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这座超过7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里，每天平均有125人死去。大多数人的死亡方式太过平常，甚至没能出现在报纸的角落。当然有例外，教授杀妻、明星坠楼，老人孤独地死在家里。在每年4万多逝去的生命中，总有一些非自然死亡的故事长久地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几乎从中看到了某种人生故事的结尾，而这正是香港人努力工作想要摆脱的贫穷、抑郁、老无所依。

文｜涂雨清

编辑｜刘斌

摄影｜尹夕远（除署名外）

从不缺少离奇命案

轰动全港的香港大学教授杀妻藏尸案在上月末进行第四次审讯。

涉案教授张祺忠53岁，因为身兼宿舍舍监，一家人和学生们同住在宿舍楼内。张祺忠是学生心中友善温和的教授，时常约学生一起骑单车夜游。去年八月，张祺忠涉嫌用电线勒死妻子，并买来木板，自制木箱藏尸，放在宿舍的办公室里。事发后，张祺忠被警方逮捕，面对记者的闪光灯，他仍然是平日里神情平静的样子。

港大教授张祺忠的最终审判还没有到来，舆论的审判早已有了结论。

被港媒「围追堵截」的张祺忠 图/视觉中国

香港媒体为他量身定做了高智商冷血嫌犯的形象，在张祺忠案的报道中经常被提及：他曾向警方报案妻子失踪；逮捕前日向宿舍学生发电邮，澄清警员来宿舍是为了调查家人失踪，为给同学们带来困扰表示歉意；获得过英国的博士学位；多日以来如常工作，约朋友相聚毫无异样。

香港从不缺离奇的命案。就在张祺忠被捕后的一个月，报纸上频繁出现另一宗案件的报道。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金山将一只充满一氧化碳的瑜伽球设置成缓慢漏气的状态，装入家用汽车中，不知情的妻子和女儿开车出门，因为吸入过多一氧化碳而中毒身亡。警方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在去年9月成功将他起诉。

在香港，凶杀案实际属于发生率最低的一种犯罪。过去十年内，香港每年平均仅有34桩凶杀案（按死亡人数计算，同一案中死亡两人算两宗，且包括误杀），犯罪率远低于国际主要城市的平均水平。但是，对凶杀案的报道大大超过了对其它犯罪事件的报道，它们占据报刊杂志的显眼位置，有时甚至作为头版新闻被刊登。

2018年底判决的一宗无尸命案同样引起了全港的围观：冻肉铺的中年切肉师傅颜永周在2016年杀害前妻母亲的妹妹后将其分尸，分五次将尸体运出家门，尸体至今未寻回。

英国布里斯托尔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社交媒体中的凶杀案自白》中提到，「并非所有凶杀案都会成为新闻。因此，重要的是要检查新闻价值，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定的凶杀案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他凶杀案则没有报告。」

香港媒体大幅报道的凶杀案有相似的剧情——杀妻、杀夫、兄弟不睦、伤害孩子。伦理是港媒报道凶杀案最常提炼的点，它触犯了香港社会的底线，家庭是香港人最珍视的社会单位，对家庭的背叛是最大的恶。

手段残忍的凶杀案受到了同样的关注，那些经典案例甚至能在每一次发生类似的案件时都被再度提起。在切肉师傅颜永周一案的报道中，媒体细心地将类似的分尸案列在案件报道最后，或者找来电影的插图作为提示，更新读者的记忆。

已经定罪的颜永周是香港社会理想的杀人犯形象。肉铺老板的身份和杀人分尸的残忍手段，很容易使港人联想起熟悉的香港十大奇案，比如康怡花园发生的「烹夫案」——妻子杀害丈夫并肢解烹饪；八仙饭店灭门惨案——因改编为电影《人肉叉烧包》广为流传、援交少女碎尸案（改编为电影《踏血寻梅》），这些案子都曾轰动一时。

由援交少女碎尸案改编而成的电影《踏血寻梅》 图/网络

香港影视作品曾流行的奇案文化深深影响着香港媒体对凶案的报道。从邵氏公司在1976年推出的五部「香港奇案」 系列开始，90年代改编凶杀、强奸等真实案件的手法在香港电影中大行其道，网络上流传的「香港十大奇案」几乎全部在当时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凶案的疑犯被塑造成没有感情的异化的人类，作案手法极度血腥和暴力，在香港被一次次讨论和传播。以黄秋生饰演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为代表，当时叉烧包一度因电影的上映而滞销，有人在香港街头撞见黄秋生，甚至吓得尖叫。

你总能在如今的凶杀案报道中捕捉到「奸杀」、「夺命」、「斩人」的动词和「海上浮尸」、「血水流出」等具有强烈画面感的词语，配图也尽可能地满足大众对暴力程度的期待，p上去的沾满血的刀具、案发现场的尸体状态或者是从影视作品中找到的血腥截图。

甚至自杀报道也会落入同样的夸张情形。今年年初，港岛西部发生一起一家三口烧炭自杀的事件，港媒报道，怀疑是夫妻举债，所以携子自杀。它同样符合香港人对伦理道德的一般想象，一家人的感情可以同生共死。

这一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在香港最大的网络媒体上更以「西环三尸」为标题连日更新，新闻里同时写道，在发生这一宗自杀事件的小区，曾发生过另外一宗轰动的案件，年轻人周凯亮在5年前在这个小区内杀死父母并且将两人肢解。并且列出了香港曾经发生的多宗父母携子女自杀的新闻。

香港大学自杀研究中心发布的多篇自杀研究论文提到，媒体详细和夸张地报道自杀新闻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利的，但这仍然没有改变媒体报道非正常死亡的方向。

凶杀案的报道一次次加深人们对理想杀人犯的设定，他们冷酷无情（罔顾纲常伦理）又手段凶残。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杀人犯和自杀者与自己属于不同的世界，杀人犯越可耻，自身越显得正义，自杀者的经历越极端，生者的生活越显得可以忍受。

但《社交媒体中的凶杀案自白》指出，杀人犯并非来自真空，消费凶案报道和杀人犯生活在同样的社会。人们借由凶杀案窥见的并非另一个扭曲世界的面貌，而是香港社会的许多裂缝。

命案的背后

香港凶杀案与西方谋杀案件以不同的方式闻名。香港命案的离奇之处往往在于处理尸体的手段残忍，藏尸方式骇人听闻，民间流行的「十大奇案」几乎全部因此入选。

其中一宗案件的受害者王嘉梅是香港的援交少女。2008年，17岁的王嘉梅和凶手在网上结识，相约在石硖尾的一间劏房（将普通住房分割成几个单位给不同家庭居住）见面，随后王嘉梅在性交易中被杀害，凶手残忍分尸，血肉冲进马桶，人骨丢入石硖尾肉铺。案件曝光后，整个香港人心惶惶，很多市民担心会在肉铺买到人骨。

香港前o记探长林建强说，其中一个现实原因或许是藏尸困难。香港城市化高，四处都有监控，很难将尸体运出而不被发现。而作为全球最拥挤的城市之一，香港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近7000人。

香港有许多回归以前留下的笼屋和劏房，据2016年的统计，全港共有9.3万间劏房，劏房居民接近21万人，人均居住面积约5平方米，一丁点儿动静都能够惊扰到邻舍。即使是正常的屋子，也往往单位密集，走廊狭窄。在这样一个地方藏尸，凶手需要采取更隐秘的方式。

密集的香港楼房

也有许多时候，凶手的残忍并非因为隐瞒。2017年，旺角劏房发生一宗碎尸案，一名精神不稳定的37岁女性将12岁的女儿杀害并肢解。案发时，邻居听到持续半小时的声响仍未报警，直到残肢堵住了水管，隔壁没办法用水了，案件才被人揭发。

香港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据特区政府最新的报告显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约为138万，贫穷率达到20%，相当于每五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人为贫穷人口，即使加上政府的补助资金，这一数字仍然超过100万（香港总人口逾700万）。狭窄的生活空间和低收入使香港贫穷家庭的生活蔓延着难以想象的压抑和绝望。

在另外一些香港杀人事件中，贫与富也会交叉。2014年，一名29岁的英国男子朱廷在他湾仔的寓所分别杀死两名印尼籍女性。这两名女性是香港的性工作者，生前遭受了性虐待。其中一名受害者叫做瑟宁，她的朋友在BBC的采访中吐露，她并不想做性工作者，另一位女孩也是，但是她希望能给家人寄更多的钱，为母亲盖一栋房子。她们都曾经作为家政工人在香港工作。

香港有30余万和她们一样的外籍工人，她们大多是来自东南亚的女性，这些工人在香港属于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群。而作为金融行业里的白人精英，凶手朱廷站在香港阶级地位的顶端。他在法庭上以误杀罪和犯案时精神失常为自己辩解，但最终以谋杀罪入刑，被判处终身监禁。

从香港警务处的公开资料中可以得知，在香港发生的凶杀案大部分源于亲人、情侣和邻里的纠纷，源于家庭纠纷的占比最高。去年发生的48宗凶杀案中，就有17宗为家庭纠纷案，其中10宗为杀妻案。香港也是全球凶杀案女受害人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在所有凶杀案中，女性受害人超过一半。

从香港的家暴比例上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香港社会福利署数据显示，2018年有记录的虐待配偶或同居情侶的案例共2937个。其中有超过80%的受害人为女性，被丈夫虐待的接近60%，所有案例中受到身体虐待的人数接近80%。

最著名的一桩家暴导致的凶杀案发生在2004年的天水围。31岁的新移民（回归后移居香港的内地人）四川人金淑英嫁给了做装修工作的香港人李柏森，李柏森拿综援为生，却不准金淑英外出工作，长期虐打她发泄，最后金淑英被残忍杀害，一双儿女也未能幸免，杀死一家人后，李柏森自杀。这一事件后被改编为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在港播出。

《天水围的夜与雾》剧照 图/网络

十年后，港人仍然无法忘记这桩灭门惨案带来的震荡，在案发的天恒邨举行了十年祭反思会，呼吁特区政府重视家暴问题。

然而在这个最早踏入现代社会的都市里，父权社会的阴影始终挥之不散。2017年9月，一对同为政府公务员的夫妻坠楼身亡，丈夫袭击妻子后，将其抛下楼，随后自己也跳楼身亡。多家香港媒体以妻子薪金比丈夫高作为标题报道这宗案件的缘由。

港媒「香港01」在报道中引用一位专家的分析，「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社会亦保留男性是家庭经济支柱、应担任保护者及照顾角色的思想，理应各方面胜女性一筹，身边人会对男性有期望。」「作为妻子，应明白社会存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了解男性有自尊心，对话时要避用一些字眼，吵架时忌用侮辱、中伤、狠辣、恶毒的字眼，在男性伤口上撒盐，太太要好小心留意相处的避忌之处，当有外人话老公不是，要赞返老公托住佢（他）。」

对此不当言论，50多家非政府组织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告诫，香港社会必需要正视，家庭暴力问题的根源就是性别权力上的不平等，将责任咎罪于受害女性不但强化性别不平等，甚至会合理化这些暴力行为，而进一步深化父权的社会意识。但直到现在，这篇报道仍然没有被撤下和修改。

「尽兴而来，败兴而走」

如果你碰巧走在油麻地的街头，也许会遇见一个专门带人参观死亡现场的导赏团，主持人陈可乐会带领参团人走过12个地点，详细告诉你那些案件中的主人公曾经怎么活着，又如何在一瞬间死去。

路线的第一站就是街市街政府综合大楼的公厕。近几年来，公厕的每一格几乎都死过人，通常是死于吸毒过量，第二日清洁工人打扫时才被发现，「哦，又有人死了」。公厕旁有个垃圾站，门上写着粗体的大字「Clean Hong Kong」。

公厕上的高层停车场时常有企图自杀者徘徊，每一层的不同方向都有人跳过楼，平均两个月就有一例。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3月19日，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从高层跳下，倒卧在停车场和垃圾站之间的小巷，送往医院后不治。

去年中秋前夕，一名男子因为金钱的困扰也在同一个地方跳楼身亡，这则事故里还有一个插曲——他跳下來时砸中了路过的保安女工，这名女工是一个中年人，四十七岁。死者撞到了女工的腰骨，让她受了重伤，很可能无法走路。她的父母年纪很大，已经搬回内地居住。这场不幸的事故发生后，一家人彻底离开了香港。

每年香港平均有近一千人自杀，城市里高楼林立，「从高处堕下」是排在首位的自杀方式，它足够残酷，袒露着自杀者的愤怒与痛苦。没有人会忘记2003年张国荣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的纵身一跃，至今每年的4月1日酒店楼下都会聚集大批歌迷前来悼念；其次是「上吊」，2019年的第一天，秀茂坪顺利邨一位25岁的女子因感情和债务问题不开心，在家中上吊自杀，她在情侣们相拥入眠的新年之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03年4月1日晚，张国荣在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自杀 图/视觉中国

1998年10月，媒体报道了香港第一例烧炭自杀，被媒体形容为没有痛苦和高效的死亡方式。此后烧炭自杀在港流行，金融危机期间「无日无之」，直到今天仍然占据港人自杀方式的第三位。香港流行户外烧烤，用的木炭很容易在香港的超级市场和便利店买到，很多烧烤木炭的包装袋上，都会印上自杀求助的标示。

根据香港自杀求助热线的统计，困扰自杀者的最大原因来自于高压的工作。香港是全球最累的城市之一，根据特区政府2018年最后一季的统计，港人工时中位数每周约为45小时，15.9%的人高于每周60小时，港人推崇「狮子山精神」——只要努力不懈，就会有明天。而作为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有许多人努力过了，仍然输给了难以逾越的贫富差距。

忙碌的香港生活 图/视觉中国

但老人们抑郁而终的故事极少被港媒大幅报道。很少有人知道，60岁以上的老人占据了自杀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一半以上都患有抑郁症，他们大多独居，有的和配偶同住。讽刺的是，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报告，香港女性平均寿命87岁，男性平均寿命81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均寿命最高的地区。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自杀中心总监叶兆辉在接受BBC采访时提到，香港人生活忙碌，他们大多都未能注意到（老人家轻生的）先兆。

「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观光团提到了一宗老人饿死的案件，患有失智症的老婆婆和老伴一起居住，平时都由老伴照顾，有一回老伴不小心在客厅摔死了，老婆婆无人问津，于是饿死在屋内。

这些故事不是港人期待看到的曲折案情，它们过于写实了，几乎从中看到了某种人生故事的结尾，而这正是香港人努力工作想要摆脱的贫穷、抑郁、老无所依。

叶兆辉曾研究了近300封港人自杀留下的遗书，希望从中找到他们最后的心路历程，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位从内地来港的新移民女性轻生前在纸巾上写下的短短八个字「尽兴而来，败兴而走」。他想，她来时应该充满了对新的家庭和社会的向往，最后因丈夫转变，家庭不和患上情绪病，草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复杂的死亡仪式

死亡不是一个人故事的最后篇章，在香港，死是一件复杂的事。

香港人的生活空间狭小，活着的人无处居住，死后也无处容身。这座城市的医院殓房（停尸房）和4座政府殓房是他们最后停留的地方。春节期间，港人不办丧事，香港公立医院的殓房因为遗体太多无法存放，贴出的告示写着，可能需要两人共用一格。

殡仪馆24小时如常运作。家属领取遗体后要尽快出殡，殡仪馆和火化炉都需要提前预定，得安排在隔天上午，守夜之后才可以刚好将遗体送往火化的地方。下午，殡仪馆会接待不守夜的家属举办丧事。晚上又迎来新的逝者。

香港红磡老龙坑街，集中了香港绝大部分长生殿、花店和纸扎店，被称为香港殡葬业一条

香港人拥有最繁琐的殡葬仪式，通常由一位「棺材头」（丧礼策划人）来安排，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仪式，最普遍的是道教。没有宗教信仰，偶尔拜拜祖先的人也会使用道教的仪式。香港殡仪学院的院长、丧礼策划人陈振哲说，即使是道教仪式里念经的师傅，也可以是广东道士、潮州道士、福建道士、客家道士，因为香港人来自不同的乡下，念经都有不同的口音，比如潮州的道教师傅就用潮州那边的话来念经。

遗体火化后无法立即下葬，香港墓地短缺，死人排队公墓的时间比活人排队住进公屋的时间更长，至少需要六年。香港的7间殡仪馆和120余间持牌殡仪商可以暂存逝者的骨灰，在陈振哲的棺材铺内，骨灰坛占据了二层几乎所有的储物空间。香港人的死亡观念并没有和它城市化的进程同步，即使需要漫长的等待期，也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政府为缓解土地问题而推广的绿色殡葬服务（不足死亡人数的15%），将骨灰洒进花园和大海。

寸土寸金的香港墓地 图/视觉中国

墓地也分各个宗教、各类地区甚至不同阶级和不同年龄，最普通的逝者等待公墓，有宗教信仰的人葬进信仰相同者的墓地，大的家族则有自己固定的墓园——赌王何鸿燊的家族坟场在摩星岭的昭远坟场，他所在的何启东家族大多都在葬在这里。

流产婴儿会被葬在一些叫做「天使墓园」的地方，荃湾坟场有一处天使墓园叫做「宁馨园」，它坐落在面朝大海的山坡上，219个埋置位置上，铺满了月牙白的鹅卵石，树下的撒灰池边有蘑菇的埋设，墙上的纪念碑做成蜂巢的形状。管理「宁馨园」的华人永远坟场行政总监在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中说，这里像个游乐场，流产胎儿未能在公园成长，却能在这个面朝大海的花园里长埋。

250个蜂巢形状的记录牌匾，寓意家庭凝聚 图/网络

这个社会里无依无靠的逝者，会被葬在这个城市最边缘的地方——与深圳相邻的沙岭公墓。香港每年都有几百具无人认领的遗体葬在这里，所有墓碑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串数字，「2019 1、2019 2、2019 3……」7年之内如果没有亲人来寻找，他们将一同被火化，同一年份过世的人合葬于一处。

在香港这座超过七百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里，每年都有4万人死去，大多数人的死亡方式太过平常，甚至没能出现在报纸的角落。一场丧礼过后，就迅速被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