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海，这是一件性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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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升起后，周围渐渐发亮，有人举起手机录制视频，将镜头转向自己，咸湿的海风将他们的头发吹乱，「同学们快看，这就是大海。」

文｜林念

编辑｜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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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青海。

车子即将要驶上一段跨山路，张文斐注意到车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夹着白色的雪粒。车速降了下来，司机告诉他，前面是当地的死亡公路，老发生车祸。他让司机在路边停车，给要拜访的人发了消息。对方是一名乡村小学的老师，在此前的电话里，那位老师兴奋地和他聊起学校的情况，「您一定过来看看。」张文斐想，还是得去一趟。等了两个小时，雨势见小。他又回到车里，车辆缓慢地走上湿漉漉的山路。

那是张文斐入职马云公益基金会的第一年，他负责对报名的乡村教师进行走访和调查。望着窗外恶劣的天气和路况，他琢磨着那位老师这么急切地想要他去的原因。

见上面了，老师是位女性，五十岁左右，脸上带着母亲般的慈蔼。看到他来，她将他带到了一间简陋的教师办公室。在张文斐眼里，这行为有些不寻常。之前走访过的老师，看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他去看教学楼或者看奖牌，办公室有什么看的？

老师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册子。说是册子，其实是钉在一起的A4打印纸。每一页都贴着张一寸照片，是学生，照片下方写着班级和他们的基本信息，一些字眼跳了出来，留守，单亲，孤儿，贫困。

「有些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还有一些孤儿，」她开始介绍每一个孩子的情况，末了才磕磕绊绊加上一句，「您看看……你们能不能帮帮他们？」一句都没有提及自己。

张文斐突然明白了她报名的原因。她想吸引基金会来走访，从而注意到那群孩子。

提起这段经历，张文斐眼眶红了。地点转换到了杭州，这是2019年的末尾，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筹备基金会第5个年头的颁奖典礼。还有一个月，张文斐在基金会就要呆满3年。他总想起那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和那本册子。

进入基金会以前，张文斐已经和公益打了近3年的交道。

他曾参加过「免费午餐」的公益计划。每天，学生们会收到一颗熟鸡蛋，用来改善伙食。鸡蛋吃烦了，他们就把鸡蛋当玩具，互相打着玩。张文斐只好在班上开饮食教育课，先教鸡蛋从哪里来，再教鸡蛋含有的营养，孩子才逐渐懂得鸡蛋的重要性。

大二支教那年，他和同行的同学整理乡村学校的公益图书馆。馆里所有捐赠的书籍都落了一层厚灰，透着霉味。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整理图书，连夜贴上标签，还要教当地的老师管理书籍，但老师没有投入太多心思。校长乐呵呵地冲他说，「你们喜欢弄就弄吧，图书馆钥匙给你们。」张文斐很无奈，支教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猜我们一个月之后走了，那些书籍大概率还是吃灰。」

他因此对「一次性」的公益行为产生怀疑，试图去寻找链条最初的一环，发现往前走，教育在很早的地方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现在的乡村教育已经不是希望工程『大眼睛』那个年代了，缺的不是硬件，是更软性的东西。」软性的东西是什么？在读书上，是阅读兴趣；在吃鸡蛋上，是食物的理解；这些都需要老师来启动孩子的大脑。

和朋友的闲谈中，张文斐了解到马云公益基金会。「它找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乡村教育里，老师是根本，校长是关键，它把两个把手抓住了，用商业的手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很吸引我。」同时，基金会「唤醒意识，人人参与」的理念和他寻求公益中「更软性的东西」的想法契合，「通过改变校长影响老师，通过老师影响学生，这个链条是有效的。」他加入了基金会。

2014年开始，马云公益基金每年评选100位优秀的乡村教师，给予奖励和支持。迄今为止，这家基金会共支持了获奖校长60人、获奖老师500人、入选师范生200人，开展了9所乡村寄宿制学校试点和39间乡村少年宫，影响乡村学生超过10万人。

2015年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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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成立之初只有两名员工，于秀红是其中之一。2014年12月，她手上还运转着3家公益机构。和马云在杭州进行的一场50分钟的对话，驱使她接受了马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的职务。

「很多企业家都在做公益，但对机构未来的定位这么清晰的很少。」马云告诉于秀红，自己是做教师出身，马云公益基金会将来会涉足不同领域，但一定以教育为主，还要聚焦到乡村教育。根据教育部《2018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专任教师973万人，其中有634万人在乡镇及以下学校任教，乡村教师在全体教师中的占比达到近三分之二，这是个庞大却极易被忽视的群体。

入职后，于秀红发现，国内在这一领域没有可资借鉴的公益模式，她只能自己摸索。她对国内外相关的公益范例做了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教师有两块「心病」：一方面，职业发展机会很少。乡村教师和城镇教师，两者的专业提升机会相差悬殊，师范生担心「去了乡村以后，步步不如人」。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大多孤单，在广袤的牧区或偏僻的山村，找不到共鸣也得不到疏解。

问题得一步步解决，首先，要让老师们有所憧憬。基金会决定，3年奖励获奖老师10万元。10万不是随意定下的数字，当时乡村教师的平均工资在3000上下。于秀红问过他们的理想工资，答案是5000到6000左右。算下来一个月需要贴补2500，3年，加上用以专业提升的费用，便是10万。奖金作为激励，能够调和乡村教师们的心理落差。

同时，项目以3年为周期，给这些老师们做培训。每周三晚上7点，由有经验的老师或专家在钉钉群里给老师们上课。寒暑假，孩子们回家去了，老师们跟着基金会去游学和研修，填补乡村教师在职业培训方面的缺失。

两者结合，这个模式后来被证明是有效的。运转第五年，基金会在陕西回访了首届获奖的17位老师，没有一位离开一线教育岗位。

第一年评出的100位乡村教师，于秀红打算将他们都请到杭州来颁奖。对这个在她看来已经相当大胆的决定，马云犹豫了。

他琢磨了半天，「颁奖是需要的，让老师们收到激励也是重要的。但不要让他们来杭州，我们去三亚。」

「去三亚干吗？」于秀红问。

「这些老师大多都是边远山区的，没有看过大海。他们都没见过大海，又怎么和学生讲大海？」马云说，「大海是最能激发想象力的，要去就去三亚。」他决定，不仅要在海南三亚举行颁奖典礼，还要让老师们住上五星级酒店。

这个决定像巨石投入湖中。「马云」加「公益」，成了外界质疑的焦点：给老师这么多钱合适吗？颁奖典礼在三亚是不是太高调了？对这些老师来说，住五星级酒店的冲击力会不会太大？

「别人会觉得，你们弄一弄，实际上你们是闹着玩呢。要让别人尊敬我们，就要告诉对方，在有钱、有资源的基础上，我们的策略、方法和项目模式，是怎么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张文斐说。

在「马云」这个符号带来的光环与审视下，基金会走到了第五年。

2019年7月15日，启航典礼上，马老师为2017届获奖老师颁发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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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下旬，马云公益基金会的办公室内，人员来来往往，空气燥热紧张。2020年1月初，他们就要飞往海南，举行基金会第五次颁奖典礼。每年的教师评选活动历时9个月，他们要全程参与，层层筛选出来优秀的乡村老师，并把他们送上颁奖台。

这个团队仅有18个人，除了秘书长于秀红，团队成员年龄不超过35岁。大多数员工有公益经历，或支过教，或在公益组织工作多年，按他们的话说，是「背负着公益情怀在工作的一群人」。

1994年生的李雨喆是其中一个。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李雨喆放弃了保研和出国的机会，去云南保山支教一年。那所学校在怒江边的河谷里，夏日酷热，他每次上完课都会汗湿整件衣服。

一年支教结束，李雨喆却开始反思自己来支教的意义。离开之后，给孩子带来的影响还会延续下去吗？他们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有一种无力感」，李雨喆说，「支教机构当时给每个支教老师一个月2800元的津贴，如果2800块钱能支持给本地的一线老师，比给我更有价值。」

李雨喆希望找到「可复制」的教育模式，他因之在2017年加入马云公益基金会，负责「乡村校长计划」。基金会也在寻找并找到了「可复制」路径，每一年，都有新的教育项目推出。2015年发起了乡村教师计划，2016年发布乡村校长计划，2017年启动了乡村师范生计划和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教师，校长，学校，以及候补力量，四线并行，基金会正在将触角延伸到田野的更深处。

但难题不减。基金会工作人员发现，这几年评选的难度逐渐增大，「有些老师摸索出了所谓的『套路』，知道你想听什么样的话，就照着这个喜好去讲。」令团队头疼的是，2019年甚至出现了老师「抄袭」，直接复制粘贴了网上的资料，连推荐材料里「XX文库」的字眼都没有抹去。他们将抄袭者拉入了黑名单，请来往届的获奖老师和校长加入评委会，对细节反复询问。

另一方面，不会写材料、不会表达，也成了一些老师和校长在评选环节的短板。基金会因此加入很多实地走访，捕捉他们在文字之外更准确也更真实的信息。

有些人是这么「捡」回来的。李雨喆在2019年见到了四川藏区的一位校长。面试时，校长说几句便沉默了，他的汉语不好，提交的材料文字也少。但是，在走访中，他听到学校的老师们说，半夜望见校长在学生宿舍里为孩子逐个盖上被子；牧区冬天冷，怕学校的水冻上，他用泡沫将水管用力包紧；所有年级的数学课都由他来上，作为给老师们的示范。明明是四十岁的年纪，发梢却冒了白尖，老得像五十多岁。

「为什么这么执着？」李雨喆问他。

校长提起了往事。他家曾是县里最穷的人家，来支边的老师告诉他，一定要读书。他偷偷从家里跑出来，报考了师范。考上了，他举着录取通知书给老师看，老师眼泪流得不停，「你看，你能考上吧，你能考上的。」后来，他成了老师，又成为校长，「我自己被教育改变了。」他说。现在学校里的孩子是他一个个从家里劝来的，他挨家挨户地告诉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送出来。

基金会每个人都会参与走访，仅2019年，李雨喆就走访了30多所学校。基金会还在不断吸纳志愿者，形成了毛细血管般的网络，由他们去往实地，将老师和校长带出大山。

也是在反复的走访调研中，基金会评审团队做出了专业化的乡村教育家画像，它从「教育幸福感」、「教育信念」、「教育智慧」、「领域影响力」4个大维度和16个小维度来量化老师和校长的不同特征，从而降低评审中主观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往的公益模式由经验驱动，「好」与「不好」的判断标准模糊。有了画像以后，标准可以用精确的数字加以书写和表达。

那位「小册子」老师最后没有入选获奖的100位教师。比起老师，她扮演的更似妈妈的角色，「教育智慧」这一项，她的分数较低。「我们必须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平衡，不能听完这个老师的故事觉得感动就选她。把感性的部分控制好，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

2018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获奖老师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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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秀红常在马云口中听到「sexy」这个词。

每次准备启动一项新的计划，于秀红要和马云讨论好多次。「你觉得项目方案拿出来是不是很sexy？如果自己都觉得不是，就不要跟我讲」，马云说，「一定要有很有意思的点，有创新，而不是随便拿出来一个项目。」

于秀红无法精确定义「sexy」，但一个sexy的项目「会让我们兴奋，它是只有我们才能做得出来的东西。」在这个定义里，带老师去三亚看海就是一个sexy的想法。因为这个高调的设计，越来越多的老师被「唤醒」，获奖老师回到家乡，会得到当地进一步关注，也让更多人知道了基金会的存在和评选法则。

什么是「唤醒」？2019年，基金会带校长们去以色列游学，一位校长在死海里呛了一口水。水的盐分太高，灌了5瓶矿泉水才缓过来。回去之后，这位校长就在科学课上用自己呛水灌水的体验，讲起死海的含盐量，解释水的浮力。「他们成了孩子们的眼睛。」

2019年5月，2018获奖校长在耶路撒冷橄榄山合影

包括到三亚住五星级酒店。「原来卫生间可以是这样的啊」，从香格里拉酒店回来后，一位校长在自己的中学里搞了一出「厕所革命」，他模仿着酒店的做法，在学校的卫生间贴上小画，洗手台上摆了绿植。老师们劝他别浪费时间，「初中的男孩那么闹腾，过几天就给你破坏咯。」他不听，「相信他们，我们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他们是可以维护好的。」李雨喆去走访时，看到那个厕所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没有任何脏乱差的痕迹。

「他只是看到了外面世界一个很小的点，就产生了改变和触动，我想我们达到了『唤醒意识』的目的。」李雨喆说。

「唤醒」是互相的，乡村教师和校长那来自生活与土地的经验，也令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常有被「唤醒」的惊喜感。2019年10月，负责「乡村学校计划」项目的薛诚去千岛湖一所学校走访。晚上，他被校长拉进一个教室。一个孩子坐在教室后排，校长让薛诚和孩子聊聊天。薛诚注意到他正在做题，卷子却是空白的。

「你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样？」校长把薛诚叫出来，问。「还行吧。」薛诚只能这么回答。

「这个孩子考试只拿16分，四年级呐，」校长说，「但是前两天我们搞了个美食嘉年华的活动，我让他跟着老师学油泼面，惊为天人，特别好吃。孩子当时自信心就上来了，说要开个小吃店。」

校长笑了起来，和提起某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一样骄傲。「16分的孩子，我教成这样，也算值得了。」

还有一位校长喜欢在学校里搞文体活动，不许主科抢占音美课的时间。「放牧没有问题，」他在视频里对屏幕另一端的基金会成员说，「孩子未来在牧区放牧没有问题，只要他们抱着吉他放牧，每天是开心的，我的教育就足够了。」

教育的筛选机制中，注定会有淘汰者剩下。一些孩子考出去了，老师和校长们要做的是兜住那些缺乏天资的孩子，让他们在别处依然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与老师与校长们的不断互动，让基金会对老师和校长的评选标准逐渐从「教」转向「育」。「学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动物园，而不是养鸡场，每一个都一样。要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培养成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学习的机器。」2019年7月，马云在国际校长联盟大会上说，「最终我们应该要做到的是人更像人，机器更像机器。」

2017马云乡村校长计划获奖校长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堡分校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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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飞机，是坐在飞机的两只翅膀上吗？」

曾经有老师这么问。来三亚之前，大多数人没有坐过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更是头一遭。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大使环礁湖有1350升海水，相当于52个标准规格的游泳池。老师们在水族馆见到了银鲛鱼、高脚蟹、冷水大章鱼，触摸到海星的湿润表皮。

为了消除他们的紧张和局促，酒店安排客房服务员，用各地的方言做了一对一的讲解，包括空调的开关，抽水马桶的使用，还要说清楚，用酒店里的洗浴用品是不花钱的。房间里放置了欢迎的书信，酒店外铺了红毯，每一个参加的老师和校长都有一套订制的西服。2018年起，典礼上「VIP晚宴」字样改成了「VIP晚餐」，「就是正常地请大家吃饭，真正的明星是我们的老师和校长」。

还有些变化在更深层。婷婷是基金会的5号员工，负责筹备颁奖典礼，她记得，前三年，颁奖典礼的台下都哭成一片。大家记忆深刻的都是「苦哈哈」的故事，某位老师为上课磨破了几双鞋，某位校长牺牲了家庭投身教育。可是典礼结束，她问了一些请来观摩典礼的年轻老师，却得到了另一个答案，「我们觉得那些老师特别厉害，特别辛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去到乡村。」

这和「唤醒意识」的初衷出现了偏离。那些故事固然重要，但不是乡村教育的全部。「乡村教师如果一直传递一种奉献的形象，根本没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婷婷说，「坚守要有，但还要有希望。」2019年1月，举办第4届颁奖典礼时，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让更多有新鲜教育智慧、年轻的乡村教师亮相在公众面前，「传递正向的价值。」

颁奖典礼结束，会场的桌子上落了许多荧光棒。老师们等嘉宾离开后，将荧光棒一根一根收了起来，「拿回去给我们班孩子玩。」典礼第二天，婷婷带老师们去酒店旁的餐馆吃海鲜，点了一桌虾、蟹、贝。吃完后，她看到一位女老师撑开塑料袋，将桌子上完整的蟹壳和贝壳一块块捡进袋里。「我想把这些壳带回去给孩子做礼物，」那位老师说，「他们没见过这些。」

「这样太麻烦，要不我们给你们买一些回去？」婷婷提议。

老师摆摆手，「不用不用，这个也不脏，我待会儿回酒店用牙刷刷一下就可以了。」

早晨5点，三亚的太阳还未升起时，老师们已经聚集在海边。他们俯着身子，一手拎着袋子，一手在地上掏挖，捡了满袋子掺杂泥沙的贝壳。太阳升起后，周围渐渐发亮，有人举起手机录制视频，将镜头转向自己，咸湿的海风将他们的头发吹乱，「同学们快看，这就是大海。」他们朝镜头说。

婷婷喜欢回忆这些，「每次想到这样一批可爱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2019年7月，她负责的第一届乡村校长计划的入选校长结业，结业典礼有1500人参加，她顾不上思考离别。典礼结束后，她和校长们又聚了一场。校长们聊起各自学校这几年的变化，回忆第一次去美国游学的经历。他们问婷婷，什么时候带着对象再到学校去，给她杀头羊，再做个小鸡炖蘑菇。他们都哭了。

望着办公室门前那片烂漫的芦花，婷婷觉得，基金会的年轻人正在做着一份浪漫的事业。「找到价值观相同的人，推着他们一起做一些对的事情。而那些感性的时刻，在不停地推着你去坚持，还要把这件事做好，」婷婷说，「你不可以辜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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