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辈子最终冲向的就是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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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遇人生》第一季播出后，在豆瓣上一度打到9.2的评分，是2018年度分数最高的内地网综。赵琦是总导演，这也是他做的第一档综艺节目。

在此之前，赵琦是纪录片《归途列车》、《千锤百炼》和《中国市长》的制片人，也是第一位获得艾美奖、伊文思奖、金马奖、圣丹斯大奖和亚太电影大奖的中国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他来到北川县城，开始了纪录片《殇城》长达四年的拍摄。

有这样经历的赵琦选择做综艺节目《奇遇人生》，令不少人意外，但即使是做综艺，也能看到他的价值观。他让明星做旁人认为无意义的「麦田怪圈」、北极淘金、追逐龙卷风，也谈及留守儿童、阿兹海默症和海洋塑料垃圾。这些选题都带着他的烙印。赵琦希望《奇遇人生》能打掉一些墙，让人能够探头出来，看到其它小群落里的、彼此不同的人，尝试在不同之中，找到共识。

文 |翟锦

编辑 | 槐杨

图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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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遇人生》第二季今年1月1号建组，12月2号播完最后一期，我忙了整整11个月，太累了。

做第一季时，对于节目到底要走向哪里，我们在摸索。第一季拍到一定程度，我们认识到拍得比较走马观花，就是明星来体验体验，有美丽的景色，也有一个人因为这个环境得到的启发，更多还是以艺人为核心。就是在春夏那一期，当时带春夏去追龙卷风的马丁，他的女儿有自闭症，但节目里对这个话题，马丁和春夏与阿雅没有过多交流，一晃功夫的闲聊就过去了。

那时我们认识到还是需要更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事件。也许可以提前介入马丁的家庭，了解自闭症的女儿和马丁之间的关系，也会触及春夏和她家庭的关系，追风变成了一个线索，两个人的交往是更重要的，马丁会不会像一个父亲那样去跟春夏聊天，而春夏又会如何回应，对素人的人物塑造更加完善，带给艺人的情感浓度也就更高，我们也就有挖掘的空间。但当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判断应该再往下走，要把素人挖掘出来。

第一季拍到最后一期，我们看到在突发事件中，人更趋向于自我的状态。当时阿雅的好友车祸去世，阿雅被事情笼罩，她比平时更表现出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因此坚定了这一点：在一个事件里，事件越浓厚，这个人就越趋向于他自己。这种浓厚可能是情感，可能是体力累到极限，也可能是事件本身的程度，比如露营的时候来了头熊，人在这个时候的反应就是自己最真实的反应，一个人是跑还是迎上去，他的性格就展现出来。

所以到第二季，我们走得比第一季深很多，光前期调研就花了四五个月。第一季艺人是核心，而第二季艺人和素人都是核心，那要加入素人、塑造素人，还要让素人和艺人建立关系，对素人的选择就多了很多要求，他的谈吐、背景、故事，他的故事和我们故事的契合点，都要考虑。调研的难度、相应的工作量提高很多。

有些观众不这么觉得，一些评论说「第二季明显没有第一季强，差太远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第二季使了比第一季多两三倍的劲儿。第二季只有七期，因为时间根本来不及，需要判断的维度多了很多。

对大众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一直拿那个东西喂养他，他就是那个样子，你要有不同的东西喂他。不同的东西不意味着尖刻、晦涩，我们依然要用大众喜爱的方式来做，但是背后要有更强的价值逻辑、更好的故事体系来支持。

当然也有限制。什么都有限制，就像纪录片里你可以足够表达，但影像完成度未必有那么高，因为资金不够。《奇遇人生》也有限制。有人觉得有些艺人的行为不自然，是表演，我想任何一个艺人在现场也都或多或少地会想「如果这样做是不是更好」，表演是有可能的。但对我们来说，这样一种表演是另一种真实，恰恰是他在面对不同压力下的反应，终归这不是纪录片。纪录片拍一年，再把整个素材进行剪辑，肯定有更多的关于人物情感连接的铺垫，使他最后的行为更合理，但综艺——我希望还有机会能达到这个要求，比如艺人和素人在一起更长时间，情感发展就会更加坚定和自然，但这就意味着高成本，高成本意味着不一定有人愿意买单，买单又得看有没有足够的流量，这样一套逻辑，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没有特别烦恼，因为你在这套逻辑里面做事情，肯定会受制于这套逻辑。

​《奇遇人生》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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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baby骑行那一期，网上争议很多，有人认为Angelababy和素人老徐之间不太有互动，觉得老徐的存在比较弱，但阿雅和Angelababy表现的就是她们的真实状态，节目组把三个人撮合在一起，具体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情感、性格、文化的集合。

一个人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也不加过多引导。如果她一上来就和同行者很熟，很好，有的人可能上来不熟，我觉得也没有高下之分。Angelababy和老徐，就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人。我觉得这种结果不是问题，也不是错误，它也并非没有发生什么，而是恰恰从侧面展现了这个人的性格。

但一些观众对这种状态不买账，他们期盼人一上来马上发生什么事情。Angelababy在头两天介入不是那么深，到最后一天才开始有更深的思考，开始留恋老徐，开始认识到骑行超越于单纯骑的价值。但也因为到最后一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再把这种改变进一步延展。我出面去问她到底是来骑行还是搭车，这可能是她改变的一种客观因素，所以我也放在节目里头了。如果能再多骑三天，可能能看到她更完整的变化。但受限于节目流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还有一部分观众对老徐好奇，希望通过和艺人的交流，挖掘出他身上更深层次的故事，这种期待是很公平的，Angelababy某种角度上没有迅速完成大家这种期待，所以大家对她有那么多的批评。但我们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并不在意一定要把素人的内在世界作过强的挖掘，因为这样会对艺人有了功能性设置，就好像她是个记者一样。

我们在意的恰恰是人和人之间怎么交往，两个很热情的人，一个很热情一个不自来熟的人，或者两个都比较自我的人，他们怎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接触、探试，这些更有趣。这个世界就是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的，各种情爱，各种憎恶，哪怕大家对Angelababy有这么多的批评，也是你和她建立起来的某种关系。人天然有这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去发掘情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比如节目中展示了大鹏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起情感，周迅怎么样跟道子、幸贞夫妇建立起情感，在这中间大家都在经历事件。

很多人问，「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体力好的人？」选择一个体力好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展示重复的骑行过程。现在虽然都在批评Angelababy，但有内容可看，因为她产生了矛盾，矛盾才会变成故事。我认为95%的人都很难坚持。她第一天连续骑了12个小时，60多公里，几天下来一共骑了160公里，平均一天30多公里，很辛苦。

我们没预料到这期会有那么大争议。可能大家对她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类似她说不想搭帐篷睡觉这件事，我们去年做朴树，朴树不想搞这个不想搞那个，大家都说朴树是真性情；Angelababy说了一句话，大家就抨击她，而且最后她还做了。我看到一些人评论，认为朴树有好的歌，他的行为就可以被接受；因为Angelababy没有好的影视作品，她的行为就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成立的，任何事都要用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不能因为一个人之前是好人，他打人就可以放掉；他之前偷过东西，他打人就不能放。

如果你能平和地看Angelababy，就能看到她的变化，她的无奈和犹豫，但你要是觉得她的无奈和犹豫是错的，就是一种强势的、要控制她的思维。如果她不能，你就用语言暴力影响她，她下次出现，就会很小心，你完成了对她的某种塑造和压制。这种社会压力使得人没办法把自我表达出来，这是最大的问题。

Angelababy在加拿大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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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阿雅找到我，说想做个不太一样的综艺。

那之前，我拍纪录片，给纪录片作制片人，从没想过要做综艺。但既然有人这样想，我也自然地想把我会的东西和综艺结合在一起。我做过整体的考量，综艺的效能很高，那就来做了。

《奇遇人生》就是展示不同的人，他们对于人生的不同理解，从而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根子里是要展示我们生活在一个缤纷的、和彼此不同的世界里。我们不一定要互相赞赏，但是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这个社会的很多矛盾都是因为我们想当然觉得别人应该像自己一样。

就像北京的蓝天跟河北钢厂的工人一样，你要蓝天没有错，钢厂的人要吃饭也没有错，但它是互相矛盾的，那就必须互相妥协，找一个解决方法。如果不能以一种理性的思考认识到别人的生活和自己不一样，我们就很难解决今天很多社会问题。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就要培养公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认知。

这是我做《奇遇人生》背后的原动力，并非只是一个娱乐节目，它和纪录片是一个方向，发掘社会矛盾，展示它，产生思考，甚至也找到解决之道。纪录片走得比较深，影响的人比较少，那做《奇遇人生》这样的节目，它没有那么深，但触及面比较广。

我们觉得麦田怪圈和龙卷风有趣，就做了；我们也认为阿兹海默症和海洋塑料垃圾很重要，也去做了。这些选题都带着我们的烙印，背后有一套价值体系来支持，如何选择，还是考虑人自我的成长和相互之间如何理解、如何共处。做麦田怪圈，很多人说「这有什么意义，把麦子都浪费了」。可是那些做的人，白天上班，晚上熬夜，费劲做那么大的麦田圈，还那么激动。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傻子，拿你的一套价值体系把别人压死了，就没法对话了。放到更大的问题上，是一个道理。

还是要认识别人为什么会这样想，他反过来会启发你。

当然我也不认为一档节目有那么强的能力，你看了苏有朋和珍妮弗那期节目，可能连着两个星期不用塑料袋，然后就放弃了。但是能做多少是多少。这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是很漫长的过程，你也不知道你有可能影响了谁，就是努力去做。

从纪录片转做综艺有些妥协，但方向是一致的。我提供的是白开水，是解渴的，可能一下子别人喝不了那么多，我就少给一点，明天稍微多点，后天再多一点。慢慢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发展不平均，有人可能发展很快，觉得这不解渴，有的人觉得这都已经喝不下了，我现在是取了一个最大公约数。

刘雯在《奇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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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这一行还是因为我父亲。我小时候挺酷的，因为父亲不太在意我与众不同。那时候上学要求循规蹈矩，手得背在后面，发言要举手肘，都不能举整个胳膊。但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对我比较纵容，老师来告状，他不会教训我，还跟我说没关系。

那会儿我烫头发，穿萝卜裤，穿老师口中的「奇装异服」，那是1988年，我14岁，父亲给我买山地自行车，买滑板，我猜那是武汉市第一个滑板。有一回我出去吃饭，觉得这饭特好吃，我爸送我出去学了两个假期的厨艺。我还学过散打，每天从汉口过汉水桥一直骑到现在的光谷附近，来回四个小时，但年轻，觉得这样生活有趣，没把时间花在补习上。

一放假，我就跟着父亲一起出去拍片子。他是做电视的，当时的摄影机是分体的，叫背包机，摄影师在前面扛着机头拍，中间一根线连着，我在后面背着电池包，觉得自己很酷。

因为我爸，我认识了很酷的大人，比如范春歌，记者，还得过范长江新闻奖。你想你小时候碰到一个女的又高又瘦，抽着烟，拿着机器出去骑个单车一跑几千公里，在那个年代，这种人是很卓尔不群的。

我觉得他们很不一样，我也希望自己以后去过不一样的生活。

那时我在武汉外国语学校，听英文歌，看英文的原版电影，看Animal Farm动画片（《动物农场》由乔治·奥维尔的同名小说制作），当然也不懂，但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后来进了武大，踢完球就坐在樱花大道老建筑下的台阶聊天，常常在盗版碟一条街晃，看各种外国片，还曾经旷课一周跑北京玩。

就觉得世界应该很自由，每个地方应该是说走就走，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不会觉得做事情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需要克服这个那个。当然得克服，但是下意识的反应是：你要做？好，那就做吧。

​ 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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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大学毕业，进了央视，到今年离职，我在央视待了23年。

那时我的同学去的都是各个部委，有个好朋友，后来成了中国最好的翻译，外交部工作，这是我们大部分同学走的路。那年恰好中央电视台要开英文节目，要招人，我就去了。本来我是要去体育中心的，要去了，可能就像张斌、黄健翔一样，做足球节目了。

我进台的时候，《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特别有影响力，整个大的氛围是92南巡、改革开放，媒体要起到媒体的作用，搞新闻舆论监督。之前，中央台不比地方台强，电视台还不如广播。但中国进入WTO后，国家产业发展起来，广告越来越多，电视台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整个国家往上迅速发展，我们是享受到了国家发展红利的一批人，我的专业积累，我的个人生活，都和国家大环境紧密相关，觉得这个国家是一种非常让你激动的样子。

我做的第一个节目是《中华艺苑》，自己找选题，制片人同意后，给你一笔预算，你拿着钱就走，都是现金。是年轻人非常向往的生活，两个人带着一万块钱，拿着一台机器，天南海北跑，想住炕上住炕上，也不用仔细算一餐饭多少钱，反正在这个钱花完前把片子完成就行了。拍片是很酷的行业，当年是特权，因为太昂贵了，拿机器出去拍，人都簇拥在你周围，你好像成为某种核心，有那样的一种沾沾自喜。

我喜欢拍片子。拍敦煌，当时樊锦诗刚刚当院长；拍邰丽华，她才刚毕业；拍做纳西古乐的宣科；跟着马帮去独龙族，那是给少女纹面的民族，生活在中国最后一个没有通公路的地方。我小时候宽泛地对宇宙和星辰感兴趣，那时开始对具体的人感兴趣。当你去接触他们，这些人跟你说着同样的话，但跟你想的、做的很不一样。我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相同和不同。

我记得去敦煌拍敦煌鼓乐，一个老研究员叫郑汝中，他把敦煌壁画上的乐器复原了。我们住在敦煌里头的招待所，晚上一片空旷，周围风貌荒凉，空荡，不说怆然泪下，但至少有横跨古今的感觉。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20来岁，一个人开着吉普，从兰州开到敦煌，一千多公里，感觉天地广阔。你觉得你的生活和一般年轻人特别不一样，觉得这个工作好，要把它做好。那是一种干事的气氛，尤其对于年轻人，特别有奔头。就像在荒野，每个人都像个种子，到底是长成一株草还是长成一棵树，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处在一种随时可以自我变革的阶段。

​ 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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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拍片，也受制于栏目本身的形式，一直是一二十分钟的东西，浮光掠影，没办法做得更深入。我有次看了孙增田导演的《最后的山神》，发现还能对一个地方有这么深入的描写，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重复做下去。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去英国上学，于是2002年，我就去英国读了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专业。

在英国我接触到了更多纪录片，看了迈克尔·摩尔（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代表作《华氏911》）导演的《Roger and Me》，还听了很多讲座，有位导演讲他怎么筹钱，他拍一个关于气候变暖的片子，预算96万磅，这在当时折算人民币是1600万，而我同样的节目在电视台预算大概是10万块钱。我很震惊，怎么这么多钱，怪不得他们BBC的片子好。

2003年，我回国，去找陈虻。当时陈虻是台里新闻评论部的领导，专业能力和人文素养都很高，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跟我谈，也对我的节目特别有兴趣，就介绍我到他主管的「纪事」栏目做实验纪录片《谈话般的生活》，由三个短片组成。播出后很多观众打电话问，难道「纪事」以后要改变风格了吗？

后来又和范立欣一起做了个关于春运的片子，叫《开往春天的列车》，找了三个不同的家庭，其中张哥一家，我们后来跟踪拍摄了两三年，做成《归途列车》，我是制片人。

那时国内纪录片圈子极其小，就那几个人，都是自己攒点钱，拿着小机器出去拍，拍完了，谁恰好有个什么关系，去参加个什么影展或艺术展，可能被谁看中了，就出来了；没被谁看中，也就没出来。生活很清苦，这种状态也影响到创作，片子都很真诚，情感也很真挚、热烈，属于自发的呐喊。

纪录片流程长，收益低，我作为制片人，经常得自己垫钱。《归途列车》和《中国市长》都垫了钱，《归途列车》可能是第一部上院线的独立影片，票房最后没有具体统计，但大概就是六万多块钱。《中国市长》到现在成本还没有收回来。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第五天我就过去了，从武汉到成都，从成都往震区里走，路都是封的，也没有车，中间不断倒车、搭车才慢慢靠近，德阳，绵阳，北川。那是个太惨烈和太巨大的环境，末日的感觉。我那时候就觉得还是要有孩子，之前本来没这个打算，但人的性命太脆弱也太随机了，还是希望有个痕迹在。

受到很大震撼，我总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很自然地想做一个纪录片，就是《殇城》，拍了四年。那时我在央视英语频道，负责翻译栏目，压力不是特别大，探亲假和各种公休假加起来一年有五六十天的时间，拆成好几段，去拍片。

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要拍四年，以为第二年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以为第三年会发生什么事，也没有。慢慢对人理解更深了，意识到人就是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不管是李桂花一开始说一套房子就够了，后来却冒名拿了三套房，还是先前洪世豪的妈妈，说不再要孩子的后来又要了，人都是在变化的，之前的信誓旦旦也都会随风而去。李桂花被宣判入狱的时候，她妈妈走了，我亲眼看着这个家庭仅存的一点关系也因为这件事土崩瓦解，很感怀。

《殇城》让我认识到，很多事情不是单面向的，故事也不可能做成「对」或是「错」。很难下结论说一个人很讨厌或很喜欢，行为背后都有很多复杂的成因。了解这一点也是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否则你对自己不梳理，不进行审视，你怎么能发现自己是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也影响我后来在《中国市长》里对耿彦波这个人物的呈现。要城市改造，涉及拆迁，很容易做成一强一弱，政府是强的，民众是弱的，我和周浩觉得应该往前再走一步。所以在《中国市长》里，耿彦波并不总是强势的，一些老百姓也并不是没有自私想法的，这些都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它就是这个样子，人性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把它都展现出来，才能看到它的复杂性。

当时BBC觉得这是个宣传片，我给他们写信，说这不是宣传片，是我们独立的观察，我告诉他们，中国那么大，你要为任何一种观点寻找证据支撑都可以找到。我现在想做的不是简单的shout（喊叫）或者cry（哭泣），而是冷静地洞察。

​《归途列车》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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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七年，我一直在拍郭川，这是个很个人化的片子，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商业操作，不希望在创作中受到太多干扰。如果和机构合作，就得不断去回应他的要求，但我在做郭川的片子时，不想对任何人的要求给予回应。

七年前，我开始拍郭川时，他在做「单人不间断帆船环球航行」的挑战，第二年，他环球回来，是第一个成就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中国人。郭川对我的吸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我只是觉得他做这件事本身很有趣，别人都没做过，他做了，值得被记录，就拍他怎么准备，家里什么情况。把这些事情都记完了，理论上就该收尾了，所以当时我估计他挑战完环球，可能就回家了，他自己也这么跟我们说的。家里孩子刚刚生下来，他也功成名就，算是一个男人对自己阶段性的总结，完成了。

但他没回家，又开始去航海了。

我开始思考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个故事会通向哪儿，但哪怕想通了，我也没有表现的方式，因为他只是在周而复始地航海。所以他后来去做别的航海行程，我就没有再拍，只是断断续续拍了一点他在家里的状况，直到他出事。

这件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好像冥冥中这个结果就在那儿，郭川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无限靠近了这个结果，直到这个结果到来。我就想探究他是不是早就意识到了？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他怎么权衡家里面的关系？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外头他是个英雄，是传奇，但他之所以是传奇，是因为他跟你的生活没关系，你可以仰望他，但是和他生活实际相关的人，可能是要孤单地过一辈子。

可能因为小时候看科幻，后来又看哲学书籍，我对一些更虚的东西很感兴趣，关于认知，关于人的角色，关于人生。郭川拓宽了我对人的认知。我们都认为孩子在家里跑着，住得舒舒服服，不愁吃喝，是很幸福的事。但是不一定，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可能向往着一个人丢在海上的生活，又孤单，又寒冷，又忍受着寂寞，还要冒着风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因之理解了更多人生的问题，人终归是孤单的，只有你自己能产生自我满足，那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有的人因为生活压力没有注意到，有的人注意到但不承认。能承认，已经是一个很勇敢的表现了，那承认以后你会不会采取行动？郭川采取了行动。采取行动再往下，就是你愿不愿意承受采取行动的后果。郭川要承担的后果是，他的消失，还有随之而来的消失带给家庭的影响，孩子没有父亲，家里因此失去一部分经济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自我追求和对别人的责任中间，一个人的平衡在哪儿？

有些人评判郭川的行为是伟大的，还有一些人认为是自私的，但他对自己是谁、要去哪里、到底应该怎么活着，是做了回答的，只不过这种回答对一般人来说，代价无法承受。他选择了一个正视他存在的方式，并且实现了它。我认为他是完善的。我们可能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到一定时候终归会面临这些问题。

就像大鹏在《奇遇人生》里说他的痛苦，只要有他的名字，一部电影就被视为烂片预定。如果我们有更长时间，就有机会去观察他到底是要接着往前走，还是承认自己没有机会去做一个优秀的导演。这些自我认知、自我妥协、自我和解的矛盾，是我们终将面临的问题和痛苦。

我没有像郭川那样，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要去做的事情，我只是在想，内心对于各种事情、对一种自我实现的向往，是否值得把一切东西都抛掉去追寻它？我依然在犹豫之中，说白了，我没有郭川那么勇敢。我认识到可能要勇敢，因为我觉得人一辈子最终冲向的就是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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