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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山上见

2018年10月15日 文/ 单子轩 编辑/ 陈墨

“我怎么离你还有两公里呢?”在羌塘无人区,普若岗日冰原主峰最大的冰舌上,饶子君抬头看着远方的雪山,雪山无边无际地延伸,在冰蓝的天穹下闪着清冷的光。这里是世界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大的陆地冰川。在海拔6000米、厚度超过200米的冰层上,患有呼吸综合征的她点了一支烟,哭了起来。

她在纪念自己的父亲。饶子君的父亲饶剑峰,登顶过10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但在2013年6月,饶剑峰在攀登巴基斯坦南珈帕尔巴特峰时,遭遇恐怖分子塔利班袭击,子弹从后脑射入,面门飞出。在这个饶子君刚刚结束高考的夏天,父亲成了全球第一次登山过程中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

3年后,中戏编导系在读的饶子君加入导演组,随《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的剧组来到西藏,准备环绕“世界第三极”普若岗日冰川拍摄纪录电影。

这也是她第一次,想要走近作为登山者的父亲:“我知道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是怎样的,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父亲是怎样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了解过真真正正在高海拔上攀登的他是怎样的。”

40天时间里,饶子君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平均气温零下20多度的高寒地区,跟着剧组驱车跋涉了3000多公里,最高爬到了海拔6000米的冰舌上。

距离父亲攀登的最高海拔还有2000米,狂风和哮喘使饶子君不得不停了下来,这已是她与故去的父亲,最接近的时刻。

文|单子轩

编辑|陈墨

1

9月初的一个午后,初秋的太阳晒得浓烈,一身黑衣的饶子君眼神出离地看着北京通州一家咖啡馆的落地窗顶部,语速飞快地对每日人物说起失去父亲的那一天。

那是2013年6月23日下午,刚刚高考完、正和姐姐在上海一家咖啡馆聊天的饶子君在手机上看到新闻:“中国登山者巴基斯坦遇袭,张京川已成功被巴基斯坦军方营救。”

“饶剑峰呢?”她在微博上转发消息,赶紧定了回深圳的机票,出事的山正是她爸攀登的那座,而她爸不是确定生还的那个人。

饶子君得知中国登山者巴基斯坦遇袭后转发微博,询问父亲状况。图/网络

收到父亲遇难的确切消息时,饶子君已经奔到机场。她远离登机口,找到一个离水源很近、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对着落地窗嚎啕大哭,这天飞机延误,她哭了整晚。

遇难的详细信息陆续传来,据唯一的生还者张京川讲述,2013年6月23日凌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地区的南珈峰大本营闯入了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他们把登山者的手绑住,带到营前的空地上跪着。

袭击者手持冲锋枪,开始向他们索要护照和钱物。起初大家以为是抢劫,就商量着还是先不要跑了,保命重要。后来,对方拿出了一台摄像机,对准他们录像。紧接着,枪声响起,当过兵的张京川下意识地缩紧了身体,子弹从头顶擦过,他马上站起来逃跑,在距离营地30米处的悬崖跳了下去,躲到了下面冰河的一条缝隙中。

近半小时后,为了求救,张京川回到营地里取卫星电话,他摸了营地外倒下的人的脉搏,包括饶剑峰在内,所有人都不在了。

登山者陈思齐评价这起全球首次登山过程中的恐袭:“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死于山难,而是死于恐怖分子之手,说句难听的,对登山者来说,死在山上也算是‘死得其所’,而现在这样遇难真的太冤,太让人难过了。”

而得知子弹从父亲脑后进去,饶子君反倒有些安慰:“这个过程应该很快,他应该不会太痛苦,他不会在那一瞬间觉得不甘、不怨、愤怒。”

这个23岁的高个子姑娘有种超乎年龄的冷静与成熟,脖子上戴着一根拴着菩提子的绳子——那是父亲以前从山里带回来的礼物,她随意地讲述父亲与自己的日常,像聊起一个老朋友,甚至能用看似轻松的方式说起父亲的死:“杀父仇人塔利班。”

但她不敢去西藏。那是父亲登山梦开始的地方,隐藏着父亲不为她所知的一部分,也正是这部分追求,让她失去了父亲。

饶子君5岁那年,父亲去了趟西藏徒步旅行,看见了“美得快要让他窒息”的雪山,突然想去山的那边看一看。从此,饶子君记忆里的父亲,每隔一些日子都会背包远行。

与父亲的最后一面也因此变得平常。那是父亲遇害10天前,6月12日端午节一大早,父亲要出发了,跑到子君的房间“咣咣咣”地拿东西。子君睡得正懵,平淡地跟父亲说了句“要走了啊。拜拜啊。”

2

接到剧组邀请的时候,饶子君连登山装备都没有。她自己买了一双鞋,四处找朋友和爸爸的朋友借了帽子、雪镜、登山包。

没有登山服,饶子君才想起,爸爸遇难时的驮包还放在山友曹莉的登山用品店里——她1米73,比爸爸高1cm,轻20斤,尺寸不会差太多。驮包里有两件羽绒服,抽开来一件,上面有血——那是爸爸遇难时穿在身上的,子君沉默着把衣服折起来塞回去了。另外一件打开是新的,她拿走了。

签下生死协议,饶子君和剧组一起来到羌塘无人区。在攀登冰舌之前,她一直没穿这件红色的连体登山羽绒服,因为怕抽烟把衣服烧出洞来。

饶子君打包父亲留下的红色连体登山羽绒服。图/网络

她第一次觉得老爸登山这件事挺有滋有味儿,是在2006年,父亲登了珠峰下来,有记者问他:“饶先生,请问你登顶什么感觉?”饶剑峰很惬意,抽着从山上下来第一根烟,指着珠峰说:“你能看到那个山顶吗?”记者回答说“能”。他说,“我摸到过。”

全球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全部登顶,是包括饶剑峰在内、所有登山者追求的“大满贯”。担心自己体能下降,1965年出生的饶剑峰在14座8000米里都是先挑难度大的登。

遇害前的2012年,饶剑峰爬了5座8000米的高山,登顶了其中4座,有3座是在55天内连续攀登的。如此密集地登顶,此前只有两个人做到过。

2004年饶剑峰登上了自己人生第一座8000米级雪山——卓奥友峰。他在BBS中上传了自己的这张照片,表示眼前的景色“让我窒息”。图/网络

2013年遇难的南珈峰是他需要攀登的最后一个重量级山峰。张京川形容,那原本应是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把它越过去,后面就是坦途。”

张京川在电视采访里回忆:“老饶,以前登山没有这次那么神采飞逸,他整个状态很好,他说他是两件喜事,第一件事,他女儿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中戏,第二就是他的夫人已经怀孕几个月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浑身洋溢着这种被幸福包围着的状态。”

饶剑峰遇难后,家人在殡仪馆后面为他买了一块墓地,墓碑面朝着深圳的梧桐山,上面刻着他攀登过的所有雪山。

饶子君相信,父亲并未后悔,很早以前,饶剑峰就和家人说过:“登山可能会死,但不让我登山我生不如死。”2011年,他曾在尼泊尔遭遇过车祸,撞到双腿骨折。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家里卧床养伤,妻子Maggie看着他,“(饶剑峰)不说去(登山),也不说不去。但是你能看出来,他待在那很难受。”

穿着父亲的羽绒服站在冰舌上,饶子君终于开始体会到登山的孤独和魅力,“每一脚踩下去都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你的呼吸是怎样的频率,你的心脏疼不疼,你的头难不难受,我觉得跟自己身体很近,很近。”

有一次,剧组有人遇险,饶子君等人前去营救,手指被大风吹得不太听使唤,身体也开始有了失温的前兆,肺咳得像要呕出来。饶子君说,她很珍惜这种很累的感受,“会让我觉得更贴近爸爸一点。他曾经也有过是菜鸟的时候,会不会我现在的体验就接近他刚刚到这个高度的体验。”

3

这并不是饶子君第一次试图用影像记录与父亲的关系。

父亲遇害半年后,中戏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是拍一个关于自己家庭内部关系的纪录片。饶子君的作业主题是父亲的葬礼。她用1000块钱向音乐人李志买了歌曲《梵高先生》里25秒的版权,放在片尾。音乐响起,李志唱着“谁的父亲死了”的时候,片名打了出来:我的父亲。

回忆起父亲的葬礼,饶子君印象最深的不是悲痛,而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面部修复过的父亲躺在一团花中间,“长得和他一点都不像”,亲人、同事、登山圈的朋友加在一起,参加父亲的葬礼的足有三四百人,饶子君有些出离地暗自感叹:“原来人一辈子能有这么多人啊。”

于她而言,父亲是逐渐离去的。她时常间歇性地大哭又大笑。想起来老爸曾经说的特别好玩的事,会觉得特别搞笑,然后马上就会继续哭,因为瞬间想到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出现了。

哭得最久的一次,是她死活都记不得最后一次触碰父亲的身体是什么时候了。她能清楚地想起父亲的大手,能够很精准地看到大拇指的掌纹。但是她无论怎么想,都想不起最后一次握那双大手是在什么时候了。

而今回头看,仿佛打一开始,饶剑峰就在刻意培养女儿离开自己的能力。饶子君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女一起走在小区的路上,父亲突然没有缘由、毫无征兆地狂奔,饶子君哇地哭出来,边哭边追。

父亲有意地扩展着女儿看世界的边界。饶子君只吃草莓果酱,饶剑峰就把超市里十种果酱都买回家放在冰箱里:“草莓酱是好吃,我可以给你买草莓酱,但是还有好多种别的,我建议你多试一试。要不我们都买回家,你决定什么时候想吃就吃。”

饶子君说,父亲也是她见过最浪漫的人,他会在众人的注视下花三个小时用嘴把橡皮艇吹起来给女儿玩;会在她四岁那年买回来一个显微镜,让她看鱼缸里的水;还会在中秋节扛回来一个天文望远镜让她赏月,她于是看到了月球表面凹凸不平的纹路。

父亲似乎把一切都变成了游戏,直到他开始登山。“原本,我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富二代的。”饶子君笑说。饶剑峰本是深圳一家国企房产集团的总经理,从2009年开始,他选择辞职,全心登山。

除了登顶14座8000米高山的目标,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饶剑峰坚决不要任何赞助,认为那样是“对山的态度不对”,登山花销巨大,他抵押了两套房产,后来把车也卖了。

2012年4月,饶剑峰攀登安纳普尔纳峰途中。图中人物为饶剑峰。图/网络

与妻子的矛盾从登山开始逐渐加剧,饶子君9岁那年,父母离了婚,她和爸爸一起生活。饶剑峰告诉女儿,不需要让继母扮演她的母亲,彼此间只以名字相称,饶子君平缓地对每日人物模仿父亲的语气:“你有你自己的妈妈,她是我的伴侣,不是你妈。你们是平等的。但你有问题可以找她。”

饶子君平静地看待被父亲登山改变的生活。最开始的变化,是家里不吃肉了。她读寄宿高中,每个月生活费只有500元,到了周末,就去爷爷奶奶家搞点水果,还曾经买过一桶30块的燕麦,吃了一个星期。

后来,她忍不住了,跟爸爸提出来,每月500元真的不够用。饶剑峰帮她算了笔账,500块都能干什么——他还要做登山这个事情,没办法,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饶子君从未考虑过动摇父亲一定要登山这个前提,事实上,她完全认可父亲对自我的追求:“毕竟他能做的都做了,车也卖了。那我买自己想看的书,就只能从别的地方克扣。”

在饶剑峰的山友周行康看来,登山圈的人总是不太循规蹈矩,看待社会的角度不太一样;反过来说,有这种性格的人,才会去做出一些超常的事,比如登山。

4

父亲离去之后,拍一部和山有关的纪录片,被饶子君视为接近和理解父亲的方式,她也确实做到了。

因为《藏北秘岭》的上映,饶子君第一次拜访了张京川。恐怖分子开枪时,张京川就跪在饶剑峰旁边。这位饶子君父亲最后时刻的见证者脑部受伤,语言能力受损,他零零散散地告诉子君,当他蜷缩身体躲过子弹的时候,身旁的饶剑峰身子是直挺挺地立着的。

在咖啡馆里,饶子君直接起身在桌子旁的空地上模仿起了父亲的跪姿,一边点头,一边语气激动地说:“我他妈跪也要跪成这个样子,我可能快死了,但是我死之前就是这样子的。我爹太我爹了,所以他才会死。”

在山上时,饶子君与高山向导次仁顿珠闲聊,发现对方曾经也是父亲的向导。次仁顿珠记得饶子君的父亲,那个戴着无框眼镜,身量不高却能量巨大的男人。在2004年和2009年,他曾经两次和饶剑峰攀过雪山。

饶子君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次顿可能不知道这两座山对我爸的意义,2005年的卓奥友是我爸第一次8000米,然后2009年的希夏邦马是他经过3年的工作之后,决定放下,回来登山后的第一个八千米,从那以后,他真的把14座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两座山意义对他都是挺重的。”她突然觉得,有一条奇怪的线,穿越时空,把自己和父亲又连在了一起。

《藏北秘岭》拍摄,从拉萨出发时本是48人,16台车,环绕普若岗日冰原一圈,途中不断有人因为伤痛、肺水肿和心理崩溃下撤。到最后,只剩下了3台车、8个人,剧组年龄最小的饶子君也在其中。

饶子君在拍摄纪录片期间产生高原反应,呼吸综合征复发。图/网络

她存着一份私心,想攀登一座高山,试着走走父亲走过的登山路。第一次尝试,气温零下四十度,风力达到了十级,他们趴在冰舌上,被吹得一步也挪不动,只好撤回。后勤炊事班撑不下去了,扬言要放火烧了帐篷。

第二天,饶子君再次尝试,最终停在了海拔6000米的地方,她走不动了,学着父亲的样子点上一支烟,痛哭了一场:“我竭尽全力,来到了距离他最近的地方。”

走出无人区之后,有人问子君站在普若岗日冰川上是什么感觉。她突然想起了父亲登珠峰下来的那一幕。“我摸到过。”她将父亲的影像剪进了纪录片的末尾,黑白画面里,饶剑峰站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K2山顶,起劲儿地挥舞着登山杖。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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