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些记者说了一些实话
你要一直在，一直活着，然后一直写。
2019年的记者节，我们又和编辑部的记者们聊了聊。围着炉火，他们将过去的一年里最深刻的故事和记忆一一道来——那是一场奇妙的舞会，一句真诚的叮咛，一个彩色的棒棒糖，很多次奇妙的相遇，以及，这个职业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真实的困惑，甚至痛苦。
今天，我们在炉火旁留了位置，将稿件以外的故事和你们分享。
策划｜《人物》&每日人物编辑部插画｜陈聃
“ 我想谈谈《柜外的母亲》那篇稿子。这个稿子很特别，它是我最想做的那一类的题材。很多时候我们做明星、名人、成功的企业家这一类的故事，这种故事是锦上添花的，对社会的帮助可能没有那么大。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那艘彩虹游轮的顶上有一个舞会。最开始你会看到大家都很羞涩，随着逐渐有人加入，跳的人就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在笑，他们跳了很多很妖娆的动作，互相在触碰着对方的身体。你能从他跳的动作中看出他们真的在释放自己，放下了平时伪装的壳，那一刻觉得挺动人的。他们在那一刻，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在船上，我是从一个性多数变成了一个性少数，有一些时刻我能体会到这种难以融入的感觉。后来我跟他们聊起过这个感受，他们说，对，这只是你在这五天四夜里一个短暂的感受，但你要知道，我们下船之后，这种感受可能是充斥我们生活的。
下船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这份体验很难得。船上只有我一个文字记者，如果我写不出来这份东西，就没有人再记录。在2019年的今天，我们能把这件事做成，是特别难得和幸运的。我不希望我们是最后一个报道它的媒体，但很有可能这就是现在的现实。其实我挺想这篇能拿奖的，并不是因为奖金，而是因为拿了奖，这篇报道会被更多人看到，我有机会能够再继续讲述这篇报道的初心和我的操作过程，然后能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群体，注意到这些事。但是其实都没有，所以我觉得非常遗憾。
记者依然是一个特别自由的职业，在现在这个环境下，你还是能够实现一些你想表达的东西。你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美好愿景和期待，依然可以通过你的努力去实现。
今年我想我要收缩一下，把过去这几年的债慢慢清掉，更加专注，对选题更加谨慎。选中了一个，就一定要把它做好。还是尽量做能够传播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也要做一些巧妙的迂回。最终是为了能够尽可能的记录，也不要伤及自己。”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还没有成文的采访，对方是一个云南的养大象的老板，他甚至也可能是我近两年见到的、称得上是有趣的，真的给我留下生命能量的那种感觉的采访对象。
他是一个普通人，不是明星，也不是商人，更不是名流。他其实快50岁了，有一些神奇的经历，当过伞兵，玩潜水，开越野车，是昆明最早一批开夜场的人，还有买别墅，养名贵的重型犬那种，所以他前半生觉得自己好像不会老，不会衰弱，不会生病。
但是今年他有这方面的困扰了，他有时候就会低血糖，车里面都要备着糖。
我很好奇，他是内心还蛮天真浪漫，也挺复杂的一个人。我问他，你的糖是什么样的，在哪买的糖，他说待会上车给你看一下。后来在车上，他拉开车里的抽屉，拿出一个很大的、小孩吃的那种彩虹色的棒棒糖，周星驰电影里那种一圈一圈的糖。其实我内心是渴望得到这个答案的，因为基于对他的一些了解，我觉得他可能会是有一些惊喜答案的这种人，所以我就试着问他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
作为记者这个职业来说，你好像就开到一个礼物。像圣诞树上挂那么多礼盒，或者大家交换礼物，你抱着好奇心、观察和想象力去猜谜，等到谜底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对的。你会觉得这个职业好有意思，很有趣，然后很丰富。
从当记者开始，我没有想过什么黄金时代或者什么夕阳时代，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时代。创造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它可能会抵御很多。它可以更新自己，去了解更多的社会、世界、人性故事。多样性是最美的，它会战胜一切。
”
今年印象最深刻的采访来自于廖智，她是一位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在灾难里失去了女儿和双腿。记者通常会对采访对象有一个方向性的预判，我当时预判是：大概是一个美丽坚强的女性，一个司空见惯的悲情故事。我一开始的努力方向是尽量不要把悲情变成廉价的煽情。但是后来在上海见到她本人的时候，闲聊了两次天，还没有开始正式采访，我开始意识到一开始的预判和努力方向都错了，那不是一个悲情之后选择了坚强的故事。她最大的困境从来不是那场地震，她的困境在于，她接受了现实，继续往前走，走到离那场灾难很远的地方之后回头看，发现周围的观者（包括我）依然停在原地，还在用一种陈旧的目光审视她。身为一名写作者，有时候会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一种傲慢的自信。有时候这种判断是对的，有时候会被事实无情教育：在某一个瞬间，你发现她／他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她／他跳出了你为她预设的故事逻辑。最后，你需要打破预设的那个，理解并服从真实的那个。每每遇到这种时刻，就是我觉得这个职业自己还能再继续往下做的时刻。人永远有很多很多偏见，很多时候不会得到修正，埋藏在心底，甚至不会表现出来。有特殊意义的采访对象也不会很多，但总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从她／他那里照见自己，修正自己，发现人是一种多么复杂而迷人的动物，告诫自己：要对这种动物永远保持敬畏。
”
今年春天，去武汉采访陶崇园姐姐。之前有联系过她，但是她都拒绝了。那个时候，面对媒体她已经很疲惫了。
我当时已经在高铁上，给她发信息，没想到她说可以见一下。后来我们在学校边上的一个咖啡店，一个很小的角落，路边有树，对面就是他们的宿舍。她突然开始跟我说她的学校，她以后想做的一些事情，没有再聊她的弟弟，就是在跟我聊她的生活。她说，到了秋天的时候，这边的叶子都会黄，很漂亮。
我突然就觉得她就是稍微比我大一点点的姐姐，一个普通女孩。后来又跟她约了一次，她主动提出来在我住的酒店聊，我觉得很被信任，又觉得自己不能辜负她的信任。那天晚上她走了以后，我就躺下来，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想她这一年发生的各种事情。我就一直在想。她也就20多岁，要去承受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在某一个瞬间，自己有打开那么一个小角，能够知道她内心在想什么，但又觉得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抵达。
我记得她突然问我说，你做这份工作开心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很少会遇到采访对象会去问你这句话。当下还觉得还挺受触动的。那时候好像正好是3月份，她说你别老待在酒店里，去看看武汉的樱花，武汉的樱花这时候最好看了。
陶姐姐身上有一种冷静和克制，能感觉她是那种受到良好教育很体面的一个人。当时我向她表达了这个意思，她笑了一下说，是吗，谢谢你。
我经常会这样想，能得到这种真诚实在是很难得，你在一生当中能得到多少人的这种真诚。它可能只存在于你们谈话的那段时间，或者你在做选题的那段时间，因为很多采访的人你之后就不会再联络了，只是当时有那么一瞬间，但我觉得还挺值得的。
”
采访王村那会儿，他在家里把浴缸改成了游泳池，又在泳池里种了水稻。到他家去，我看到水稻真的挺受触动。他家在东三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窗外就是车水马龙。水稻种死了，他还去植物研究所请教专家怎么种，最后还是种死了，他又给水稻做了个墓碑。他像机器猫一样，不断地掏出新的东西，一直采了两三个小时，他的东西还没给我们介绍完，我跟我们的摄影师都瞠目结舌。我们最后要走的时候，他还拿出一件刚买的砍不破烧不烂的衣服，兴高采烈地穿在身上，拿着刀让我们捅他。我们还真捅了，拿火烧也没烧破。
王村村是凭着对世界的热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还挺受触动的。我想起自己以前也是这么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充满热爱的人，觉得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很有趣。那种天马行空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想到，但是不会像他这样真的去做。
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从小到大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意义，是这个社会或外界给我们的一个评价标准，去创造价值、财富，通常是这么去定义的。但实际上如果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出发，回到没有任何桎梏的时候，很多事情无所谓有没有意义。更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听从自己内心的事，想做就去做，不要活得太程式化。
记者吸引我的，其实和王村村的事情有一些相似，好玩、有意思。可以听不同人的故事，见识不同的人的生活。那么多种不同的活法，小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我都觉得乐在其中。很多事情我们这批人不做就没人做了，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做。你喊出声音了，总有人能听见。
”
要是印象深刻来讲，有一个群体很特别，是台湾的一个公益组织，手天使。他们是帮助残障人士自慰的一个组织。他们来跟我见面，是自己坐轮椅搭台北的城铁过来的。他们走的时候就在城铁的门口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台北的地铁下面看一看，他们为残障人士做的这些东西真的非常好。他们在街上那种自如感，让我印象很深刻。在大陆，你在街上看不到什么残疾人，他们都是隐形的，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便利让他们出门。
他们的组织者叫黄志坚，他不但是残障人士，他还是一个同志，所以他身上有各种少数群体的标签，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活的跟我们没有区别。他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公园里，他突然就觉得很绝望，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正常地去谈恋爱，他后来用了很长时间，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法，然后不但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法，还能帮助别人去通过性来感知这个世界。
他觉得更好的是希望明天政府就可以出台政策来保障残疾人的性，到时候他们的组织就可以立刻解散了，他说这个才是他愿意看到的。
我觉得每个人走到记者这个行业，路径不一样，我是通过故事这个路径走进来的。比较早的时候，我就对故事这个点很沉迷，我很喜欢听别人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平时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社交的人，但是采访的时候还真的蛮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你从故事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最后一步是我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反思，自己可以成长。
你只有一个自己，你只能体验你自己的人生，当然你作完每次采访就好像体验别人的人生一样，你会有更丰富的情感，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
我觉得人物记者是一份很单纯的职业。在工作之中，你所有的快乐与崩溃都来自于采访对象，来自你的文字。从快乐到崩溃又回到快乐似乎是每个稿子都要重复的弧线。比如前段时间我在涪陵写李雪顺，开始写稿时不知道怎么写，熬着熬着崩溃了，就一个人在酒店哭。哭得很短暂，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觉得人家跟我聊了那么久，我现在什么都没写出来，很惭愧。我觉得一个稿子对于记者和采访对象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写完一篇，还有下一篇。对于一些普通人，这可能就是唯一一篇了。想到这些，就会觉得任重道远。文字很诚实，你的无能与脆弱都在里边，当采访对象的故事是100分的时候，你只写了60分，也许你可以推脱于时间不够、采访对象不会讲故事，让稿子过去了，但你骗不了自己。后来，李雪顺的稿子是在我国庆出游的第二天写完的。当时我在布拉格，写着写着可能太累了，手机找不着了也没去管它，想着第二天它自己就会出来了。后来才被民宿的房东通知，掉马桶了，被其他室友捡着了。我也没管这件事，让他们晾手机，睡了一觉清晨5、6点起来继续写完了它。写完最后一句话，我知道我表达完整了，尽管前期采访有种种不足。那时我想，不管有没有人看，那就是我最真实的理解。我觉得当你把一个你感兴趣的人或事情写明白之后，获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会开始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看到的东西总有可能（愉快地或挣扎地）写成一篇自己满意的文字。所以从那天起，我的欧洲旅行好像变得更快乐了，尽管一路上我和朋友状况频出，丢过护照，去过派出所大使馆，浪费了一些机票和住宿，但就算是在那些落魄之中，我发现自己也总能发现那么几个有趣的人，然后我和他们聊天，去认识他们。
”
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实和采访没有关系。9月份，魏则西的父母试管婴儿成功，顺利生下了孩子。当天，超过10个人把这条短新闻的链接发给了我，有让我做稿子的编辑，有约我写稿子的平台，有来问联系方式的同行。我回复，不做，不知道，别问了。这个新闻当然有它的新闻价值，甚至是一个闪着光的好故事。但它首先是一个家庭的伤痛，和一对夫妇的私事。魏则西的父亲曾经明确拒绝过我的看望，即便当时我确实没有想要写一篇稿子，只是单纯想去拜访。但我一下就完全明白了他的顾虑和心，他不想再受到任何打扰了。我和我的同事们见证过很多伤痛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得体地靠近一颗受过伤害的心。但这种事情永远没法去变成方法论而成立，只能靠真诚和将心比心。后来，很多记者在索要他的联系方式的时候，都会说，「让我来试试」，或者「领导要求了，必须要尽力」。我知道他们都是优秀的记者，可是这种时刻，我会有真实的困惑，觉得尽力也不见得就是对的。我是个挺怂的人，不太会勉强别人。今年被安排去长沙采访夜晚被刺的女孩之前，我心里其实挺没谱的。女孩还在危险期，非常拒绝采访。这个时候，说话对她来说是有必要的吗？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后来，编辑对我说，我们做这个选题是因为它有新闻价值，这件事情更大的意义，在于她遭受的是无差别伤害，我们如果以文字形式去记录她的故事，可能可以成为她内心伤害的一个出口。她说服了我。我也尽力采到了女孩。有时候采访是漫长的等待，等待陌生人交付给你的信任，和他们内心伤口流淌出来的痛楚。而我们只能，也必须用善意去保护它。
”
今年我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农民工的安全帽事件、黄觉、蔡依林……作为一个记者，很多时候，你好像是不停地驻扎在别人的人生里。不在于你驻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能够看到更广阔的视野。
这个职业能够加速你的成长。比如说我以前采访别人的时候，可能采着采着我也哭了，但现在遇到一个事情，意识到难过之后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会难过？所谓幸运和苦难，以前觉得它是能够在你的生活里面激起很大涟漪的。现在好像能够凌驾在它上面，然后去拆解它。这并不代表你失去了对别人痛苦的感受能力，你只不过不会陷入其中而已。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
中国每天在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写什么？我觉得记者是担任筛选的角色。他能够跟你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可以被留下来的。我觉得记者发挥的是这种功能。什么是值得被看的，是你应该要看的。
记者把自己的专业素养放进去的话，能够尽最大的可能去克服时间，有些重要的东西是值得被记住，值得存在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说，我写出来的东西有人看。我只是希望我写出来的东西，当有人需要看的时候，他能够找到。
我很喜欢写这个时代的人的真正感受。其实不管是底层还是真正的明星也好，每个阶层可能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很像的。不管是40多岁，还是10多岁20多岁，都是有重负的。
文本作为一种介质，能够激起人和人之间的共情。我希望我的稿子能够传达一种理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痛苦，循着我写的他痛苦的路径，你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再去决定要不要做点什么。我想要写的是一种时代的同理心。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后来我们的社会文化给他们赋予了太多的那种偏见，所以大家才会不平等。
既然这条这个火车已经开得这么快了，我就想逆向让它减一下速。
”
我做动物园的题的时候，听到了很多这种可爱的故事。比如在太原动物园看到照片，大象饲养员给大象修脚趾甲，要用特别的工具一点点去磨。
还有一个饲养员养过考拉。有一次考拉生病，它不吃桉树叶，就是从澳洲运来桉树叶也不吃。听说在离广州比较远的森林里的桉树叶子特别好。他们从几百公里外把桉树叶子采回来，青姐把桉树叶在自己手上碾碎了，凑到考拉的鼻子前面让他闻，考拉慢慢有了食欲，就开始在它手上吃叶子。
后来我还采了一个古生物学家，去找恐龙的脚印。我看到一面墙上有那么一排恐龙脚印，他在一边跟我讲，一亿年前恐龙怎么走过这块地方。当我把自己的脚踩进恐龙的脚印里边，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
这两天我在自然保护区做跟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题，坐在当地白色的皮卡里。我在那天看到了六七种野生动物，有羚牛，扭角羚，然后有金貂，从路中间跑过去。刚好碰到秋天，四川的山里面，红叶全部都红了。
如果不是因为做记者，我不会跟保护区产生什么联系，我也不会认识做野生动物保护的人，我的边界会很窄。最初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干了记者，我想我也许能从别人身上找到答案。现在我能去很多之前可能不太会想到要去的地方，然后也会从不同的人身上获得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
今年秋天，为了采访大衣哥朱之文，我背着一个背包去了朱楼村。摇摇晃晃坐着车到了朱之文家的门口，敲开门后，二三十部手机怼着我拍，我和朱之文的会面当天就上了直播平台。 采访持续了4天，我甚至在朱楼村外的一家饭店里过了生日，桌上有一碗准备好的长寿面，对面是朱之文在给我唱生日歌。我有点失神，对着长寿面做了一个吹蜡烛的动作。旁边的人催我，赶紧让朱老师给你录一个生日祝福的视频，多好的机会。 在朱楼村的最后一天，我看到了另一个朱之文。他的客厅挤满了人，只能把我带上了光线不足的阁楼。他的身子蜷在一个小椅子里，显得很小。我的身后就是他女儿的房门，每次提到他女儿，他都会对着那扇门叹口气。 那几天我带着录音笔，每天见不同的人，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剥蒜唱歌，再看着他们去拍朱之文。那个在其他报道里被描述得十分势利的老人朱西卷，在离开时操着费力的普通话对我说，你是女孩子，去外地采访的时候一定不要穿得太好，要保护好自己。 一些很微小的时刻，让我意识到记者这个词远远超过了单纯的职业属性，它是靠一点点的善意去推进的，但有时候，又不得不从这些热闹和善意中抽离出来，去冷静审视每个人。浸入和抽离是一个磨人的过程，感知的皮肤被逐渐磨薄，自己在愈发敏感地去认知这个世界。今年是入行的第一年，路还很长，要慢慢走。
”
顺义妈妈可能是这一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稿子。写完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在讨论这篇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探讨的公共区域，一个是教育，一个就是关于财富，正好都浓缩在这个稿子里面。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投射。
我在文章里用了第一人称。我当时在想，最有意思的碰撞就是阶层的碰撞，我可能代表最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女生，进入阶层群体里面，是怎么去看待这些人的。
记者有时候像一个演员一样的，衣服可以让你很快的融到环境里面。去顺义的时候，我买了一套2000块钱棉麻的裙子。当时我预判了一下，应该是居家的比较舒服，又比较高档一点，最后居然命中了，她们也是类似的打扮。
那天晚上在顺义，和文章的女主角聊到晚上11点多钟，她前面都讲了很多，她怎么教育小孩，怎么把这些课程安排到后面。但后来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很没有方向，觉得生活没有太多意思。就是这样一个人，跟我讲这样的话，因为她什么都不缺，她应该是大家最羡慕的一种生活，不用干活了，住着北京最好的房子，后半生无忧这样的一个富太太。她跟我说，她觉得好像生活没有太多意义，自己还有很多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当时觉得其实命运是公平的，能理解北京折叠的那种感觉，每个人可能在几个不同阶层，但从人的意义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说你因为可能某个时期的富裕，你就得到了更多。在人世里，都是来受苦的。富贵解决不了很多根本的问题。你还是要面对自己的本质，怎么去过得有意义一点。
”
年度代表作： 《理想国际大厦： 与新浪百度ofo有关的闪亮日子》 “
印象最深刻的采访的选题，我觉得如果选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个40岁的男人站在人生的路口》，那是一个关于公司裁员的故事。
我和采访对象聊了三次，第三次聊的时候，会感觉明显跟之前两次聊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当时已经从原来的公司离开了，我提出来想去他公司看一看，跟他一起去了公司，去拿回他的东西。后来大概聊了四五个小时，从下午聊到了晚上。
那一次他也愿意去讲之前不愿意谈的内容，比如说一个40岁的男性在工作上面的这种失落，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失落。比如说他之前都戒了游戏，现在离职之后，他又重新开始打游戏了，他的妻子会把孩子领下楼遛弯，给他腾出那么一个空档让他去打游戏。他也会愿意去回忆你提问里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当时知道自己要被辞掉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会被裁掉，然后收到hr谈话的时候，他质问hr，为什么是我？他愿意说出来这些，对他来说还挺不容易的。
他说他很喜欢听日本歌手的歌，我在写稿的时候也把歌单拉出来听，你会觉得好像真正能够去理解这个人的处境了。你感觉到你在获取这个人的信任，是一个彼此逐渐变得更坦诚的过程。
记者坚持表达的意义就是达成一些理解。当时我也反思，我觉得其实这些关卡可能每一个中年男性都会遇到，但是只有你说出来了，这些可能会让妻子更加理解丈夫，或者是社会更加理解中年男性。到现在我好像也并没有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去做到什么，但我还是相信的，我还是相信有文章能够做到。
”
这一年印象最深的采访应该是娄烨。
有一个外围采访对象让我印象特别深，应该是我今年最难忘的一个采访。她跟娄烨是从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的，毕业之后他们就一起拍电影。
那天晚上大概八九点，在她的办公室，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三点钟，聊完她抽了好多烟。当时《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被撤挡了，那天她跟我说又改了一个版本，如果今天晚上这个版本还没有通过的话，上映日期就不存在了，她跟娄烨的合作关系也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她是把我作为一个出口，不是在跟我讲这个电影的故事，她是在跟我讲她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以及她自己的心情。然后我记得她当时跟我讲说，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受了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就理所当然的觉得我毕业之后就是要拍这样的电影，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她说这不是他们的本意。
所以我觉得整个第六代是非常值得去写的一代，因为就是他们成长和三观养成的过程，跟他们之后遭遇到的都有非常多值得去探讨的。但后来在写作上，因为种种原因，我给了自己很多束缚，没有去做勇敢的尝试，这其实是一种不诚实。我觉得不管说最后能不能发出来，至少我应该去试着把那些东西写下来。我自己要去做那样的努力，努力想要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没有想过如果我不做记者做什么。比如说我的朋友们有的去做公关，然后有的去彻底转行去企业做运营什么的，我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过的生活。我觉得记者他也有很多不好，但总的来说他已经是我觉得我最适合的了。
记者这个职业，我觉得建设好自己非常重要，谁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其实你看很多人的文章，你就能看出他的身体状况。有些人的文章其实气势很短的，能看到他身体没那么好，比如说你看村上他是很绵长的，经常跑步跑马拉松，他是你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的状况，精神的状况，这样你才能有效的就是去写这些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你去献身的，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你要一直在，一直活着，然后一直写。
”
“
听到「记者节」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些抗拒的，这种感受很难形容，好像自己不应该过这个节。去年此时，我们也做过一期一样的策划，那时我入职《人物》不足半年，跑了几个突发新闻，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觉得每一次去新闻现场都像探险，次次出差次次哭，因为去的那些地方都有人去世。那时候，尽管难过，还是愿意拎着箱子往外跑，因为很多东西我还是相信的，觉得自己在做正确且有意义的事情。我还记得同事深夜拨来语音电话，聊为什么要做记者，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采访故事，一下子能想起来很多事情。我和她聊，一位叫做周小波的采访对象超善良，一位在轮渡上偶遇的女孩竟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们还聊到出国采访，遇到近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大家腿上都是黄泥点子，真的很燃。短短一年时间，我就变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坏掉了，以前会非常愿意进入到别人的人生，和别人一起哗哗哭，现在面对那些悲伤的脸，我都有点不敢看。印象很深是响水爆炸时，那么多的伤员躺在医院走廊上，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很「职业」地寻找线索，完成稿件，忘掉压在身上的无力感，离开时还和同行一起吃了火锅，好像这座城市从未发生过爆炸。是的，我变得越来越冷漠和麻木了，变成了一个更不好的人，很多相信的东西变得不再相信了。每一篇稿件，读者见到的是方块字，可是记者见到的都是人，读者可能能够忘记，但是记者会很挣扎，我到底该不该忘记，我可不可以忘记？前两天，我收到同事发来的微信，说要做记者节策划，第一反应就是——逃。外面丧气的消息一个接一个，我的采访好像也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美好的改变。我拒绝了她的通话邀约，对她说了抱歉，想把自己这个丧丧的迷茫的记者藏起来。现在，我决定写下这些，要感谢最近的一位采访对象。她叫朱晓玫，一位华人钢琴家，聊到外界的非议时，她对我说，「我没有那么超脱，人家说我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大家都说，朱晓玫，你就随他们去说吧，我说我随不了。」
「随不了」，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要正视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以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不够职业」，可以告诉大家，记者这个职业并不只有燃和快乐，我现在就是这样。
最后，请不要担心我，我还是想继续写一会儿，打篮球时我们总喜欢说，场上见，那么以后还是稿子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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