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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病人拍照,不想让冷漠成为医生的标签

2019年8月19日 文/ 翟锦 编辑/ 刘斌

三年来,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姚帅拍摄了 400 多位患者及家属,总计 1 万余张照片,里面大都是些老人。他问肿瘤终末期患者什么是死亡和希望,问小孩什么是悲伤和幸福,问教徒什么是信仰和人生。

文|翟锦

编辑|刘斌

图|受访者供图

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

姚帅是名医生,但他喜欢问别人问题:你害怕死亡吗?你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你怎么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在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的心血管内科,31岁的姚帅曾向自己的数百个病人提问,还把他们邀请到自己临时搭建的摄影棚里,拍下流泪的患者女儿,戴着军帽、斜眼睥睨的老人,紧闭眼睛和嘴巴、像是在和谁赌气的老头,还有眯着眼笑、皱纹堆在一起的老太太。

姚帅很早就对摄影感兴趣了。小时候,看到村尽头处的一抹夕阳,他就会站住,看很久很久,想把这一幕印在脑海里。下雨天,看着老妇人,拖着一辆装满砖头的板车,身形瘦弱但有力量,他很想拍下来。直到后来,他买了相机,这些画面才得以被一一记录。他拍家人,拍颇具风味的土灶,清明节祭祖的仪式……

2016年,姚帅在查房的时候,同病人拉家常。听到一个老人讲起自己年轻时候挖运河的往事,「当时还闹着饥荒,天寒地冻,泥巴都冻在了一块,我们赤着脚,趟在水里,下半身都冻麻木了,十几二十年的挖,有的人死掉了,有的人落下残疾,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很早就患有心衰、肺气肿。」

这个老人的讲述唤醒了姚帅遥远的记忆。奶奶也同他提起过挖运河的经历,那时候苦,没有重型机械,全靠人。

姚帅受到触动,为什么不拍摄这些人呢?他想,每天事务性查房,不如去记录下这些故事。「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我们心血管内科,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六十岁到八十岁,大半辈子风风雨雨,见证了建国、改革开放,很多动荡的岁月,我挺好奇的。」

三年来,姚帅拍摄了 400 多位患者及家属,总计 1 万余张照片,里面大都是些老人。他问肿瘤终末期患者什么是死亡和希望,问小孩什么是悲伤和幸福,问教徒什么是信仰和人生。

他将照片集结成《人在医院》,很多故事都让他深受触动,一个肝癌晚期患者,当过辅警,始终戴着警帽,满腔的英雄主义。还有一个儒雅的老者,以前在老上海做裁缝,给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叶艺群做过一件开司米的大衣,哥哥早年去了台湾,在长长的岁月里,他们都无法见面。

「每一场对医者而言司空见惯的病情转变,对一个家庭来讲都可能是一次内心的天翻地覆。」姚帅在开始拍摄患者后,更深地同他们建立起了共情:「我发现原本用床号或病种简单区分的患者,原来都是那么独特,每一个波澜不惊的脸孔都可能经受过生活的惊涛骇浪。」

对死亡的困惑

2016年9月,姚帅开始拍摄《人在医院》。白天下班以后,姚帅把拍摄对象请到主任办公室,或者储藏室,关上门,隔开走廊的喧嚣,两个人陷在安静和沉思里。

因为空间狭窄,他只能拍特写。拍摄不过才3分钟,但每次他都会用很长时间跟患者或家属聊天。

他问面前的人,关于人生的遗憾、艰难、快乐和死亡,有人哭了,想起自己早逝的亲人、犯过的错,有人谈起自己最喜欢放鹞子(板鹞风筝),自己有一个61声的板鹞,由61个六角鹞组成,有2.4米高,要两个人才能放起来,放鹞子时,听到哨子声,很开心。

摄影更像是谈话的句点,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被倾听。有人在拍完后感谢姚帅,之前从来没有过交流这些的机会。「谈话的时候,很多人会哭泣,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渠道去被人倾听和发泄,无论怎样一种文化水平,社会层次,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精神的需求。」

被拍摄的患者,有些已经身患绝症,只有几个月的生命。这也是姚帅思考的问题,因为职业和死亡接近,他总是在想到底要如何面对死亡,可是他不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

少年时期姚帅一直被死亡困扰着。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个傍晚,姚帅发觉接他回家的父亲,拿着张单子,神情沮丧。一回到家,母亲接过了检查报告,哭了,她给姚帅的大舅打电话:「哥,现在该怎么办啊?」

父亲得了「肝硬化」,那是姚帅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在这之前的2年,他的祖父过世了,因为「肝癌」。姚帅并不知道「肝硬化」是什么病,只是大人的恐慌成倍地笼罩在他身上,当天晚上,姚帅把自己从河里钓的龙虾,都放生了,他以为是自己钓了太多的龙虾,遭了报应。从那往后,姚帅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感觉父亲随时都可能死掉。

姚帅变得更加敏感。因为这场病,父亲也变得更加沉默而压抑,不怎么顾家,母亲时常生闷气。有一天,雨倾盆而下,漫进了阳台,堵塞了下水管道,母亲一句接一句抱怨,姚帅跑去疏通管道。家里停电的时候,也是他一个人跑去邻村的小店买蜡烛。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小学的时候。

在成长期,思考死亡这件事没有任何进展,但这种思考改变了姚帅的人生态度,上大学考完四级能毕业,他就不考六级了,毕业后他也不花心思谋求更好的单位。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让他觉得虚无。

2013年,姚帅做了医生。他好奇病人和家属怎么去承受和面对痛苦,甚至是即将到来的死亡。但他还是没找到答案。大多数人都是默默地承受,没有去思考人生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应该就这样。

姚帅记得,他拍摄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老师,肺癌晚期。他做了一辈子的化学老师,践行着「教好书育成人」,但是他对女儿抱有很深的歉疚。因为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女儿中考失利后,一蹶不振,得了精神分裂症。

如果再养孩子,是不是就不会一味要求他们拿第一了?是不是就能更关注她的情绪状态和精神健康了?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要用什么去衡量人生的价值?这些问题姚帅都没开口去问,他答应老人送他照片作为留念。

不久之后老师就去世了,姚帅拿着这张没能送出的照片参加了他的葬礼。

拍摄

除了那些善意、哭泣和爱,姚帅也会把这些人展露出来的怀疑、狡诈拍进照片里。

姚帅问过一个为父母忧心的儿女:「你小时候妈妈怎么对你好?」一说出这句话,对方就哭了。有的爱吹牛,姚帅就问他平时抽什么牌子的烟,对方就开始夸耀自己抽过多好的烟,自己的朋友有多厉害。也有人觉得姚帅是骗子,「有的人本身就对世界,对他人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你别有企图,你是骗子。」

有些患者并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病情。一个病人家住三楼,他要靠妻子搀扶着才能上楼梯,只要听到后头有脚步声,就催促妻子,怕邻居看到。在拍摄时,妻子讲起自己的愧疚,如果早点督促他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恐怕就不会这样了。

一个93岁的老人对姚帅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做了一辈子的好人,他觉得做好人才能享福。13岁的时候,家里穷的吃不上饭,他跑去上海的软木塞厂做童工,机器比人还高,他拿砖头垫脚,从天微亮工作到凌晨。后来他做食堂的管理员,手上拿着分给工人的粮票。管他的行政科科长问他要粮票,否则就要赶走他,他只好自己花钱买了粮票给科长,对方还嫌少。

姚帅拍过一个内心满是愤怒的老爷子。戴着军帽,一圈灰白胡子,眼睛炯炯有神,很精干的样子。老爷子跟他讲,自己在60年代受尽了冤屈,一辈子都毁掉了。当时在生产队里,大家分玉米,下乡的女知青挑了很多好玉米要拿走,「这个玉米,普通的村民他们也要吃,你把好的挑走了,别人吃什么呢?」老爷子当时年轻,人也正直,刚从部队里出来,做事不知道转弯,在生产队里做临时会计。

女知青叫了几个男知青去打他,还诽谤他强奸了自己。当时流氓罪还会判死刑,还要开万人批斗大会。老爷子被关进监狱,出来后他一直上访,好些年后才平反,但那时候他没了工作,也没了大好青春,后来他娶了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妻子。

给他拍摄完,姚帅专门从家里拿了包烟给老爷子,他爱抽烟。「我很欣赏他,觉得他是很悲剧式的命运,很悲壮。花甲之年,他讲述的时候一直很平静,平静地表达那份悲愤。」姚帅说。

那之后,过了半年,姚帅第二次见到了老人。人明显萎靡下来,消瘦,蓬头垢面,胡子很久没打理了,全白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身上有恶臭,走路也艰难。

第三次见是在上急诊夜班的时候。后半夜两三点钟,老人扶着墙,走得很缓慢,气喘得厉害,浑身大汗淋漓。在诊室里,姚帅只觉得无能为力,他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老人,只想赶快看完病,甚至他都不敢直视老人眼睛,只例行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

但老人认出他来了。「他说『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姚医生,我现在不舒服』,他(指老人)说话不会拖泥带水,不会有祈求。」姚帅尽力给老人提供了更低廉有效的治疗方案。

困境

姚帅和拍摄过的病人们到后来走得不算近,「我只想和他们建立一个相对疏远的关系,因为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下很危险,医生很多时候没办法,只能自保。」

这种困境始终贯穿在姚帅做医生的职业生涯里。就在采访他的那天晚上,姚帅当时在医院值班,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个子小小的,佝偻着背,在照顾自己重病的儿子时,突然腹痛,剧烈呕吐不止。

姚帅赶过去,想诊治,但和老人沟通很难,她不想花钱做检查,旁边也没能拿主意的家人。「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医生怎么办?我给她治,如果万一出了事,到时候就是我的责任了,治了但是家人反咬一口,那费用谁出?如果不给她治,听任她呻吟下去,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最后姚帅选择了保守治疗,打了一针止吐针,联系她的家人来医院。

社会上频繁出的医疗纠纷,以及对医生的偏见,让姚帅很没安全感。有时候是几个家属对救治的态度不统一,医生去救治了,还会引发经济纠纷,医生的热情反而会成为一种过错,被人诟病。有时候是家里人不管不问,给老人做了检查之后,家里人又找来攻击医生是过度医疗。

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怎么做医生了。姚帅会很困惑,他尝试去劝说病人做一些决定,告诉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哪些是必要的检查,但是,「他会对你更加不信任,觉得你有过度医疗之嫌,有可能拿回扣,各种嫌疑。后来我就不怎么多说话了。」

不过,越是显现出职业冷漠的时候,姚帅越是警醒,他始终记得小时候的一桩事。那时候他还在读高一,父亲日渐瘦削,他内心敏感不安。一次假期结束返校,经过县城,父亲顺路去复打乙肝疫苗。接诊的医生态度极其冷漠,他看着父亲咨询了一个问题,被医生不耐烦地打发了。父亲悻悻地离开,更加沉默,在路上问他:「是不是城里人都这样,看不起农村人?」

因为少年时被疾病的阴影笼罩,他体验过无助的滋味。成为医生后,姚帅一直希望自己能给病人带去的是温暖和信心,和患者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2013年9月,姚帅成为了一名医生,走上临床岗位。「Too many people in need」,这是他在医院实习第一个月写下的一段话。

为了不让冷漠成为这个最该温暖的职业的标签,他总是以微笑和耐心对待病人,满怀热情,看完病查完房,空闲时间会自己跑去病房,并不是机械地问哪里不舒服,而是同病人拉家常。腊月初八的时候,他还会带来祖母熬的腊八粥,分给病房的老人吃。

拍摄《人在医院》的项目,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到他刚做医生的样子,「冷漠的心一下子被揪了回来,就好像慢慢要睡过去的人,突然间拍了一下自己的脸,快快快,醒醒,不要这样下去,不能这样子。」

姚帅希望自己不要睡过去。「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痛苦,向我伸出手的时候,我肯定会去拥抱他。我希望别人能够避免那份痛苦和无助。」

姚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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