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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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时代像今天这样，科幻照耀现实，科幻也实实在在入侵现实。曾经以为很远之后才能发生的，突然发现昨天已经发生。曾经以为未来是明晰的，却发现人类要面对更多的复杂与未知。

正如学者戴锦华所说，科幻的一端允许我们结构故事，展示想象力，而另一端，「科幻是哲学，关于未来的哲学，让我们释放出肉体和物质世界所形成的种种束缚，让我们真正地去触摸和思考未来的真实的状态」。站在2020的开端，《人物》采访了五位科幻作家，试图找到一种答案。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年代，都曾在科幻中感受到对未来的强烈乐观，但这一次，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表达了忧虑，又都与我们谈及了「人」。尽管关切的具体领域不同，他们都跳脱出广袤的宇宙、深刻的技术变革，回归到人类本身。

技术很强大，它作用人，改变人，塑造人，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之外。但当我们被技术和资本不断推动、催促着往前时，有些人类最深层的痛苦、最基本的渴望还来不及探讨。这些科幻作家们的回答，也许能够让我们在2020年，新的年份，开始思考那些在技术浪潮中被忽视的、有关人类自身的命题。

文｜赖祐萱

编辑｜槐杨

王晋康

王晋康，1948年出生于河南南阳，原石油系统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新人类四

人物：你曾经想象的2020是什么样的？

王晋康：我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国内科幻界对科技发展的前景整体是乐观的，整个民族都沉浸在昂扬向上的情绪中。我少年时相信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对未来的憧憬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终将全歼病原体，彻底告别疾病。如今年过古稀，我发现上述自由度是有限的，比如，全歼病原体只能是美好的梦想，人和病原体之间的战争肯定要延续到人类末日。

人物：当2020到来，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王晋康：不必等2020年到来就已经遇上了。我写过一个系列作品《新人类四部曲》，里面预言了对人类进行基因改写的前景。虽然提前做出了预言，但我内心中觉得它的真正实现还非常遥远，只存在于科幻里。但在去年，2018年，我在深圳参加中国科幻大会，南方科技大学是其中一个会场。开完会，我正在该校附近吃饭，手机突然推出一个新闻：两个经过编辑的婴儿诞生了。我很震惊，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会亲眼看见我小说中的情节变成现实，而且就发生在我身边！

人物：眼见科幻变成现实，是一种什么感受？

王晋康：震惊，还有苍凉。1997年我在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上发言，提出过一个观点：人类对自身的异化早已有之，不过原本只限于「补足」，比如心脏不好了，装个支架和起搏器。所谓「补足」就意味着它有上限，不会超过「上帝的造人标准」。人类一旦迈过补足阶段、试图改进自身的话，这种异化就越过了红线。这一步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没了上限。但人类早晚会走出这一步。科学技术已经斩断了人类的自然进化之路，现在遗传病人都能繁殖后代，有害基因也随之传下去并迅速积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依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尚无办法。我们当然不能强制遗传病人不许生育，这是不人道的，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那么，将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用基因方法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校正。但这也非常危险，这个口子一旦被打开，没人知道上限在哪里。比如，假如克隆人技术合法化，那么克隆一个无脑人，把它冰冻，将来原件需要器官更换时随时摘取，这种情况会被允许吗？如果某一天技术合法化，那么拥有较多资源的人会不会把自己的大脑编辑得比普通人聪明一万倍？也许从社会整体来说，有这个一万倍聪明的大脑是好事。但站在生命个体角度，人类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就会更深刻。

人物：站在2020年，你觉得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一项技术是什么？

王晋康：我觉得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是对人类社会冲击最大的两项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1997年我曾在小说里描写了人工智能战胜人类围棋棋王的情节。那时候社会普遍认为在围棋领域人工智能绝对战胜不了人类，因为围棋的算法太复杂，远远超出了电脑的运算能力。但我根本不相信这个观点，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20年后，柯洁对战人工智能Master，0：3完败并泪洒当场，我对此感慨万千。感慨的不是他输了，而是他在下棋过程中的那种对「更高智能」的无奈。柯洁的眼泪不是个人之泪是人类之泪，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柯洁是一代天才啊，绝对的天才，经常在网上傲娇「对不起，我又赢了，我还是天下第一」。但人工智能，这个人类造出来的东西让他失去了这种自信。人类开始对自身智慧失去自信，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

人物：站在2020年的开头，你会想象什么样的未来？

王晋康：后人类时代开始。其实我早在19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上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克隆羊已经出现，人类破译了上帝最核心的机密即生物繁衍的方法，等于抢了上帝的饭碗。还有「深蓝」战胜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也对人类最自傲的智慧提出了切切实实的挑战，虽然不如Master战胜柯洁那么令人震惊，但也相当厉害了。好莱坞大片中老有机器人拿着激光枪消灭人类，那是低档次的忧虑。更大的问题是人类会失去自信，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万一果真如此，人类该怎么办？人类要从属于哪儿？很多技术的发展不是我们所能预想到的，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它不仅改变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甚至在改变人类的本源。打一个比喻，科幻作家就像站在科学殿堂围墙之上去看殿堂内的精美。围墙内的科学家埋头研究，也许久居兰室而不闻其香；围墙外的人因为隔膜而不太了解科学的震撼力。相比之下，站在围墙上的科幻作家更容易感受到科学发现对普通人的震撼力，能踮起脚尖看未来。科幻是关注未来的，但也许，未来离现在只有5分钟，甚至「未来」在昨天晚上已经悄悄来到，只是我们都没有觉察。

韩松

韩松，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重庆。代表作有《地铁》、《高铁》、《轨道》、《宇宙墓

人物：你想象中的2020年是什么样的？

韩松：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对我影响最核心、最深的作品之一。书里有专门造食物的工厂，有机器人在家里工作，还有会飞的汽车，当时觉得非常冲击、非常科幻，觉得不可能实现。

1992年，我有了自己的笔记电脑，有种科幻变成现实的感觉。

不过回头看，那时候的科幻还是太乐观。当时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对技术将带来的很多问题没有时间去思考。《小灵通漫游未来》也很乐观，描绘了一个蓬勃的、美好的未来，一个乌托邦社会。它写到了所有的美好，却对未来可能存在的空气污染、贫富差距、房价问题、技术的争议，较少写到。

人物：你写过很多和轨道交通有关的作品，能看出你对轨道交通是有迷恋和偏好的。轨道交通也是城市高速发展中非常具象的呈现，你如何看待未来与轨道交通的关系？

韩松：这40多年，中国变化最大的就是交通，从国内巨大的人口迁徙，到现在每年有1亿2000万左右的人去国外旅行。国家发生巨变，交通是一个符号。交通也是国家管理的基础问题。它会改变人，塑造人。比如无人驾驶，当人被解放出来，人可以在汽车上做很多事情，汽车会跟你的家庭、你的爱人联系起来，变成人际关系中的媒介。有一天，人也可以去太空旅行，从太空中再看地球，人对世界的认知就会不一样。

人物：你坐高铁或地铁，会想象你小说里写的那些地铁被挟持、无穷无尽地开下去的场景吗？

韩松：会。轨道这个东西，速度太快了，会让你感到失控。变化越来越快，不确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原来有目的地，但越开目的地越看不见，有天你会发现它停不下来，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停不下来，中间还会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的局面。这也是国家现在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发展太快了，但质量跟不上，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有各种意外的和不确定的要去应对。这些不确定和失控是未知的，很多作者会在科幻作品里反映出来，只不过我选择了以交通工具作为载体。

人物：未来世界，人类将如何面对生死病痛的问题？

韩松：未来，生命的问题将成为核心问题。一切都是为了处理生死。挣钱也好，住房也好，其他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类避免疾病的痛苦，延长生命。那时候，医疗不光是治病，而是维持一个人存在下去的关键。人口那么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老病死，最终只能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最终，科学技术会支配人类的一生。还没出生，在妈妈肚子里就要保证胎儿的健康，面对死亡，安乐死也好，或者用某种方式延续生命也好，人类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技术改变医疗又会带来很多问题，治疗疾病，让人长久地活下去，是否就意味着人类获得了幸福？这个问题，是技术本身解决不了的。

人物：你更看重技术发展对待生命个体的自身感受，而非它本身？

韩松：是的。如果科学技术不能根本上解决生老病死，只是让你多活一天是一天，你可能会更痛苦。十几年前，上海有个科幻作家叫丁丁虫，他对医疗世界写得更极端。他说未来技术的发展让人可以恒久地活下去，活在医院里。医院变成了一个平台，采取各种方式来维持你的存在。作为人不能去想一些问题，不能去创造东西，如果只有技术，缺少很多可以想象的东西，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那个小说也是在表达对未来的一种担忧。

人物：很多事情的荒诞感已经超越了科幻，变成了「科幻」的现实。

韩松：现实中很多事情，科幻作家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科幻已经入侵现实世界，以前觉得很远之后才能发生的东西，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发生了。这就是当下人类要面对的一种现实：混合现实。不光是人跟数字的交互，而是现实跟未来再也分不清楚。我想，这个特点会在2020越来越强烈。

人物：站在2020年的开头，你会想象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韩松：想象20年后吧，我能想到的就是人类还会不会存在。最近一百年中，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毁灭地球的手段。核的力量，纳米技术，人工智能，都是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把人类从地球上全部毁掉的。如果人的智慧无法应对这些，很可能一个偶然的事件，人类就会灭绝。

有人说，宇宙中存在大过滤定律，所有文明都很难迈过一个门槛。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毁灭。也许，人类已经来到了这个门槛前，需要更大的智慧来迈过去。但现在这个更大的智慧，我还看不太清楚。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面对下一个20年，我确实是比较焦虑的。

飞氘

飞氘，上世纪80年代出生于内蒙古赤峰。代表作有《中国科幻大片》、《去死的漫漫旅途》

人物：你想象中的2020年是什么样的？

飞氘：郑渊洁写过一个故事，变成超级科学家的皮皮鲁，把几个好朋友变成纳米小人，用针管注射到中风的人的血管里，成功疏通了血栓。当时我觉得太神奇了。我家比较偏远，人的饮食、生活习惯都不健康，老年人血栓、中风很多，走路颤颤巍巍甚至瘫痪非常普遍。我非常希望有技术能解决来这个问题，但现在还没有解决。对解除人类遭受疾病的折磨，现实跟得还是比较慢。我小时候比较瘦弱，经常生病，开始对生命本身产生疑惑，觉得自己要是个机器人多好，不需要打针吃药，胳膊坏了修一修，修不好就换，只要有能源就会一直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永生。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修不好，做个机器人也可能中病毒、被格式化，或者电线一拉，什么都消失了。科技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我们内心的贪婪，想要免于病痛和死亡的贪婪。

人物：为什么在《中国科幻大片》里，想把科幻和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

飞氘：我觉得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科幻大片之间有些内核是很相似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鲁迅《呐喊》里的铁屋子。人在铁屋里边睡着了，是把他叫醒忍受痛苦、还是让他在美梦中死去？《黑客帝国》说的也是这个问题，要红色药丸还是蓝色药丸，探讨的终归是现实和囚牢的问题。最近我在搬家，找了一个木匠，他告诉我某个家具的材质和过去给我做家具的那个木匠说得不一样。我又问他另一个家具是什么材质，木匠说，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知道多了，发现和自己想得不一样，不是闹心吗？人可能永远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清醒着痛苦，还是无知着快乐。

人物：站在2020年的开头，你想象的未来是什么样？

飞氘：我关心的是，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我们规划的一些目标实现。比如，医疗能不能解决最痛苦的几种疾病问题？瘫痪在床是击垮人的意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郑渊洁纳米小人儿的故事会印象那么深。科技能不能让人感觉活着有尊严？而不是有了那么多的发明体系和社会管理机制，人生病了还是很痛苦。医疗资源的分布，能不能变成一种让多数人受惠、而不是少数人受惠的东西？韩松最近的三部曲，写的是医院这个题材，这是非常有敏锐度的，他找到了现代生活里所有人都会感到焦虑的问题。医院就是你对人生产生幻灭的地方。现在都说发展人工智能，很多家电设备都是智能家居，恨不得全屋都智能。但是，人真的需要这么多复杂的设计吗？科技发展有时候是过剩的。我记得几年前，几个科幻作家聚餐，有人说其实我们用到iPhone6就足够了，不要再出更强的手机了，很多功能的增加和强大是浪费，但资本和生产逻辑推着人往前走，逼着你必须更换手机。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世界可以不那么便利，速度可以再慢一点。不能长生不老没关系，生活得麻烦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活得有尊严。

迟卉

迟卉，上世纪80年代出生于东北，目前在《科幻世界》杂志任副主编。代表作有《大地的裂

人物：从编辑角度来看，现在的科幻写作有哪些特点？

迟卉：回到《科幻世界》当编辑后，我看了很多新小说，发现这几年的科幻作品和过去不同。2000年之前很多小说是写技术异化人，现在大家很默契地把技术对人的异化交给了纪实作品，科幻的世界更关注人怎么操控技术，用技术改变世界。一方面，写硬科幻的这批作者和以前变化不大，仍在专注设想技术所能够呈现出来的奇迹。另一方面，在《三体》、《流浪地球》火起来后，很多原来写推理的作者也进入科幻圈，这是一件好事，他们降低了科幻阅读的门槛，扩大了科幻的受众。还有一些人是想做科幻电影的编剧，先来写科幻小说。作者们写科幻，非常跟着新闻热点和电影走。《流浪地球》出来后，我们整体投稿量翻了一倍；外星开发也越来越多，这个话题的热度是个「U」型，2002-2003年左右特别多，之后经历很长的下降期，直到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登月后，突然变多，《流浪地球》后更是到了爆发期。现在很多作品，哪怕在背景里都提起一句外星开发。还有一个特点，有些作者们默认整个宇宙的环境是和平安定的，每个星球都是自主且稳定的政体，互相有丰富的商业来往。这是很有趣的一种变化。

人物：怎么看待科幻作品当中的女性形象？

迟卉：我其实不太想谈论性别话题。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经常去谈论性别话题，谈到最后觉得没有什么用。性别不局限在科幻作品里，它无处不在。曾有一部科幻作品，写男性因为基因缺陷自然消亡了，女性统治了世界，男性变成了非常珍惜的物种。这个作品遭遇了很多抨击、不满甚至是愤怒。有趣的是，它是一个男性写的。他是因为焦虑、不安写的吗？也许仅仅觉得好玩。如果把一个文学作品套上性别问题去理解，就是给它加了滤镜，可能影响到受众，也可能影响文学作品本身。理解另一个性别是很难的。我写完一部作品一定会找一个异性来读，他可以告诉我对男性有没有什么误解。即便是同性，由于自身经历不同和经验不同，对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看法。我曾经发过一条有关女性的微博，讨论女性因外貌被嘲笑的事情。事情很小，但很多女生都愤怒地留言了，可能她们也有因为着装、化妆、外貌、体重被嘲笑的，结果她们在那条微博下遭受了更多的嘲笑。两性方面的言论是最容易引起愤怒的，在没有理智的情况下，这些言论并不会带来什么正面效果，反而会加深一些伤害。我现在是个「技术党」，认为只有整个环境发生了变化，身处在其中个体的处境才能发生改变。

人物：对未来，你最关心的命题是什么？

迟卉：我关心技术弱势者。一个新技术出来，大家都要去学，有人学得快，有人学得慢，人群就被技术划分开来，会出现技术的弱势者，他们被甩下来。只有当技术越来越向弱势者下降，弱势者才逐渐进入科技的世界。去年我坐高铁回家，有一个老太太向我求助，让我帮她买票，我就帮她买了。回来的时候，又遇到这个老太太，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不是一个单纯需要买票的人。于是我又帮她买了票，然后跟踪她。结果，我看到这个老太太在帮其他老人买票。她发现了还有这么一个跟她一样不会买票的群体，可能其他人不好意思向别人开口，她就来回跑，帮别的老人买票，中间赚一个小小的辛苦费。我觉得非常有趣，新技术并没有直接应用到这些人身上，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将来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技术就像下雨，每个人最终都会被淋湿，只是有些人快些，有些人慢些。

人物：站在2020年的开头，你对未来有什么想象？

迟卉：我期待的东西很现实。我今年35岁，不打算婚育，期待的就是在我老的时候不需要担心养老问题。或者说，在少子化、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的情况下，我希望在接下来的20年到30年，一些非常琐碎、肮脏、危险的工作能够用机器去替代，把人力解放出来。

指数发展并不是铁律，没有人规定现在这种加速发展状态还会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会一直待在地球上，假如有一天，像坐高铁一样，我们能够直接去月球或者火星，才可能面对一个真正爆炸式的变化。

陈楸帆

陈楸帆，上世纪80年代出生于广东汕头，代表作有《荒潮》、《未来病史》等等。

人物：你想象中的2020年是什么样的？

陈楸帆：小时候觉得「2020」是科幻小说或科幻片里才会出现的，太遥远了。很容易把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投射到对未来的想象中，比如空中飞车、太空天梯、海底城。11岁我看《侏罗纪公园》，相信未来史前动物可以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复活。当时最大的期望就是当宇航员，去太空。

人物：越来越多发布的关于太空的图像，比如2019年发布的黑洞照片，会打破你的幻想吗？

陈楸帆：人不是完全客观地去感知外部信息，有一部分是内心的投射。你的主观意识、情感、经历、记忆，都参与你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所以，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有些东西你以为看清楚了，其实并没有。有时候越抽象越朦胧的，却反而越接近真实的状况。我当然会担心太空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那是一种又恐惧又期待，混合的、复杂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无依无靠地进入广袤的宇宙，可能会面临很多无法预料的状况，光是想象一下都会觉得很恐怖，但它又是你一辈子都想去做的事情。这有点像《太空漫游》的主题，它原名叫Odyssey，奥德赛，一个回家的过程。一个人出去，经历了很多，最后回到原点。尽管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到这里，但他总会被某种东西驱使，可能是命运，可能是童年的一些记忆，他总要去追寻一些东西，最后回到一个地方。我觉得对人类来说，可能这个地方就来自于太空。

人物：关于太空，最意想不到的会是什么？

陈楸帆：现在我们倾向太空探索是一个向内的举动，是人类为了摆脱自身生存的资源、人口、环境污染等等的困境，去寻找另一个外在的空间。在科幻作品里，我们想象外在空间跟内在空间是一致的，对外探索的过程也是对内探索。美国华裔科幻作者特德·姜有部小说叫《巴比伦塔》，里面的巴比伦塔是个无限向上的高塔，主人公到达最高点后，发现他回到了地面。宇宙的结构是一个循环结构，你想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却发现回到了心灵根本的起点。《太空漫游》里最后主人公穿越后到达一个房间，在房间里他看到了年老的自己，最后又回归到「星孩」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对宇宙比较终极的一种设想。

人物：站在2020年的开头，你对未来有什么想象？

陈楸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人」。人的自我意识、自由意志。今年我认识了一个用数学模型去模拟生物感知系统的人，在嗅觉皮层、神经通路等等方面，他用数学模拟得出的最优解和生物进化出现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意味着我们可能都是被计算出来的。我们的进化过程，我们的意识，我们怎样去思考、认知和理解世界，背后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可能是被设计的。这个话说出来有点「伪科学」，但从科幻的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说。可能有一些规则在宇宙里普遍存在。如果这样，我觉得也挺好，很多东西可以被解释了。可能也不会纠结自由不自由，因为很可能最后发现，自由也只是一种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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