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卡尔·哈恩退休了，中国政府送了他一辆「红旗」轿车，这也是到达欧洲的第一辆「红旗」车，现存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博物馆中。他觉得自己了无遗憾，「因为我在大众汽车的所有想法，所有战略都得到了成功的实施」，而其中最大的功绩便是中国战略的成功。

文︱巴芮

编辑︱柏栎

2018年12月中旬，92岁的卡尔·哈恩独自来到北京领奖，他走路很稳，穿着笔挺的西装，身板笔直，专注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为了来中国，他飞了12个小时，「还好我不是驾驶员，不用去开飞机，我只负责坐」，但年轻时的哈恩是可以开滑翔机的。

1982年到1992年，哈恩担任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那10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步迈向市场经济之时。当所有工业国家都对中国的工业热情报以谨慎而冷淡的态度时，正是哈恩带领大众向中国伸出了双手。作为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在改革开放的第40周年，卡尔·哈恩获得了媒体颁发的「2018影响中国年度人物」。

他曾促成过中国与海外汽车工业的首次合资生产。1984年10月，大众汽车集团与上海汽车拖拉机联合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同，中国第一个合资汽车厂——上海大众成立。6年后，一汽-大众汽车公司在长春成立。

之后，哈恩将大量汽车生产技术与设备引入中国，这为此后中国步入都市文明奠定了基础。通过人才培养体系、国产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调动第二产业增长，助力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改善了中国当时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领奖后第二天，哈恩在酒店附近的三里屯太古里逛了两个小时，他有锻炼的习惯，为保持对锻炼的兴趣，还专门买了块苹果手表戴着，因为每当他走完6000米，手表的应用程序就会给他发一个奖章，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哈恩很喜欢中国的建筑，他觉得那些楼房都盖得很漂亮，包括园艺，「我特别喜欢行驶在中国的道路上，整体的基础设施、道路两旁的绿地，如同在森林中穿行，非常舒服。」在太古里这片富有艺术感的现代街区，他走走拍拍，记录了那里的书店，和人行道上滑滑板的孩子。这样都市的生活场景令哈恩感到了惊喜。

事实上，当30年前哈恩来到中国时，他对这个国家的主要印象却是贫困。

1987年10月，哈恩到长春一汽访问，乘坐的飞机滑过一台台老式的米格战斗机，停在一座很小的机场大楼前，一支庞大的身穿棉袄的欢迎队伍和一辆国产的加长「红旗」正等着迎接他。

当时的一汽厂长耿昭杰给每个来访者都发了一件大衣，在之后的24小时里，这件大衣都一直穿在哈恩和随访人员的身上，在这位出生于1926年的德国老人的回忆里，「二战以后，我从来没有像那样挨过冻。」哈恩记得第二天他们进到浴室时，里面的水都差点儿结了冰，因为那时长春还没开始供暖。

坐在那辆「红旗」轿车中穿过长春宽阔的大街，哈恩觉得这座城市可真荒凉，到处都寒冷彻骨，长街似乎没有尽头，上面承载的是穿灰色制服的沉默的骑着自行车的人流，开道警车领着他们从人流中间穿过，但自行车手既不理睬警车的警笛也不理睬叭叭响的喇叭。

也许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国老百姓拥有一辆自行车都是很奢侈的事。一位生于1960年代的专栏作者记得，1980年代初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单位发了一辆公用自行车。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即使有钱，也要有购车票才能买到一辆一百多块钱的自行车，而那时工人工资也才几十块。那辆车简直成了专栏作者的「心肝宝贝」，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把车搬到楼上去，避免日晒雨淋，每周单位还给两小时时间对自行车进行安全检查和保养维护。

但哈恩来中国要做的，是在这个经济刚刚起步的自行车大国，生产汽车。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向各大国际汽车公司发出了前来中国投资的邀约。当时的中国并不考虑建立自己的轿车工业，因为对当时的国人而言，私人轿车简直太奢侈了。那时的目标是要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组装进口汽车组件，靠出口成品汽车来获得迫切需要的外汇。

当时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前景被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评估为很差。因此，邀请得到的回应十分冷淡。大众汽车属于极少数对这个产地发出肯定信号的生产商之一。

但直到1982年哈恩回归大众时，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还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后来外界盛传，这个项目注定是给哈恩的。

上任两周后，哈恩开始大力推进与中国的合作，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世界上前途最大的市场。但在董事会上，关于中国市场的议题却遭到近乎一致的反对。争论长达半年多，最终出于对中国5000年悠久历史的了解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哈恩力主大众汽车集团进入中国，不能错失这次机会。

那年，大众在上海汽车制造厂试组装了500辆车。哈恩知道，这是在不必冒太大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测试。

大众进驻后，开始一系列对国内汽车工业的改造与补给。「要向中国的合作伙伴们证明我们做事业的诚意和决心」。哈恩记得：中国当时几乎没有外汇，当初为了创汇，大众专门做了一个3万吨容量的集装箱，运输零部件或者整车来中国；此后，还建立了一座产能为10万台发动机的工厂。集团的基金会也在此时被引入中国，将员工送入合作研究项目的大学接受教育，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中心来培养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还有员工被送往德国，体验当地的工作方式和风格。一大批经过筛选和打造的汽车所需的各种零部件供应商团体也在此时成长了起来。

1983年4月11日，一辆轿车从上海安亭一处旧厂房里缓缓驶出，标志着中国第一辆合资车桑塔纳的诞生。它是由7位工人在车间里安装了10多米的手推导轨手工组装的，全车零件均从德国进口而来。这是一款满足国情的轿车，性价比高，适合发展中国家，当时采用的发动机方案与后来的帕萨特和奥迪使用的类似，为之后引进中、高级车型打下基础。四门车型也能够当做理想的出租车和政府公务用车。

那是达官显贵才能拥有的奢侈品。直到1990年代末期，很多国人还误以为VW是桑塔纳的标志，常有老百姓指着一辆全新的帕萨特说「哇，桑塔纳出新车型啦！」「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广告语也成了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个标志。

大众带来的并不仅只是商品，甚至还推动了全新的立法。当时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关于合同的谈判旷日持久，直到1984年才正式成立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距最初洽谈已经过去了6年。这份合同为之后的合资企业打开了司法道路，也为中国的专利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大众成立后第一年生产了8000辆桑塔纳，到1986年，交付量已达10000辆。「在今天看来也许并非多大的成就，但这为我们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哈恩说，上汽给了大众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并传达出当时中国市场现状，以及对于外部世界的需求等重要信息。

上海大众成立两年后，「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被列入「七五」规划，中国开始加速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

那时，长春一汽要上马大规模生产轿车的项目，需要寻找有意向的合作伙伴。哈恩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果断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哈恩庆幸自己当时在别墅里装了一台传真机，「我立即在我的小型日本打字机上给耿昭杰厂长写了一封信」，不到24小时，他就收到了长春一汽的访问邀请。

他飞到长春，参观了一座非常大却几乎没有机械化设备的卡车工厂，之后一起跟高层开始了内容密集的会谈。一汽很着急，无法忍受像上汽那样一谈6年，哈恩当即表示，「如果能合作，在5个月内就能签署所有合同。」

之后，哈恩被独自留在会议室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厂长耿昭杰跑出去了。当时哈恩并不知道的是，在那一个多小时里，耿昭杰在与一汽在美国的谈判团队打电话，让他们不要和克莱斯勒签合同。还算及时，当时一汽已经与克莱斯勒签了一个发动机合作的合同，但整车合作的合同还没有签。

那次会谈后他们约定，一汽开始以许可证方式生产奥迪100，一旦得到双方上级部门同意，就开始谈判即将成立合资公司和必要的合同协议。

1990年11月20日，大众在中国的第二家合资企业——一汽-大众汽车公司成立。第二年底便产出了首批捷达。那时轿车已经获准进入家庭，捷达推出后畅销多年，成为当时众多「新富」首选，帮助无数中国消费者圆了「轿车梦」。

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做得有声有色，世界各地的大众汽车集团供应商也闻风来到中国，他们开始相信进入中国市场并不需要担负很大的风险，还将经验和知识储备、资金和人力资源带到中国，帮助大众打造了高质量的供应商队伍，与中国的汽车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一起打造了一家又一家汽车企业。

2017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携手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全年共交付新车418万辆，截至2018年6月，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共拥有员工10万人，并在全国20个城市拥有24个生产基地、33家工厂。

而现如今的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第一汽车产销大国。

1992年，哈恩退休了，中国政府送了他一辆「红旗」轿车，这也是到达欧洲的第一辆「红旗」车，现存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博物馆中。他觉得自己了无遗憾，「因为我在大众汽车的所有想法，所有战略都得到了成功的实施」，而其中最大的功绩便是中国战略的成功。

现在，92岁高龄的哈恩仍喜欢一个人拎着皮箱辗转于世界各大机场，旅行抑或参加活动。他只是很偶尔地摄入高热量食物，每天吃水果和吐司，并时不时地喝上一杯热水——他认为这正是通过认识中国而学到的好习惯。他最喜欢坐在单桅帆船14的舵柄旁，在撒丁岛海边休假，因为 「 这是新思想灵感诞生的理想场所，当然最好是在4级风力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