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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万岁》不是现实题材电影,而是现实

2018年12月8日 文/ 谢梦遥 编辑/ 刘斌

《生活万岁》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纪录片电影,94分钟的电影拍了14段故事。得了癌症的小丑、失恋的舞女、拉萨踩脚踏三轮的老人、卖唱的盲人夫妻……《生活万岁》没有所谓的故事曲线,用任长箴的话说,「通过采样,用丰富、多意、暧昧的细节,让你看到的是人间万象。」程工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拍摄,剪辑的战争却进行了一年。他拍的不是现实题材而是现实。第二版已经是他最满意的版本了,各方「会诊」后,直至剪至第四版,才拿到公映的龙标。

文|谢梦遥

编辑|刘斌

程工不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纪录片导演。他采访时偶尔言语疯癫,为什么拍电影是因为「闲的没事儿干」,怎么拍得自然,「像遛狗一样,狗都会说话了」。他多年的搭档任长箴,需要经常把他的话「翻译」一遍,才能让记者听懂。他浑身纹身,以至于有个主流媒体来采访,看他露着胳膊,让他套件衣服,但脖子上的花纹还是挡不住。对方开始犯愁了,「还有别人嘛?换一个。」

《生活万岁》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纪录片电影,94分钟的电影拍了14段故事。得了癌症的小丑、失恋的舞女、拉萨踩脚踏三轮的老人、卖唱的盲人夫妻……《生活万岁》没有所谓的故事曲线,用任长箴的话说,「通过采样,用丰富、多意、暧昧的细节,让你看到的是人间万象。」程工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拍摄,剪辑的战争却进行了一年。他拍的不是现实题材而是现实。第二版已经是他最满意的版本了,各方「会诊」后,直至剪至第四版,才拿到公映的龙标。

程工之前拍过豆瓣评分高达9.4的纪录片《极地》,与任长箴等人合作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生活万岁》的线索埋在更早之前,2010年,程工与任长箴合拍一个同名电视纪录片,讲述了45个生活在上海的人的故事。他一直在拍普通中国人。

导演 程工(图右)图/网络

以下为程工自述。采访在11月底进行。

信仰是我的片子里最重要的东西

之前《生活万岁》的英文名叫要有光,本身是《圣经》里的一句话。每天早晨我们都会看到有一束光打过来,那光里边全都是尘埃,拿手去弄一下,里边就在滚动,就在变。就喜欢看那个,我拍的就是那个。光里边的那个尘埃,不打那束光,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我们就是那束光。

我的片子里信仰特别多。信仰不是让你逃离痛苦或者灾难,信仰是让你面对痛苦,有更大的能力和勇气去面对痛苦跟灾难。我所有的片子里其实全是在描写信仰和生死。这一直以来都是最核心的东西。

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想尽可能拍到所有信仰。有人信上帝,有人信穆罕默德,有人信毛主席,有人信佛教,还有信自己的,就是跳舞的女孩不一直在说信自己嘛。

《生活万岁》中失恋的舞女

佛教在中国是最世俗化的,所以过审最容易。删了一句话,就是喝酒的那段,说了3遍,最后变成两遍了。但是其他的,这你比我清楚。总共剪了4版,原来那版本,有老奶奶祷告什么的。但后来只有空镜头扫到耶稣像。

信仰在我们的片子里面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人只有通过这个东西才能快乐,你说呢?

我举个例子,我们拍了个老爷爷,我一直把他接到天安门。他已经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北京了,他现在在当地的一个医院里,我们把他从那里接出来,要保证安全。他坐火车看着北京,他就长叹了一口气,哎呀,家也没了。上了天安门,站在那儿手扶着汉白玉栏杆。他抱着我哭了,真的。我觉得他能懂我,我也能懂他,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傻。

老爷爷绕那红柱子绕九圈,在那儿拐吧拐吧。旁边的武警都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知青,这根红柱子就是他的信仰。曾经这根红柱子是一个人,现在它是一个红柱子,是一样的。我的父亲全是那一代人。这是我个人最感动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后来没放进电影。

其实我完全不关心他信仰什么,因为所有的信仰在我心里边都是一个人。这还有一个空间,还有人看着你,你做的事情,说的话,别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是我信的。

我在拍素材的时候,我真的不想这段故事能不能上院线。但是我每次拍片子素材足够多,怎么剪都有,我不怕那个。我不是为了院线而拍,我也不是为了院线而去表现。天津大爆炸幸存的消防队员我拍了,马航家属我也拍了,因为那是真正的爱和痛苦,领导人说了,《新闻联播》里放了,那年新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有120几个字在说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说的。

我对送(片子去)国外,让老外去来评价这个东西,完全不感兴趣。我的片子是拍给中国老百姓看的,不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从来都是这样。进院线被中国人看到比获奖更重要,我不是为了获奖,我对那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说实在的,还有一个,我们脑子里面还有我们的投资方。我们不想把他扔坑里,有很多电影导演,分分钟把投资方就扔了,投资方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一直保护投资方到今天。这是我们的善意,和我们的职业道德。

拍摄《极地》时的程工 图/网络

每一个细节后边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

最开始的时候也想过拍名人,拍他拉屎、洗脚、玩手机,但瞬间就不成立了。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另外每个故事我只有五天工作周期,名人难以打开。

拍的时候,我们总共四组人,每组5个人,一个摄影,一个录音,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一个助手。拍了40个故事,我差不多每组都跟了,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不去现场,我在家里,把所有的拍摄方案都给过去了以后,我就要在这儿看素材,看有什么问题,明天是不是还要重新拍。

我的调研组先去做调研,把他们的底细全摸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整个拍摄周期就三个月,锁死了。前边第一轮可能和他生活一两天,把他的底细、故事、脉络、家庭关系、自己的身份和他的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摸得一清二楚,跟情感、生活、沮丧、信仰有关系的事,细到一个月挣到3000元,每100元是怎么花的。

我会亲自再去和那个人再做交流,可能两天,可能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然后就开始拍摄,同时3、4个摄制组在不同的地方拍,我必须要五天之内拍完,算上转场是7天,3个月40个故事才能结束,否则结束不了。为什么拍40个故事?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么准确,有的人无法在五天之内打透,只能放弃,五天之内拍的成就拍,拍不成就撤,这就是我们打这个仗的方法。

人是怎么选出来的,首先得有想象力,就是你这个片子需要什么人。举个例子,如果不拍跟生命有关系的,怎么拍生活?要么拍死,要么拍活。什么最有希望?器官移植是最有希望的,哪个器官移植最有希望?心脏器官移植是最有希望的,一步一步地推,就推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么推真的得靠想象力。

盲人夫妇是最后一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拍完了以后,因为每天都在挑素材,后期全跟着,我说我们这部电影里没有爱情。要拍什么样的爱情呢?什么样的爱情最可爱?没有见过的爱情最可爱。就找结婚30年、40年以上的盲人夫妇,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对方。光摸,多好啊,天天摸,光摸的爱情。我们的一个制片,她的家乡有这么一对夫妻。每一个故事方向是自己想到那个地方了,你能想到就一定能找到,你得到的永远比你想象的要好,每次都是这样。这个想象力特别重要。

《生活万岁》中的盲人夫妻

最后,90分钟讲14个故事,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国内第一次。我对这种散点的东西特别擅长,我特别喜欢《巴别塔》那种电影,错综复杂,好几个故事一块儿讲的那种。

我不知道我要做成什么样,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做成什么样。很多片子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要做成什么样,完全凭着感觉。我的生活当中有特别多的「不」,经常会把自己逼到山崖上,我不能跟这个人合作,我不能拿那个人的钱,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我拍了十几年的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包括《进藏》、《极地》,但我不喜欢这两年很多西藏题材的电影。拿出来的全都是符号,根本就没有人。拿着一把蚂蚁放一边,为什么呀?那个细节不是细节,那是装出来的细节。

你跟我聊天,你刚才吃了一个包子,因为你饿了,你很辛苦。旁边的人在收拾东西,但是你拿了一个凉包子吃了,说明你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吃一个包子,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职业。我一定会抓住这种细节。猫头鹰就是这样。每一个细小的东西后边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你要有想象力和控制力。

在西藏拍摄的程工 图/网络

瞄准,屏住呼吸,摁下扳机

我拍片子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观察者,我是一个他的朋友、亲人。我拍你,可能你跟别人都无法说的话你会跟我说。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喝特别烈的酒。以前抽烟抽劲最大的烟,喜欢纹身,这还不够疼吗?我喜欢疼。我对自己狠,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要不然我拍的人不会有这么接近性。

总有人问我,你怎么拍到人家洗澡的?生活当中的一项嘛。我提这些要求的时候,我就要拍你的生活,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不愿意接受,就别拍,你可以拒绝,有很多人都无所谓。我反正没觉得这是一脏事儿。我特别自信的,我跟每个人都这么说,这是你的生活,我不会拿你的三点去卖弄的。

如果一个纪录片导演,我看得上的,拍我做爱,我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样。

我在现场的时候没怎么哭过,拍的时候特别理性,特别理智,我让我的那个镜头去感受。它就完成任务,就是狙击手嘛,迅速地瞄准,然后摁下扳机,打中,结束。这就是屏住呼吸,这是专注,这是拍的时候。你看着别人的眼睛,你脑子里还要想他马上要说什么,说之后,你要拿到什么,你拿到以后,你要怎么剪,在拍摄的时候都得必须要想到的。

但是我剪片子的时候哭过,对,我剪片子的时候看着我的这些画面,看到这些人的状态,我经常会哭。我剪片子的时候需要特专注,特别紧张,因为我又不粗剪,就一口气下来。两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每天8点钟必须到机房,到12点,吃午饭,1点半到2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锻炼2个小时,晚上7点半工作,工作到11点,回去睡觉。

我更喜欢剪片。我觉得剪辑的创造力比拍摄的创造力还大。剪辑比拍摄要难。因为拍摄的时候太阳升起来开始,太阳落下来结束,你就回去可以洗澡,可以躺床上聊天,你可以再做点别的,剪辑不是这样,剪辑耗的全是内劲,跟拼积木似的。拍摄是跟大自然和外界的很多东西做斗争,拼反应什么的。

拍摄《极地》时的程工 图/网络

拍《极地》的时候,我认为没有困境,我这个人最大的困境就是我哮喘,我从来没有认为工作难过。拍《极地》最大的问题就是环境,六千多米,所以团队每一个星期都要送回拉萨,有发烧的,每天都有哭鼻子的。而且《极地》要用大设备,大机器拍。但是特别快乐,我喜欢西藏,拍之前我就去过20多次西藏了。

我希望《生活万岁》是我们的开始,这才哪到哪啊,才刚刚及格,真的是这样,二万五千里,刚系鞋带。我正在拍《原声》,一个中国人和中国音乐的故事,还没拍完呢,横跨的时间比《极地》要长,中间又把钱都拍光了,重新再找投资,然后明年再启动。

拍这么多年片子了,每一个拍摄对象都特别怀念我们曾经相聚的时候。十年前拍的片子,也叫《生活万岁》,拍了世博会前夕一群普通上海人的故事,前天在上海做点映,那些人都聚在一起,真的是十年了,说起来那时候相聚的那十几天,兴奋的都不行。

《生活万岁》的电影海报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