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已经没人赶往新闻现场了，那这些人为啥还在当记者？
又到一年记者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些名义上过节却无假可放、无钱可发的家伙在这里讲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关于职业、关于失败、关于成就感、关于人，关于人性……以及那些让他们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的、闪亮的瞬间。
策划|《人物》&《每日人物》编辑部
谢梦遥
我今年经历过的采访，我想讲一下林书豪。林书豪非常开放，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家。我以为他身边会有很多人跟着，但是，是他自己来大堂找到的我。
我们见面第一天他就跟我讲他遭受的伤病和随之而来的困扰。跟其他采访对象只呈现一个完美的结局，这种感受是不同的。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采访，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来美国没白来。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教堂，在布鲁克林的街区走到另一个地方去吃饭，我当时就有很深刻的感觉，一个人可以愿意这么开放的把自己生活给你看，他愿意去倾诉，这种缘分多么值得珍惜。
后来，他还特别诚恳地讲述了他的失败。在洛杉矶，湖人队和火箭队底下的挫败感，没有太多修饰。能得到陌生人的信任，他坦诚他的失败，我会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份职业就很值得。
但这种情绪不是由下向上的崇拜，不是你施予了我什么，我感到荣幸，不是的。而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进入别人的内心，这种探索过程特别美好，给我很多启发。只有做了记者，你才有机会去掌握其他人生活的路径、感悟，才能看到更多的人生的可能性。
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成就感，说出来可能有点小，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文章，给你赞美。这是很私人的成就感，往大了说，我不选择当小说家，而是做记者，就是因为我还相信新闻的力量，新闻的本质是追求真相，增进人们之间的认知和理解。改变和推动社会进步，这些话不用挂在嘴上，这种快乐很难得，因为没办法直接看到结果。倒不如享受那种特别肤浅的快乐，文章能被人看到。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像孙志刚案的记者那样，一篇报道改变一个制度，我如果能做到那一步，我有了那种体验，我会把它讲出来，但是现在没有。现在赞美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来源。
在这行越久，越觉得我解答不了任何困惑，我只能感受那种困惑。即便是与我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我总觉得我能够找到我们接轨的那部分，我们有着相同的困境。
记得采访港版罗拉朱芊佩时，她收工上楼换衣服，我在楼下茶餐厅等，准备陪她去一个我并不参与的饭局，因为顺路可以采访，结果等了两个小时她才下楼。在轰鸣的地铁上，谈到为什么选择搬运行业，她叹了口气，承认自己是很奇怪的人。我说每个人都有奇怪的点，我也有很多负面情绪，比如…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把内心那些卑微的无力的不愿示人的感受讲出了一些。她听完沉默了一会，说道，那我刚才晚下来，你会不会…因为我有换衣恐惧症。
后来回想整段采访过程，总觉得那一刻是个转折点，我们有了一种信任感，一种联结。我们都是凡人，我们不是一个在问，一个在逃，我们共同在寻找着繁杂线头里的出路。
卢美慧
昨天，还有个朋友转给我一篇文章，标题是“编辑都是失败者，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的退路”，我觉得改成记者也是成立的，哈哈哈哈。
在这个时代依旧做着这个职业，大概是因为我对自己比较了解，可能不太具备其他的挣钱本领。
最近，我去理想国出版社采访，偶遇了在树下抽烟的侯孝贤导演。本来知道侯导来大陆拍片，就特别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但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没想到那天很有运气遇到了，就厚着脸皮过去打招呼。结果一聊就聊啊聊啊聊了蛮久，聊现在的电影越来越“不真”了，电影人越来越着急，聊一些他小时候当小流氓的趣事。
那天北京风很大，聊的时候树叶会哗啦哗啦到处飘，侯孝贤的电影里也有好多好多树的声音、风的声音，然后我脑海里还是《风柜来的人》里面一脑袋泡面头的侯导、《青梅竹马》里有点儿锅盖头的侯导，一下子就是眼前已经70多岁的侯导，心里还是很感慨的，生命啊，时间啊，电影啊，挺浪漫的还。那个瞬间就觉得自己这工作真的还不赖，我不干这行怎么能碰到在树下抽烟的侯孝贤？
张月
我今年最难忘的经历是采访一位经济学家。采访前，他的助理告诉我，他已经骂哭过好几个记者了，让我有点心理准备。
我当时是有多少时间就做多少准备，但经济学并不是你几天就能补起来的。我跟着他去了一趟内蒙，在车上聊了聊，一开始还不错，毕竟你看了他的书，对他做了一些功课，针对性地提了一些问题，当时就觉得是不是这个采访对象已经拿下了？但随着开始跟他相处、再继续深入地聊一些经济学相关的问题，你会发现之前的那点儿储备是不够的。
他开始不耐烦了，但你又没有时间去补课。他失望到什么程度呢？在回来的车上，他犹豫着说，这稿子要不就别写了，我觉得你们也写不出来什么。我问他，你对记者一向都是这么严苛吗？他说是。我说那有没有让你不失望的记者？他说没有。既然你觉得记者一定会让你失望，为什么还要接受这次采访呢？他当时把头扭过去了，没有看我，对着车窗外说，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非常倔强，其实他对于多年之后的这次深度专访，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但我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
这事给我的挫败感挺大的，你做到了自己都能做到的，双方都想把这件事做好，但是最终令人沮丧。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就是挺无奈的，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失望，而且这种失望很多都已经成为结果，你没有办法再去补救，你弥补不了，这个稿子就是已经定在那了，它就被刻在那儿了，它就像琥珀，它就像被封在琥珀里的那个东西一样，你没有办法再去让它变得更好。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在做这一行？
我很享受那种跟不同的人聊天，然后他们把他们看到的那个世界告诉你，把他们人生最精华的东西告诉你。就像我采访黄渤的时候，他说你看咱们的关系就挺奇怪的，我坐在这儿，我掏心挖肺地把我经历过的故事，在这两个小时内通通告诉你，我跟警察都没有说的这么详细。
其实，听故事本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这种有趣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工作它是有意思的，然后你会期待下一个采访对象，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故事，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慢慢的、慢慢的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别人看到的世界。
闫坤沐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儿子。
父亲去世以后，他患上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度几乎失去表达完整句子的能力。那段时间因为身体接连出问题，他去做过一次骨髓穿刺，这是他父亲生病时每半年都要经历一次的检查项目。以前他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一听到做骨髓穿刺就抗拒到全身发抖，他作为儿子只能鼓励父亲勇敢。直到他自己也做了，他才理解那种痛多么难以忍受，并反思他以前对父亲的鼓励有多残忍。
他用了一个比喻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疼得就像猴子被割掉了尾巴”。
后来，他靠观察四季变化，慢慢恢复了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尤其是开春以后，在老家看到河里的冰一天天化成水、光秃秃的树慢慢长出嫩芽，这些生机治愈了他，让他想明白了父亲去世以后也许会通过别的形式重生。
还有吴玥，一个肺移植患者。我采访的时候，她已经发生了慢性排异，肺功能下降的很快，聊天时说到兴奋处都会有些气喘。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就很怕问及她关于生死、家人的问题，开口前总是很纠结，反而是她特别坦然，还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什么都可以聊。
那次采访完之后我想，一个采访对象愿意见我、对我敞开的时刻很珍贵，我要问最想问出口的问题，而不是纠结于太多自我的内心戏，我没有保留地提问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和信任。
今年，我还做了一个无法写成报道的采访。我和一位阿姨聊了两个多小时，其中大多数时候是她在说话，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的生活状态，我甚至都不用提问。
采访结束的时候，她和我说，她知道自己说的内容可能不一定能写出来，不过她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过这么长的话了，感谢我还愿意陪她聊天。我很庆幸我无知地做了这个采访，能听她说了那两个小时的话。
我们做报道接触的都是高浓度的事实，它们有时候会让人变得钝感，觉得什么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些采访对象提醒我保持敏感和敬畏的重要性。
这个时代，虽然大家都说媒体落寞了，但这个行业依然聚集着最高浓度的、有趣的人，而且尊重个性，工作氛围自由。对于社恐和不爱受约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工作。
对了，顺便推荐一下吴玥的公众号”夢嗎”(微信号：Are-you-dreamer)，她是一个喜欢写作的文艺青年，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
罗芊
我做社会新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干这行真的可以感觉到人性有时候挺复杂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温暖，那么美好。
我第一次做突发新闻时，就被采访对象利用过。在那之前，我设想的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是很善意的，我们萍水相逢，在某个场景里面遇到了，我尽我所能去帮助你做一些事，然后我也获得一些体验和故事。但当我发现有时候采访对象和记者是相互利用的，挺伤感的，当时特别难受，还大哭了一场。
但这次我去万州采公交车坠江事件，遇到了一个叫周小波的采访对象，他就完全没有给我那种感觉。他自己的父亲也在那辆公交车上，刚刚结束救援之后的一整天，只要你去采访他，他都会接受，一遍一遍地去说对方想要的信息。其实他没有义务去说这些，但他就只是觉得你们这么大老远来，特别不好意思，我尽量能说一些就说一些。
后来，我觉得一些媒体给他造成了挺大的伤害，比如，有的媒体把他痛哭的视频拍上了抖音，他其实特别不喜欢，但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就觉得还挺心疼的。他跟我聊到他的队友，说他们一起参加救援，但不会说太多话，就是会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可能是聊得比较投缘吧，我要走的时候，他专门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慢慢变冷漠的心好像又被唤醒了，又回到了原来你的那种初心。后来，他父亲的灵堂搭起来了，我也专门在那里陪了他一会儿。
这次我在万州采访，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我一直在找遇难者家属，我知道了有一户人家住在江对岸的某个小区，但坐轮渡过江时我忘了带钱，我旁边的女孩就给了我两块钱，我要把钱转给她，她也没要。
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的朋友，说善良的万州女孩。后来下船了，我在那个小区的电梯里又遇到了这个女孩，她问我去几楼，我说去四楼，她说她也去四楼，原来，她就是我要找的家属。
我本来不知道怎么去开口问这件事，他们也很不想接受采访，但因为有这个相遇，她觉得我们还挺有缘分，她妈妈就把逝者的朋友圈都翻出来给我看了。因为是远亲，她们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采访，也没有资格去说什么，但她们跟我分了享这些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这件事很神奇，但我其实特别伤心，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都是这种特别善良的人，但为什么那一家四口就都在公交车上，然后再也没回来？
如果我不做这一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以前我觉得衰老特别可怕，我可以活到30或者40，大不了就死了，也挺好的。后来，大学毕业，我进了一家报社，做了记者，这之后，我看到了很多癌症病人、一些科学家，去了不少的突发现场，看到了人们对生命的那种珍视，很多人因为失去亲人的那种后悔，这也让我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因为那么多人为了让生命延长，或者是说让它变得更有质量，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轻易去死，好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今年，我还去泰国采访了普吉海难和被困在清莱山洞里的足球队。在清莱，BBC、还有《纽约时报》这种媒体都在，尽管他们知道医院里有已经被救出来的孩子，但是他们不会乔装打扮想要混进去，他们很遵守规则，也很尊重采访对象的隐私。他们就是24小时轮流守在医院门口的十字路口，等待着每一辆救护车过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穿着高筒皮鞋，鞋上都是黄泥，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很燃，原来还有这么多同行，大家都还在做新闻。
马拉拉
入行至今，最触动的还是我写的第一篇稿子。
当时，我去广州做一个裸贷的稿子,采访一个金主和借贷人的中间人，就是放款的。他一个人欠了10万块钱还不了，也不敢去跟他爸妈说自己做了错事。
见他之前，我有点害怕，在我的想象中，这种人会很坏。然后，他戴着一个鸭舌帽，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出现了，瘦得颧骨都出来了，完全符合你对杀人犯的想象。但是聊了之后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甚至因我的成见感到羞耻。
在一般的社会资讯报道中，他可能只是一个身份，没有名字，没有性格，怎么想也不重要。但如果你要写一篇特稿，你就要去见他，看到他的软弱和脆弱，比如，他聊到有一个冬天很冷，他很想自杀，因为陷入那种利滚利的困境欠了更多钱，不得已做了裸贷。
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告诉他爸妈了，爸妈帮他还了钱，他以为爸妈会怪他打他，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他妈妈接到电话听他说的时候，就哭了。
他现在已经过上很正常的生活，我跟他也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我存在的意义就是，我很仔细、很认真地站在他的角度上思考了问题，然后倾听了他，他感觉自己被看见了，并因此获得了一些勇气。
现在的社会大都信奉一种保持距离的冷漠，所谓那种马铃薯的生活，你是一个马铃薯，我也是一个马铃薯，后现代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孤独和虚无。但我觉得记者是一个枢纽，或者说是一个管道，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人，并去理解这一类人。
这就是我的工作，去帮你理解别人，我就像是复写纸一样，我在你身上拓一遍，然后我写下来，然后让更多人看到、理解你，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重要的。
杨宙
编剧毓钺是我们采访陈佩斯时的外围采访对象，他当时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他说：“活到这个年纪了，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为别人而写，而是对自己的交代。”
后来，陈佩斯谈到“等了60年”的《戏台》，他说做案头工作时，越往戏的深处走，心里越是难受得想找个地方蹲着哭。我们感激这样的时刻，不仅因为他们在短促的采访中流露出骨子里的某一处真情，还因为在往后迷茫之时回想起来，这些时刻永远能给予人质朴的力量。
有一些时候，当我采访完或者做完了题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特别再看一眼，因为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再也不会来了。如果我不是做记者的话，我可能从来都不会来这儿，什么麦子地苹果地，或是某个小岛。
刚做记者不久的时候，我到舟山一个岛上采访一位守了大半辈子灯塔的老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自己过去每天夜里躺在床上，听海底的声音，大鱼的叫声是长长的“啵——啵——啵”，小鱼是轻轻的“啵啵啵”。小岛很小，半小时就可以走完。夜里坐着船离开，看着岛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你就觉得你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赖祐萱
前不久，我采访了抖音网红——丽江石榴哥，他也让我体验了一把当网红的感觉。
采访之前，我只知道石榴哥在网上很火，都是模糊的数字，几百万的点赞，几亿的浏览量，没什么概念。但现实中，他火到令我无法想象。
采访是在福州进行的，石榴哥来参加一个活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酒店边上的一家很小很小的饭馆，他刚走进去，一个男生嗷地一声就叫起来了，“天哪！你是石榴哥吗？”在饭店的10分钟里，周围几乎所有人都举起手机对着我们。一瞬间，我真的有种在动物园里被人围观的不适感。
在之后的采访过程中，街上、咖啡店、书店，无数路人只要和石榴哥确认过眼神，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人，都会不管不顾地和他合影。
后来，我在抖音看到有人拍的石榴哥在云南机场出发的视频，配的文字是：“石榴哥出门了，他带了很多石榴，看他的表情一定是要去找心里的那个她，多年不见的恋人。”我一边感叹网友们内心戏怎么这么多，一边担忧，我会不会被网友们误认为是石榴哥多年不见的恋人，我还在想该如何进行澄清回复……
当然，我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也不知道那天对着我们狂拍的人会把照片发到了哪里。但这番经历让我默默感叹，当网红真烦恼，还是当个记者好。
翟锦
想要写出一篇过硬的报道，有时候需要做卧底。在没有做过卧底之前，我曾非常渴望拥有这样的经历。
做凶宅那篇稿子时，算是部分满足了我想卧底的心愿。在最开始打着采访的旗号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我决定假扮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想要买凶宅投资的客户，不断打电话问各种中介：你有低于市场价的房子吗？我听说凶宅很便宜？我不介意买凶宅，你那儿有吗？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要买房的，我一点点完善自己的投资宏图：买个两居室的凶宅，租出去也不用告诉租客，等个五年八载大家都忘了，我再卖出去。
偶尔会有两个很热心的中介，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贪一时的便宜，到将来不好转手。这时，我也会试图说服他，万一以后北京像香港一样，房子少人多且穷，凶宅变得十分抢手，价格飙升，怎么办？
最终，我费尽苦心，终于找到了一个专门卖凶宅的居间人。一加微信，他先是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去算命，说不是什么人都适合买凶宅的。我不得不谎报了我的年龄，又问了我妈我的生辰八字。
通过了生辰八字的考核之后，凶宅居间人开着车带我四处看房。这期间，我偶尔也会十分慌乱。譬如，我们看完房分开的时候，下着雨，我撑开一把破太阳伞，让他把我放在地铁口旁，下车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太不符合一个有钱人的设定？但是，到后来，我已经不再想这些问题了，只装作对房价特别感兴趣。世间奇奇怪怪的人那么多，我才不是他们见过的最奇怪的，我这么自我安慰。
后来，有一次中介帮约凶宅主人谈房价的时候，让我带好身份证，说是很多交易都是第一次谈就签下了，他这么一说，但把我吓了一跳。我在进门前临时打电话给当过中介的朋友，毕竟关于购房资格、首付、怎么贷款，这些我几乎都不知道。
终于，这个题做完了，写完稿子后，我也长舒了一口气。这应该是属于记者的独特体验，你在一段时间内完全被丢入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生态，体验另一种工作生活，重新编织人际网络，小心翼翼地套话，维系假身份，神经极度紧张，如果得到了信息又是全然的欢喜，像是一场智力游戏，心情跌宕起伏，这其中除了紧张欢喜，也有忽悠别人的内疚。
当然，这个题给我留下的并不只是这些感受。因为当时给中介打了太多电话，以至于直到四个月后的现在，我还会经常接到中介的电话：“我们这有一套低于市场价的房子，您还有兴趣吗？”
李婷婷
今年，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年初去采访金燕。丈夫意外病逝后，她接管了丈夫的公司，也莫名背上了一笔巨额债务。不管是年代还是经历，金燕都是一个离我很远的人，直到她在我面前读了一首诗，那首诗的内容跟她的经历很像。当时，是个午后，我们就坐在她拉下百叶窗的办公室里，阳光很亮，她读诗的时候声音很不一样，特别沉，那个场景很打动我，我就把她写在了稿子的结尾。我写稿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听那个读诗的录音，能起鸡皮疙瘩。这个是做人物稿里面最难最难、也最需要的一刻。就是那一刻，让我突然觉得我理解她了，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当初，我大学选择新闻系的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做记者，甚至还觉得很遥远。但是，我大一期末作业要求采访一个记者，我就采访了我现在的编辑赵涵漠。没有任何人教我，我就自己把她大大小小的报道整理出来，编了目录，有60多万字。还在网上找那些可能能了解她的蛛丝马迹，写了满满一个本子。
那时候，我发现我做这件事的时候，还蛮享受的，完全是发自内心地去无限投入，我就确定我应该做这行。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谁跟我说我写得好，也不是谁跟我灌输什么新闻理想，这个行业到底景不景气，似乎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
安小庆
当年和我一起进南方报业的同事，现在好像就剩我还在这个行业中。有些人就说好佩服你，不容易什么的。我就很愕然，我没有觉得这职业有多高尚，我没转行也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搞不定那些上班族的生活。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身份的面具，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和人说话的人，有时候外卖电话打过来，我都不太想接，但很变态的是，我又有了解别人的冲动和好奇。
我还在做记者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讨厌微博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你不是黑就是白，女的只要一进入到多角关系，她就是个贱女人，我要把他骂死，我们就人肉他；记者如果臧否其他人物，他就是在蹭热度，这种词汇我都很厌恶，所以我的表达欲比以前更强了，我有很多很多牢骚和槽想吐。这个职业也在催促我去表达，把想到的写下来，让我勤快一点。
至于这个职业本身的魅力，我去年讲过一件事，但没讲完，今年我来把它讲完。
那还是好几年前，我去大同采访，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是煤矿的技术工人，他家里几代人都干这个，我希望通过采访他来讲述山西煤炭行业30年的冷暖变迁。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采访到很晚的时候，他突然盯着我的录音笔，越看越不对劲，然后就反悔了，说不想接受采访了，情绪很激动，说，“我接受你采访有什么好处？你要给我钱，你自己写了稿倒是有钱，然后你们单位也不会给我钱……”他越说越紧张，非常激动。我尽可能地劝他，OK你不要激动，叔叔你如果不愿意，录音我可以当场删除，你不要担心，我绝对不会用你一个字的内容。
我们俩就结束在这个尴尬和震惊的氛围里面，然后我们就各自回屋休息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还没起，他就起来敲我的门，叫我吃早餐，又给我提了一壶热水洗脸，那边用水不方便。他说他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人生地不熟的，也挺可怜的，他觉得自己昨天晚上有点激动。
然后，他坐在炕上，拿着那种人造革的小本子通讯录，给我找人，打电话，联系他那些老工友啊什么的。我吃完早饭，他送我去坐回大同市的班车。早上八点多，空气很差，工厂前面的空地上停了很多车，下夜班的工人也很多，大家都挤在那儿等车，他也不知道哪一辆是要回大同市区的，就去帮我去问。那个司机有点不爱理他，他就在那儿梗着脖子问了两三次，我当时突然就觉得他好像我爸。
后来，他给我送上车，又说，如果那些人不同意接受采访，他会再帮我找。他很触动我，就是那种人性的丰富，这也让我想继续做记者。
其实，这个行业的衰落与否，好像从来没影响过我。我没有希望说我一定要活在一个非常完美的时代，或者一个黄金时代，这个行业是盛世也罢，夕阳也罢，我好像还挺个人主义的——去做就好了，如果有牢骚，那就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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