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总是选择在历史悠久的国家居住，中国，或者埃及。和每个现代人一样，他知道时间犹如直线，滚滚向前，同时，时间是轮回，关乎太阳的运转，季节的流逝，尼罗河上每年到来的洪水，也关乎他在27岁来到中国，又在23年后回来，就像那个曾经笨笨的陌生人。

文｜杨宙

编辑｜槐杨

图｜网络

何伟（Peter Hessler）坐在全时便利店外边的塑料桌子边，手边放着一瓶可乐。这是九月初的成都市中心，天阴沉沉的，随时可能下雨。或许因为一会儿要去开会，他穿了套土黄色的西装。便利店位于他的住所附近，早高峰人来人往，坐在其中的他神情严肃。初次见面，他常给人某种冷漠感，但真正聊起来，你很快会感受到他的诚恳。

离开中国、在埃及待了五年后，何伟又回到了中国。成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定居地点，位于中国中部，方便到各地采访。多年来，他对四川有足够深的感情。20多年前，作为美国和平队的一名志愿者，成都是他学习汉语的起点。如今他50岁了，或许因为热爱跑步，除了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他看起来也就30岁出头。

「她们穿的是什么？」刚见面不久，他就指着远处的几个女孩问道。女孩们穿的是汉服。

「汉服是怎么流行起来的？我这次来中国发现好多人穿这种衣服。」

与何伟的交谈以被他采访的形式开始。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常常让人惭愧，让你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熟视无睹。从27岁到现在，他与中国认识了20多年，把对这个地方过去与现在的观察写进了《江城》、《甲骨文》与《寻路中国》里。文字中有他作为外来者的旁观与抽离，也有他把这里当做一个家乡的融入与善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收录了数位外国作者关于中国的作品，至今卖得最好的，是何伟的《江城》。《江城》和《寻路中国》成了畅销书与长销书，令许多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国家，感到新奇与震动。他文学化的纪实作品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影响。

何伟的「中国三部曲」

无论到哪儿，他都带着一本小到可以塞进衬衫口袋的笔记本，随时写上只有自己才能分辨的笔记，在每天采访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忆并输入电脑。但这些天，他在成都并没有记下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他太忙了，在川大新开了非虚构写作课，还要找房子，为双胞胎女儿办理入学，迎接老朋友、曾经的学生的来访，应对闻讯前来求取签名的读者。

2011年10月，何伟和同为作家的妻子张彤禾，带着两个孩子，从美国科罗拉多州搬家到埃及开罗。他希望在这里开始新的写作。何伟说，写作里有两种东西让他着迷，要么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要么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去埃及是他与张彤禾一同做的决定，因为埃及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有丰富有趣的语言，这些方面它与中国很像。

去埃及前，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做准备，上语言强化班，学习阿拉伯语，何伟拥有了个阿拉伯名字Boutros。也在那时，「阿拉伯之春」发生，这个千年不变的国家陷入变革。为了去埃及，他们注册结婚，那时保险业务不愿意接收这对冒险的夫妇，他们找律师立下了遗嘱。到达埃及一个月后，动乱开始了。在街头，何伟目击了暴力和死亡。像过去记录中国一样，他把发生在埃及的故事发表在《纽约客》上。

「那时候我当然有些害怕，但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会有什么结果。我也知道对于记者来说，有这样的经验是好的，可以学习怎么在混乱的环境采访和报道。」何伟说。

在开罗的生活并不容易，何伟居住的地方经常断电，一次抗议活动导致他脚上两处骨折，回美国前装着电脑和相机的随身行李差点被偷了。当越来越多身边的人进了监狱，何伟和张彤禾决定离开。

「在埃及很难把事情做好。经常没有电，水也会被关掉，」何伟说，「好辛苦啊，我们经常觉得太累了。」

何伟和家人在埃及

2019年5月，何伟关于埃及的新书《The Buried》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这本400多页的英文书涉及埃及的历史与变革，有考古现场，也有政治运动。尽管题材遥远，但何伟独特的幽默与温情却始终贯穿在诸如社区垃圾工、阿拉伯老师、同性恋翻译和卖内衣的中国商人等普通人的故事之中，让这些故事超越文化与地域的界限。而过去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他打量与认识埃及的参照系。

一直以来，何伟都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写文章的过程不需要任何人提意见，「I want to be the one to shape it.（我想成为文章的创造者。）」自我确认在他的独自朗读中进行，那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上约翰·麦克菲的非虚构写作课时就养成的习惯。麦克菲是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写了将近半个世纪。他告诉何伟，写作要「把嘴里的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

「麦克菲说过，『创作一直都很难。不管一个作家经验多么丰富，当他坐下来开始写作，信心完全有可能降为零。你能写好上一本书从不意味着你能写好下一本书。』你会这么觉得吗？」我问。

何伟笑了，「麦克菲太紧张了」，他说，「对现在的我来说，写作是一件比以前简单的事情，因为到这个年龄，生活是比写作更难的事。」

「你现在写作的时候还会朗读自己的文章吗？」

「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Just to listen for mistakes or things. So that's part of editing to read it aloud. Because you hear things differently（是的，这很重要。大声朗读时，我可以听到文章中的错误。朗读会让你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我编辑过程的一部分。）……我住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我不能在一个公开的地方，比如在这里我就不能写东西，因为我写的时候经常说话，人家会觉得我是个疯子。」

何伟与《人物》记者的交流以普通话和英语交叉进行，母语对他来说有时是即兴，有时是因为涉及复杂的表达。尽管学习中文超过20年，何伟还算流畅的中文里仍有一丝笨拙感，那就是他在书里写的，每次初到一个地方时「笨笨的何伟」形象。当他切换到英语，你又能听到那个来自美国的聪明人。

从许多细节来看，何伟都生活得非常「old school」。比如他总穿着那件绿格子衬衫；比如他一直以来不怎么爱用手机——会影响注意力。他的通讯录里，一个个联络人的姓名、电话、邮箱甚至QQ号都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是过去用笔认真记录的纸质通讯录。一个记者的好习惯。

他至今还与1996到1998年教过的那100多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他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给他们，20年前是手写然后复印的信纸，现在是一封封邮件。20多年过去，他的学生多数成为老师，分布在四川、重庆、西藏、浙江、广东深圳和云南昆明。有人在毕业后被骗到浙江打工，如今在一家私立学校教英语，很赚钱，可能已经有了三套房子；还有人当年对何伟谈到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如今对佛教或基督教产生了浓厚兴趣。更显著的变化是，这些学生中九成来自农村，但现在他们都在城市生活。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什么变化，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这件事很重要。问问他们觉得现在怎么样，如果他们觉得现在比以前好，那什么在变好，又是什么在变坏？」

除了情感因素，这20多年的联络对他来说是社会学里的longitudinal study（纵向研究），他曾在采访中说，「我对以前的学生也很感兴趣，他们是杰出的一代，因为他们出生于毛泽东逝世前后，并且随着变化而成长。」

「能看一看那些信吗？」我问。

何伟不好意思地笑着摇摇头，说，以后自己可能会把这些信的故事写出来。他会继续和学生们的联系，也计划今后每月回一两次涪陵，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他和张彤禾打算在中国定居，关于中国的写作是他们的「长期工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他们在此地过去20多年的经验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他还想让两个女儿学习汉语，张彤禾是华裔，汉语中，也有两个孩子的历史。

「接下来会写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我要想一想。」何伟说，「最好不要hard idea，要看情况，要适应和调整。」

继续谈了一会儿写作。何伟突然看了看时间，他要走了，去位于双流的川大校区开会。他还不会用打车软件，每次往返学校和住所都要倒腾地铁与校巴。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再次回来的何伟有时确实像20年前那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

23年过去了，何伟曾在那里教英语的涪陵师专，以前是个专科，2000多名学生，现在是本科，20000多名学生；涪陵曾经没有铁路，没有红绿灯，没有高速公路，那时，何伟从重庆出发，乘坐慢船去涪陵，在长江上行驶了8个小时，如今，两地之间的高铁只需要36分钟。在三峡大坝修筑，江水上涨之后，曾经坐着涪陵老渔夫的小船前往江心白鹤梁参观的游客，只能乘自动扶梯下到100多米的深处，在水下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眺望。还有一些事物，消失在时间之中。

何伟在涪陵

以下是《人物》与何伟的对话。

《人物》：你在新书《The Buried》中提到了埃及的两种时间，Djet和Neheh，整本书都与时间这条线索有关。

何伟：Djet和Neheh是古埃及的两种时间，它们无法翻译成英语。Neheh是周期时间，关乎太阳的运转，季节的流逝，以及尼罗河上每一年的洪水，它重复、更新。Djet则是静止的，有时被翻译为永恒，djet中的某些事情已经完成，但尚未过去：它永远存在于现在。

我在阅读与考古学相关的资料时，发现古埃及人对于时间的感受与我们不一样。时间在我们的眼中是一条直线，而在他们眼中就像个圆圈，不断地轮回又轮回，有些东西是永恒的。

这可能与当地的自然景观有关。过去，河谷里，洪水每年都会来临，洪水所经之处，一切被摧毁，随后重生，四季来了又走。而沙漠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它们都属于另一种时间。所以那种永恒可能与自然有关。

《人物》：你是怎么发现的？

何伟：我去和考古学家们聊天，包括阅读他们写的关于古埃及的文章，我发现他们用来描述古埃及时间的几种词汇。你会发现，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是那样看待时间的。

我对时间很感兴趣，我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也和时间有关。作为一个现代人，基本上我们将时间理解为直线向前的，历史是进步的，一切都是直线进行的，我们试着让自己逻辑化，有时甚至过于理性。但是或许时间不是不断进步，而是在重复。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比古埃及人更复杂，但你要知道我们和他们的想法也许没什么不同，情感是相同的，甚至政治也是相同的，因为政治操纵着情感。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古埃及的某位法老，他们的想法，人们与他们的关系，都是相似的。有些美国人喜欢特朗普，就像过去古埃及人崇拜法老，政治对于情感的作用常常被人们低估。

《人物》：你为什么一直以来对时间感兴趣？

何伟：对作家来说，对时间的兴趣是个有趣的起点。我在埃及写历史，而历史正在我身边发生，革命正在我身边发生，你正在亲历历史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未来）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埃及，他们会讨论这个时期的埃及发生了什么。

这也让我思考过去与现在，让我对时间有了更多元的看法，有时它呈直线前进，有时它只是在原地转圈，有时它可能根本一动不动。

《人物》：这对你自己的观念或想法有什么影响吗？这也是你之前问过约翰·麦克菲的，他在《前世年鉴》里写过地质学家对于时间的特殊感觉，比如一百万年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小单位。

何伟：我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有时候（我们）认为某一时刻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刻，但数千年的时间不断往前行进，因此最好不要太过流连其中。

我现在看时间的方式与我当时在涪陵的时候不太一样，当时我才27岁，中国对我来说是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那时候发生。但现在我再回到中国，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认识的人都比以前老了20多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看待时间的方式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历史不太久远，人们关注的是今天，不会对过去有很强烈的感受。这也让我越发思考时间的问题。

《人物》：「系统」是这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主题的？

何伟：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还不是独立的作家，而是在单位工作，我知道这是一个system，是一个系统。他们有一个单位，有领导人，有structures，还有很多规定。特别是90年代，大多数人都是在单位里工作，都是在系统之中。那时候我就知道系统是重要的。

后来我搬到埃及，我发现他们的社会里有很多没有系统的地方，比如在开罗，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一些违规的地方。他们违规改造房子，生活似乎没什么系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你有什么基础去改变这个系统呢？在埃及待了大概三年后，我认识到这是他们根本的问题。政府没什么权力，也没什么系统。

《人物》：但在看似没有系统和秩序的地方，人们还在不断地发展与运转。

何伟：对，中国是比较特殊的，在埃及，我和彤禾都意识到，我们在中国的经验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非洲的不少地方，和埃及一样，政府有一部分system，不多，但大多数的事物还是可以function。同时，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是神通广大的，他们总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做事。我写过一个在埃及收垃圾的人，Sayid，他是个文盲，但他非常聪明，非常勤奋，他没有获得过政府的帮助，也不会向他人求助，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看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有点悲伤，他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

秩序（order）与混乱（chaos）之中存在一种张力，秩序和混乱中又维持着一种平衡。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对我来说挺有意思的。

《人物》：呈现这种张力与平衡是非常复杂的，你写作时，会考虑读者的接受吗？

何伟：不太想。我写的都是我感兴趣的，不太会去想读者，真的，自己感兴趣可以激励我，写得比较好。

实际上我写《江城》时，只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代理人，跟出版社也没有联系。我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可以出版，最大的目标就是为自己而写，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写，在涪陵的经验就会被忘掉。后来它还是出版了，但最初我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埃及这一本，我也不太考虑读者，我知道会有一些人感兴趣，但更多人没兴趣。在美国，一本书卖两三万本已经不错了，读书的人是个小群体，好多人只看流行的电视节目。最好卖的书都是有simple idea的，那些能够在电视或广播里，用一、两个句子介绍的书。但我常常不会这么做。关于《甲骨文》和《The Buried》，如果你让我介绍它们，我没法用两个句子去介绍。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我的书也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