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家庭里，孩子是失语的。

初中，焦华静在西安，有天推开门，父亲突然送了自己一只小博美。一段时间之后，那只狗又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弄丢了。大人们没有为此道歉，买了另外一只新的狗送给她，骗她是原来的那只狗。

她当然知道不是。「大人们说一声对不起，孩子哭一哭，这个事不就过去了吗？为什么我们总是遇到冲突都是避而不谈，宁愿用一个错误去解决另一个错误，直到那个问题越来越大？」

大学焦华静从西安考到北京，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编剧，她把丢狗的事情写进了毕业论文里。正在北京电影学院担任教师的曹保平导演发现了它，觉得是个好故事，在2013年将它搬上了荧幕，拿到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2018年冬天，它迎来了全国的公映，成了现在正在放映的电影《狗十三》。

文｜马拉拉

编辑｜刘斌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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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的一个周日下午，北京一家咖啡馆里，今年30岁的焦华静对《人物》说，丢狗的事情并不算特例，自己作为孩子时，长辈从来没有和她进行过有效沟通，更多表现出一种身份性的存在。

她家里有一个老插座，关灯的时候，黑暗里会有一道蓝光。有一次她手指被电了，又疼又怕，走到父母卧室求助，母亲说：「那你以后摸上面一点。」并没有多余的安慰。

「还有一次全家去缅甸旅游，我在一边和猴子玩，它爬在我身上，使劲甩都甩不掉。大人都在旁边，但没有人来帮我。我把那个猴子打掉以后吓到不行，去找我妈，她撩开衣服，给我用矿泉水浇了一下。」在妈妈心里，只要身体没问题，她的感受是不重要的。

2009年，年轻人还流行写博客，焦华静把自己丢狗的事情写在自己的私人博客上，意外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原来同样的枷锁，并不是她一个人在承受。在朋友的劝说下，她决定要以此为蓝本写一个剧本，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在豆瓣上这部电影的第一个标签是「成长」，影片以一条走失的狗为线索，平静地描摹一个普通女生在普通家庭里遭受到的成长路径，这是一部没有什么阴暗面的青春片，但依然让人感到残酷。

长大之后的焦华静笑着说，在剧本里给主人公安排的第二只狗，至少还和走失的狗类似。她小时候收到的第二只狗已经粗糙到，「只是同品种，大小和毛色都不一样。」

在电影的短评里，一位情绪激烈的观众写道，「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场谋杀。」

《狗十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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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里，焦华静写道：「爱是需要学习的。」一位老师不同意她的观点，在她论文答辩会上公开质疑她。

「就是需要学习，不是很多人知道怎么爱别人的。」焦华静重复着当时跟老师辩论的对白，声音提高了一些。焦华静长发、声音纤细、身着浅蓝色的针织衫，从表面上看来，她的性格和强势没有关系。

剧本最初她想要探讨的是人和人之间相爱的困境，她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用自以为对方需要的方式爱彼此，但其实对方不需要这个。「每一段感情都是错位的，都是孩子需要吃黄瓜，大人一直在给鸡蛋，孩子对鸡蛋过敏，吐了，大人还说怎么这么不懂事。」

她有一位性格相对粗犷的母亲，因为这点，她在童年受到了不少忽视。她曾经主动打电话和母亲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开口，母亲问：「我还能怎么再对你好，再没有比我对你更好的人了吧。」母亲觉得自己没有100分也有99分。焦华静话没说出口，在自己看来母亲可能勉强才40分。

当年在缅甸被猴子咬出血的事情，焦华静想的是：「她心可真大，难道不需要打个狂犬疫苗什么的吗？」后来她发现母亲就是单纯地不知道被咬了还要打针，更别说照顾她的感受。「我也爱你，我也喜欢你，但我就是给不了你想要的方式。」成年后的焦华静，提到当年的委屈，偶尔会想哭。

焦华静试图相信及时的沟通能够解决问题。比如她不喜欢去上奥数班，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假设父母想让我去学奥数，首先要问我想不想学奥数，而不是回来说一声，报了一个奥数班，让我明天去。可以商量不学会怎么样，作为孩子我也会理解。我觉得多数孩子都会说，那好吧，我去试试看。哪怕就是不想去，我表明态度也是一种探讨，我在意的是这种事情。」

那时候，她有一位十分严厉的奥数老师，觉得害怕，但到今天父母也不会知道她的真实感受。

焦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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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曹保平导演合作多次，焦华静很清楚他给自己的剧本带来了什么，但同时也知道失去了什么，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反抗。

在导演的镜头下，整部电影以一次父亲对女儿的暴力作为分界线。在暴力之前，她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在全家人都反对她找狗的时候深夜出门。但在暴力之后，她选择了隐藏感受，顺应传统家庭的规则。

《狗十三》的原剧本有五万字，几乎是正常剧本的两倍，里面焦华静把这些矛头指向了每个人在感情里的孤独和无力。但是电影被拍出来之后，为了使剧情更集中，反抗被加强，无力被削弱了。

作为女生，焦华静说自己不会像电影的主人公那样大喊大叫，那是一种导演的个人表现手法。「就像小时候男孩子和野兽一样，我生气了，我就打架。女生在电影里当着爷爷奶奶的面吐牛奶，实际上对我来说，可能会偷偷跑到厨房吐掉牛奶，不会当着爷爷奶奶的面去做这件事情。」就像现在，很多人对家庭的反抗都只是默默的。

「经常有人问你怎么不反抗？可是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养狗那段时间我跟父亲的关系不好，我推开家门，来了一只狗，推开门，又来一只狗，然后他就说你养吧。狗丢掉以后，他们拿了一只胖一倍、丑一倍、还有黑毛的狗回来。我整个人懵掉，觉得在歧视我的智商，大人们根本不在意你到底认不认得出来。」在东亚的文化意识里，孩子一般被教育只能接受，因为他们通常不被当成有感受的人来对待，所以连解决的机会都不曾有。

焦华静同龄人的父母多生于困难的六七十年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温饱，因此他们也只会那样来爱自己的孩子。焦华静已经能够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关心孩子感受的能力，就像有的人做饭就是不好吃。「他不会做，你得理解他，他的水平到这儿了。」

在推行「计划生育」的八九十年代，整个家庭的注意力都压在孩子一个人身上。作为家庭里经受肉眼可见的痛苦最少的一辈人，孩子一定程度上要去包容家长们的时代伤痕。「他们觉得你应该过得好……每一代的上一代都不愿意相信下一代的人比他们承受了更多，但是现在社会发展的速度，确实是使我们的压力急剧上升。」

《狗十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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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华静从小就是一个有很强自主意识的人，读书时候，考试遇到选择题，任意选一个也能有四分之一的正确概率，但她会空着，宁愿承认自己不会做，也不要随便蒙一个ABCD。

即使这样，在成长的前十八年里，她还是按照看起来像乖乖女的方式长大了。

她找不到可以反抗的抓手——成长的环境里，不仅仅是大人，还包括更多的同龄人，他们只求蒙混过关，求一件事情能够过去而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真相，想被尊重感受，很多时候人们只在意各安其是。

不管是相比于国外还是过去，焦华静的同龄人被很多人斥责无力，因为他们罕有反抗，在家庭里不反抗，在社会层面也维持冷漠。

新的时代接纳了这一代人，互联网从世纪末开始在中国迅速普及，它带来了新的媒介形式。相比于只能在家里看电视的祖辈，和深陷现实交际圈的父辈，多了一条媒介通道，但它的作用在当下更助于消解痛苦，而不是解决痛苦，更加加剧这种不反抗。

焦华静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第五代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拍的都是我要反抗，我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他们要反抗的东西非常明确，要么是贫困，要么是别的。但是我们这代人非常痛苦，面对的压力不是一个，而是一层，它是一个笼罩着的东西，想反抗没有机会，没有结果。天上都是雾霾，你都不知道你需要去对抗的是哪一个。」

焦华静尝试做点什么，但是她是受阻的，和父母沟通受阻，在面对下一辈的时候也受阻。她有一个小侄子，为了不重蹈自己的覆辙，她会把他当成一个有自己思想的独立的人去沟通。但有的时候，她说到一些同性恋的话题，他的妈妈会帮他把耳朵捂上。

她坦言自己写剧本并不是要去真实地改变什么，而是为了表达「我不喜欢」，「我觉得这是我的态度。就和我觉得裹小脚不好一样，回到清朝，可能大家都裹，但那我也要说，我不喜欢。」

「我没有想改变，也不能要求任何人去改变，因为一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野心。但我不喜欢，我至少要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