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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寄生虫》拿下戛纳金棕榈是冥冥中的必然?

2019年5月29日 文/ 矮木 编辑/ 金匝

如是枝裕和所说,金棕榈关乎的,当然不是那片金色叶子的奖座。它关乎的是电影世界应该被尊重和珍视的艺术标准,关乎电影人最为根本的勇气和尊严,或者是这次作为类型片的《寄生虫》得奖所传达出的,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本身,是否对社会现实和人类的普遍命运,具备足够的思考和关心。

文 |矮木

编辑 |金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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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请回答1988》开篇的情节,是双门洞的好朋友们聚在电视前,看周润发、张国荣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1988年正值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从混乱的政治现实中跌跌撞撞、挣扎求生的韩国电影行业,在当时的香港电影中汲取无尽养分,即使到了今天,有心的影迷依然能从韩国电影中看到某些港片的痕迹。

《请回答1988》里,大家坐在一起看《英雄本色》

这一点在韩国普通观众身上同样明显,德善和正焕舍不得错过一秒的《英雄本色》,大概是那个年代韩国年轻人共同的青春记忆,这份记忆在之后的时代不断发出回响,比如中国观众最熟悉的韩国艺人宋慧乔和全智贤,都长久地把张国荣当成偶像。而在韩国综艺节目中偶尔提到张曼玉等人的名字,总有人会发出别样激动的尖叫。

在旧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能在韩国电影,特别是类型电影中看到香港电影的影响,于是我们的电影人和观众都有一种很难表述的心理——韩国电影只是香港电影的小学徒,韩国的类型片几乎就是照着港片和好莱坞原样复制,这个实在算不上讨喜的小国,只会没完没了地模仿,加上夸张的表演方式,浓烈饱满的韩式抒情,乃至正义战胜邪恶的烂俗套路,这些都构筑了很多人对韩国电影的偏见。

但似乎符合任何一个后来居上的故事套路,这份偏见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难站得住脚,最近十几年,我们在《杀人回忆》《太极旗飘扬》《追击者》《恐怖直播》《辩护人》《素媛》《熔炉》《釜山行》《出租车司机》《1987》等电影中能无比清晰地看到一个国家在电影方面的决心。某种程度上,这些韩国电影所体现的决心、勇气、责任和牺牲,一度让人有我无的中国影迷产生了某种艳羡,在一次次涉及权力腐败、性侵幼童、人性黑暗、社会失衡的公共事件中,很多很多次,人们只能靠着邻国的电影截图表达某种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即使抛开这些,单纯从电影艺术的维度衡量,也很难不被算作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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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大背景下,自1984年李斗镛的《纺车》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开启韩国电影的戛纳征战之旅开始,韩国电影以后进者的姿态,一直没放弃拓展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努力,而随着韩国影视工业体系的日臻成熟,李沧东、洪尚秀、金基德、朴赞郁、奉俊昊、罗宏镇等一批导演相继闪耀影坛,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韩国电影就会冒出一些惊喜。

所以在去年李沧东的《燃烧》遗憾失利之后,此次奉俊昊凭借《寄生虫》摘下韩国影史首座戛纳金棕榈桂冠,大约是种冥冥中的必然。

几天前的颁奖礼上,奉俊昊发表获奖感言时特别提到了今年是韩国电影百年,“虽然今天拿金棕榈的是我,但我不认为我是唯一一个能拿金棕榈的韩国导演。如果它能让全世界的观众更关注韩国电影,那真的太棒了。”

凭借《寄生虫》摘下韩国影史首座戛纳金棕榈桂冠的奉俊昊在发表感言

电影导演是一个神奇的群体,一方面他们要深陷自己的影像世界去诉说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他们要对权力保持警惕,对历史有所反思,对社会施以批判;另一方面,在诸如戛纳这样的国际舞台,他们又会集体表露某种小男孩式的抱团和胜负心,在一个神圣严肃的场合,为各自的国家,甚至为亚洲电影,努力地去发声和证明。

奉俊昊感言的另一个重点是,他是作为一个类型片导演而获奖的,在戛纳的血液中,大约浮动着“反类型”的基因,所以此前媒体和观众都猜《寄生虫》大概会是一个类似《汉江怪物》的奇幻故事,根本没对奉俊昊报以太大希望,阿莫多瓦自传性质的《痛苦与荣耀》看上去更符合戛纳的一贯口味,昆汀的《好莱坞往事》一度也被寄予厚望,两位对“类型”早已信手拈来的导演都在各自的电影中做了去类型化的尝试。电影界当然存在鄙视链,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标准的金棕榈电影就该是晦涩的、高高在上的、不能对观众太友好的那种样子,所以《寄生虫》首映后全体起立的掌声,和而后全票通过的金棕榈,当然不只是奉俊昊一个人的成功,不只是韩国电影百年结出的一枚甜美果实,同时也是类型电影在艺术殿堂的一次光荣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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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反复拿来讨论的韩国影视工业体系的成熟,站在韩国电影百年的历史节点之上,当我们借由奉俊昊凝视韩国导演这一群体,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议题是,这是一支梯队结构十分合理,每个人都特色鲜明,同时又无比专注、顽固、甚至是任性的群体。

在年龄上,李沧东出生于1954年,洪尚秀1960年,金基德1960年,朴赞郁1963年,奉俊昊1969年,执导《追击者》和《黄海》的罗宏镇出生于1974年,在他们之后,还有迅速成长的80后、90后青年导演。

稍作对照的话,李沧东和我国第五代导演同龄,虽然冲击半生依然没摘得戛纳的王冠,但是《薄荷糖》《绿洲》《密阳》《诗》《燃烧》等一系列作品积累至今,李沧东无疑已经成为韩国电影最无法忽视的一面旗帜。非常遗憾的是,出发更早、初期成就更高的第五代导演们,在之后的岁月,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和拥有李沧东式的专注和幸运——陈凯歌1993年凭《霸王别姬》拿下金棕榈的时候,李沧东甚至还没有进入电影界,直到4年后的1997年,李沧东才拍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绿鱼》,然后一部一部地拍,跟是枝裕和一样,李沧东也是侯孝贤导演的粉丝,所以在他们的影片中,我们能轻易捕捉到各自的诗意和沉静,他们对社会、对时代、对人性长久的关怀与凝望。我们很难想象在李沧东的履历中出现《道士下山》或是《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作品,在一个导演的电影生命中,出现这样一部(甚至不只一部)作品,绝非只是一次半次对自己羽毛的不爱惜,它所侵蚀的,是一个导演安身立命的专注和安静,非常可惜和遗憾的是,这份专注和安静自第五代导演开始,就长久地被我们厌弃和遗失,甚至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电影行业最稀缺的物品。

李沧东的处女作《绿鱼》剧照

在之后的年月,韩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真正拉开距离,是洪尚秀、金基德等一大批60后导演的成熟,面对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每一代人大概都会经历大抵相同的入场仪式,洪尚秀和金基德的处境并不比中国的第六代导演好多少,他们都是在1996年才推出各自的长篇处女作,经历了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动荡和洗礼,90年代的韩国电影伴随着独立制片运动的兴起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年代——这一点又和我们第六代导演在时代的夹层中跌跌撞撞拥抱自己的电影梦想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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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图给韩国60一代导演绘制一幅群像的话,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最突出也最让我们羡慕的特质是,百无禁忌。

拿个人风格尤为鲜明的金基德来说,在他过往的作品中,涉及诱拐、性侵、自残、雏妓、凶杀、甚至生吞人肉等各种触及文明底线的题材,愤怒的韩国民众甚至给他扣上过“娼妓导演”的帽子,而金基德又绝非那种大任在肩的导演,我们想象不出金基德会拍一部《素媛》一样的电影,在他的电影世界中,语言退位,只是没完没了的性与暴力,但就是这样一位不为舆论所喜爱的导演,在韩国严密的电影工业体系中谋得了自己的容身之处,成为韩国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素媛》剧照

韩国的独立制片运动给了那一代青年导演足够的自由和舞台,即使台上的这群家伙常常会对政策制定者乃至韩国的观众们造成冒犯,但不管是压抑灰暗、最趋近艺术本质的性与暴力,还是那些一度不允许被公开讨论的政治禁忌,都没有形成捆绑韩国这代导演的枷锁。而终究还是这场运动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成为了韩国电影真正的基石与中坚,共同造就了一个属于韩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相形之下,第六代导演远没有韩国同行们的幸运,受制于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中国电影的独立制片运动更像是一场预先就注定失败的悲情革命——总体而言,第六代导演并不具备第五代生逢其时的幸运,同时经历时代的巨大幻灭和电影市场的冰河世纪,以张元、王小帅、娄烨为代表的那一代年轻人,既无痛快表达的自由,也缺乏足够的资金去支撑自己各自的梦想,这种先天不足让他们在一开始就被动地承担了边缘者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回看这批年轻人曾经的天真宣言,实在满是残酷意味,关于中国电影两个重要的世代,导演张元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自白,“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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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对于真实社会的“客观”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更不用说能像韩国导演一样去触碰和深入各种题材禁区。

第五代没能做出的坚持和没能继续的梦境在第六代身上同样没有实现。前段时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宣传期间,娄烨那句“电影应该是自由的”,更像一个得不到回应的小男孩式的独自呢喃。按照时间来说,当下正是第六代导演最该出作品的年纪,但是因为早年的吸毒风波,第六代的旗手张元早已不见了踪影,王小帅在《地久天长》中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好感,又因为一起荒唐的营销事件被消耗干净,娄烨依然沉溺在自己的那个世界,他的危险和困境在于,近些年他的作品越来越成为低于娄烨本身的存在,人们对娄烨的关注与兴趣,远远大于他的电影,而长久被寄予厚望的贾樟柯,近来似乎越来越不满足于一个电影导演的身份。

这些江湖儿女们越发失去了早年闯荡江湖时的高傲和尖锐,而近些年资本市场的大肆侵蚀,更加让每一个深爱电影的人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揪心。好不容易有了个胡波,但他的电影梦想的实现,却悲壮地要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而凭借《路边野餐》带给众人久违的惊喜之后,青年导演毕赣因为《地球最后的夜晚》,生动地向外界展示了一个被资本捆绑的导演,在电影之外,那种身不由己的尴尬。

也许中国电影600亿的庞大体量让很多人并不屑于戛纳电影节的垂青,近些年涌现的诸如《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地久天长》等优秀作品,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了中国电影遮羞布的作用。如果不是这些影片的存在,过去几年的大银幕上,我们剩下的就只有PPT一般的流水账青春片,廉价笑料堆积的东北二人转,还有更过分的加肥加大版综艺节目大电影。我们同戛纳的关系,也就只有微博热搜上狂热的粉丝们对自家偶像毫无底线的尴尬吹捧,以及在20米红毯上赖着不走或变着方法刺激众人眼球的“妖魔鬼怪”。

《我不是药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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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深层的问题根本不是得不得奖,去年凭《小偷家族》折桂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最近接受采访时,表露了戛纳获奖之后自己的内心感受,“我并不是说在外国电影节上获奖是件大事,但对日本电影来说,具有隧道式的视野并不好。我想继续传达这种认识以及它的重要性,我希望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时间拉回到去年,发表获奖感言时的是枝裕和特别提到戛纳对一个电影导演的意义是,能够给人带来某种勇气和希望,站在颁奖台上,他特别提到了自己的亚洲同伴贾樟柯和李沧东,也提到了很多有志于从事电影行业的年轻人,希望大家共享这份勇气和希望。

向来温和的是枝裕和在摘得金棕榈之后拒绝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庆祝邀请,面对英国《视与听》杂志,他给出的理由,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一个优秀导演和他的电影同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枝裕和说,“我是一个电影人,也是一个电视人;我是电视背景出身。我对电视广播的现状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根本不批判现任政府。媒体没有达到其真正的目的。在西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与政府高官、政治家和首相共进午餐和晚餐,这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应该处于批评的位置,保持审视政府,但他们没有。比如说,一个运动员在国外获奖,政府会邀请他到首相官邸和他合影,或者给他发送祝贺,诸如此类的事情。这让我感到恶心,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更多的危机感。艺术和体育很容易被用于政治目的。回顾日本历史,电影创作不能太接近权力是非常重要的。”

如是枝裕和所说,金棕榈关乎的,当然不是那片金色叶子的奖座。它关乎的是电影世界应该被尊重和珍视的艺术标准,关乎电影人最为根本的勇气和尊严,或者是这次作为类型片的《寄生虫》得奖所传达出的,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本身,是否对社会现实和人类的普遍命运,具备足够的思考和关心。

《寄生虫》中,兄妹在地下室的房子里寻找信号

即使我们切换到最狭隘和小家子气的那种视角,在日本和韩国接连为各自国家的电影捧回金棕榈之后,中国的电影人、乃至我们每一个热爱电影的普通影迷,大约都要在羡慕、心痛和着急之外,问上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电影人究竟差在哪里?在之后的时间,中国电影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霸王别姬》之后的26年,我们究竟要把巩俐或是张国荣拿出来说多少遍,才能在电影世界里等来足以抚慰所有人的那道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