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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百草枯

2018年10月22日 文/ 罗婷 编辑/ 刘斌

百草枯,这种毁誉参半的除草剂在中国已经度过了15年,它每年约有10吨洒在了5亿亩大地上,还有一些,洒在了自杀者的喉咙里。由于它的烈性,很多本应该是自杀未遂的人,因无法抢救而死去。

「开始我没有想到,太吃惊,太意外,怎么会这样?说实在话,百草枯,是我一生,是我科学研究工作里边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我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面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瑕疵。我感觉到这做的什么事啊。」2016年接受采访时,李德军坦陈自己的惭愧。

文|罗婷

编辑|刘斌

和父亲大吵一架后,「杀鱼弟」孟凡森感到绝望,在屋后仓库喝下40毫升农药,倒下了。

这是一起轰动全国的自杀事件,发生于今年7月底的一个黄昏。17岁的少年一气之下,服下高致命性的「农药之王」百草枯。

百草枯,这种毁誉参半的除草剂在中国已经度过了15年,它每年约有10吨洒在了5亿亩大地上,还有一些,洒在了自杀者的喉咙里。由于它的烈性,很多本应该是自杀未遂的人,因无法抢救而死去。

2018年8月27日,「杀鱼弟」孟凡森通过各项检查,正式出院

一过性冲动

「杀鱼弟」是幸运的。服药前吃的那碗加了五颗鸡蛋的炒面救了他,稀释百草枯的冰红茶救了他,骑着电动车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的父亲更是救了他。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里度过了28天后,孟凡森出院了。

大概40%的人没有交上这样的好运。在齐鲁医院,这间中国最顶尖的百草枯中毒治疗机构,百草枯依旧统摄这些人的命运。他们安静地躺着,肺、肝、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竭,然后死去。医者别无他法。

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孟凡森那间病房的9号床,来自山东栖霞的女士和丈夫吵架,丈夫喝了老鼠药,她马上骑电动车走了两里地,买了百草枯,回家仰头喝了一整瓶。两公里外的山东省立医院,被推进ICU的少女,是因为被父母说了几句,直接出门去农资店买了药。

喝下百草枯的人,大多是农民。男人会这样做,女人也会这样做。山东平原的农民这样做,武陵山区的农民也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每年会发生上万次,大多集中在夏秋时节。

今年8月,暑气正盛。从山东、新疆、江苏、河南赶来的自杀者和家属都窝在齐鲁医院的病房里,大家皆面容黧黑,趿着拖鞋。病人躺着打手机麻将,「七筒」、「六条」的声音脆脆地传出来。家属们蜷在输液用的椅子里,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交谈,「你们那里种棉花还是大豆?」

他们的主治医生、中国最顶尖的百草枯中毒治疗专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菅向东说,所有的除草剂里,百草枯销售量是最大的,使用面是最广的,也是救起来最难的,受害者是最多的。

如果你旋开瓶子,会看到这种难看的墨绿色液体,闻到它因为加了臭味剂而散发出的怪味,要是真的喝了,里面的催吐剂会作用于你的中枢神经,让你呕吐。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喝进嘴里、咽了下去呢?

早在15年前,就有人对此事发出了疑问。

2003年,如今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吴飞教授,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他窝在华北一家县医院的急诊室里,观察那些因为「农药中毒」、「甲胺磷中毒」、「一六○五中毒」、「氧化乐果中毒」而被送进医院的人。他们几乎都是自杀。

每一起自杀事件的情节都不同,但一个特质是相同的——相当多是因为非常小的纠纷和吵嘴导致的悲剧。

在吴飞想询问某个自杀个案的故事时,人们常反问他:「能有什么事儿?家里还能有什么大事?两口子之间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科主任王海石,救治百草枯中毒的患者已超过20年。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百草枯自杀者,都属于「一过性冲动」(一过性是指持续时间较短而消失)。「突然受到了很大的委屈,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行干脆死了算了。一个矛盾无法解决,个别人会去攻击别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消灭自己。」

精神医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对人们自杀的原因孜孜以求。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现,37%的人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60%的人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2小时。人在极致绝望之时,他们靠近左眼上方的脑皮层和脑干部位,血清素系统会出现故障。血清素,专业名称为5-羟色胺(5-HT),这种调节人类情绪的神经传导物质,给人幸福感的物质,在那一刻失灵了。最后那个时刻,人们丢光了活着的理由。

当亲友发现他们自杀,第一时间将他们送到医院。如果喝的是有机磷,比如常用的乐果、敌百虫及敌敌畏,那么医院有专用解毒剂与健康等着他们。

但如果是百草枯,等待他们的是漫长的肉体折磨,与九死一生。

2015年10月25日,四川成都,一个中毒的孩子在医院接受救治刘陈平/摄

给你后悔的时间,不给你活的机会

百草枯,这种由吡啶、金属钠、硫酸二甲酯反应而成的除草剂,其高致命性主要在于它会使肺纤维化,从而导致人急性呼吸衰竭。

王海石接诊过的病人里,真正知道百草枯有多大毒性的患者少之又少。而真心求死的人,更是百分之一的人都不到。

8月8日下午,在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科的办公室里,王海石找出数十张百草枯中毒者的胸部CT和X线胸片,与正常人的对比着给《人物》记者看。

差别是明显的。正常人的肺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它大部分都是黑色,唯一白色的是气管,它们规律、通透、枝枝蔓蔓,从中间发散开来,像树的枝丫。而百草枯中毒者的肺,情况大多一致,是大片雾茫茫的白色阴影,像覆满了蜘蛛网,轮廓、枝条皆模糊不清。

王海石说,一旦肺纤维化过多,人就会喘不动气。所以在百草枯死者临终时,你会看到,即使医生给足了氧,他们还是仿佛置身真空,胸口剧烈起伏,大口拼命吸气。

肺还不是百草枯唯一的靶器官。百草枯进入人体后几乎无处不去,所有的器官都会被侵犯,依次是肺、肾、肝、胰腺与心脏。

百草枯中毒病人的肺部CT,可见肺部纹理紊乱图/网络

除口服外,皮肤接触也能致人中毒。几年前,济南市某医院放射科的主任婚内出轨,妻子用百草枯泡了他的内裤。他第二天肝脏就出了问题,第三天呼吸困难,很快死亡。还有一位小女孩,妈妈买了百草枯放在自行车篓里,把她放在车横梁上。出了车祸,百草枯瓶子爆了,从头到脚淋了她一身,皮肤全被灼伤。

更折磨人的是,百草枯不伤害人的神经系统,所以这一切痛苦,人都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承受。

救治百草枯患者,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阻止百草枯被身体吸收。王海石说,按照目前的救治水平,如果患者服用30—50毫升,八成能救活。50毫升以上,八成救不活。

但百草枯的致命性并不仅仅与喝进去的量相关,还和身体吸收的量成正比。有时患者喝得多,但是很快吐了出来,也就无恙;或饭后喝的,食物能起到阻挡作用;亦或患者体重大,喝200毫升,相当于体重小的人喝100毫升,因为身体起到了稀释作用……

菅向东记得,最初那些年,口服百草枯的死亡率远高于50%。后来他们摸索出一种治疗方法,取名「泰山共识」——即一定剂量的思密达与活性炭,分别溶于甘露醇,分次服用。这是目前国内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百草枯的解毒剂。「解毒剂你说自然界中有没有?一定有。但是找到它,难度确实大,整个世界都没有研究出它的拮抗剂。这相当于大海捞针,何年何月才能找到啊。」

据王海石所知,北京307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瑞金医院,都在研究。几年前他去台湾访问,台湾荣总医院的专家说,他们试了多年,试图找到百草枯的抗体,但是形不成,也找不到,最终只好放弃。

对比之下,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机磷农药被研发出来时,科学家就发现了它的解毒剂——阿托品和解磷定。「只要进医院还有一口气,他们就应该能健康出院。」

因此,百草枯以其烈性,使很多本应自杀未遂的人们无法抢救,从而自杀成功。它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农药王者」。

「杀鱼弟」表示,百草枯买来呈膏状,并非液体,所以兑了冰红茶,真正喝下去的百草枯原液在50ml左右图/视觉中国

杰出、典范、最优秀的

2010年6月的一个会议上,医生王海石在台上讲,百草枯死亡率多高、患者情况如何惨重,台下的李德军两天没吃下饭。李德军,山东省农药研究所所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百草枯之父」。

百草枯在中国的诞生史,本是个振奋人心的故事。

除草剂百草枯,最早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农药企业先正达的前身)研发,1962年投放市场,因除草效果优秀,风靡全球。但它的缺点是昂贵,中国农民用不起。

1995年,年轻的科学家李德军接下了独立研制百草枯的任务,在实验室苦熬8年,于2003年制作出成品并投入量产。它足够便宜,足够好用,但它与中国农民的爱恨,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百草枯是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农药。济南绿霸农药公司的经理张衡昌,学植物保护出身,研究的就是庄稼病虫害防治,他在《人物》记者的本子上细细画出了百草枯的分子结构,描述它是如何高效,如何环保——百草枯出现前,中国农民除草靠的是一把锄头、一双手。出现后,15块钱、600毫升的百草枯,1个小时喷1亩地,植物当场死亡,第二天可直接播种,极大解放了生产力。

百草枯的特性,还决定了它对环境友好。百草枯对植物有触杀作用,沾上百草枯,杂草迅速枯萎,但它遇到土壤立刻失活,因此不污染土地,反而因为植物的根留在了土里而保持了水土。

绿霸的董事长赵焱曾在一个论坛上抛出两个反问句:「哪家百草枯企业爆炸过?哪家草铵膦企业没爆炸过?」百草枯生产过程安全,是整个农药行业的共识。

百草枯大量应用的15年,正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15年。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百草枯恰逢其时,免除了除草、耕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的耕种成为可能。

在张衡昌的记忆里,2003年百草枯量产,随后国内销量从每年6000吨逐渐攀升,2013年是它的销售最高峰,有12万吨百草枯被售出,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张衡昌付硕/摄

2013年也是受害者最多的年份。王海石医生从2010年开始负责一条百草枯中毒救治咨询热线。从2010年至今的8年时间里,2013年热线接到的电话为历年之最,达到了2459个。

「开始我没有想到,太吃惊,太意外,怎么会这样?说实在话,百草枯,是我一生,是我科学研究工作里边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我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面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瑕疵。我感觉到这做的什么事啊。」2016年接受采访时,李德军坦陈自己的惭愧。

一位与李德军相熟的农药行业从业者说,他是个典型的科学家,正直、纯粹,专业水平高,受大家尊敬。「这就跟诺贝尔发明炸药一样,是为了减轻人采矿的工作强度,可是最后大家都用到战争上去了,是吧?这是一个道理。」

最易得的自杀工具

2010年冬天,少年董金星从位于山东省莱阳市造纸厂的家出发,往东走了一里地,到了农药化肥一条街。

时值隆冬,田野一片肃杀,不是用百草枯的季节。这还是个未成年的男孩,说买百草枯毒老鼠,售货员一点儿疑心没起。董金星甚至问了,「这个老鼠能不能药死?」售货员回答,「别说药老鼠,你人喝了立马就能把你放倒。」

少年买了,揣进兜里,进屋,喝药,8天后去世。

父亲董海青是公务员,懂法。葬了孩子、过了春节,他揣了一根录音笔,摸到这家农资店套话,问出了儿子买药的细节,随后把店主告上法庭。判决书里法院认定,农资店「在出售此种剧毒农药时,应具有一定的审慎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

加拿大学者费立鹏,研究中国自杀现象20多年,是著名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创始人。据他的研究,农药仍然是农村最易得的自杀工具。它的易得性,也是中国农村地区高自杀死亡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易得性首先体现在农药流通的自由。中国农药销售分三级,农药厂,到大的代理商,再到面向民众的销售点。按规定,农药售卖需许可证。

把农药卖给董金星的农资店老板徐晓良,是百草枯在莱阳市的总代理,为县城、乡镇的上百个销售点供货。但据他说,在农村,没有资质的小卖部也常年销售农药,甚至卖给孩子——「有很多小孩子,他爸药水不够了,就让孩子去拿两瓶药,八九岁上的孩子上农资店的多了。」

中国千百年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耕传统,以及1982年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决定了农药作为生产资料,由每个家庭自己占有,水、肥、药,都是个人储存。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农药的严格管理。美国以大的农场为生产单位,国内企业向美国出口百草枯,不卖小包装,都是一吨重的大桶,且喷洒农药须聘请有资质的公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高毒农药须单独上锁存放。在日本,购买百草枯必须签字,申明销售和使用的严格限制。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户数量巨大且分散的国家,管理起来难度极大。

不管是在种小麦、玉米、花生的田地里,还是种西红柿、黄瓜、草莓的大棚区,家家户户都可见到摆满了农药的小货架。其中,就有百草枯。

农药货架上常见的百草枯图/网络

能做的,都做了

少年董金星在家中喝下百草枯的2010年,是百草枯在中国量产的第七个年头。一位曾在官方机构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任职的先生告诉《人物》,这一年国内反对声渐起,自杀者家属频频请愿。同年,农业部调研员下乡调研,「也偶然发现了百草枯中毒的案件,死亡情况非常悲惨,农业部对于这个产品,非常担心。」

2010年6月,在北京东三环的河南大厦,农业部召开农药安全会议,邀请药企、医生与农药专家参加。绿霸公司的张衡昌记得:「开会就说我们要来禁百草枯,不是讨论要不要禁,是要讨论怎么去禁它。」

2012年4月,靴子终于落下。农业部、工信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第1745号公告: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生产,自2016年7月1日起停止百草枯水剂在国内销售和使用。这是各部门和农药厂商协商后的结果。

研发者李德军心系百草枯生死,饱受煎熬。与他相熟的人称,李德军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行业奔走,希望能留住这个产品,「该做的,他什么都做了」。

他找了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研究者,研究表明,冲动型自杀的人想自杀的时间周期为13秒。「如果拖过了这13秒,他很可能就不会死。过了13秒,打死他也不会自杀。」

于是李德军放弃水剂,试图用另一个开启程序繁琐的剂型代替——把百草枯做成颗粒,并装在特殊的水溶塑料袋里,塑料袋结实,人手撕不开,放到水里才能溶解。这个剂型做了四年,一千多日夜,非亲历者无法体会那些幽微时刻。

与此同时,百草枯行业也在自救。十几家农药企业成立了百草枯社会责任关怀工作小组,筹了两千万的款,培训医生、培训农民、开通急救热线,希望可以留下百草枯。至少能让其他剂型(如胶剂、颗粒剂)在市场上继续存在。

直到那时,绿霸公司的张衡昌终于明白10年前他的困惑——百草枯的发明者,英国先正达公司,在农药里加了催吐剂,一开始国内的从业者不理解,催吐剂是复杂的化合物,生产成本也高,他们认为这是先正达制造的障碍,砌了一堵墙,让竞争者无法复制。

「后来我们慢慢理解了,他们做这个一是为了社会责任,再一个就是为了产品的生命周期更长。这其实也是保护百草枯的一种方式。」张衡昌说。

选择就放在大家面前。台湾也曾面临这样的抉择。台湾卫生主管部门曾于2012年提案,建议全面禁用百草枯以降低自杀率,但因对于农业影响太大,遭农政单位拒绝,仅规定于2016年起禁用于红豆一位官方人士告诉《人物》,国家决定彻底禁用百草枯,与一次评审结果有关。

2015年7月,在当时的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上,委员们一致同意:根据百草枯急性经口、经皮和吸入毒性试验结果,将百草枯毒性级别修订为剧毒。「这一次,才是真正断绝了百草枯在国内的后路。」上述官方人士说,从此,国家不再给任何一个企业的百草枯许可证续期。

在那之后,李德军在办公室里接受过一次《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他语气失落:「我也拼命地想挽救百草枯,拼命地想让它呈现十全十美的形象……我没想到这个产品最后竟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就像自己的孩子,原本养大了感觉挺有出息的,最后不行了,确实心里是不好受。」

在那之后,他逐渐退隐,回到实验室里。一位北京的记者试图就百草枯的问题采访他,在济南等了他近10天,但他再也不愿发声。

2015年10月29日,李德军在百草枯发展论坛上作报告图/网络

禁而不止的危险

今年9月25日,是国内最后一张百草枯登记许可证到期的日子。仅剩的一家厂商,是生产百草枯可溶性胶剂的南京红太阳公司,这天之后,它也不能再生产了。

从理论上说,这种全球最受欢迎的除草剂之一,将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但《人物》记者走访山东、江苏、湖南等省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百草枯禁而不止。合法的百草枯消失了,但需求没有消失。2016年后,市场上开始流通假冒伪劣的百草枯。为降低成本,药中没有催吐剂、臭味剂,药也不纯,经常是百草枯、敌草快、草甘膦等几种农药的混合。

同行告诉经销商徐晓良,在山东栖霞,有小作坊仿制了两万多件百草枯,一个月卖完,挣了四百多万。「他们把标签全撕掉了,用饮料瓶箱子装百草枯。发到零售店,给钱走人,卖得非常快。」流通与交易,隐没于地下,百草枯也被改头换面,监管更加艰难。

救治百草枯患者十几年,医生王海石也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谈起百草枯现状,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因为冒牌百草枯横行,医生既不知道患者喝的剂量,也不知道他们喝的种类,这样治起来,难度比以前要大得多,根本无法对症下药。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中毒与职业病科,送来的百草枯中毒患者,一点也不比往年少。

那些逝去的人,悲伤长留在家属们心中。董海青带着妻子搬了家,离开了儿子董金星出生、长大的地方。儿子爱吃猪头肉,原来他每周总要买一两次,但这之后他再没买过。儿子喝下的那瓶百草枯,他还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只是不再拿出来看了。

有幸活着出去的人,身体里多少都会带上百草枯留给他们的烙印。「杀鱼弟」孟凡森的肺里,有一小部分已经纤维化,它不可逆。那是一块灰白色的疮疤,将终生伴随他。

(实习生王冲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