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发现，已经很久没有和同事们一起点奶茶了。陈江和同组的伙伴们在复工后拼过一次，去园区门口拿回外卖后，还要再经历一次测温、登记、消毒、洗手，后来，他们没有再点了。

文 |史千蕙

编辑 |楚明

运营 | 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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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杭州的某大厂员工陈江已经复工两周了。两周以来的每一天，陈江和同事们可以免费得到两个产自韩国的KF94口罩。他查了价格，在网上，这样的口罩一个要卖34元。他跟同事开玩笑说，现在即使啥都不做，每天也能赚34元——因为他只用一个口罩，另一个存起来。口罩急缺，他不敢奢侈。

每天要戴着口罩在室内坐8个小时，闷。但也不能轻易解开，每隔一小时，陈江公司的物业会上楼检查一次大家的口罩佩戴情况。他会趁着出去抽烟的功夫，悄悄透会儿气。现在连快乐的摸鱼时光也不得不压缩了，在吸烟区，新挂了一块明显的告示牌，建议大家“放松时刻也要注意安全”，不能聚集，不能交谈，默默抽完了就赶紧戴上口罩走人。

吴佩是安徽一家国企的财务，她每天能领一个口罩。复工第一天下午4点左右，因为戴了一整天口罩，她突然感觉呼吸困难。但即使如此，她也没敢摘下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她的办公室里总会进进出出很多人，放肆地大喘气儿，是一件冒险的事。

在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做运营的郑琦，每天可以领至少一个蓝色医用一次性口罩。其实，口罩就放在进门处的盒子里，如果脸皮厚，拿一沓都行。郑琦现在的口罩库存，有一部分来自于公司的发放，另一部分来自朋友的接济。

袁泉所在的媒体公司发绑带型口罩，每天一个——需要对着教学视频，专门腾出时间来学习如何穿戴的那种。袁泉形容，戴上就跟小龙女一样，“脑袋边上飘着白绳”。她也把公司发的口罩存起来，然后用自己的。

2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一则规定：企业复工要为职工配发口罩等防护用品。但落地到实践的过程中，这项规定并不能百分百被执行。

南京的齐敏在一家留学中介工作。复工前，公司答应每天都会给员工发口罩。允诺只持续了一天，到了2月25日，复工第二天，人事告诉他们，口罩没有了。

公司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更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员工拿不到应该发的口罩，但口罩可以单个卖给有需要的员工，3.5元一个。并且，每个前来咨询的学生，都可以免费得到5个口罩——这甚至被写进了招生的宣传文案里。

齐敏和她的同事们闲聊，如果口罩真的没有了，那怎么办？他们开玩笑说，哺乳期的同事可以把防溢乳垫用起来，还可以多囤一点尿不湿，大不了就把尿不湿围在头上出门，反正，现在买尿不湿比买口罩容易多了。

▲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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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了口罩，仅仅是能够复工的必要条件。要想回去上班，还必须突破重重关卡。

朱迪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心地带。复工第一天，身份证上的武汉户籍差点让她连楼都上不去。然而事实上，她甚至都没有在湖北的家里过年。

陈江所在的杭州推行“健康码”，只要有绿色的二维码，就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他发现，进入健康码得点好几次，且公交车司机们大多凭肉眼识码，只要是绿色的，就可以上车。陈江有熟人会把绿码截图，保存在相册里，然后出示给司机看——他们同样顺利地上车了。

和陈江相比，袁泉的上班路显得更艰难险阻一些。她住得离公司远，在以前，她有时候坐地铁，有时候打车。复工以来，为了防止在地铁上交叉感染，她基本每次都打车去公司。路况好的时候，一趟要70元，如果堵车，单程要100块出头。除了路费高，出租车还不好打。周一上班的时候，袁泉在小区门口等了一个小时才叫到一辆车。

吴佩对于复工本身没意见，许多财务软件只有公司的电脑上才有，并且由于相关单位大多没有开工，实际工作量和以前相比减少了一半。让她头大的是，现在上班实在是太麻烦了，而她又是个怕麻烦的人。

她所在的小区实行封闭制管理，每家每周可以有三次机会，出去一个人，负责采买生活用品。如果是必须回去复工，则得用红头文件换一张贴在车上的通行证，才能畅通无阻。偶尔，吴佩的妈妈也坐车出门买菜，人数超标，就要被拦下问话。

对于大多数复工的人来说，脑门儿上先来一枪额温枪，意味着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

▲ 上班族们一天的工作，从量体温开始。图 / 视觉中国

电梯被黑黄相间的宽胶带划分了区域，大一些的电梯分成九宫格，小一点的分成四宫格。袁泉所在的公司电梯按钮，用保鲜膜包裹了起来，就像以前人家里喜欢用保鲜膜包住遥控器一样。这还不够，电梯壁上还挂了纸巾，要用纸包住手，再按按钮。

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即使戴着口罩也可以清晰地闻到。尽管一层层的防疫设施已经严格到不方便的程度，一些人还是会担心。

吴佩每天在门口量完体温后，需要自己在表格上登记。桌子上摆了两个盒子，左边的盒子是消毒完毕的笔，签完字后，就把笔放进右边的盒子里，等待着统一消毒。但她仍觉得不放心，从复工的那一天开始，她多了个随身带笔的习惯。

▲在电梯里放置一包纸巾，是疫情期间避免直接接触电梯按钮的常见做法。图 / 网络

袁泉为复工做好了万全准备。她给自己划定了小小区域，胳膊和脚都不能伸出安全范围。她还带了一盒一次性乳胶手套和酒精喷雾，放在公司。喝水必须摘下口罩，她就到窗户边再喝。敞开的杯子也不安全了，她就从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带盖的保温杯，而在此之前，她从来不用保温杯喝水。

只要离开工位，她就会往自己的脚底喷酒精消毒，手套则在上厕所的时候戴上。有一次，她去上厕所时发现上一个用厕所的人忘了冲，一瞬间，“气溶胶”“粪口传播”一类的词语就在脑海中出现，像拉响了警报一样。她憋着气不敢喘，匆忙逃窜出去。

等到复工的第二周，这些麻烦事儿就消失了，因为她对此感到疲劳了，“爱谁谁吧”。她所在的部门从第二周开始实行轮班制，大多数时候，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属于她的“安全范围”越来越大，酒精喷雾越来越少用，再碰到忘记冲马桶的同事，她竟然多了一丝理解：想必也是忙着擦手消毒，忘记冲了。淡定地冲完马桶，回到工位上，晚点再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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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隐形的变化正在熟悉的环境里发生。

袁泉发现，她花在吃上的开销比以前更多了。由于在家隔离期间吃了太多顿半成品的家常菜，在回到位于CBD地区的办公室后，她开始对“复杂的外卖”展开了报复性消费，比如浇汁意面，手打牛肉做的汉堡，班尼迪克蛋。她算了算，复工以来，恩格尔系数大幅提高，“这一天天的，感觉上班好赔钱。”

陈江所在的大厂，原本以食堂的种类丰富而引人羡慕，而现在，连黄焖鸡都限量150份供应。每天中午，他都能收到公司内部系统的用餐提醒，上面告诉他今天的用餐时间是几点几分，并且可以选哪一种搭配的盒饭。

为了防止在就餐期间出现感染，食堂重新安排了座位。桌子和桌子间相隔两米，每张桌子上只能有一个人吃饭，就像考试一样。公司鼓励大家把饭带回工位上吃，因为那样更安全，或者从家里带便当，然后用公司的微波炉加热。陈江注意到，复工以来，他所在的那层楼新增了7台微波炉。

▲陈江公司的食堂，明确提示员工用餐时“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图 / 受访者供图

和陈江一样，郑琦公司的食堂原本是自助餐，现在也改成了配送盒饭。可选择的范围从满满一桌，缩小到一次性塑料盒里分出的餐格。

原先，郑琦会在下班后参加公司的瑜伽课，然后再回家。现在，这项活动也被取消了。同样取消的还有严格的打卡制度。在以前，必须上午9点到公司打卡，超过每个月能够宽限的迟到次数，就要扣钱。现在，哪怕超过10点才去公司，也没关系了。

和袁泉一样，郑琦所在的公司也施行轮班制。她一周去公司一两次，具体周几去上班，则是由同事安排好，提前一周告知她。

即使去了公司，她也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工作，也见不到同事们。如果要开会，也依然是开线上电话会。郑琦揣测，要求员工回公司上班，可能是出于工作效率的考虑，然而，她觉得自己在家和在公司的效率差不多高，如果要算上被重重防疫关卡磨损的耐心，可能在家效率还更高一些。

即使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大家也尽量不说话。陈江和他的直属领导只隔着三个工位，在往常，由于领导看消息不那么及时，有急事的时候他会直接到领导旁边当面说。现在，领导回复消息依然不那么及时，在这种时候，他选择给领导打个电话。

他所在的组一共20个人，有几个同事虽然回到了杭州，但还处在14天隔离观察期，于是，需要开会的时候，大家坐在工位上，打开自己的办公软件，然后戴着口罩打语音电话。

他们都发现，已经很久没有和同事们一起点奶茶了。陈江和同组的伙伴们在复工后拼过一次，去园区门口拿回外卖后，还要再经历一次测温、登记、消毒、洗手，后来，他们没有再点了。

陈江还发现自己多了个脸盲的毛病，以前他不是这样的。有时在电梯里碰到一起合作过的同事，俩人一人站在九宫格的一个角里，同事和他打招呼，陈江单凭上半张脸认不出来那是谁，只能跟着回一句“好久不见”。

一切都被包裹起来了，人们的下半张脸，电梯里的按钮，专车司机的座位。熟悉的世界被包上了一层隔膜，变得陌生而异样。一天下班后，袁泉坐在出租车里，外面下起了雨，窗户上的水滴反射着北京傍晚的夜空，即使是晚高峰时期，也没有往日的车水马龙。在以前，袁泉最喜欢这种“雨在窗外，我在车里”的感觉了，但现在，她开始想，雨滴里和泥巴里，会不会有病毒呢？

▲图 /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应访谈对象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