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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春有一种职业演员的心态，「不管怎么样，有戏演我就去演，我得让你知道我会演戏，我是个好演员。我要让更多的人在现场看到我演戏，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不是这块料。角色大小无所谓，只要让我演就行，就是这样。」

在朗辰看来，「他一旦存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春天快来了。人就怕你老在台上站着，站着站着，那个舞台的中心就是你的了，熬也能熬成你的，我是这种心态。」

文｜安小庆

编辑｜金焰

摄影｜高远

场地提供｜双烽镇

长在一起

2月17日凌晨，导演、编剧朗辰还在位于北京常营的书房里写剧本。4点多，他发现手机屏幕上出现了网站推送的新闻，王景春和咏梅获奖了。

几个小时后，老朋友王景春颁奖现场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就是那个获奖的瞬间，朗辰说，「那个表情，瞬间那种恍若梦里的感觉，实在太让人心疼了。就好像自己的名字被点到的时候，对自己的名字很陌生，不太相信美好怎么会是我。」

王景春和咏梅凭借《地久天长》摘得柏林帝后

在王景春46岁的生命中，这样恍惚的瞬间出现过好几次。他记忆中最远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9月。那天，表演系大一新生王景春坐在戏剧学院的草坪上产生了意识错位，「哎，这是戏剧学院，我怎么坐在这儿，哦，我考上戏剧学院了，已经不是在乌鲁木齐百货公司上班的人，我不用再回去了。」

最近的一次则发生在大半年前。那天上午，他看到好几条导演王小帅夜里发来的长语音。那时，《地久天长》剧组还有半个月就要开机了，但原本确定下来的男演员突然因故退出。在这之前的选角阶段，导演王小帅和制片人刘璇都提过王景春，但被主要投资方出于市场回报的考虑否决了。

看到王小帅夜里发来的几条长语音，王景春直觉有事发生。他故意没有立刻点开，而是走开去干了一点别的事，让自己冷静了一下。等听完语音，他马上就给导演打了电话。

刘璇回忆，那时剧组同时备选了几个演员，但王景春的反应是最快的，「没有任何条件，就说好，我来。」

直到这时，王景春才看到完整的剧本。看完剧本，他心里想，「呦，这戏就是为我写的。」 剧本中的很多故事和场景，都出乎意料地和王景春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

《地久天长》在柏林参展的海报，是一群国营工厂的工人们在橙色调的舞厅里跳舞。在王景春的记忆里，在阿勒泰和乌鲁木齐度过的少年时代，爸爸妈妈和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的叔叔阿姨们，最爱的活动就是在家里搞舞会。

父亲平时很严厉，但朋友特别多。山上的牧民朋友下来以后，大家就聚在一块儿「奥特来西（音），维语叫奥特来西，英文叫party」。很多人的太太都是文工团的演员，大家先做饭、吃饭，吃完饭以后，手风琴一拉开，跳舞。

那时，王景春家里有一个双卡录音机，一放音乐，引得邻居们都聚到他家来。大人们跳交谊舞，《地久天长》里，刘耀军也跳交谊舞。王景春说，交谊舞的童子功和最初的文艺启蒙，就是从那一场场大人们的「奥特来西」开始的。

在《地久天长》里，年轻演员王源饰演刘耀军夫妇叛逆的养子刘星。刘星和大人一起飘荡，无法适应转学后的生活，最终渐渐与养父母关系崩裂。

《地久天长》剧照 图/网络

而在王景春的少年时代，他几乎也经历了和电影里一样难捱的一段岁月。那是31年前，因为军人父亲从阿勒泰边防部门转业，15岁的王景春和父母、弟弟一起搬家到了乌鲁木齐。在转学后的新学校里，作为外来者的他，总被同学欺负。有时，「突然来五六个人打你一顿，就不愿意去上学了，但你必须每天要去上课。」

电影里的刘星有自己的反抗方式。现实中的少年王景春，则在忍了大半年后，渐渐和新大院的孩子们建立了联系。有一年寒假冬令营，他「一战成名」。

那天在少年宫里，班里的同学又欺负他，还叫了一个外面的人一起来打他，把他嘴巴打破了。王景春跑回家叫了几个大孩子，回来的时候棉衣袖子里藏了一根手臂粗的木棒。他让大孩子堵在门口，自己一个人进去了，进到那个教室里面，打他的一帮人一见他回来，又冲过来要揍他，他迅速把木棒抽出来，一棒子敲在领头的家伙头上。

「『当』倒一个，再打，第二个，第三个……打完了以后，在我们学校就传开了。他们说王景春眼睛挺小，但打人的时候眼睛巨大。」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欺负他了。

但转学带来的不适应，已经让他的学习落下了。中考后，分数不高的王景春进了市化工技校的铆焊专业。在学校里，王景春爱上了这门技术，找到了电焊的快乐——

「在一个黑色镜子后面，其实可以把焊条作为画笔的。你把它点着，可以把两块分开的钢板用一根焊条连接在一起，而且你能把它刷出非常优美的纹路来。你要通过你的技术，控制火弧的长短，关键还有一点，它还要拍X光的，里面不能有杂质，不能有气孔，多艺术啊！」

19岁从技校毕业的时候，王景春考到焊工5级证书，是同学里级别最高的，还获得了留校当老师的机会。差不多30年后，在《地久天长》的故事里，下岗工人刘耀军用电焊技术谋生了一辈子，从北到南。

这些命运细节的暗合，和对整个剧本故事的喜爱，让王景春在大半年的拍摄中非常幸福并且沉浸。

制片人刘璇不常去剧组，有一次她听工作人员讲起，有一天，剧组在包头老街区的筒子楼拍戏。拍完后，导演一喊停，王景春披着一个军大衣，自己坐在楼梯上哭。

正好他的几个朋友要来看他，给他打电话，「他气得，说谁还给我打电话！结果一看，是他们同学，可还是控制不住，还在那儿哭。」

2018年底全剧杀青后，刘璇记得只要是坐一块儿聊天，王景春就开始说，「这个戏有多好多好多好，这个片子多好多好，控制不住，一直说。」有时候大家听着都有点烦了，想让他「说点别的吧」，但只要那天有没听过的朋友在，他又会开始重复。

有一天，他告诉王小帅和刘璇，「你们知道吗，就前两天，我晚上做梦我还梦见我跟咏梅，我带她去买房子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过，就是梦里面还是那个刘耀军，老伴是咏梅。」

他的投入让刘璇觉得，他有一部分已经长在这个片子里面了。

「歪瓜裂枣」

王景春生命里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发生在19岁时的一个下午。

那天是个周末，他和朋友去参加婚礼。吃完喜宴，两人去市歌舞团找朋友。那时刚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一年的朗辰正在艺术团里帮人挑演员，排小品。他出了一道题，表演「不好了，你家着火了」。

一连几个人的表演都很糟糕，王景春坐在窗户边笑得很大声。朋友推了他一把，「你能，你去试试呗。」王景春一脚踹开门冲进去，拽着朗辰的胳膊说：「老师，老师不好了，你们家着火了！」边说边拉着朗辰往外走。

事后，朗辰觉得所有人里最突出的是王景春。他告诉小他3岁的王景春，可以试试去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朗辰当时并没有推荐北电和中戏，因为「这位兄弟并非帅哥俊男类的形象，以我当时形象上的肤浅认识，觉得他要是去考我的母校电影学院，可能会没戏」。

没多久，王景春就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找到朗辰，提出想跟他学表演。朗辰很犹豫，那时候他是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职业演员，但一年到头演不到什么好戏，而且找过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歪瓜裂枣的，啥时候能领衔主演啊。」但王景春很坚持，朗辰说一个人没法学表演，没人跟你搭戏。「为了学表演，他居然又拉来两个歪瓜裂枣的朋友。」

那时的王景春，是新疆百货大楼童鞋部的售货员。此前，作为乌鲁木齐民间文艺活跃分子的他，给百货公司排演过一个舞蹈节目，最终获得了天山区文艺汇演一等奖。从技工学校一毕业，他就被百货公司叫去上班。一个月加上奖金能拿800块钱，是当时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可是只站了一个星期的柜台，他就渴望离开那儿了。

这之前的一年，王景春的父亲因公去世。这被他视作自己作为男人的成年礼。在那以前，因为转学和青春期的缘故，他和父亲关系很僵。父亲的突然离开，让他想要回到原本父亲对他的期望里来。而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期望是上大学。

从来自北京专业艺术院校的朗辰告诉他可以考艺术院校的那天起，离开童鞋柜台和满足父亲期望的两个愿望，就在学表演这里汇合了。这个从小生长在边地的年轻人，开始幻想有一天能够离开故乡，去到外面的世界。

白天继续卖鞋，晚上是另一种生活。朗辰一开始就感受到王景春已经把做演员视作不二的选择了，「就是没有别的想法了，我就一定要实现它。」

「他对自己能力的那种自信也很漫溢。有的时候其他人还在那儿琢磨（即兴小品）呢，他就急了，说我先来演，说老子已经想好了十几种方法。」朗辰回忆。

23岁的朗辰不收学费，唯一的要求是让他们多去找录像带。他带着3个年轻人看了好多片子。王景春记得有马丁 · 斯科塞斯、《美国往事》、《我的左脚》、《因父之名》、丹尼尔 · 刘易斯、阿尔 · 帕西诺、达斯汀 · 霍夫曼、罗伯特 · 德尼罗。

「它给你一个参照物，给你一个坐标。什么是好的表演，什么是坏的表演，朗辰当时全给我们看了，就在上戏剧学院之前已经了解了。」

1994年冬天，已经在百货公司做到业务主管的王景春去杭州跟台湾一家鞋企开会。会议结束后，因为新疆过肉孜节，买不着火车票，他只能滞留在冬天上海湿冷的小旅馆里。

他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了上海戏剧学院，花两块钱买了一张招生简章，之后他在学校里待着，坐在雕塑旁边抽烟。突然恍惚一下，他感觉到这地方自己来过，「可能是做梦来过，很熟悉的，熟悉那个位置，整个那个空间全是那样。」

1995年，来自边地的外省青年王景春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他的通知书比朋友的来得晚，后来才知道因为超龄一岁，他是上戏特招的几个人之一。拿到通知书那天，王景春高兴坏了，在办公室看到同事，就做出告别的姿势说，「大姐，再见吧。」

戏院学院的4年，王景春认为「太美好」。「每一天，就干一件事儿，每天脑子都在想这事儿，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同学薛佳凝回忆，「班里同学都是帅哥美女，景春在里面挺特殊的。」她也承认那时对王景春并没有「多余的假定性猜想，但可能对陆毅、郝蕾、廖凡会有。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过，景春会有今天的成绩。那么那么多同学，那么那么多形象好的、条件好的孩子，都没有问鼎这么高的奖项，可他问鼎了两个」。

上戏毕业后，王景春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也是他在校成绩的一种证明。在上海待了四五年，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能够预料到将来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拍戏，老了以后退休。

朋友廖凡和陈建斌都劝他去北京发展。2004年，他趁去北京拍戏的机会，留了下来。大学同学中不少人已经因为一些电视剧热播成为大众明星。选择去北京的王景春，因为不认识人和不熟悉圈子，机会越来越少，最长有一年时间，他没有拍过一部戏。

2005年，演员曹卫宇和王景春在康洪雷导演的《一针见血》剧组认识了。两人都是新疆人，被安排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曹卫宇记得有一天夜晚，王景春拿出一张见组的个人照片问他，「你说老曹，你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头，还会有所作为吗？」

曹卫宇感到一种共通的急迫感，「因为那时候都会有困惑嘛，谁不想演男一号啊。但是那时候，电视剧的男一号，就是需要那种高大全、伟光正，然后长得漂亮的男生来担当，这是肯定的，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就特认真地跟他说，我说春，你相信我，你长了一张电影脸，电影演员的脸，就是很容易被人记得住。以后你把你的目标放在电影上，走电影的路，早晚有一天会成功的。比方周迅在《荆轲刺秦王》里头演了个盲女，其实就一场戏，但是所有人都会记住那个盲女，这就是演员的本事和电影的魅力。」

朗辰回忆，王景春「没有讲过那些跑龙套的日子，他讲都会讲去现场表演的时候，导演和身边的演员对他的赞许。但是讲这话的同时，也是意味着领衔主演你没份儿的那种心酸，也是在里头包含着的，因为当时毕竟没有什么领衔主演会找他的」。

一旦存活

2007年，王景春在客串一部情景剧时认识了同来客串的年轻导演周伟。那时周伟正筹备《棋王和他的儿子》。在周伟记忆里，那正是王景春迷茫的一段，「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把头也剃了，剃了一个非常短的头，然后在西藏四处转」。

在自己的电影里，周伟邀请当时还在西藏转悠的王景春飞到西安演了一个男二号。自此开始两人长达10年的数字电影合作。随后几年，周伟为电影频道拍摄了几十部数字电影。在这些电影中，王景春渐渐从配角演到了主角。

数字电影无法在院线上映，只能在电影频道播放。在朗辰看来，「几十万、百十万拍一部数字电影，拿去基本的一些成本核算，演员几万块钱酬金到头了吧。」

但王景春有一种职业演员的心态，「不管怎么样，有戏演我就去演，我得让你知道我会演戏，我是个好演员。我要让更多的人在现场看到我演戏，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不是这块料。角色大小无所谓，只要让我演就行，就是这样。」

在朗辰看来，「他一旦存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春天快来了。人就怕你老在台上站着，站着站着，那个舞台的中心就是你的了，熬也能熬成你的，我是这种心态。」

2008年在周伟导演的数字电影《不许抢劫》里，王景春演一个农民工。除了他，所有参演的都是非职业演员，导演要求大家一个月不能洗头洗脸洗澡刷牙。周伟没想到王景春做到了。最后一场戏是大家要到了工钱准备回家，一帮人洗头洗脸，周伟记得王景春盆里的水都成了黑汤。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合作里，周伟开始认定王景春的表演和才华。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场重场戏，几位农民工去包工头家里要债。其中有一大段独白要边哭边说，「非职业演员的男一号死活演不出来」。

当周伟中间用对讲机跟现场进行沟通时，无意间听到演男二号的王景春正在给忘词的男一小声地嘀嘀咕咕提词。「还特别带有情绪，饱满地带动他，你知道吧，当时我正好在对讲机里边，耳机里边突然听到景春在教这个，当时让我非常感动。」

拍完之后，周伟找到王景春，问他，「春儿，要是这场戏让你演你怎么演，怎么弄？」

王景春记得他就用四川话蹲在地上演了一遍，周伟看完说，「我错了，我就应该让你来演这个戏，叼着烟，咬着牙，说真的我错了。」

第二年，周伟拍公安题材的电影《无法结局》，这也是王景春真正主演的第一部电影。10年过去了，周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下午他去房间找王景春，那是他第一次进去。

「推开门，我靠，吓我一跳。因为我们当时拍警察戏，刑警队长，我们道具因为是跟当地公安找的那些真实的照片，全是什么碎尸杀人案、爆炸那种案件现场的照片。我们在拍警察办公室的时候，需要把这些照片放到办公室里边，但我不会去拍那些特写。景春呢，就私底下跟道具沟通，从道具手里边借了一堆这些照片，在他的卧室贴了满满的一墙，然后自己画线、做标记，就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刑警侦破这些案件。我说操，你丫晚上能睡着觉吗？那时候我们的戏都已经拍了一半多了。」

刑警队长平时不穿警服，剧组因此给人物设计了一件皮衣，周伟记得，不管演戏下戏，还是一起出去吃饭，王景春都穿着皮衣，始终生活在人物里。

2009年，王景春终于凭电影《疯狂的玫瑰》获得电影频道主办的第10届电视电影百合奖最佳男演员奖。次年，同样以公安题材的电影《警察日记》获得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

在20年里，从遥远的边地出发，从众多曾经不被看见的配角出发，外省青年演员王景春逐渐从边缘靠近中心。

好友喻恩泰在王景春柏林获奖后，回忆起两人曾在庐山一个湖边许愿。他记得曾问王景春有什么愿望，王景春说：好好演戏。

世俗影帝

从柏林电影节归来一周，他已经和朋友们聚了好几次。其中公司给他办的庆功宴就叫「王景春和他的朋友们」。

在朗辰眼里，王景春身上有一种胡人气质。透亮，仗义，不悲观。当年有一位一起在新疆学表演的朋友，后来也去了北京。「对方完全揭不开锅的时候，租房子啊，吃喝拉撒啊，几乎都是靠着他的酬金。关键是他自己当时也困难——你可别给他讲谁谁谁不幸，就他那样你也知道，小眯缝眼，丑得要死，但是那张脸瞬间会让你感受到温暖。」

王景春的仗义，在后来直接表现在他冗长的以配角出现的电影列表里。2013年，周伟曾跟喻恩泰一起制作了一个喜剧片，想让王景春来客串一个角色，「如果一般的演员，刚刚拿完东京影帝，紧接着拍你一个小商业电影，根本就不会来演的，还不是男一号。」但王景春来了。

他有一种基于江湖儿女的道德观——「人家请你帮忙，不能说我就不去，我要爱惜自己羽毛，大家都是好朋友啊，你稍微有点这个了那个了，人家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不去做，我心里过不去，哪有那么多羽毛啊，反正我羽毛也多，拔了拔了，拔了再长呗，这回不就长回来了嘛，对不对，就是很简单的事儿。」

但王景春并非只是一个单向度的人。

「他是很天真的那种，很开心的，但同时他脑子很清楚的。比如你看他可能会去演一些商业大片，就是这些片子里面他会去串一下，只要是好的机会，他就会马上去。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像《地久天长》这个角色摆到他面前，他不会犹豫一秒钟，他一定会说我来，不管其他的，把所有其他的他都会全部推掉。」

在刘璇眼里，「他跟他的形象，他的表演和本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但是又很天真的人。」

天真的来处除了他对职业的专注，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爱吃。「说好听的是美食家，说难听了就是大吃货。」刘璇记得在剧组需要节食，但他每天都在桌上码一大堆零食，自己吃不了，但又很馋，只能招呼其他人来吃。

几年前，王景春在上海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餐馆，最近在北京又开了一间日本料理。他还和廖凡共同成立了「春凡艺术电影中心」推广艺术电影，甚至为之去长江工商学院读了EMBA。他会组织同期同学聚会吃饭，做公益，参观智能家居馆，「大哥范儿特别足」。

在上海戏剧学院同班同学王一楠看来，王景春是个特别落地的人。过日子就是把饭做好，把车擦干净，把家里收拾好。「这方面他特别明白，不是那种搞艺术的就把自己供成什么样了。也不是那种所谓的艺术家，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哪里就冷僻到一塌糊涂的，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大学毕业后，不少同学都在上海买了房，但王景春没买。他买了一辆车，同学问他为什么，他说买了车，就可以多出去20公里、30公里，就可能会多认识人，有更多机会。还在新疆的时候，朗辰就觉得王景春跟人打交道的「变通和活泛，完全可以做制片主任」。

如果讨论一个人的创作能力来源于哪里，王一楠认为王景春的所有创作能力来源于他热爱生活，「吉普车开到哪儿，这有小酒，尝一口，这有小肉，吃一下，但也不忘梦想。然后中间的点点滴滴的幸福他也一样收纳得齐齐的。可能别人都觉得像柏林这种级别的影帝，很多人都是这种冷酷型的，但我觉得他属于新换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热闹型的。」

周伟也觉得，在数得过来的那些拿过影帝的演员里，王景春在其中是独特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很江湖的，因为影视圈也是一个江湖嘛。」他「没有那种特别不食人间烟火啊什么的，非常融入，跟这个社会非常高度地融入，也喜欢热闹，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社会性比较强」。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诞生了太多爱好文艺的外省青年，如何离开故乡在名利场里自我实现和试炼的故事。从边地和配角出发的王景春，是其中那个兼具世俗和天真的故事。

他始终记得一个时刻，那是他出演电影《我11》后，生平第一次参加了电影节，去了西班牙塞巴斯蒂安。影片结束后，灯光打到演员身上，他向台下挥手致意。准备下楼了，有人说还需要等一下，他以为是让观众先离场，等到有人说可以走了，他就沿着二楼楼梯往下走。

「走着走着两边全部都是，楼梯的两边全部都是观众在那儿鼓掌，从长长的楼梯走下来了以后，那个电影节主席让我们回头看，我们一回头，一楼、二楼、三楼，整个所有的楼梯边上全部都是观众在那儿鼓掌，我以前在学校也演过大戏，谢幕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挺棒的，但是那次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是真的鞠了一躬。我觉得就像谢幕一样的，感谢他们，当时我眼睛就湿润了，感觉到太幸福了，那个时刻太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