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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是个无用的世界，好东西并不想用来交换什么，没有出人头地的需要，人们为无意义庆祝。里昂就这点好。

文｜翁佳妍

图｜翁佳妍

编辑｜金石

我可以用五百字给这座住了一年的城市写个简介： 里昂是狮子的意思。市标「only lyon」比「I❤Paris」帅气。我第一次知道它，是读《围城》。方鸿渐在此瞎搞几年，学了一肚子没用的俏皮话；他的女同学苏文纨靠掉书袋在里昂大学拿了博士，正是我现在混日子的地方。

它是法国第三大城市，但面积可能只有北京的三百分之一，骑车能去任何地方。地铁轻轨三天两头故障或罢工，要是起不来迟到，一个月有三次机会栽赃给它。

它是蓝色的。有两条大河，宽阔可比钱塘江，是真正的蓝色，黄色的塞纳河相形之下如同水沟。天鹅成群，当它上岸时，你会惊讶于它曲项以下的矮胖。

它是小王子的出生地。老城依山，建于中世纪，有童话里那种连绵不绝的房子，窄长窗户，带百叶窗，俯瞰是一片烟囱森林。我由衷地相信，在里昂长大的小孩，直到三十岁对圣诞老人都深信不疑。

卢米埃尔兄弟的家在城郊，一栋金碧辉煌的大别墅，现已成电影资料馆。地下室改成放映厅，放胡金铨武侠片时，观众座无虚席，隔壁法国大爷一定需要你中途摇醒。

里昂大致就这些东西，和其他欧洲城市大同小异。一年后，朋友来看我，我已经像《故园风雨后》住惯城堡的塞巴斯蒂安一样对它外在的美丽过于理所当然，几乎不能理解他们具有考据精神的城市探索——毕竟，漂亮建筑和古迹，是里昂最不重要的东西。

1

来里昂的第一天，在一间年久失修的厕所，我被各种手写的标语包围：「一个社会的构建，不靠乌合之众，不靠结党营私，而靠剧院里演的东西，那些喜剧和悲剧，这是我们活着的理由。」

没过多久，我见到了理查夫人。她教文学，是我入学面试考官，也是我理想中的法国女人，五十岁，花白卷发，天然材质衣服下露出一双匡威。五十岁生日，她丈夫送她由薄至厚五十本书，他一定非常爱她——在里昂，一本书七八欧到三五十欧不等，五十本是一笔巨款。

面试的官方对话结束后，她丢开考题，托腮兴致盎然和我闲聊了一番，然后决定把我分到法语高级班。我谦虚了一下：「哎，我没这么好的。」她认真地说：「那我会酌情考虑你的意见。」提笔在我的考卷上写了点什么，边写边念：「我认为考生能力可以，但考生觉得自己不可以。」

我真的被降级了。但很快，我开始庆幸这件事——理查夫人成了我的班主任。

第一堂课读小说选段，一个有文学梦的家庭妇女遇到心仪作家，作家问其姓名，竟然一时语塞，说不了话。回家懊恼无比，给作家写了一封信。选段戛然而止，布置作业：写这封信。

我们被她惯坏了。写诗，写外星人突袭里昂，续写《暗店街》，改写《天使爱美丽》。「爱是一场巨大的幻觉。」她在课上朗读考卷，眼睛发光，「太美了。」理查夫人不打分，只在感同身受处用紫墨水标上「oui!!」（对！），满页漫山遍野的紫色批改，像普罗旺斯的花田。

她有课前谈话，每周见面，花半小时轮流聊本周趣事。班里不少学生整天闷在家啃书，她很不满：「考试是小意思，重要的是享受语言。」她索性把我们拖出课堂，去一个旅行纪录片电影节做志愿者，「进入真正的里昂社会。」

电影放映厅在一艘游轮上，持续整整一个周末。她比我以为的更了解我，更改了我的服务项目，把我调去吧台卖酒——这是我的童年愿望。

那个周末，我站在柜台后面卖酒和咖啡，打坏的啤酒自己喝掉，偷热红酒分给朋友。喝多了的我变得十分话痨，法语流利了一百倍，卖个酒能和导演聊十五分钟。很快，我知道一名满头脏辫的英国导演花四个月从北京骑自行车到西藏，还知道一名跟我差不多大的法国男生在阿拉斯加一个人呆了小半年，回来唯一感想：「真的超孤独，也超自由，两者都令人无法忍受。」

客人少的时候，理查夫人叫我下船舱看片，正是那部《独自在阿拉斯加》。这部片是摄像机架在三脚架上自己拍的，因为过于孤独，主角全程和镜头说话，向镜头展示如何捕鱼，捕了半天才捞到一小条，睡到半夜突然有熊闯入，空镜里充满他的尖叫。片尾，他竟然在这片雪原里遇到了几个同伴，大家燃起篝火，唱歌跳舞。

此时我坐在底下的船舱，顶上是水和夜的压迫，我觉得异常舒展，被绵密的自由包围。听说我们周一一早就有考试。理查夫人给任课老师打电话：「能不能推迟考试，周日晚上让他们好好睡个觉？」

里昂二大厕所里的涂鸦，关于「我们活着的理由」

2

塞利纳在《长夜行》第一页写法国人的标准像：「看上去老是忙得要命，实际上他们从早到晚在闲荡。何以见得？要是天气不适合闲荡了，比如过冷或过热，就看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都躲进室内，喝咖啡和啤酒去了。」

我不能形容得更贴切了。

在各种场所无所事事，是里昂人一天的运行方式。他们总是很闲，别着工卡的人喝茶也两小时起步。还不算河岸边、草坪上的午休，野餐篮里隐约伸出红酒瓶，吃不完的面包扔给鸽子和天鹅，人们在读书，聊天，午睡，好像永远没有要紧事做。

夏天傍晚，里昂人在罗纳（Rhône)河边野餐

如果要拍里昂版的《深夜食堂》，地点就该选咖啡馆。里昂的咖啡馆总是亮堂堂暖烘烘，尤其在冬天或雨天，给人一种庇护感。

大学附近的「小玫瑰」，加露台不到50座，是穷学生的客厅、餐厅、吸烟区和研讨室。一块五可以买到咖啡、免费报纸，还有学哲学的服务生指导。桌子极逼仄，只能放下手肘，两人并排动弹不得，所以里昂没有胖子。

我们在露天座读书，聊天，午睡，写作业，偷听隔壁老师骂政府、后桌学生争论文学。下雨刮风，挪下屁股转进室内，继续偷听，写作业，聊天，读书，等待故事发生。

比如爱情。

我的朋友罗恩每周绕半个城来「小玫瑰」等我下课，这当然是借口，他爱上了哲学系服务生。他结帐要花半小时，东拉西扯海德格尔、「你的领带让我想到家乡的雨林」。闲扯半个月还没勇气问对方叫什么名字。

罗恩的出生地是《百年孤独》马孔多的原型，他用西语给我读这本书，因为他的语调，在应该落泪的地方，我都能适时热泪盈眶。他在马孔多是个拥有姓名的舞者，然而他的梦想是巴黎。巴黎太贵，折中选了里昂。

还有重逢。

印度裔英国人Mukund是个跟我同龄的伦敦程序员，过着和我之前差不多的都市螺丝钉生活，两小时通勤，电脑前8小时，然后回家睡觉。一天醒来，他决定环游世界。

在环游的第13个月，他和放暑假的我在一个经历罢工的亚洲小岛成了舍友。当时，楼下清场，我们被困室内，宿舍五个人只能轮流下楼买啤酒，他在买酒路上无辜中了催泪弹。

后来，他继续旅行。在泰国骑摩托出了车祸，摔断腿又勉强接好，爱上一个波兰女孩，又在布拉格遭到打劫。某个途经法国的早上，他走进「小玫瑰」，用蹩脚的法语点一杯咖啡，与抬头管闲事的我四目相对。

因闲人集中，「小玫瑰」成了信息中转站。靠偷听本地人聊天，我们得以知道二手集市的信息——在里昂，那是一个能用少量金钱买到大量乐趣的地方。

集市地点不定，通常在周末，什么都有：二战时没有寄达的家书，写着「爸爸请给我寄点钱」；19世纪死于肺痨的小女孩肖像；题着「送给最爱的Louis」又被廉价出售的精装书。

我们也叫它「破碎之心市场」。1978年的黑胶唱片像棵大白菜一样被扔在纸箱里任人挑拣，最便宜那档10块钱，我买到过Patti Smith的《Easter》。拆开竟然有签名。这应该是个礼物，也许前主人排队一个通宵才拿到签名，为了送给什么人，结果这人连封套都没拆——我感到目击了一个可能发生在40年前的伤心往事。

总之，作为一个初来者，这座城市几乎每个细节都符合我的心意。

二手集市淘到的「心碎黑胶唱片」

3

我的朋友玛丽来里昂是因为爱，她的故事是发生在里昂的《before sunrise》。

玛丽是德黑兰动画导演，兼职私酒贩子。七岁，她的小学要求全文背诵《古兰经》，她被某些字眼困扰，诸如「惩罚」「畏惧」「灾祸」，于是她在需要上交的日记上写「我恨古兰经」。学校震怒，罚她一个礼拜不准上学。

她有个非同凡响的父亲，数学教授，拥有一个1984世界里能够随便说话的厨房。「所有事都发生在厨房。」他们学会了雕版印刷，自己印刷禁书，在桌子底下传来传去。我们一起看《v字仇杀队》，她数次倒抽冷气，「这就是伊朗。」

两年前，她开始出租自家沙发，外国游客能免费借住，聊天就算房租。于是她认识了住在里昂的德国建筑师，在德黑兰聊了一个月天，她申请了来里昂的学生签证，在那之前，她甚至没有听说过这座城市。建筑师说：「我担心你不习惯。」她说：「不关你的事，我对自己负责。」她成了我的同学。

我去过他们家，一栋中世纪老楼，在联合国的大本子里拥有姓名，等于住在博物馆里。爬楼要特别小心，台阶被数百年的住客踩得过于光滑，不扶把手会因摩擦力太小滚下楼梯。

那是真正艺术家的家。所有东西都是自制的，桌椅沙发，棋盘、滑板、吉他，他们甚至种了一片森林。我第一次发现这种不花钱的生活竟然这么有趣。

他们给我做饭，用樱桃把米全部染成酸味，饭后搓麻将到天亮，配茴香酒。我们去逛春天百货，不买，偷学各类衣服如何裁剪拷边。这番补课卓有成效，连她的婚纱都是自己缝的。我们在教堂后排用耳机听伊朗民谣，波斯语唱什么都像念诗，她跟我解说，这个中老年歌手因政治原因被放逐，母亲去世也无法回国，她在我耳朵旁边和声。

在玛丽家，我们边搓麻将边喝茴香酒

那个瞬间，我甚至希望时间可以就此停止。但对里昂而言，这只是无数「日常存在」中的一个。

罗恩在「小玫瑰」的爱情没有下文，但因为过于迷人，他常陷于无谓的甜蜜烦恼。

凭着在马孔多的名气，他得到一位「盖茨比」的欣赏，借住在他家，成了一个住带泳池豪宅的赤贫人士，一周打工20小时，满地捡用过的地铁票（里昂地铁票在一小时内可反复用），然后回到「盖茨比」的家，在蒂凡尼台灯下眯着眼睛赶作业。

「盖茨比」爱上了他。他极为不安，决定借助物理距离冷却对方的热情。没日没夜端了三个月盘子后，他从别墅搬进赫鲁晓夫楼，独立日叫我去喝茶，除了茶什么都没有，只能坐在地上喝。然而他又很贾宝玉，担心「盖茨比」孤独，每个周末不辞辛苦往返探望。

里昂就是由这种不同的「日常」构成的。这里几乎拥有全部人种的移民，当列车从我住的郊区驶向市中心，穿长袍的阿拉伯人，穿印花袍的黑人，雷鬼打扮的黑人，西班牙意大利长相的南欧人，金发的东欧西欧人，穿足球队服的南美人，为数不多的亚洲脸依次上车落车，和司机说「日安」。

里昂的游客不多，几乎所有人都会被默认是本地人，没人放慢语速说话，人们又那么话痨，一度非常困扰我。

当我提出抗议，我的法国朋友辩解说：「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把你当『外国』朋友，我跟朋友讲话都这么快。」也有好处，在一个经常被抓住问路、拉你投票反对马克龙会见特朗普、拉你参加游行的地方，很难产生局外人感。

法国是欧洲的移民国家，人种繁多，因此无法就美达成共识；加上法语的虚伪，禁止说人不美，总之所有人都最特别。但每个人也都不特别，在里昂，干什么都不会有人多看你一眼，再加上没有人拿你当外人，你可以迅速消失在人海中——这让我感觉安全。

4

即便是里昂人的懒，也没有令我产生困扰。

在里昂，金融、物流、移动网络、电子支付长期发展停滞，大家凡事寄信，习惯等待，节奏停在中国的20年前，就算你下午两点去商店，老板也会说不好意思今天我想收工了，麻烦你明天来。街边有些年头的大楼，也只清洗靠主干道的那一面。

只洗临街一面的里昂某政府机关大楼

但对于一些小事，里昂人却极为在意——他们非常在意小孩子的感受。

里昂的博物馆展台有连绵不绝的脚凳，紧贴展柜，这突然增高的三十公分，可以让小孩在上面从一个展柜走到另一个，拥有和成人一模一样的视角。

去看电影，小孩能领到一个橡胶坐凳，像一口倒扣的锅。加高在正常座位上，可以平视荧幕。一次电影放映前，我看到一个小孩坐在坐凳上和爷爷聊电影，鼻尖和爷爷齐平，聊得煞有介事。

有时候，我会怀疑住在里昂的大人其实都没长大，才会这么了解小孩的需要——在里昂，大家工作懒散，但对玩乐极其认真，还特别擅长从微不足道的事情中找快乐。

附近街区突然出现连绵几条街的跳房子方格，不知道是谁用粉笔画的，可以从一跳到好几百。路上有个小女孩开心得学都不要上了，一格一格跳着往前走，她爸爸拎着她的书包，也在跳，陪她慢慢吞吞地往前走。

玛丽结婚前，我们策划了一个单身派对。这是一个藏宝游戏，十二个谜语被塞进信封，藏在里昂老城的十二个地方：叫乔伊斯的爱尔兰酒吧，狮子雕像的腹部，一对希腊神话gay情侣的雕像，里昂最热闹的冰淇淋店，能看到铁塔的楼梯……都是我们消磨了无数无所事事的下午的地方。谜语是一条线索，答案指向下一个藏宝处，如果全部解开，将在终点——大教堂的座位底下发现终极宝物。

那天，游戏玩家多到超出预期。冰淇淋店主把谜语藏得太好了，店员几乎翻遍整个厨房，收银员对服务生说：「结婚原来这么有意思，我得离婚去重结一个。」不认识的路人冲上来拥抱。还有酒吧老板免费送烈酒绿查特，「我也出个题，必须一口喝完。」

我的朋友钟万如花两小时在电话里听我描述，评价：「听着就累死了，你在北京花头精没有那么多的。」的确，只有在一个有诸多闲人的地方，这种花头精才搞得下去，游戏也才玩得下去。

里昂是个无用的世界，好东西并不想用来交换什么，没有出人头地的需要，人们为无意义庆祝。里昂就这点好。

一棵死掉的行道树。人们给它做了个墓志铭：「此地长眠一棵树：1948——2018」

5

这种「很里昂」的美妙感受持续了很久，直到被一次次的考试暂时中断。

在里昂二大挑高十来米的礼堂，一次突击考试翩然而至。我翻开卷子，上面只有一道题：猫很可爱，人们喜欢它；鸡也很可爱，人们却要吃它，写两页议论文。

我没有经验，按着「很里昂」的路子，全文充满奇思妙想和真挚感情，评语「结构欠规范」。玛丽更天马行空，写了类似《变形记》的可爱小说，不及格。罗恩还没来得及用足够令他满意的深刻论点填满两页纸，交卷时间到。

法国高考常年以「哲学思辨」和「思想自由」为外人称道。但事实是，思辨是真的，自由是假的。

塞舌尔先生教象征思辨和智识的「方法论」和「修辞学」。他黑色，一米九，衣架身材，一身chic，上课像走错片场的时尚编辑。「逻辑。」他伸出黑色的五指，「观点，论据，论证，举例，解释。」一个一个回收成拳。论证的每一段必须包括这五部分，每一段每一句写什么字都有规定，没有任何发挥空间——遵守规则永远排在第一位，观点独到倒在次要，这与想象不符。

我感觉自己从一个八股泥沼掉入了另一个八股泥沼，等我意识到全世界老师都爱乖学生，腿已经拔不出来了。

一学期小考不计其数，总分20，10分及格，挂科非常轻易，拿14分值得开酒庆祝。留级人数相当可观。如果在意考分，那紧绷的神经会全年无休。

当初，中国助教欲言又止说理查夫人不是典型法国老师，后来，我才渐渐回味过来这话的意思，只有她会因内容有趣给高分，语法出点错也没关系，除了她，鼓励快乐学习的老师我没见过几个，恨铁不成钢倒常驻脸上。

我又开始做数学考试的噩梦，应试教育和里昂在我的梦里媾和了，我不断用法语考数学，像一台永动机。

一次咖啡馆偶遇，她拿本书在抽烟，问我「最近好吗？」我说不好，她听我倒了半小时苦水，只说了一句话：「规则会让人掌握一种思维方式，掌握以后，就能跳出规则了；但如果不知道规则存在的话，又怎么跳出去？」

不久后，在学校里发生的一段插曲，让我对这句话和里昂有了更深的理解。

马克龙政府突然宣布公立大学非欧盟留学生学费涨10到16倍，理由很滑稽：「法国经济不行，而留学生有钱」，「涨价会吸引更多留学生」。

马克龙上台后，惹恼学生数次。先是4月改革高中会考，把原有几十门考试合并为四门大考，加入推荐制，平民学生上升空间受阻。11月又毫无缓冲涨留学生学费，被认为羞辱了自由平等博爱。

政策出台后，里昂学生隔天开始罢课抗议。

留学生涨学费，和法国学生其实没什么利害关系，但反对者里法国师生是主力——他们对平等有偏执的要求。上公立大学，留学生和法国学生一样免费，拿一样的房屋补助，有一样的打工时长，用一样的医保。

游行队伍中，法国学生举着标语：「一直以来，正是外国人丰富了法国：文化、包容度和经济增长」、「为了所有人的免费大学」，大家吹着风笛唱起歌。

为留学生争取权益的法国学生

但自由始终在规则中进行，完全失控几乎没有。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穿过学校，但想上课的仍然能继续。每次罢课，总有人起哄，想闹到考试结束，所有人拿平均分。这种愿望通常无法实现——罢课需要投票通过，游行者中也有学霸，搅乱考试的投票永远通不过。

里昂的自由似乎能被控制在情绪和规则的微妙平衡里。黄背心游行时，适逢里昂灯光节，来自全法的游客几乎撑爆这个城市。白天，游行队伍后跟着警车，头顶盘旋直升飞机，只要没有暴力迹象，警方只是默默跟着。到晚上，抗议者按时撤离，广场让给节日和游客。

学期的最后一天，考试结束后大家都不肯散，闲聊数小时。不少人要回国，老师问：「当你们离开里昂，最想念的会是什么？」

答案各色各样。

「想念每个人上公交时都跟司机说『日安』和『谢谢』。」

「每天可以亲二十个同学。」

「一块钱的espresso，还有两块钱1947年版的《鼠疫》。」

「盛大节日期间，想游行的还在游行；但到晚上，游行自动撤离，广场让给节日和游客。」

「秩序。」

「自由。」

6

摸清规则后，一切开始像游戏，甚至还能有点收获。暑假看知网论文，看到一半觉得杂乱，耳边警铃大作，出现塞舌尔先生的讲课画面。

「人的思维，」他伸长两臂比划一棵树，「像这样。」先有大枝桠，五指伸出，是分散出的小枝桠，「不是天上繁星，这里闪一下，那里闪一下。」「对同一事件，不同论据必须包含相矛盾、相补充、相一致的各种角度。」——我竟对此产生热情，我想，一年八股文没白写。

我开始从看客变得「很里昂」。一次一塌糊涂的表演考试，我演一个给情人戴绿帽的女人，因为过于入戏专心喊叫，大段忘词。虽然演得十分过瘾，但分数还是令人黑脸。我的搭档罗恩却来祝贺我「演得出色」，「很多年后你想到今天，不是分数好不好，而是你在一个捉奸剧里演了女主角，下完雨的里昂有春天的味道。」

不很在意结果后，生命可能性突然打开。

我辗转在背景各异的教师之间，哲学、史前艺术、欧洲建筑史、性别研究、戏剧、纪录片，甚至考古——这些有趣选项从未在我此前的人生里出现过。高考填志愿，老师表示文科生前路惨淡，「法律金融外语师范，没别的了。」我想，啊人生，boring，新闻学已经是妥协后最有想象力的选择。

但现在，他人口中的务正业和赶时间成了淡漠遥远的事，获得知识本身就已经幸福至极。就像《刀锋》里的拉里 · 达雷尔：「你决计想不到读《奥德修斯》原文多么令人兴奋。仿佛只要踮起脚伸出手，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大考的试卷令人意外：除了议论文，竟然可以选写小说。是一本书选段，讲三个意大利兄妹被放逐，续写这个放逐后的故事。

我正写得热火朝天：「生活也是流放，我们接纳陌生，经历美丽或煎熬的时光，获得爱和友谊，又最终失去全部。但仍有东西留下了。正是这点东西让生活值得一过。」突然被拍了一下，塞舌尔先生意味深长一笑，比了个ok，那时候我不知道几乎没人选写小说——这篇作文最后拿了一个可以开香槟的分数。

学年结束，我在书店边角找到一本张爱玲，送给理查夫人。我自认为我们不是例行公事的师生，我在扉页上写：「谢谢你让我学会在规则中保持自由」。

7

我知道总有一天会离开里昂，但我希望在离开前，能够实现两个愿望——把自己变成一块海绵，扔在里昂这摊液体里，被它渗透，被它改变颜色和形状，以及，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

那也是一个里昂的「日常」。在乔伊斯酒吧，后座有一对老人聊天，我们偷听一小时，还是无法确定他们说的语言。最后投硬币决定派我上前去搭讪。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在说一种消失的语言。」这位跟我外婆一样年纪的女士说。她来自东欧，有个公主一样的名字，她的父母来自不能兼容的两个种族，「他们希望我快乐。但是我经历了战争、迁移、人类制定世界规则又一次次打破它。」

她用五个手指比划了几个不再存在的斯拉夫国家，用两个拳头模拟它们之间的缠斗和溃败，最后分崩离析。她年轻时也读书、看电影、听音乐，然后战争开始了，1992年，她和丈夫——这位如今坐她对面的老头搬到里昂。

「我知道大多数人甚至不具备获得知识和逃避战争的机会。我们是少数人，我，你和你们，都是极幸运的少数人。」我们给她递纸巾。「这只是咸水，眼睛有时候需要排出一些咸水你才会好过。」她说。

「人们不能只是吃吃喝喝很开心，不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假装一切不存在，活在谷歌展示的彩色泡泡里。我已经老了，你们要想办法打破彩色泡泡。」

她问我们是否在里昂遇到「grand amour」，要死要活的爱，我说没有，她纠正「是还没有」。她看着对面的老头，用那种消失的语言对他说了什么，「到现在每天我都能从他身上发现新的让我着迷的东西。爱和自由，法国就这点好。」

她让我们在她的小本子上留了名字和电话，「不要写法语，用你们的母语写。」为了上前搭讪，我喝了太多酒壮胆，忘记问她的住址，我想请她用已经消失的语言讲她的故事，然后刻一个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保存下来，就像那种收集记忆的笛子。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等她的电话。

一扇用粉笔写着「我爱你」的公寓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