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努力想成为那个符号，她害怕被遗忘，她成功地成了那个符号。后来，那成了她在漫长时间里无法摆脱的枷锁。

文｜张月

编辑｜柏栎

摄影｜尹夕远

跪着走路

廖智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腿。

她会呼唤两岁的女儿，问一个大部分母亲都没有机会问的问题：「宝贝，妈妈的腿在哪儿啊？」小不点儿会悉悉簌簌地找到她的两条腿，吃力地递给她，像个小大人一样埋怨：「妈妈，你又找不到你的腿了，你下次不要来问我啊。」

廖智的腿由三部分组成，大腿到膝盖以下7厘米是人类的肉体，往下是一个漏斗状的接受腔，容纳她的膝关节，再往下是一根细长的钢柱，连接膝盖和假脚。她需要均匀动用臀部和大腿的力量，才能挪动这两条重20斤的假肢，她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跪着走路」。

会有人经常看她的腿。7月初在上海参加朋友的婚礼，婚礼上的小朋友问廖智：「你的腿哪里去了？」她说：「我的腿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我现在穿这个。」小朋友不依不饶：「你为什么穿这个？」她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我是变形金刚啊。」小朋友露出了崇拜的目光。

婚礼上的陌生人看她，她会自然地打招呼，然后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腿还蛮酷的？」对方讶异于她的反应，不知怎么回应，只好笑着说：「是啊是啊，好酷啊。」

廖智在2008年 「5 · 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双腿，在绵竹市汉旺镇的废墟下，她被掩埋了近30个小时。很多人宁愿痛到死去也不愿截肢，但她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紧缺，为她做手术的是一名牙医，第一次给人锯腿，没有经验，问她：「从哪里锯？」廖智想了想说：「你给我留得越长越好。」

之于廖智，失去双腿的惨痛也许比普通人来得更甚，地震前她是一名舞蹈老师，即将和朋友开办舞蹈学校，教小朋友跳舞。两个地壳板块碰撞，葬送了她和其余几万人的生命和生活。

失去双腿的生活有很多不便。廖智不能站着洗澡，只能用浴缸；无法下蹲，只能用坐式马桶；天气不好的时候腿会肿大疼痛；热的时候出汗，需要不停地脱下假肢擦汗；假脚对地面没有触觉，她在下雨天容易摔跤，无数次摔倒之后，她有了一些经验，在摔倒的瞬间抱住头、迅速收脚，保护自己不要受太严重的伤。

许多截肢者会在钢柱外面包裹一层皮肤色的外壳，让它看上去像一双真腿。但廖智很少用外壳，父母希望她包一层，不想她承受路上那些异样的目光，可她总是穿着短裙或短裤，像个钢铁战士一样在外面行走。「我不会去想别人一定是在嘲笑你或者轻视你，我就想着别人肯定就是在欣赏你（笑）。」

廖智爱美，脸上总是画着精致的妆，手上涂着蓝色的指甲油，上面镶嵌着白色的小花。如果穿凉鞋，她会在假脚脚趾上画十个格子，也涂上好看的指甲油，「不然会让我的凉鞋不好看。」

她的假肢是丈夫Charles为她量身做的，那是一个稳重而寡言的台湾人，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目前是上海一家假肢公司的技师。在他看来，廖智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想法，「她可以在任何一个现在都活得津津有味。」

她依然会跳舞，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首先买一面大镜子摆在屋里，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跳，丈夫坐在一边打手机游戏，女儿吃着手，没人看她，但她还是觉得开心，「像有在飞的感觉。」

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一个五六十平米的舞蹈教室录一个跳舞的视频。一开始动作有些生涩，随着音乐甩头、迈步、抬手，腿不太稳定，有几次差点滑倒，让人捏了一把汗。她做不了太剧烈的动作，会把假肢甩出去。每拍完一段，她都需要拔下接受腔，擦一擦肢体的汗，旁边的人悄悄盯着她的半截腿看，她已经习惯，非常自若。

她一直关注一个视频网站上的舞者，那是一个工地小哥，擅长跳迈克尔 · 杰克逊的太空舞。她想去学，但想了想又放弃了，那是一种依靠足部用力的舞蹈，她失去了那个条件。

残缺是一个舞者永远的遗憾，但偶尔的，假肢也会带来意外的好处。她曾经想当个专业舞蹈演员，但因为身高不够被淘汰了。这个缺憾在截肢之后得以补全，她的好友梁耀文生活在加拿大，曾帮助廖智前往加拿大制作假肢，技师是一位荷兰老先生，问廖智想要有多高，梁耀文还记得当时廖智瞬间发光的眼神，像是一个小孩子，「我还可以增高啊？！」最后的假肢帮她增高了2CM，如愿达到了160CM。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廖智前往当地志愿救灾。天气下大雨，其他志愿者的腿都泡在水里，难受异常，只有廖智没什么感觉，上车把假肢一摘，其他人感叹：「哎，还是假的好。」志愿者们乘坐运送救援物资的车，空间很小，后排挤了四个人，廖智上半身进去了，下半身进不去，她回身把假肢一摘扛在肩上，身子一蜷成功挤了进去。

她像讲笑话一样提起这些事，她看上去早已和身体的残缺和平共处，但总有人无法遗忘。

廖智有一个看上去会伴随她终生的头衔，「汶川地震截肢舞蹈老师」。在地震后两个月，她在电视台跳了一支《鼓舞》，以她当时的身体状况，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她完成了，媒体争相报道这个奇迹，称她为「最美女老师」。她符合一个好故事的全部要素：美丽，坚韧，笑对残酷生活，她成了一个和那场灾难永远绑定的符号。

在她的好友Mandy看来，每年「5 · 12」纪念日前是廖智压力最大的时候。媒体会从各地前来上海采访她，询问她一些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你当时被压在下面是什么感受？」「被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截肢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接受采访多了，连丈夫Charles都找到了规律，「一般都是先哭一哭，然后又说她很勇敢，现在又有自己的生活。其实她不希望每一年又重新挖起很多以前的事情，现在就是现在，不用再回到过去。」

这几年廖智接受的采访越来越少，今年五一，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台湾，回来孩子生了病，虽然忙碌，但度过了一个非常安静的5 · 12。「所有来问我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从地震谈谈谈，就几个点，一直反反复复的讲，没有新的东西了。现在的生活也会聊，但大家不会特别的关心你现在怎么样，还是会回到地震的当刻，那些事情是大家最有兴趣的。」

她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那些问题。灾难时过境迁，她平静地聊当时的心境，提到一些当时伤痛的细节时甚至会微笑。但她发现，对面的人一脸严肃地看着她，那一刻她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应该笑？」

「地震背后有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就是死亡，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不是很想去跟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说，就好像把自己撕开了给你看，那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东西，我也不喜欢在大众面前哭哭啼啼……我要怎么跟别人讲呢，我要流几滴眼泪给人家看，来印证我还是个有良心、有感情的人吗？」

有时候聊到特别想掉泪的时候，她倔强地忍住，「我干嘛要哭给你看。」回家却大哭一场，「为什么要逼我去讲这个我认为已经过了的事情，好像一直提醒我，你是一个背负着那样一个沉重负担的人，我就没有权利开始新的生活了吗？」

还有很多「符号」的要求加诸于她。她生了宝宝以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孩子身上，很多人询问她：「为什么不再做公益了呢？你应该继续做公益啊。」她开了一个卖化妆品的网店，关注她微博的很多人觉得偶像光环破灭，「你怎么能去开微店、当微商呢？你放弃了你的舞蹈梦想！」

「我是觉得只要我做的事情不伤害任何人，不欺骗任何人，我就可以去做。我是自由的，但是很多人会对我有一种期待，你应该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会有很多应该的东西在我身上。」

朋友让她不要发和微店有关的消息，她反而天天发。「我是特别特别想要跳脱符号的人，我不甘心于这个符号捆绑。」她说。

拜拜

命运的奇诡之处在于，廖智现在想要摆脱的，是她在遭遇最深重的痛苦时努力想要成为的，那曾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亲友向《人物》回忆起地震前的廖智时，最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快乐。」那时她23岁，是小镇上最好看的姑娘，她的母亲白玲从来没有看到她忧愁过，笑容总是很大，走路蹦蹦跳跳的，哪个企业请人表演跳舞就去，不给钱也愿意去。

李爽是廖智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她记得廖智唱歌跳舞都好，读书时有很多男生追求，「班上的男生如果出去聚一下会的话，都是情敌的聚会（笑）。」好看的姑娘后来嫁人生女，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地震前，女儿虫虫刚刚十个月。

但那并不完全是一个幸福生活被地震摧毁的故事。地震前，廖智的婚姻已经濒临崩溃，丈夫有了外遇，她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自我怀疑，但她从未把这些不如意告诉过亲友。「就自尊心让人不想去做这样的事情，希望在别人眼中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能够倾诉的只有虫虫，那个孩子很乖巧，说不清楚话，但廖智觉得她能听懂，仿佛用眼睛说着「妈妈，我支持你。」

为了维持幸福的表象，她一直忍让，后来甚至能平静地和丈夫讨论他的情人。晚上她会抱着虫虫站在窗户旁边，近乎偏执地等着丈夫回家，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回来。她久久地盯着黑暗虚空的某处，觉得内心也暗下来，「我就觉得我已经看不到光明了，我才23岁，我有一个孩子，有一个表面上在维持着的婚姻，但其实完全都被毁掉了。我找不到一个出口，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的难题。就不知道怎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但好像你也没有其他选择，这就是你的人生。」

然而人生给出了一个陡峭的转折。廖智的父亲廖军还记得2008年5月11日晚上，他买了菜去廖智家，吃完饭逗了会儿虫虫，起身回家。他把廖智家的门带上，想了想又拉开，说了一声：「虫虫，拜拜。」十个月大的宝宝看着他，说了一句：「拜拜！」宝宝说话从来没有那么清晰，廖军特别高兴地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2点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

廖军是一个摄影师，在影楼感觉到地动天摇，跑了出来，出门不到10米，他身后的地面陡然拱起，像一个滑板一样，他摔倒在地上。他抬头望向对面，那是廖智居住的居民楼，不到两秒钟，那栋楼和相邻的几栋楼都迅速垮塌。大楼倒下激起漫天的灰尘扑向廖军，他透过模糊的烟尘，看到了一幅末世景象，「对面是一片废墟，一层楼都没有了。」

汉旺地处沿山断裂带，居民楼多为年代较早的老楼，在那场地震中伤亡惨重。廖军影楼旁边的学校全部垮塌，身边全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他脑子一片空白，廖智是不是没有了？

他趴在废墟上，冲着底下一直喊女儿的名字，没有回应。

廖智和女儿、婆婆一起被压在了废墟里，她家整个地板翻转，和头顶的预制板一起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空间，一根钢筋刺穿了廖智的右腿，插到小腿肚子里，婆婆抱着虫虫在她的身前，她顾不得疼去摸虫虫，婆婆让她别动，告诉她：「虫虫睡着了。」但廖智感觉不到女儿的呼吸，她料到了什么，但不敢张嘴问，怕说出口就会变成事实。

黑暗中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等待救援，十几个小时之后，婆婆的呼吸弱了下去，最终没有了声息。廖智知道她走了，她伸出手，在沙砾和水泥中触到了虫虫柔软的小身子，冰凉的，那一刻她万念俱灰，想说句什么，又什么都说不出，最后张了张嘴，唱了《种太阳》和《铃儿响叮当》，那是女儿最喜欢听的儿歌。她彻底丧失了求生意志，心里想，死了就可以去陪虫虫了。廖军在外面喊她，她拉着虫虫的小手，不再出声呼救。

天空下起了雨，余震不断，外面的人开始赶廖军，旁边的楼岌岌可危，再待下去他也许要陪葬。附近那些呼救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消失了，他觉得女儿也许已经死了，但又希望她活着，他反反复复地说，像在说服别人，又像在说服自己：「我不走，我们廖智还在里面，我们廖智是不会死的……」

听着那个声音，廖智在废墟下第一次哭出来，她用尽力气喊了一声爸，让他赶紧下去。梁耀文向《人物》回忆，廖智后来告诉他当时的心情，她在底下已经二十多个小时不能翻身，她就想着：「我出去呼一口气，看一看蓝天，感谢一下那些救我的人，拥抱一下爸爸，我再走也没问题。」

听到她的声音，廖军激动得声音都飘了起来，他怕她睡着，一直趴在废墟上跟她聊天。5月13日临近傍晚，廖智终于被救援的人「掏」了出来。廖军看到她的小腿上一根肉筋耷拉出来，吊着一块汤圆大小的肉，全身都是乌血。

廖智是那栋楼里唯一的幸存者，她被送去医院后，廖军继续留下来救人。此后部队掏出来的全是尸体，凌乱地摆在路边。好不容易有两个气息尚存的，廖军让别人赶紧去找车，自己守着他们，其中一个男人哭得很厉害，廖军怕他撑不住，不停地跟他说话：「当兵的那么辛苦把你们救出来，你们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四个小时之后，没有车来，两个男人前后脚没了声音，廖军一开始以为他们累了，伸出手在他们鼻孔下探了探，「活生生的两个人都没有气了。」那一刻他的眼泪汹涌而出，他一天一夜没有阖过眼，救廖智的时候没有哭，以为廖智死了的时候也没有哭，现在一个人坐在废墟上，守着两具微温的尸体，他哭得不能自已。

完全不像一个病号

李爽接到电话，对方告诉她廖智截肢了，虫虫死了。她当时正在公园里避难，放下电话就趴在草坪上开始哭，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她去了医院，到处都是断手断脚的伤者，大都病恹恹的。李爽找了很久才找到廖智，她躺在一个过道里，插着尿管，裹着一条脏兮兮的毯子睡着了，李爽蹲下来，仔细看着廖智的眉眼，「那种感觉，真的说不出来，就是无比的痛苦又无比的喜乐。」

廖智突然醒了，看清楚是她之后笑了。李爽觉得，别人不会理解那种情境下的笑容，「他们可能觉得，她在笑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笑得出来，脑子出毛病了吧？」但她知道，那是因为廖智看到她还幸存，「我们都活下来了。」

廖智掀开毯子，给李爽看：「我腿被锯了。」 脸上还是笑着的。李爽看着她的双腿，短了很长一截，裹着厚厚的纱布，沁出来一点血，她郑重地点了一下头，什么也没说。

廖军是接收虫虫和廖智婆婆遗体的人，后来廖智问过遗体的情况，没有再多说什么，但廖军一直记得廖智当时的表情，没有落泪，几乎是平静的，「但看着就让人很难受很难受。」那个宝宝此后成了大家共同的禁忌，廖智不提，大家也不提。

廖智在此后展现出了让人惊讶的状态。截肢之后，廖军和白玲最担心她想不开。但她仿佛从一开始就接纳了这件事，笑容从来没有掉下来过，李爽记得，廖智在床上和她玩自拍，涂各种颜色的指甲油，戴夸张的耳环，「是一种不放弃的状态。」

梁耀文见到廖智时是震后不久，他带着一些人去四川救援，廖智一直跟他们聊天，脸上的笑容很大，梁耀文看着她，觉得这个女孩子不太正常，「她不像是一个经过灾难的人。你想，一个年轻漂亮的舞蹈老师，没有双腿就像没有命似的，怎么可以嘻嘻哈哈这样笑呢？我说不可能，我接受不了，但是她完全就是没有这个自怜。」

几个月之后，他参加了一场廖智主持的婚礼。在一栋塌了一半的房子后院，周围全是倒塌的房子，那是新娘的家。廖智站在最前面，穿了一双海绵包裹的假肢，口若悬河地介绍新人和嘉宾，在那个残破的院子里，她站着说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没有停顿，时而讲个调动气氛的笑话，观礼的人不时发出笑声，那个场景直到现在都深深印在梁耀文的脑海里。

导演任虹霖在地震发生后带着团队到医院慰问伤者，见到廖智之前，他已经走访了好几个医院，「99%的人都垂头丧气、失落、痛苦，呈现出各种负面情绪。」他猜廖智也差不多，别人给他描述的廖智是一个80后母亲，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双腿、婆婆。他见到她时，她坐在床上，瘦瘦小小的，笑得很开心，任虹霖很震惊，他见了那么多人，很阳光的「只有廖智一个」，「像一个初中生一样，完全不像一个病号，也不像是一个母亲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廖智组织医院的伤残者在医院大堂聚会，她坐着轮椅，和李爽一起给大家讲笑话，表演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桥段。任虹霖看到廖智把坐轮椅的人排成一队，连成一列小火车，领头的人像拉火车一样拉一大圈轮椅，一群人嘻嘻哈哈笑成一片，在整个四川都被巨大悲伤笼罩的背景下，那个场景极其温暖而罕见。

所有回忆起那段经历的人都会提到廖智的笑容，但廖智回忆起当时的自己却是另外一个更痛苦的版本。

地震后，丈夫并不常去医院看廖智，一见面也只是不停地哭，廖智觉得他也陷入了巨大的痛苦，那是一个对感情不忠但很爱女儿的男人，何况他还失去了自己的母亲。看到别的女伤者都有丈夫陪伴，廖智常常觉得羡慕。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后，廖智决定离婚。

她形容那时候的状态，「就是个不被爱的感觉，觉得可能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丈夫离开了，再加上腿又没有了，就会觉得很多人从心眼里面会觉得你站不起来了，我不想要这样被看待。你越没有被爱，你就越想证明自己。」

在这种驱动下，即使身体残缺，她依然成了精神上更强韧的那个。地震前，她是家里拿主意的人，父亲的影楼生意不好，是她主张引进了数码摄像，状况才一点点好起来，父母在精神上非常依赖她。震后她更是不敢表现出丝毫软弱，「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一个支撑，我倒了他们全倒了，所以我也不敢倒。」

白玲记得，廖智很少跟她提起身体的剧痛，但她知道那是「很疼很疼的。」有一次无人的时候，廖智在卫生间摔倒，脑袋上撞了一个大包，灰头土脸爬不起来，她突然嚎啕大哭，地上有蟑螂爬过，她觉得自己也像那个昆虫一般卑微弱小。那是她不多的情绪爆发，但哭过了，等廖军和白玲回来时，她又把这个事情当个笑话讲给他们听。

廖智抓住一切机会，证明自己不是个废人。廖军在医院转悠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截肢的男孩攒了很多安眠药，都没有服用，似乎想要自杀，回来跟廖智聊起，她马上转着轮椅就去找那个男孩。

她的存在本身似乎就具有说服力。「他们很多截肢是单腿，或者是单手。他们看到我两个腿没有了，还嘻嘻哈哈的，可能他们会觉得原来也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然的话好像就只剩下一种生活方式，看到我也许会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别的生活方式。」她说。

她常跟别人说，帮助别人是因为要回馈那些把她救出来的人，那是真的，但她不敢跟别人说的曲折心事是，帮助他人时她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我这样做也能够体现我自己的价值，就在寻找一个价值。」她从不说，仿佛说出来，就是对残酷生活的示弱。

鼓舞

廖智孜孜以求的机会很快来临。

任虹霖在跟她的一次聊天中问她：「你想不想要跳舞？」那个想法是突然跳进他脑海里的。他正在和《还珠格格》导演孙树培一起筹办「世界小姐」重庆赛区的比赛，希望邀请她来表演。他见过很多身体残缺但依然能跳舞的人，觉得廖智也可以，「她应该用她的能量去鼓励更多的人。」

那时候廖智状况很糟，刚刚做完手术一个多月，还在等待二次手术，廖军劝她不要去，「你就剩一个膝盖头了，万一摔了或者怎么样，可能膝盖都保不住了。」但她觉得，那是唯一能跟命运搏一搏的机会，她要重新站上舞台，她得从废墟里站起来，而不是和房子一起倒下去。

也有生计方面的考虑。父母一直担心出院之后的生计，她总是安慰他们：「没关系，有我在，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但她也很发愁，手里只有一点点钱，不知道能用来做些什么，其他的伤者在医院看地震的新闻，她看的全是创业和致富栏目。

「我有一天是要出院的，我们家的房子全部没了，全部垮了，我腿也没了，我也不可能再回去当舞蹈老师了。那我能干什么呢？……如果我重新上了舞台以后，我会被别人知道。如果不上的话，我就淹没在这个洪潮当中，就没有了。」她说。

廖智答应了任虹霖。她没有腿，只能跪着跳，他们为她定制了一个巨大的鼓，她在鼓上跳。在任虹霖看来，廖智所要克服的是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她的腿当时只是简单包扎，碎骨头碴子还没有打磨，腿每天都是肿的，光是连跪姿就练了整整三天。白玲不敢碰她的膝盖，连最轻柔的被子她都盖不了。

他们在重庆的文化馆排练，每天都是40度的高温，廖智的身体不能吹空调，只能顶着高温练习。任虹霖记得每次排练完，廖智腿上的纱布就变成了一包血。廖智咬着牙练习，在最艰难的时候总会想起虫虫，她总觉得宝宝在天上看着她，她抬头望天，向她寻求鼓励，「妈妈做得还不错吧？」

「我就相信我女儿在天堂，她看得见我。我就想如果她现在在我身边，她会是怎么样的，她肯定希望我是一个能让她自豪的妈妈，她肯定不希望我每天是哭哭啼啼的，她希望我是快乐的。」

廖智练习《鼓舞》中 图源任虹霖

7月14日，廖智做完手术两个月后，登上了舞台。任虹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他坐在观众席里，灯光亮起，廖智一身红衣，举着两只鼓槌，跪在大鼓上，双腿望去只剩下了一半长度，缠着厚厚的绷带。任虹霖描述那一刻观众席的氛围，「鸦雀无声。」廖智开始敲鼓，在鼓上腾挪翻转，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起立，鼓掌，那个舞蹈一共三分半钟，没有人坐下，现场的很多人包括任虹霖都掉了泪。他做舞台导演很多年了，直到现在，那个节目依然是他职业生涯里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全场观众起立看完的节目。

「地震给她身体造成了重大的创伤，但是我觉得把她的这个潜能是彻底地释放出来了，把一个人人性当中最伟大的东西激发出来了。」他说。「这个东西能给人非常大的力量，让你平静下来面对你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是被所谓的命运和情绪所掌控了一生，而不能像廖智一样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每一刻的生活状态。」

他在后台看到了廖智，她很高兴也很疲惫，「感觉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能量一下释放完了。」表演结束，她被带回医院做二次手术。

国内媒体用了很多版面报道她，许多外媒也做了整版的报道。就像那支舞蹈的名字《鼓舞》一样，她鼓舞了当时陷入悲伤的国人，廖智一战成名。

廖智演出《鼓舞》 图源任虹霖

我不想背着一个壳

在最无力的时候，廖智努力想成为那个不被遗忘的符号，她成功地成了那个符号，从此以后，数十年如一日，媒体介绍廖智的头衔都是「汶川地震截肢舞蹈老师」，那却成了她在此后漫长岁月里无法摆脱的枷锁，「地震」和「灾民」成了长久贴在她身上的标签。

《鼓舞》之后，廖智常常接受采访、参加节目录制，录完节目对方大都会包个红包，三五百块左右，那是那个家庭不多的收入来源，有时候只要包吃住，她就会带着母亲去，这样可以少两个人在家里吃饭。

也遭遇了一些质疑。有一次，她去一个电视台录节目，明显感觉到了一位编导的敌意，「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四川出来的灾民，你现在靠着这些节目在赚钱，他就会觉得你是在消费你所经历的灾难。」

廖智觉得委屈，她很珍惜每一次上节目的机会，「那是让我重新生活的唯一一个路子了，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连重建的房子都要自己掏钱去买，没有人给我提供一个新的工作机会，也没有人说我来安排你们未来的人生，我们怎么办呢？」

但这种质疑的出现让她开始怀疑自己，她心里有一种即使身体残缺也不曾被摧毁的骄傲，「我想要去证明我自己，不是靠这个活着，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在任虹霖看来，廖智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非常强」的人。成名之后，她接了很多社会名流的名片，最后都丢掉了，连父母都觉得她「有点笨」。重庆当时的地方主官曾去医院探望她，有旁人跟她说，有表演的时候可以请这位官员来看，「跟政府搞好关系」，让廖智给这位官员的秘书打电话，廖智不想打又不胜其扰，只好把病房门锁上。

《鼓舞》之后，任虹霖曾帮她筹款，最终筹到了50万，廖智没有收，把这些钱捐给了其他灾民。在他印象中，廖智当面拒绝别人赠送的钱物发生过太多次，「她都不带思考的。」

廖智的理由是无功不受禄，「你可以帮我，但是你要让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们是合作，但是你要白白地帮我，我不想要……我就想努力能够真的从精神上、经济上各方面独立，骨子里面还是不想要被别人瞧不起。」

曾有五六家经纪公司找上门来，想和她签约。一开始，廖智和父母都很开心，如果签约，意味着他们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廖智也可以获得更专业的培训。但是往下谈的时候，廖智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对方似乎并不打算认真培养她，只想趁她受关注的时候多赚点钱。

「我没有觉得他们看到了我的价值，他们只是看中了我背后的事件（地震）。但是我不想永远跟地震划等号，就像一个人，比如说我今天跌倒了，我起来了。我永远就跟这个跌倒联系在一起吗？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我有我自己的天分，我的价值。」她说，「我就不能是一个完整的我吗？我的生命一下子怎么就狭隘到只剩下这一个事件了。」

父母一开始不太理解廖智的挣扎，廖智觉得，在媒体的轰炸下，父母好像也觉得她就应该和地震划等号，劝她和媒体维护好关系。一有媒体找母亲白玲采访，她说着说着会哭起来，这让廖智觉得苦恼，「他们好像很难走出来这个事情，如果我父母永远让我感受到他们的状态是这样悲伤的话，我会更悲伤的。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努力往前走，就是想让他们开心，想让他们放心。」

父母不能遗忘，外界也有很多无关的人不允许她遗忘。几年前还有人在微博上给她留言：「你是不是忘记了你的女儿虫虫？」理由是翻遍微博也没有找到缅怀的文字。她又愤怒又伤心，那是她最不想和别人分享的内心角落。

头几年，廖智经常梦到虫虫。有一次梦到她已经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长得高而胖。廖智在梦里很着急，「你这么胖怎么得了，将来怎么嫁得出去？」虫虫回嘴：「不用你管！」廖智皱着眉醒来，发现没有虫虫，她失落地安慰自己：「还好她不在，不然那么胖她一定很烦恼。」

还有一次，她梦见虫虫30几岁了，一个巨大球从山上滚下来，眼看着要砸到她，廖智想冲过去救她，但已经来不及了。她从梦里哭着醒来，然后庆幸那是场梦，不是现实。

她从来没有梦到过虫虫还是个小宝宝的样子，都是长大的姑娘，「她好像就在梦里面陪着我长大了一样。」

她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敢再要孩子。谈过一些恋爱，跟对方说不想要孩子之后不了了之。对方不能理解她心中的惧怕，「我就觉得我保护不了我的孩子。」埋在废墟里的时候，她旁边有一个完好的鞋柜，那个鞋柜后来常常出现在她脑子里，她总是忍不住想：「当时为什么那么笨，我怎么没把她塞进去呢，也许塞进去她就得救了。」这种自责折磨了她很多年，「我就觉得孩子太脆弱了，真的，我无法保护好她，如果我保护不了她，我就不想要再要，我也不想要有一天要离开她。」

她不想再把这些伤痛撕开给别人看。拒绝签约经纪公司以后，廖智在重庆一家房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是一份收入微薄但让她感觉到久违自由的工作。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坐一个多小时公车之后转地铁，晚上有时候12点还不能回家，回家的时候总是能看见父母两颗脑袋凑在窗户那儿等她。她卖命工作，收获了其他同事的尊重，有了固定薪水，她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些选择权，可以拒绝一些不舒服的采访，「如果他的想法把我定义成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或者定义为弱势群体和煽情人物，我就不去，反正我有薪水了（笑）。」

2013年，她参加了央视的《舞出我人生》。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酬劳、只包食宿的节目，但是满足了她一直以来的渴求。她还想跳舞，但她的状况需要老师一对一教学，她负担不起昂贵的私教。节目组跟她沟通时，她只问了对方一个问题：「会有编舞老师教我吗？」对方说有，她没再提任何条件，收拾包袱就去了。

一开始节目组并不看好她，一位编导私下跟她说：「你来也就是录两期，肯定也是录不到最后的。」她很硬气地告诉对方：「我也不想录到最后，我还有工作，不要为了你这个把工作搞丢了。」

演员杨志刚是她的搭档，专业舞蹈演员出身，曾登上过春晚的舞台。当时他被抑郁症困扰，是精神最痛苦的时期，「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意思，没有生活的动力。」他想着来录一次就走，自己和廖智似乎都不是跳舞的最好状态，他跟廖智说：「咱俩是一个肉体残疾，一个精神残疾（笑）。」

每次排练他都跟廖智说：「我就陪你再跳这一个，下次我就不来了。」廖智很理解他，总是笑笑说没事儿，她可以请节目组再找找别人，廖智这般态度，他反而觉得很愧疚，下次排练咬咬牙又去了，就这样一期又一期，他们录完了七期，走到了决赛，拿了亚军。

看着廖智的时候，杨志刚仿佛能汲取到一些力量。他记得编舞老师教的动作难度很大，作为专业舞蹈演员的他完成起来都觉得困难。但廖智每次都是很兴奋的眼神，她通宵排练，倔强地要完成那些动作。「她一次次地跌倒，一次次地不断地在练，你就觉得，她一个没腿的人都要这么好好的、有热情的活着，你为什么就不想活下去呢？」他告诉《人物》。

在廖智的记忆里，那是一段非常开心的经历。她终于又可以跳舞，跟专业舞者学习，哪怕是看着别人跳舞，她也觉得高兴。「我挺享受在其中的，哪怕等12个小时，录半个小时我也很开心，会很努力的去练习。每次都觉得时间太短了，还没有尽兴。」

杨志刚和廖智合作过一支舞，叫《怒放的生命》。廖智坐在轮椅上，两人拥抱、徘徊、分离，用肢体语言展示爱情中的喜悦和痛苦，动作难度很高，廖智有80%的概率翻车，但他们顺利完成了。那期节目播出之后，一位导演朋友给杨志刚发信息，「妈的，看哭了。」

节目结束之后，杨志刚去别的剧组工作，遇到困扰麻烦的时候总会想起廖智，然后就觉得眼前的烦恼都不算什么了，「这比跟廖智跳舞这简单多了（笑）。」

上帝的剧本

廖智也在录制节目过程中找到了自己重要的人。

跳舞需要特殊的假肢，她去了Charles的公司，请他为她制作假肢。他在美国长大，并不认识廖智，他一边帮她弄假肢，一边看她和节目组的人说话，她的姿态和眼神莫名吸引他，他觉得，「是一个心里有故事的人。」晚上回家，他翻阅了廖智所有的采访和文章。

他们在2013年开始谈恋爱，廖智觉得，这是一个能够看到她心里的人，他对廖智说：「我们在一起以后，我来做家庭的经济支撑，你只要做你喜欢做的事，不喜欢的你都可以任性地说不。」

廖智顽强的自尊心融化了一些，「很多人看到我很风光的一面，我自己也想营造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很风光，我活得很精彩，但是他能看到我的窘迫。其实我内心是希望有个依靠的，但我的尊严让我不愿意这样做。」

有时为了好看，廖智还是会在假肢外面包一个壳，Charles总说不用，「走，我们上街约会去。」路上有无数目光落在廖智腿上，他们仿若未觉，手拉着手自顾自走着。廖智有点骄傲地想：「怎么的，羡慕我有这么棒一个男朋友吗（笑）？」

对方能理解她不想生孩子的恐惧，如果她不想生，他们可以领养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小孩儿。

仿佛有很多未曾实现的梦想都在遇到这个人之后实现了。谈恋爱时，她去帮Charles打扫房间，房间里床底下积了很多灰，她扫完以后精疲力尽，躺在地板上，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地板上反光，她觉得脑海里好像有一个画面浮现，她跟未来的孩子一起在家里打扫，打扫完了以后躲在床底下跟她玩捉迷藏。她突然落泪，那就是她很多年前梦想的生活，但在地震之后，她不敢再想。

2014年，两人结婚，2016年9月，廖智生下女儿。

得知怀孕的时候，她哭了，给所有人发信息，叮嘱对方不要告诉别人，然后自己告诉了所有的「别人」。李爽打电话过来，两人在电话里又是哭又是笑，「她们曾经觉得我不会再有孩子了。」

杨志刚去年见了一次廖智，请她吃烤鸭，他觉得现在的廖智柔软了许多，他记得跳舞时她最常说的是「咱练」「我一定能做到！」现在那股倔强执拗的劲儿好像消失了。梁耀文记得以前廖智说话像机关枪，噼里啪啦，说得很快，现在则会停下来慢慢讲。

廖智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以前的自己像一只炸毛的小动物，外表开朗，但内里是紧绷的。但是现在在丈夫和女儿的影响下，变得柔和了许多，「感觉到被爱，就不会再那么用力去证明自己。」

很多时候，她依然被外界视作地震的符号，她曾经用力地想要挣脱这个标签带给她的条条框框，「但现在都能接受了，因为我已经不再被这个事情限制了。我不会特别跟什么抵抗，也不会特别想证明什么，就觉得我要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

从2013年开始，廖智和Charles专注于帮助残疾人的工作。他们定期组织截肢者分享会，她和Charles鼓励大家将自己的困扰讲出来，为其提供康复和生活其他方面的帮助。在7月7日的上海分享会上，廖智说：「虽然截肢者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样，人生可能遭遇更多的挑战，但不代表我们就特别需要煽情、催泪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很阳光地生活。希望大家都能非常自信、非常愿意走在大街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2019年上半年，廖智和Charles决定搬回重庆。对于截肢者来说，上海的医疗条件尚可，而大西南地区的截肢者数量更广，可能需要更多的帮助。

她还是会在闲暇的时候跳舞，把自己想呈现的舞蹈和音乐记在记事本上，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做编舞，「很多梦想我就摆在那儿，我也很有信心往前走，走到哪一天我也不知道，我就在等，某一天有这个机会，这个事就可以做了。」

那场灾难已经过去了11年，很多的岁月划过去了，痛苦的、迷茫的、甜蜜的、喜悦的。她常常会感谢那场地震，将她从原来的生活里救了出来。如果没有那场地震的话，她可能会在小镇上一直隐忍地生活，老去。「它（地震）把我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上帝给了我另外一个剧本。原来那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无知的，蒙昧的世界，它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活状态。」

她一直不喜欢被塑造为坚强的人物形象，她没有觉得自己积极地做了什么事，她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往前走，前面是坦途还是断崖。她也不知道。「但是你只能往前看，往前走。我不认可的一点是留在原地，有时候就是要忍痛前行，痛着痛着，也许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好了……我都是一步一步走的，上帝把剧本写成了这个样子，他换一个写法也行，但没有这么有意思。他喜欢戏剧性的东西吧，他喜欢这样的故事，才会安排这样的故事。」

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她不想去动这个剧本，「改变了它，我就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

廖智的QQ空间里有一个上锁的相册，那里面有几张虫虫的照片，她会偶然打开，看着她，但不会哭，她知道她已经离开了。现在她不会经常想起虫虫，她猜天上的女儿也许知道这件事情，也许虫虫也希望这样。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看一会儿相册，然后关上，起身，去继续生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廖军、白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