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似乎听见有一个声音在跟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就是到这儿了，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她意识到，纯靠天分写作的日子结束了。「我开始觉得必须要依靠技术，去总结一些东西，做一个更辛苦的提升，不是只靠着最初的那一点点小天分就能做的。」

4年后，也就是天分发挥到尽头时，搭建新世界的过程由享受变为折磨。

笛安知道天分不会消失，但它的力量无法支撑她走向更高峰，「就好像说，你已经成熟了，你要自己写东西了。」

笛安坐在桌前不停地想，写下来，删掉，再写。一天天地熬。

文｜巴芮

编辑｜柏栎

图｜受访者提供

笛安第一次意识到天分的存在，是在它力竭之时。

那是2008年春天，笛安在写《西决》，第一次，她觉得写作异常艰难，「就是怎么样我都觉得不对劲，有问题」，好像自己的审美提升了，越来越瞧不上自己写的东西，「永远觉得太烂了，但也想不到更好的，只能留着它。」

在那之前，笛安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写不出来。「有一段时间，我只要有一个概念，我就可以写一篇小说，那个东西就像是流出来的」，像《告别天堂》，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笛安也只用三个月就完成了。

但那样的日子结束在了2008年，对笛安来说那是个分水岭的年份。

笛安似乎听见有一个声音在跟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就是到这儿了，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她意识到，纯靠天分写作的日子结束了。「我开始觉得必须要依靠技术，去总结一些东西，做一个更辛苦的提升，不是只靠着最初的那一点点小天分就能做的。」

跟大多数人一样，笛安最初的写作源于对自身情绪的表达。

那时笛安19岁，刚到法国不久，对新语言的掌握还不足以让她在那个环境里与人顺畅沟通，而打回国内的电话，那头都是不曾有过国外生活经验的人，「很多事他们根本不理解，以前人际圈子里所有能给你有效经验的人其实都不懂」，笛安愁死了，跟他们怎么都说不明白，对方的那种不懂装懂让她尤为烦躁。那段时间里对话成了笛安生活中特别艰难的一件事。

陌生环境中的孤独感挤压着这个不满20岁的少女，她要为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她开始写作。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小事在笛安心里形成了一个印象——人与人之间天生不平等，于是她虚构了一个故事——一对姐妹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父母对成绩不好资质平庸的姐姐无所期待，能嫁给父亲的学生守在父母身边安稳过日子就很好；而妹妹却不被允许过这样平庸的生活，她有灵气，即便妹妹喜欢那个男学生，但父母觉得对方配不上她，她一定要出国，去大城市，这种被父母规划的不同路径让妹妹感到愤怒。笛安也是如此，成人世界中所有的既定规则都让当时的她反感。

在笛安早期的写作中，她把故事当做盛放自己想说的话的一个模具。

写完后，笛安把这个故事拿给了母亲蒋韵，一位女作家，她需要些专业意见。「写得真好」，笛安得到了表扬，这让她有些惊讶，「完全不是曾经她跟我讲的说你没什么才华。」

她的父亲李锐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小时候，笛安总是写不好老师布置的作文，她达不到那种模范作文的要求。她一直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对她的疑问，「你怎么可能写不好呢？」笛安也不懂，「我小的时候比较钝，我觉得为什么我就不能写不好？」后来她想，「如果我爸爸妈妈都是工程师，他们没有人会要求我说必须要写好。」

所有人都认为，身为作家的女儿，她就该天生会写作。小学班主任这样认为，跟父母出去时，遇到的所有人也都这样认为，他们总是会问笛安，「你长大了要不要写小说啊？」只有笛安的父母不这样认为，「我爸老是跟我说，想吃这碗饭真的要靠天，没有才华的人就不行。」

除了比其他小朋友能更便利地接触到各种书籍外，笛安从没在写作上接收过来自作家父母的任何特殊指导。小时候她把作文拿给父母看，但他们总说，「我辅导不了，你听老师的吧」，因为不是同一类别的写作。

但看过写姐妹的那部小说，父亲李锐将故事转给了专业的编辑，作品没有署名，只说是「无意中有人给了我一个小孩写的东西，我觉得还可以，你看一眼，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当编辑了。」上面留了笛安的邮箱地址。

收到邮件那天是20岁的少女笛安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有一个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说我喜欢这个作品。」后来这篇故事被发表于2003年的《收获》，名为《姐姐的丛林》，笛安觉得这就像是自己经历的一场成人礼。

笛安永远记得那年的圣诞节，在同学家玩了一宿还没清醒的她，坐在法国的公交车上晃啊晃，电话响了，是一个自称为导演的人打来的，说想把她的作品拍成电影，笛安觉得脑袋发晕，「什么都没有想，说，好。」虽然这件事从此再无后话，但却成了直接影响笛安进入文坛的关键——她得到了足够的信心，「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我可以入这一行。」于是，她决定开始写长篇。

于笛安而言，写小说就像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她相信里面的人物都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中，而她的大脑就是他们命运交汇的地方。「你眼睛看着我什么都没有做，其实我很忙，我脑子里有十几个人，天天开会」，笛安笑着抛来一个狡黠的眼神。

笛安小时候就发现自己跟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不一样，「他们是百分百活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但我只有一部分在这个里面，另外的一部分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就是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她觉得这可能是上帝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但老师不觉得，他们看到笛安总是自言自语，动来动去，以为她是多动症，他们建议蒋韵带笛安去查查。但当时的太原并没有专门矫正儿童行为的医生，这件事便被搁置下了。

那或许是来自童年的久远的暗示，笛安享受那个构建新世界的过程。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天堂》写完后，笛安有种「失恋的感觉」，她的情绪一度十分低落，「因为我不相信我还能在这个现实生活里去那么过瘾地活着」，她不喜欢现实生活，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但4年后，也就是天分发挥到尽头时，搭建新世界的过程由享受变为折磨。

笛安知道它不会消失，但它的力量无法支撑她走向更高峰，「就好像说，你已经成熟了，你要自己写东西了。」

笛安坐在桌前不停地想，写下来，删掉，再写。一天天地熬。

从《西决》开始后的每一部作品，笛安都写得很痛苦，出书的节奏也自然慢了下来。《西决》写了六个月，在当时，已经算是耗时最长的一本，再往后创作时间被逐渐拉长到两年。

直到2011年写《南音》，整个龙城三部曲笛安都处于漫长的瓶颈期。中间写《东霓》时，有一章笛安写了一个半月，「非常慢，我每天可能只有两三百字是合格的，那就只留这两三百字，剩下的都不要」，最后那8000多字也凑出来了。她觉得就像打游戏，「总有一关打不过去，你那个时候得不停地不停地来，你是可以过去的」。

必须得熬着，这一关要是过不了，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作者。

曾经那副「写不出来就滚蛋，有的是人能写出来」的年轻气盛姿态也消失了，笛安陷入了一种极度的焦虑与恐慌，她开始无休止地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太适合做这个工作？是不是我曾经以为的都是错的？」正是要毕业的时候，她甚至后悔拒绝了去石油公司做销售的机会。

后来她发现，写不出来的人才都是作家，「因为非职业的人没有这个问题，写不出来不写，那就是个爱好，他就没有这个问题。」笛安还是想证明自己是可以写下去的，「我已经知道有时候坚持下去还是有意义的，哪怕这个作品本身不成功，你也必须面对它」。

笛安熬过来了。龙城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也成了她写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笛安一点点摸索着，最后总结出了一些写作的技巧和必须有的自律——单位五千字完成一个任务成了她检测叙事节奏的方法，「这五千字不能白写，它要服务于一件事或多件事，比如开头我要让读者知道女主角，最好有一点她的性格，工作氛围和生活情景。」笛安告诉《人物》记者。

龙城三部曲成了她卖得最好的一套书。2009年《西决》出版，首印20万册，两周后即加印，当时笛安已经加入郭敬明旗下的最世文化成为签约作家，连公司楼下的报刊亭大爷也进了三五本书来卖。「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郭敬明对笛安说，「你从此不一样了。」如今，这本小说的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

笛安早已成了标准意义上的畅销书作家，但在那之前，笛安的作品是被老牌纯文学杂志《收获》看重的。在最世文化副总裁痕痕的口中，笛安是「贯通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型作家」。

读者激增，签售时他们都喊着「笛安，我们好喜欢你啊」，甚至还有孕妇来排队，笛安感到害怕，内心的不自信跑出来，「万一他们认错人了，其实我不是那样的，可能这本书完了之后我就再也写不出来了。」

笛安是希望被人承认的，但她从小自卑的性格，像是一种惯性延续了下来。

先是作为作家夫妇的女儿，她并没有过早地显露出文学的天赋。接下来，她在太原最好的学校读书，但她并不是优秀的学生。见多了好学生轻而易举拿高分的样子，让她深刻怀疑自己「可能就是蠢」，继而她觉得就算自己做不好很多事也没什么不正常。

笛安沉浸在漂浮于脑海里的各种色彩中——在超级美的夕阳的颜色里，有裹着青铜色的英雄与女神，她把它们写成诗，留在各种课本中。尤其是死活听不懂的数学概率课，成了笛安创作的高峰期。

无意间，书本上涂鸦的小诗被父亲李锐看到了，「这是你写的？自己写写开心就行了。」有个阿姨来问她想不想出一本诗集，他们想把她包装成天才少女。那时候笛安16岁，少女的虚荣心爆发，「我觉得好开心，因为会有一本书是我写的。」结果被父亲一口否决，「不行，考大学去。」

等到了写小说的时候，就像整个系统被切换了，笛安感受到脑海里那种色彩绚烂的东西在慢慢消退，写诗的阀门关上了。

幸好，她从不觉得想象力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必备的素质，虚构能力才是。「所谓虚构简单点说就是你真实的经验和假的东西揉在一起，至于怎么揉，什么比例，这就是个能力。」

凭借龙城三部曲，笛安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

生活里该有的都有了，她可以每次见面都穿着得体大衣配及膝长靴，做着精致的美甲的手臂上挎着名牌包包，眼睛上有接得卷翘的长睫毛闪动，她也不用怕为了生存做姿态难看的事。

少年人梦想中最为功利的那一部分——被别人看到和承认，在那之后，笛安也实现了。再加上自身表达欲望的消退，笛安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纯粹，「它已经不再承担替我去完成梦想的那个作用了」。

自我实现那关过了，但为了女儿能够富足地长大，笛安的追求变得更加现实化——她希望书卖得好一点，「因为我是妈妈，我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幼崽要养。」笛安没打算像很多家长一样挤破了头去抢学区房，而是准备送女儿去上私立学校，「妈妈写的每一本书，都关系到他的学费，小朋友受好的教育会是一大笔持续的投入。」就像小时候父母写作不可打扰一样，家里的阿姨也会告诉自己4岁的女儿，「你不能闹，妈妈交不了稿子，阿姨和你都没饭吃。」

但笛安的情绪开始收缩，尤其到了30岁之后。能惹恼她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了，十几岁时激发她写作的那股不可名状的愤怒早已烟消云散。连笔下的人物都越来越少散发出情绪，新书中的女主人公总是平和的，不像曾经的东霓，就算短暂迷路也会瞬间爆发。她的情绪和行为在逐渐剥离，就像堵车时有人硬要加塞儿还不打转向灯，即便生气也还是让了，不然「一个成年人会在人生里犯非常大的错误」，笛安习惯性地将手指插入脸颊两侧的长发，捋了一下。

笛安也开始逐渐理解父母当初的行为，「他们其实是在保护我，因为身边那种你一定要写得好、成为作家的暗示太强了，而我爸就想告诉我说，你要是吃不了这碗饭，没有这个才华，你去做别的也可以。」

但她喜欢小说中的人物带有命运感，就像哈姆雷特，他要杀自己的叔叔报仇，结果却误杀了女友的父亲，「本身并不是他的错，但他手上真的沾了血」，那种人事已尽，却被天命玩弄的荒谬，让笛安觉得有力量。

最近的一次创作，是一个男人在北京创业过程中，与投资经理暗生情愫的成年人爱情故事。男人为利益背叛兄弟，将爱情当做获利筹码——让爱人用伪造的录音，威胁曾与她有过暧昧的投资人，最终婚姻事业双双失败。

有一段时间笛安总听到身边的人在谈论创业，甚至真的有自己认识的媒体朋友突然就去做了自媒体。让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一篇特稿中看到的一个细节——一名创业者做了开发了一个应用软件，每一个下载后注册的新用户都会被奖励五块钱，但当时他已经穷途末路到，发红包的钱来自于自己妻子的信用卡。

「没有人知道你这个时候注册这个得到的小红包是人家一个家庭的支出，他在维持，他不想自己办的这个小公司就这样垮掉。」笛安是一个会被失败触动的人，她觉得里面有故事，后来虚构了这样一部作品，就以北京聚集白领最多的CBD附近的一条街道为名，叫做《景恒街》。

写作依然困难，但笛安已经习惯了这件事，她知道，「这个东西本身就应该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