶手冲他而来，但当天朝阳医院眼科的一位医生、护士、患者家属以及现场一位志愿者均在阻挡行凶的过程中被砍伤，从而为陶勇赢得了宝贵的逃生时间。

另一张被广泛传播的是陶勇受伤前在医院内很随意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穿着白大褂，肩上挂着他自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背的双肩包，目光清澈。他马上要40岁了，但依然满是学生气。

陶勇

很多患者自发为陶勇发声，他们中有白血病骨髓移植后病毒感染的眼病患者，倾家荡产看病，而陶勇从来都是能给患者省一点是一点；他也数不清自己给病人垫过多少次钱了，有病人的朋友怯怯地问，只有两万块钱，「要不让他治一个眼睛？」陶勇没答应，自己贴钱给病人做了双眼手术，理由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瞎」；被很多医院拒收的艾滋病病人、疑难眼病病人，到了陶勇这里至少能得到体面的对待，有时候各种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他也会跟对方说，等未来科技进步了，有办法了，一定第一时间告知。

陶勇是个对世界充满信任的人，他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医学的本质在于通过技术和知识去抵御人世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他还告诉《人物》，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相信人类在未来能够最终消灭贫穷消灭阶级差异，人类最终会从剥削和纷争中解放。同样，他也相信自己把一个医生该做的都做了，病人肯定能感知到。

接诊后来对他行凶的那位患者时，陶勇拿出的也是自己已经成为习惯的信任。令很多人愤然的是，行凶的患者此前做过两次眼部手术，术后伴有严重的并发症，几乎失明。他最终找到了陶勇，经过再次手术和治疗，视力才恢复了一部分。

所以虽然受伤之后对外界更多展现出的是豁达和乐观，但想到对方完全无视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其实为凶手省了好多钱，包括做手术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有腰伤在身、背上钉着六颗钉子，也包括对方完全不相信医生其实跟他一样，用尽所有努力想治好他的眼睛，「委屈和难过，那肯定会有，你想想你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你为这个患者又省钱了，手术还给他做成功了，中间他的复查你还没收人家钱。但是这种的委屈可能也未必是对他觉得委屈，而可能是对老天的委屈，会觉得老天爷怎么对我这样啊。」

兴奋

从ICU转出后，陶勇转入积水潭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因为疫情原因，《人物》与陶勇的交谈只能通过电话进行。他的伤势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恢复，这对于常年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的他来说，人生好像突然被狠狠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没有半点儿焦虑和苦闷，这甚至是他睡眠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之前每天接诊六七十个病人，天天都累到不想说话，有时候病人还追着他吵架。受伤后外界都替他冤枉、可惜、愤愤不平，风暴中心的他反而平静得很，「至少可以睡个好觉，不用做噩梦了。」

在陶勇过往的人生字典中，并不太有「怨天尤人」几个字。这次也一样。

恢复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他地方还好，最严重的是他的左手，因为刀伤，手部一些组织粘连到一块儿，骨头和神经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对一位眼科医生来说，手就是大脑的延伸，眼球24到25mm的大小意味着眼科手术对精确度的苛刻要求，目前陶勇也不知道，他的手究竟能不能完全恢复——至少目前情况不算是太乐观，受伤后最难熬的，是每天要忍着钻心的疼做康复训练。

陶勇恢复中的左手

但是关于受伤事件本身，陶勇聊得不多。

他恢复意识后做的头等重要的事，是单手在病床上敲了《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一书的后记，眼内液检测是指，「通过对眼球内包括房水和玻璃体液在内的眼内液中病原微生物的核酸、抗体和细胞因子进行检测，」可以临床提供眼内局部病原和免疫信息，相比于常规的血清检测，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有助于对疾病作出快速诊断。

多年来，陶勇结合自己对葡萄膜炎的诊治经验，一直致力于眼内液检测的研究和推广，普通人对疾病的认知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造成眼部疾病的病因有很多，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恶性肿瘤。通过抽取眼内约0.1毫升的液体进行检测，可以迅速锁定病因——电话那头的陶勇说起这项很可能在未来丰富和改写人类疾病诊断方式的技术，声音里有难以掩饰的兴奋，「国际上其实对于这个检测都是非常认可的，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体系，往往是国际上这个中心针对这个病的这个检测有经验，而那个中心针对那个病的那个检测有经验。但是我们等于是把这些不同的中心的检测，还有我们自己开发的新的检测手段一起应用进来，形成一个标准，填补这个空白，形成一个体系。」

外人恐怕很难体会其中的兴奋。

2017年下半年，邢丽带妈妈找陶勇看病。邢丽居住在北京，妈妈平常在哈尔滨，当时眼睛感觉不适，在哈尔滨两家医院诊断，一家医院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另一家医院诊断的是葡萄膜炎。

后来邢丽把妈妈接到北京，在北京同仁医院的诊断也是葡萄膜炎。当时家人商量，既然两家医院的诊断都是葡萄膜炎，妈妈还是先回哈尔滨治疗，但两个疗程以后，妈妈的视力突然急速下降，「她老感觉眼前是有东西挡着，特别害怕当时，哈尔滨那边的大夫就觉得治了两个疗程，突然出现这种状况，就推荐说你们去朝阳医院找一找，有一位陶勇大夫。」

陶勇当时先是给老太太比较严重的右眼做了眼内液检测，结果吓了邢丽和家人一大跳：眼内淋巴瘤。因为之前一直只是当眼病对待，听到「淋巴瘤」几个字的邢丽立马懵了，她对自己当时的惊惶记忆犹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感受，那个当下在医院的时候，真的心就跳得不行。」之后陶勇建议左眼也做了检测，结果也是眼内淋巴瘤。

陶勇告诉邢丽，从医学的角度说，淋巴瘤大概率不会原发在眼睛，他建议邢丽尽快带妈妈到专门的肿瘤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测，「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时间限制，说你最快两周，尽快把检测做了。」

那之后邢丽带妈妈到北京肿瘤医院，托了很多人帮忙，挂了一个特别贵、在淋巴瘤方面特别知名的专家号，「挂了，但是去了以后，那个大夫跟我们聊也就五六分钟，他就根据我们的病历及症状说你不是肿瘤。」

结束了这次典型的「中国式看病」，邢丽也迷惑了，家人并没有肿瘤病史，这位专家又表现得很笃定，但是这个时候邢丽突然想起来陶勇之前的叮嘱，「他跟我们说，你们尽量去找中枢神经系统方向的淋巴瘤专科医院的大夫。」邢丽相信，陶勇一定是专门查询了相关的资料才会这么明确地给出一个方向。

最初的慌乱平息后，邢丽和家人选择用理性应对，他们按照陶勇给出的方向，最终找到了天坛医院的刘元波医生，刘元波是我国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方面的专家。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按照流程，邢丽的妈妈当时不能马上入院，后来得知此事的陶勇让邢丽找到刘元波的办公室电话，他直接打去了电话，两个医生此前并不认识，「陶大夫就把他所有的诊疗的依据，包括他的判断的角度，跟刘主任进行了一个交流。因为他们都是医生嘛，可能交流起来也互相都能够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经过一番波折，妈妈在天坛医院做了腋下活体检测，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就像是等待宣判，漫长的煎熬过后，邢丽拿到了妈妈的检测报告，陶勇的判断没错，检测结果是：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四期。

没被污染的眼睛

在天坛医院治疗一个疗程后，因为眼睛的问题还要找陶勇看，母女俩再次前往朝阳医院。轮到他们的时候，因为陶勇刚刚看完上一个病人，「当时一抬头一看，他就懵懵的，后面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妈妈叫王琳瑛——然后说这是王琳瑛，他说哎呀，声调一下子就变了，哎呀，老太太，我看到你可太高兴了。」邢丽永远也忘不了陶勇缓过神后那一瞬间的眼神，「可能之前还有点疲惫，然后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扭头赶紧就跟助手说，他说你们快看，我又救了一命。」

后来邢丽很多次回忆妈妈看病的过程，都会被陶勇这个瞬间的眼神打动，邢丽做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那个眼神在我脑海里面就出现，就是他没有被污染。不管是多大年纪，你能看到的就是非常纯粹的一个人。」

邢丽跟先生讨论过陶勇很多次，「不仅仅是万里挑一的事了，他是千万里挑一。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觉得，『站在人类的角度，推动医学的进步』，这多遥远的事情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差不多是经历了生死，然后真的就遇到了这样的人。」

《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全书超过13万字，都是陶勇日常总结的一手诊治病例。朝阳医院的眼科医生冯婧是这部书稿的首批读者之一，她形容陶勇，是「那种优秀到让你绝望的人」，陶勇受伤之后，她「愤怒、悲哀、特别想大喊」，但这些情绪还没消化完，想起这个事还恨不得马上哭一场的冯婧，第一时间收到了这本书的后记，「首先是心疼，你会觉得都伤成这样了，你还不表现一点点自己的软弱。但他可能真的就是那么强大。」

写后记的时候陶勇头部还有积液，并没有完全消肿，左手被绑成了粽子，伤得怎么样他自己其实也不大清楚。外界不知道的是，他的右手也被砍伤了，但不算严重，他安慰自己这是老天爷手下留情，留着右手让他继续做应该做的事情。

「醒了以后我就想赶快要写这个后记，赶紧把这个书交给人民卫生出版社来进行后续的工作。因为说实话我是很着急的。」这本书是陶勇接近十年经验总结和心血结晶，他当时伤势未明，心里有很多担忧，甚至有了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想法，「因为我总是很担心我伤后万一时间不多了呢，万一后面并发症——因为当时颅内还有水肿，而且颅内还有出血，万一出血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所以我就想不能留有遗憾，赶紧把那个写完。」

在后记中，陶勇提到了他心中的山峰，「如果说我所热爱的眼科，所热爱的葡萄膜炎，已经达到了知识体系的珠穆朗玛峰，再也没有进步空间，那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很坚定地写下，「精准医学的理念必将贯穿眼科，这就是我的信仰。」

有这个信仰支撑，让陶勇在很多关键时刻，在光明与黑暗的临界点，承担了带患者回到光明处的角色。唐山姑娘闫迎从13岁开始患眼病，找到陶勇的时候，她和家人已经为了自己的眼睛奔波了11个年头，「陶医生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说你放心，我治疗你是我最拿手的，你只要在我这儿乖乖听话，好好听我的医嘱，咱们以后一定没有问题。」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让当时几乎已经绝望的闫迎重新有了盼头，她的虹膜炎病因非常复杂，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医生跟她说「放心」两个字，情况最差的时候，眼压突然上来，原本清清楚楚的世界一下子就会模糊、变形，伴随着一种很难用语言形容的眩晕和疼痛，最绝望的时候，这个如今语气里都是乐观的姑娘说自己想到过一了百了，「是陶医生把我从黑暗里拉一把拽出来的，可能不是真真正正经历过那种绝望崩溃，心里面的那种酸楚啊，别人真的是不理解的，可能只有陶医生能够理解说他这个患者心里是多难。」

家在河南农村的孙兴豪也是陶勇的老患者，2013年，他因为眼底黄斑病变经历了在多家医院的流浪，前前后后借钱看病花了快20万，眼睛丝毫不见好转。找到陶勇的时候，正值壮年的孙兴豪也到了绝望的边缘，家里有五六张嘴等着吃饭，身处整个社会彻底的底层，得病后的孙兴豪感受到的寒意远比温暖多，工作丢了，亲戚们怕他借钱，慢慢都不再来往。陶勇知道他的情况以后，每次他都尽量给孙兴豪加号，不收钱，做手术的时候费用也能免就免。患者多的时候，怕有其他患者闹，陶勇会让孙兴豪挂一个别的普通号，让他等到最后，有时候晚上九十点钟最后一个给他看。

最差的时候，孙兴豪双眼视力只有0.02和0.03，几近全盲，他原本是个电工，就是靠着眼睛吃饭。经过治疗，他的双眼视力恢复到0.1和0.6，眼看着要崩塌的生活慢慢又有了生机。为了方便复查，他在北京找了份工作，1月20号，孙兴豪正在吃饭的时候看到抖音上陶勇被砍伤的新闻，他骑上电动车就去了朝阳医院，他知道去了也没用，但还是要去，到了七楼眼科，孙兴豪看到警察正在拉警戒线，看到地上的血，「我真是好难过，那个凶手要是还在，我真的想杀了他。」

患者病情好转之后给陶勇送了一面锦旗

「绚烂的艰难」

北京健宫医院眼科主任陈莉坦言，「说句心里话，我觉得那些病人如果放在一般的大夫，比如说就像我这样的大夫或者一般医院，没有几个大夫会收他那样的病人。」

陈莉解释，常年患眼病的病人大多都是走了全国各地的医院，「都是太复杂，太疑难，而且是做完以后也没什么好的效果，说句直白的话就是（医生）出力不讨好，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病人，最后没办法到他这儿来，但是他等于是来者不拒，只要你来找我，我肯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帮你去治。」

陶勇更让陈莉钦佩的一点，从在北大人民医院，陶勇就开始建立病人的档案，每一个病人都有档案，「到现在为止他可能至少已经建立了好几千个病历档案……他能发那么多的文章，其实就跟他这种积累是有很大很大关系。」平常大家会开玩笑说，陶勇就是个宝库，「宝库」也从不藏私，谁需要什么数据什么资料，他完全不保留。认识那么久，陈莉觉得陶勇心中真的有一座山峰在吸引着他，「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一直能够不断努力，而不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被迫去努力，是被迫要去往上攀登的（笑），陶勇他是自觉的，这两种动力完全不一样。」

北京空港医院院长、华润医疗集团眼科事业部主任袁梦克小陶勇两届，两人也是多年好友。袁梦克告诉《人物》，陶勇在北大医学部的医学生中间一直是个传说式的存在。袁梦克对陶勇最初的印象是青涩和腼腆，跟后面光芒万丈的样子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把自己包围得很好的人，他会把自己的弱点啊，敏感的情绪啊，全部都包含在自己的外表里面。表现出来很坚强。」所以这次受伤，虽然陶勇表现得很乐观，但袁梦克相信，这更多是出自陶勇的习惯，「他只是习惯把不好的那些自己去消化，一直这样。」

事实上最初到天子骄子们汇聚的北大医学部时，陶勇并不是所有人中最拔尖的。袁梦克记得有次导师安排一个主题发言，陶勇上去声音很小，结果导师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发雷霆，「我们老师是一个性格非常严厉的人，就说你说话声音跟蚊子一样，听不见。」

当时陶勇没有说什么，但是从那以后，袁梦克也搞不清楚陶勇自己回家是练过还是怎么样，他很快就把演讲这个问题克服掉，慢慢地，演讲甚至变成他的一个长项，「他会非常敏感地去吸取别人的意见，去改善自己，这背后的努力外人是看不到的。」

研究生期间，两个人为了做实验写论文，搭伴养动物，陶勇养猪、袁梦克养猴儿，那时候白天他们要跟着老师出门诊，然后跟着老师做手术，包括自己查房和写病历。实验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做。常常是夜里十点、十一点，两个人还得从阜成门北大人民医院老院区赶到医院的实验中心，给猪和猴子换屎换尿，伺候它们生活，打麻药做手术，经常弄得手上、身上、头发上、甚至脸上都是泔水和猪屎。那是一段非常狼狈、艰苦但又充实的日子，袁梦克相信陶勇是天生的医生，「你看他多么……沾满了大粪啊，沾满了这种狼狈的臭臭的头发下，那个眼神肯定是坚毅的，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很疲惫了，已经半夜了，他依然会突然灵光一动，我觉得这个实验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改良一下。」

石燕红是陶勇的在读博士生，她印象特别清楚，去年开始跟随陶勇学习时，有次他跟她说起，「他说我当时选择这个葡萄膜炎之前，白内障手术已经做了上千例了，他说我可以选择白内障，白内障现在多好啊，手术风险又小，而且立竿见影，有些病人就说是手术台上立马眼睛视力就好了。所以这个不管从病人满意程度，还是你一个医生的成就感来说，都比那个葡萄膜炎要好。」

但陶勇选择了一条更加困难，也人烟稀少的道路。北大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侯婧也是陶勇的同门，研究方向也是葡萄膜炎，侯婧介绍，在眼科疾病中，「葡萄膜炎」几乎就是所有难以诊断的疾病「最后的箩筐」，「基本上所有的眼科疾病最后诊断不明确的那部分，最后都能归到葡萄膜炎这个专业里......它的诊断、治疗，目前都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病的病因特别复杂，包括他为什么痴迷眼内液的诊断，也是这么多年他太想克服、征服这些困难。」

侯婧觉得，葡萄膜炎之所以吸引陶勇，就是因为那个「绚烂的艰难」，从学生时代至今，陶勇在侯婧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医学本身的虔诚，「本质上他就是一个很干净很干净的人，他就是想做一个称职的眼科医生，然后不止技术要精益求精，他特别希望可以为眼科事业做一点原创性的贡献，他很愿意去找一些突破点，去推动医学的一点点进步，然后为更多的病人带来福利。」

指引陶勇走向「绚烂的艰难」的，是童年时妈妈经历的病痛。陶勇的妈妈患有沙眼，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总会说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磨得慌。从小，他就经常给妈妈上眼药水，利福平眼药水、斑马眼药水。沙眼有一定的传染性，妈妈的沙眼是被她的奶奶传上的，陶勇记得，妈妈的奶奶最后失明了。那个时候妈妈总会很害怕，怕陶勇也被传染上，因为疼痛和恐惧的折磨，妈妈最终还是去南昌的大医院做了手术，那是陶勇第一次看到专业眼科医生的工作，他看着医生一颗一颗地取出母亲眼睛里的结石，「当时拿那个东西吓了我一跳，眼睛里原来可以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白色的那个石头。」

从妈妈眼睛里取出一粒一粒硬邦邦的石头，成了扎根在陶勇心底一粒一粒硬邦邦的种子，「所以这是一个种子，但是后来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持续让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医生的领域里头，一直在眼科的领域里头持续去做，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持续的能感受到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就是说你能够帮助到很多一些可能都快绝望了的患者，你能把他治好，让他重获光明，他又能够重新的生活、工作，养活他的家庭，我觉得这种价值感是持续地支撑我能够坚持医学的一个动力。」

陶勇的偶像是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汤飞凡和他的搭档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汤飞凡是我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中国免疫学的奠基人。192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医学院学成归国之后，汤飞凡着手建立我国第一支防疫队伍，把疫苗防疫的概念第一次向大众层面普及，让我们这个同瘟疫苦苦缠斗上千年、大多数时候只能敬天祈神听天由命的民族，第一次意识到科学防疫的重要。不仅如此，他研制的疫苗最终遏制了1950年华北地区大范围鼠疫的爆发，拯救千万国民于水火。

从青年时代开始，汤飞凡就梦想分离出沙眼病原体，这在当时的微生物学界，被视为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国际上几代科学家苦苦求索，始终无从突破。战争、饥荒、时局的动荡都没有磨灭汤飞凡的赤诚，1950年代，经过种种困苦挫折，汤飞凡成功分离出沙眼病原体，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汤飞凡让助手将沙眼病原体注入了自己的眼睛，在接下来的40天中，汤飞凡眼部肿胀异常，出现了明显的沙眼症状，但他坚持不做任何治疗，冒着失明的危险记录下最宝贵的临床数据。这些数据最终帮助后人找到了治疗沙眼的准确药物——在那之前，沙眼是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眼部疾病，中国的沙眼发病率甚至到了55%，更有农村地区高达80%以上，是那个年代致盲的首要病因。

因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他成为了世界医学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字。1970年，国际眼科学界正式将沙眼病原体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认为是「衣原体之父」。

在他身后，跟他合作发现沙眼病原体的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继续在这一领域的研究，1990年张晓楼去世，他的遗嘱是捐出自己的眼角膜，他也成为我国捐献角膜的第一人。

汤飞凡和张晓楼在最艰苦的年代，都能做出医学领域世界级的原创性贡献，这是陶勇心目中驱动着他的真实力量。妈妈的沙眼落在他心里那一粒一粒硬邦邦的种子，最终在这种力量的包裹下生根发芽，兀自生长，将陶勇引向医学，引向葡萄膜炎，引向他心心念念的那个「绚烂的艰难」。

陶勇的诊室内，经常挤满全国各地前来进修学习的医生

两个世界的战场

一个在幼年目睹过亲人病痛，之后又被自己认定的信念牵引的人，大概无法再忍受任何懈怠和平庸。

陶勇的口头禅是，「我怎么感受不到你对医学的热情呢？！」但凡跟陶勇接触或学习过的青年医生，几乎都被这句口头禅关照过，对他来说，人生最恐怖的浪费就是浪费时间，冯婧有时候觉得陶勇简直像是个传教士，医学的唐僧，「我觉得是天生的，天生而来的一种使命感，会让他觉得，当医生就是他毕生的追求，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见过有人像他那么热爱（医学），而且光自己热爱还不行，别人不爱他会在旁边着急，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但是他就用他的行为去洗脑。就是你看到他，你会觉得我好像不努力，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浑身不舒服。」

在冯婧看来，这种使命感或是英雄主义的东西始终让陶勇保持着某种纯真，也是在看到陶勇发来后记的时候，冯婧知道，「他没事了，又开始唠叨了，又开始争分夺秒了。」

这是她熟悉的陶勇，从学生时代开始，陶勇就保持着高度的自觉，「他每天都背一个小书包嘛，到处跑。然后电脑随身，所以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电脑看东西，搜文献什么的。所以你会觉得他感觉好像跟你没有什么距离感，但你又会觉得这个人，聪明到让你觉得很绝望。一个这么聪明的人，还那么努力，就会让你觉得特别地自惭形秽。」

这种努力持续至今，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电脑几乎成了陶勇身体的外接器官，通常医生做完手术肯定是松一口气，赶紧休息一下，陶勇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掏出电脑总结病例，「他会把闲散时间利用得特别好。吃饭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兴趣，觉得无所谓。」

冯婧一直记得刚刚认识陶勇时他说的一句话，「他就说，你不要想着你做出来什么东西能惊天动地，一下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地球，不会的。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小的东西，哪怕它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东西，你做就是了。」

《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全是陶勇挤闲散时间写的，冯婧记得前两年陶勇好不容易带妻子女儿去美国玩儿一趟，结果有天美国时间凌晨4点陶勇给她发信息交代事情，大概是觉得冯婧又有点松懈，陶勇在大洋彼岸叨叨「青春不是用来浪费的」，然后发来一张文档截图，「他说你看美国时间凌晨4点我在这儿写书。」冯婧当时「真的崩溃了」，有种你再怎么努力他还能比你更努力的绝望。后来陶勇的妻子告诉冯婧，在美国，除了在黄石公园的两天因为没有网络干不了活儿，其他时间他都在酒店抱着电脑干活儿，「然后嫂子她就觉得，朋友一起嘛，就说什么，说你好不容易出来度个假，就一个礼拜，你也不好好玩一玩，他就说你在你们的物质世界遨游，我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遨游跟你们是一样的，会收获同样的快乐。所以你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医生和疾病之间，通常是一组战斗关系。陶勇的旺盛让他痴迷于他的战场，一般来说，病人的视力能够恢复或保持，最差哪怕能保留一点点光感，而不是彻底和永远地坠入黑暗之中，就是胜利。

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用尽所有方法还是没有办法挽回，黑暗的闸门死死坠下、扣紧，「80%的世界」被黑暗彻底吞噬。更严重的情况里，为了防止疾病的恶化，要把眼球摘除，对眼科医生来讲，那是最残忍和郁闷的手术，战斗失败，连战场也要一并消失，一切都失去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同样挫败和郁闷，陶勇说起，几年前他接诊了一位白塞氏病的患者，白塞氏病是一种慢性的免疫系统疾病，治疗难度大，愈后效果也很差，这种疾病往往会引发各个器官的问题，很多患者会因此失明。

陶勇记得来找他的这位患者老家在河南，家里条件不好，「视力非常差，一个眼睛可能就视力表也看不见，模模糊糊能看人影。另外一个眼睛也差不多。」

这个病人之前都是妻子陪他来，但那次是自己一个人，当时这位病人接近全盲，陶勇就问他是怎么过来的，这个病人跟他说，自己一个人从老家坐火车，伸着手比划，「他说就这么摸过来的。」

这位病人后来告诉他，自己的老婆在酒店帮人洗床单和被罩，不小心把手伸到洗衣机里，手被绞了，所以不能陪他一起。

陶勇当时想的是，怎么这么苦，他自己拿了一千块钱给这位病人，让他把号退了，然后开了能够维持他视力一段时间的药。

那个病人后来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陶勇猜测他大概是自己瞎在了家里。这是通常会让陶勇觉得无力的时刻，「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也没有能力说把他养在北京，所以这就是矛盾啊。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影响力啊和能力啊就在那儿局限了，你一个人无法解决他所有的困难。」

现实中陶勇无法解决的事情有很多，他受伤后社交媒体无限放大了他的耐心和温和，「但人不可能没有脾气啊，哪有没有脾气的人？」

如果每应对一项疾病都是一场战斗的话，每个周一的门诊差不多都是一场小型战争。

陶勇知道找到他的人，各有各的苦处，他不限号，别的门诊五六点下班，他到八九点是经常事，冯婧和团队其他伙伴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有好几次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整栋楼的灯都熄了，只有陶勇那里还有一盏小灯，说起来还真像传道的样子，「病人和他还会在那儿，他就掰开了揉碎了用最通俗的语言，会让你知道你为什么得这个病。得了这个病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治疗会是什么样。」

陶勇觉得这些辛苦都没问题，他最吃不消的是出门诊的时候，病人普遍不愿意遵守规则，总会有人插队，各种各样的理由，人群中经常爆发这样那样的争吵。医生看病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这样的混乱常常让他难以招架，「就像你高考，你这边集中精力去做卷子，做题，那边老有人骚扰你，你这题还做得好吗？」

陶勇说，有时候他真的会觉得烦，早前还专门想了办法，找了北京林业大学勤工俭学的学生来门诊帮忙维持秩序，「但最后人家受不了了，不来了。」

描述他人遭遇的不公，陶勇提高了自己的音调，「人家为什么走，就有病人欺负人孩子。真的是张嘴就骂。」电话那头，他的模仿病人和志愿者的语气，声音在刻薄和无奈间切换——

「怎么还没轮着我呢，我都等了半天了。」

「奶奶，别急，您快了，号在后面呢。」

「谁是你奶奶啊！我还没你这孙子呢！」

对陶勇来说，他的日常就是穿梭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学的、逻辑的，用实验、数据和理性构筑的纯净世界，他朝着他的珠穆朗玛峰努力便可。

另一个世界是现实的、非逻辑的，他常常要面对混乱、失序、非理性，和一双双将人生的全部希望赌在他这里的眼睛。

两个世界交叉重叠，时而互相支撑，时而互相撕裂。与《人物》谈到此处，陶勇很认真地说起，从他受伤开始，媒体和网友逐渐把他理想化、菩萨化，但这世界既没有万能的医学，也没有完美的人，外界一股儿脑儿的追捧让他有些担忧，「我真的没有菩萨的法力，我也是一个正常人，医生他就是一个人，他的能力也有限的。」

手术中的陶勇

选择题

1月20号陶勇出事以后，袁梦克第一时间赶到了朝阳医院，当时陶勇还在抢救，生死未卜，市里公安系统、卫生系统的领导都在，袁梦克看到陶勇的父亲跟领导们说，「我没别的要求，我也不能决定你们怎么严惩凶手，但是公安局局长不是在吗？我就要求朝阳医院要设立安检，医院应该设立安检。」老爷子说得激动，袁梦克听得特别难受，「杨文医生遇害的时候，陶勇还发了微博，结果才仨礼拜，你听老爷子在那边问『设立一个安检这么难吗？』真的非常不是滋味。」

分级诊疗制度也是每次伤医事件之后医学界普遍呼吁的，袁梦克认为，在更理想的医疗资源配置体系中，陶勇这个级别的医生，理论上除了特别危重的情况，一般患者应该是看不到的。但现实是，本应该在社区医院、地方医院消化的病人，一股脑儿地都涌到陶勇那里。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潘中婷与陶勇相识多年，她也提到了分级诊疗制度，「不需要什么都到大医院，在小诊所就能解决，或者你需要的话，诊所帮你往上预约的话，你有这个通道也会很快能够转上去。」

包括在北大国际医院，患者相对一般三甲医院会少很多，这样医生也会有比较长的时间跟患者沟通，所以医患之间通常都非常融洽。但是这样的条件，陶勇并不具备，有时候潘中婷会觉得陶勇在有意识地过一种苦行僧的日子，或者说在公立医院，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可能看很容易的病，没有挑战的话，又比较不像他。」

走上管理岗位后，袁梦克亲历了几轮医疗改革，但改来改去，医生和患者非但没成为同一个战壕里对抗疾病的战友，反而成了医疗制度结构性矛盾的最终承受者。拿分级诊疗来说，医生们喊破喉咙，但在现实层面，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们，还是要面对天南地北涌到一起的病人，从病人的角度，恨不能一个白内障手术都要找大医院的主任医师。而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医疗投入方面的不足，社区和乡镇医疗常年缺乏投入，难以吸引高水平的医生，公立医院苦苦支撑，「就我所知，一个公立医院的运行95%-99%全靠医院自负盈亏。在一些县市级医院，四五月份、最多到八九月份全年的医保就用完了，这些病人怎么办？」

但在袁梦克眼里，陶勇又有跟他人不同的一面。

在他看来，陶勇身上真的有一副「我不入地狱谁不入地狱」的架势，「对于大部分医生来讲，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还没到陶勇这个境界，为什么？除了拯救世界以外，我们得让自己的家人能好好活着，我说的活着不是说挣钱，最起码的，我的孩子得有父亲。」在他看来，越是这样，陶勇被伤害越是荒诞，「就那么一个愿意下地狱的，还差点给交代了。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拥有这么好的医生，我们该给他提供怎样的环境？」

关于朋友们的担心，关于制度的漏洞，陶勇自己反应很平静，「我觉得其实选择吧，没有标准答案，选择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考虑，身边很多人选择不学医也好，选择去私立高端医院也好，是有他的道理。但就是选择在公立医院继续从事一些疑难和费劲的病的这种治疗，也有他的考虑，我觉得真的人一辈子其实就看你想要什么，你最终其实还是为你自己想要的做出了选择。」

被问到动力的问题，陶勇说起很多年前他看过的一个病人。那是个大年初一，他在北大人民医院值班，当时有个妈妈带着女儿来看病，小姑娘只有六七岁，刚刚做完白血病骨髓移植手术，但因为免疫力低下，双眼失明了。这位母亲告诉他，她们已经跑遍了全北京各大医院眼科，都拒绝给她治疗，那个小女孩特别瘦，头发也掉得稀稀拉拉的，这个年龄的孩子皮肤应该水水的，陶勇看到的却是一张像老人一样的、干巴巴的脸。

「是病毒引起的视网膜炎，其实也不是说不能治，我相信在她跑过的北京各大医院有些眼科大夫其实也不是说不可以治，但是我相信他们不给她治，是有他们的顾虑的。」那时候陶勇只有三十三四岁，摆在他面前的是两个选择，同行们的担心他也有——白血病患儿的家庭本身就已经被病耗得千疮百孔，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治，一支药好几百块，中间如果出血感染，出些什么事，会不会讹上医生，这些都是未知，「你等于给自己挖了一个雷，就可能会在你身上炸开。」

不治，陶勇也能说服自己，他只是跟大多数人一样，做了一个虽然有些冷血、但是更理性的决定。当时陶勇非常痛苦，他告诉《人物》，什么义无反顾不假思索都是假的，舆论给他贴的很多金他不敢承受，真实的情况是煎熬、犹豫、左右为难。

权衡再三，陶勇最终决定收治这个小女孩，他给自己的理由是，「你如果拒绝了她，你可能内心会内疚一辈子，因为你放弃了一个本来就有可能是有希望救好的眼睛。」

他的冒险最终有个非常温暖的结局，小女孩经过治疗，视力得到恢复，后来参加一个绘画比赛，她画了一幅名叫「我的世界」的画，画的内容是，别人小孩可以在游乐场里玩，她的世界只能在医院里，小女孩把护士给她扎针、输液，大夫给她拿听诊器，包括陶勇往她的眼睛上扎针，都画到了画里。

评委们觉得，苦难和伤痛之后，小女孩能坦然面对一切，最终给了这幅画第一名。第一名有5000块奖金，小女孩拿出1000块钱给了陶勇的另一个病人，是个小男孩，那个孩子因为恶性肿瘤导致双眼球摘除，爸爸带着他在北京边流浪边看病，无依无靠，在北京住在火车站，住在教堂提供的房子，一待就是十年。

讲完这个故事，陶勇再次拜托，「我希望你们《人物》一定不要去迎合大家说，哎呀，菩萨心肠，一定要客观和真实的，我哪有那么伟大，没有。你也犹豫了，你也害怕过，提防过。」这个小女孩最终给陶勇的启发是，人的一生通常会面临很多选择，而一个医生的选择，有时候真的会决定病人的人生，他很高兴因为自己的选择，一个家庭的悲剧得以挽回，而她们又用自己的善良去抚慰了其他身处绝望的人。「如果当初选择不治，内疚什么的放在一边，后面的一切，就不会发生。」

说到这里，陶勇说起，医生本质上是见识世界上最多绝望的职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而比他想的乐观，包括这对流浪的父子，「每次来检查，都很客气，不会说命运都对我这样了，我就要怎么怎么。」

那一天与陶勇的谈话临近结束，话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他的受伤事件，关于凶手，陶勇反复提到外界的误解，「大家说你怎么不恨他啊，说你真是菩萨心肠，这其实是特别大的误解，你在路边被一个大石头绊倒了，说你去对着那块大石头猛踢它几脚，就会更好吗？」

很多人好奇这种不可思议的通达究竟来自何处，陶勇回答，他很喜欢的两本书，一个是余华的《活着》，一个是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这两本书都描述的是苦难，绝望，但是你读完之后，你仍然还能感受到绝望的沙漠里头能开出花来。」他提到了澳大利亚的山火，「烧死了好多动物，好多树也烧焦了，但是摄影家现在进去看，发现慢慢地草又冒芽了，有的树又开始长出新芽来。我特别喜欢读这种就是说在特别大的近乎绝望的这种灾难面前，还是去表现出人性的坚强。保持乐观，然后去面对生活的苦难，去改变。」

没过几天，如陶勇所说，万物复苏，草木萌发，春天来了。伤后第50天，左手依然被钢筋铁骨拉拽支撑的情况下，在一个阳光炽烈的正午，他用右手敲下了一篇文章，文章最后，陶勇向社会各界呼吁，「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医事件，希望到我这里，可以画上句号。」

但是最终，陶勇的乐观和善念还是被辜负，这封信发出后的第11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中心医院血透室医生汤萌被病人持刀捅成重伤，陶勇草草在微博写下：内心无比哀痛，远甚于我自己受伤。

稍稍安慰的是，医生们一次次的流血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声：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进行一审。《草案》提出，医院将建立安检制度，高风险人员就诊可安排治安保卫人员陪诊监督。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可回避诊疗。

陶勇个人的征程还要继续。他不大闲得住，康复中陆续参加了几次眼科学界的线上视频讨论。3月28日一天，他一口气参与了四场直播，最后一场，他把口罩摘了。这是受伤后人们第一次看到他的脸，人好像瘦了一些，因为手术剃掉的头发也重新长了起来。

这场直播的主题很简单，当了两个月的「患者」，他想跟所有人唠叨一下怎么当患者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信任，还有乐观，以及面对疾病和生命时一颗坦然的心。他讲起在北大人民医院时有次下乡参与健康快车活动，就是组织北京的医生给边远地区的人们提供医疗帮助。

其中有个老太太，见到他们时，身上已经有个很大的肿瘤，时日无多。当时老太太已经瞎了很久，眼部的情况也非常复杂。老太太的丈夫早年死于癌症，后来儿子也因为矿难去世，她临终前的愿望是不要瞎着眼睛离开人世，她想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家人。摆在陶勇面前的又是一道选择题，最终手术做了，成功了。

直播中陶勇平静地望着镜头，说这个阿婆给了他和同伴很多力量，这大概是只有医生有机会察觉的幸福。因为肿瘤的原因，七天之后，老太太还是去世了。手术做了，人也没了，但一切不是毫无意义。这个以死亡为终点的故事有一个并不悲哀的结局：后来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陶勇，在这七天里老太太给自己缝了一套寿衣，很高兴，走得很坦然。

直播中的陶勇 图源直播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