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就是可以让你感到笃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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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即将买买买的周末，我们想和你谈谈精神的满足——别担心，不是鸡汤，而是「美」，来自中国传统的美。

这次和我们谈论生活意见的，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他的办公室，窗外有竹，门外有水，十几尾锦鲤在其中游来游去。我们设想朱教授一定心情平和，无需像我们这些困守办公室的人，常被烦躁与焦虑所拘役。朱教授说，他也会感到撕裂，「在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时，再达观、再有智慧的人一生也免不了痛苦，完全协调是达不到的，只能说达到某种限度。但当你心里有个笃定的东西，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会更坦然一些。」

中国美学，就是可以让你感到笃定的东西。当你在都市的钢铁森林中疾步赶路，也许可以稍作停驻，想想让白居易体会到桃花常开的《大林寺桃花》，想想倪瓒的画，想想曾经的人，一间茅草屋，几个好朋友，一起喝酒，喝完酒，在树底下枕着琴，欣赏落花飞瀑……那种与天地自然会心一笑的快乐。

文｜杨宙编辑｜槐杨

插画｜陈聃

《人物》：在你的公开课的开头，你提出，中国美学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为什么这么讲？

朱良志：中国古代，文史哲浑融一体，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区分，但有两个突出的重点，一是国家政治，一是人心的安顿。具体到艺术之中，如音乐，你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音乐，一种是庙堂之声，包括很多复杂的乐器，在祭祀活动、宫廷活动中使用，它是有关政治的；另一种在孔子时代已经产生，古琴，瑟，为了自我消遣、自我抚慰。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看园林也是，你看故宫，作为皇家的宫苑与园林的集合体，它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中轴线，有一种万壑归宗的秩序，从永定门一直延伸到鼓楼、钟楼，站在景山上，会发现中轴线将这些建筑分成两半。另一方面，私家园林反对中轴线，它没有秩序，强调「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试图把人拉回到一个人与世界契合的状态，而不是为某种知识、秩序和权威所控制。

一种是政治秩序，一种是自我体验，二者互补，保持着社会微妙的平衡。中国古代思想形态中的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互补——道家哲学像月亮，在晚上抚慰人心；儒家哲学像太阳，在白天，在尊卑有序、天理人心等等的秩序中，规范着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区域。我的关于生命安顿的美学，就研究着如同月光的智慧。

朱良志，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 受访者供图

《人物》：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美学中非秩序的部分的？

朱良志：这可能与我读书的范围以及自己的兴趣有关。我1955年出生，「文革」时我10多岁，从初中开始就没有正规地上过学，放养长大，经历上山下乡，生性随意散漫，思想在一种「被灌输」与「粗放」交替的教育下，慢慢形成。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这样，潜在的思想深处还是不脱一种野性，看似很有规矩，实际渴望超越规矩，这些东西溶在血液里，化入骨髓中，对人的生命感觉、生活情调都产生影响，不喜欢框架式的、约束性过强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虽然在思想匮乏的时代磨砺长大，但比较奇怪的是，很早就被教育由哲学进入思想、进入社会，通过概念、范畴和命题去掌握问题。觉得逻辑是有力量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奠定了思维的基础。但同时，多是简单概念、枯燥说教的形式，与真实的生命相差太远，思想深处又有一种东西潜滋暗长，这就是渴望超越概念、超越逻辑的努力，有一种归复生命本身的强烈愿望，追寻一种自己能够体验出的、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鲜活的生命感受。追求那些在被人们语言、知识都遮蔽的生命本身的「逻辑」。

这种逻辑，可以感受，但说不清。说得很清，就不是它了。你把石涛的画说得很清楚，那就不是石涛了；你分析这块石头从哪儿来，那棵树从哪儿来，那就不是倪瓒了。

我后来对佛学有点兴趣，尤其是大乘佛学的智慧，像《金刚经》、《维摩诘经》、《楞严经》，对我的学术是有影响的，我说法，即非法，是为法，超越语言，超越知识，单刀直入，直视人的本心，我觉得这里有很多与美的体验相近。

倪瓒 《幽涧寒松图》

《人物》：看起来你是通过一个复杂的脉络，进入当下你的美学研究。

朱良志：这些让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讲美学，根本的问题不一定要讲美的概念，还是从人心的平安、宁静的角度，而不是从感官上的欣赏出发，谈什么样的东西看起来好看，听起来悦耳。古往今来，太多人利用审美概念去撕裂人和自然、世界的关系，比如打着美的名义，将最好的东西，配最高的品位，要过「贵族」的生活，你要用什么样的家具，用什么样的香料……实际上变成了消费世界、贪婪地攫取世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欲望最大化的借口。

我不同意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有很多缺点，美没有缺点。我认为美是有缺点的，这里面包含着利益、权势和权威。你可以矫揉造作、拿腔拿调，尽管内在空空，但外表特别眩惑，通过包装，行销世界。这里面有的人要利益，有的人要权势，有的人要文化权威。各种不同的欲望导致人利用审美。

欣赏美的关键，是放弃对世界知识的评价、欲望的占有，与世界融为一体。用我的话说，就是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不要作世界的评判者、欣赏者，而要作世界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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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我们现在常常谈到「阶层固化」，秩序越来越严明。

朱良志：中国传统中有种反贵族的意识，唐代以后最重要的革新之一，就是科举制度的出现，使下层人士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累积进入到决策阶层，比如苏轼和欧阳修，都并非出身贵族之家。这样的人拿出自己的智慧，丰富原本僵化的文官制度，也因此促进唐代以来的思想变化。尤其在中唐之后，佛教流布，道家哲学被「激活」，人性觉醒成为时代的声音，抵制贵族化、秩序化的倾向越发明显，靠近自然真性、超越秩序的愿望在文人中有强烈的共鸣，在艺术与审美领域掀起轩然大波。

唐宋以来的绘画、园林和书法等艺术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正是源于这种反秩序化的内在动力。比如「典雅」这个问题：在汉魏时期，是名士风流，典雅基本上与权势、身世、金钱有密切的关系，名士的基础，在一个「名」字；但是唐宋之后，讲的是「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一间茅草屋，几个好朋友，一起喝酒，喝完酒抱着琴，到外面，在树底下枕着琴，欣赏落花飞瀑，以淡然的心会归于世界的微妙音响。所谓「松风涧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这种典雅，与早期贵族式的典雅完全不同。萧散、野逸、古淡、天真，成为一种审美风气。在艺术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秩序越来越严密，人的符号化性质越发明显，人被编织到一种程序中，物质性色彩越来越浓厚，以知识羽毛来丰富自己的倾向也很明显。能回归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传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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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说到「知识羽毛」，你怎么看待「知识付费」？

朱良志：这是他们的生存技巧吧，无可非议。我也被找过很多次，但没有参与。钱是很好的，但有时候用不了这么多，够吃够用就行。

人一生中被太多东西支配不太好，尤其是过度地支配，会使知识变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经济发展得这么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途径，但凝固的知识形态的东西却不多，因为很少有人能淡定地坐下来把一种理论更清晰地说出来，说一种普遍性的原理，作为知识与智慧，为人分享，这方面做得不够。社会运作是有一些改进空间的。

《人物》：你这些年研究中国美学与生命安顿，是不是也要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对话自身面对的困惑？

朱良志：主要是对世事的不适应。处在这样一个颠簸激荡的时代，我们越来越远离自己本来的追求，同时人对安心居所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让自己可以住下来，就像夜来泊岸的渔舟。像我们做学术的，需要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何处。冲突、撕裂来源于人内在的动荡，需要对某种东西做出合理的解释，使自己活得稳妥，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生活理想和愿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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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其实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的困境。

朱良志：对，人的困境，人生的脆弱，人生命的短暂，人面对外在无穷变动世界的无能为力，时时有这种窘迫的感觉。你看古乐府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其奈公何！」李白的《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中国传统艺术中，尤其文人艺术中，体会最充分的就是：表现生命的困境，以及如何从这种困境中超脱的智慧。

中国传统艺术是正视困境，描述困境，比如古人画枯木寒林，一定程度上是他正视人生的困境——你有沐浴春光的喜悦，就会有感受秋、冬萧瑟的清冷；你有青春年华，就有衰老时分。佛家讲生成变坏，明白生命的逻辑，透过世界的表象，直视生命的真实，寻求心灵的解脱。

朱良志作品封面 受访者供图

《人物》：说到春与秋，传统的时间观与自然密切相关，但进入现代社会，人的生命被7乘24小时切割了。

朱良志：时间是人意识的产物，它总是主导着人们，主导着争夺、欲望和对知识的挣扎。

随着文明和科学向前发展，时间被不断细化和分割，由此反映出的，是人生命资源的匮乏。时间的极速流转，带来人内在撕裂感。在当下的世界，时间把你框在某个特定的位置，去支配你本来就有限的生命资源，让你感觉捉襟见肘。每个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

而中国美学谈「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有一种恒常的东西，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白居易被贬江州，山底下的桃花都落尽了，但到庐山山顶上，他看到寺院里的桃花刚刚开放。所以他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常常遗憾春天过去了，没有办法寻觅，这里无关气候，而强调的超越时间——要透过桃花绚烂的表象去看时间，来确定你人生存在的方式，让心中的桃花永远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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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我想人都有这样的渴望，也许在晚上读书、思索、片刻宁静，但白天又得回到劳劳碌碌的工作，两种状态间如何调和呢？

朱良志：实际上调和不了，有时候需要适应，这并非乡愿，比如我也要参加好多会议，还要发言，讲几句得体的话，也恨，也撕裂。人是不可能安心的。在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时，再达观、再有智慧的人一生也免不了痛苦，完全协调是达不到的，只能说达到某种限度。但当你心里有个笃定的东西，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会更坦然一些。

我坚决反对一个人脱离现实，一味高邈，就像一片树叶飘到一个地方，你一定认为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另一个地方，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在这里扎下根来，这就是自然。中国美学的安顿作用，就是在你生命展开的过程中，不要丧失自身应有之意。

《人物》：就像你在《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中曾引用过张世英的话：「真正哲人的鸽子应该既不安于作洞穴中的爬虫，也不要为真正的自由而诱惑，哲人们应该作一个现实的鸽子，在天和地之间乘着气流飞翔」。

朱良志：张世英先生借康德的话，将超越比喻为一种鸽子。我认为超越不是技巧问题，而要顺势而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既不要随波逐流，又不要高渺飞去。人生大多数时候是想飞飞不起，「行路难」就是如此。那些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和胸无大志的人，对这种困难的感受就比较小；像李白这种有很高理想和智慧的人，就会感觉处处有难处。往往很多聪明的人被一个个这样的东西击毁，而平庸之人得以自保。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权宜之术。这涉及隐遁的问题，我反对躲避。有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道不行，就躲到终南山去，眼不见心不烦。如现在一些大学生，毕业到寺院里出家，但出家也是躲避不了的。我特别喜欢《维摩诘经》里讲的，「一切烦恼为佛之惠」、「一切烦恼为如来所赐」，只有在烦恼中才能觉悟。清净的莲花是在污泥浊水中绽放的。

我读《庄子》，发现他太聪明了，他绝不是隐士。他说，山林里的鸟都被打光了，只有燕子而独存。燕子在哪儿——它们在人家的屋梁上。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是如此，是一种矛盾，一种冲突，你生于斯，毁于斯，苦劳于斯，也荣光于斯。

《人物》：那你如何看待现在广为讨论的「个体原子化」，人和人变成互不相依的原子，关系淡漠。还有一个词叫「佛系」，「我只按我自己的节奏和方式生活，不想跟人打交道，也看淡了一切」。

朱良志：这些是正在发生的，但人不可能脱离群体，群体生活是必然的。你喜欢孤独，把你扔到深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能活几天？很多人解读得太简单了，认为官场是社会，乡村不是社会，这是错的，哪个地方都是社会。这种高邈的调子被唱得太多了。

朱良志的《真水无香》 图源豆瓣

《人物》：你在书中还多次谈到「大巧若拙」，如何理解「巧」与「拙」？

朱良志：一般的「巧」是凭人工可以达到，而最高的「巧」看起来像是「不巧」，或者说「拙」，是对一般「巧」的超越。陶渊明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一个人心里如果有太多的波浪，太多的功利、欲望、高下尊卑和分别心，就会被各种秩序、知识所撕裂，一些欲望看似得到满足，一些事情看似得到解释，但大多是没有真正意义的。

与「巧」相对，天趣是另一种法度，强调非秩序、非技巧、非设计、反对尊卑高下，强调人间一切万物、有情与无情的世界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就是大巧若拙，它是符合人的存在的一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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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现在社会要快速向前推进，发展经济、科技，讲究效率，似乎一切都在向「巧」的方向发展。

朱良志：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给人带来许多便利，不然我们这个办公室会很冷，灯也不亮；如果医学不发展，说不定我们活到三四十岁甚至会因一场感冒而死。但是科学之外，人是一种存在的动物，这决定了人与技术之间有一种既适应又矛盾的状态。

科学与艺术，艺术思考人的存在，讲的是人类存在的有限性；技术解决人生活的能力问题，扩展人存在的边际。但人的问题不是技术可以完全解决的，技术有时带给人生命更大的问题。在老子和庄子生活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反思文明的缺陷，这种缺陷在今天依然存在。

当人类创造的东西足以毁灭人类自身时，寄希望于道德和伦理有时是不可靠的。人类的自我约束力不必然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得到强化，却可能越来越弱。未来社会，留给艺术、审美的空间将越来越大。

《人物》：在发展和进步的乐观态度面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想法是消极的。

朱良志：这绝不是一个消极的问题，活得更加清楚、明白，怎么是消极的？不是把这种哲学当做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理由，而应该创造出一种更好的路径去协调二者关系，让我们既可属于秩序，又属于自我，能够更多地关照自己和生活，使人不变成简单的、技术的、物质的动物。

《人物》：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你觉得中国传统美学中，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芜取精去了解的？

朱良志：把传统经典化和权威化并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传统文化里有意义的内容，应该拿来为更多人分享，那些早该淘汰的内容，就让它寂然而去吧。另外，不要整天着眼于证明自己的文明比其他文明高尚，这是一种庸人自扰的做法。

经过二十世纪以来的漫长的变动，传统的根系出现比较大的断裂，因此有人说中国文明很重要，我们要把它接续过来。但我觉得接续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文明的发展就像水流，从上往下慢慢流淌，你无法截断它。我不为这种传统的断截痛心疾首，即使它气若游丝。我甚至认为，在经过激烈的冲荡之后，人们似乎能更明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