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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搬家明显吃亏且奔波——家具一一裹好，从西雅图港口出发，颠簸过太平洋抵达中国东海，因无法证明买卖出处，被征收最高税额10多万元。4年前，还在美国微软工作的冯超要回国，车被潦草卖掉，连同那套西雅图治安最好地区的房子，也只得割舍。新找的工作薪资也有点吃亏，只有之前的一半。在全球最好的科技公司工作8年的工程师，面临一回国就必须向母亲借20万元的境地。

和他类似，44岁的陈绪在北京英特尔公司做到“上面再没中国人”。辞职意味着被尊称多年“绪总”的好日子结束，巨额股票期权打水漂，且与北京户口下宝贵的医疗教育资源暂时隔绝。

他们搬迁的目的地都很明确——杭州。

看似吃亏和不合理，数据却证明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猎聘网发布的人才报告显示，2017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净流入率为12.46%，位居全国第一，而北京的数据连零头也不到，只有0.42%。他们多在其他大城市证明过自己的实力，其中从上海来杭州的工程师占23%，来自北京的则有17%。

这些人来杭州，自然不是被迫之举。其选择或许与这些背景有关：阿里上市，人才需求高涨；阿里云发展迅速，对技术人才渴求急切；杭州城内互联网创业气氛浓厚；此外，因G20和即将举办的亚运会，杭州风头正健。

2018年9月19日，杭州云栖大会虾米音乐节现场

我们好奇他们选择的故事，因为时代浪花里众多个体的选择，组成潮水的方向。此外更关心，新来者与这座城市如何交织、相处。过去的杭州，给人印象里是西湖长堤一痕，小舟几芥，湖心亭一点，才子佳人，吴侬软语，消磨意志的好去处。但在2018年，有媒体报道，杭州萧山机场T3航站楼每3000个瑞士双肩包中，就有2200个装着写满代码的笔记本。余杭区的出租车司机每天能拉到13个谈论APP开发的乘客。西湖银泰的新白鹿餐厅，10桌客人有3桌谈论物联网、云计算、AI、区块链。

而正是这一群匆匆而至的新杭州人，正在用技术和科技重构这座城市。杭州从旧式文人的精神故乡，正转向一种蓬勃不为人知的新面貌。

01

技术的潮水

这些年，陈绪的每一次职业选择就像他编的程序一样谨慎，每个选择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他待过的地方有上世纪90年代的编程公司、10多年前的外企。当年这些公司，都要穿西服、打领带，住五星级宾馆，在大会上讲话，更主要的是“工资高得受不了，一个月一万多，在大家都在拿几百块时”。

为了确保每个选择都能如愿，他学习行业里最难的技术。比如“打开全是黑白界面”的Linux系统，比Windows难得多，他的一句调侃是，“如果你只会操作word，拿这么高薪合适吗？”此外，为保每次选择准确，他常年坚持大量阅读行业资料，理出一套自己的判断逻辑。

但这次似乎看上去做了一个吃亏的选择。今年4月他辞职来杭州，不得不损失一笔不菲的股票期权和年终奖，外加一个得之不易的总监头衔。在北京，户口早办好了，小孩才上小学。房、车、家、温厚的老友，一切都如此妥帖和不能割舍。

讲到原因，陈绪打开手机，翻出他4月1日发的一条朋友圈。那是他转发的一条招聘启事，阿里云在招人。这纯属举手之劳。陈绪所在的英特尔公司，因给互联网公司长期供应芯片，在互联网圈一直以中立友好示众，转发是为了巩固友谊，并无他意。

但招聘下面的留言很异常，有人直接宣布，“重大消息，陈总去阿里云了。”还有人开始“恭喜”、“祝福”。陈绪一头雾水，他从来没有透露要辞职，更加没有想过去杭州。“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要走？”他开始认真思考，得出一个结论：大势所趋。

所谓的大势，陈绪把其精确到了一个日期：去年坐标杭州的阿里云发布“神龙”云服务器的那天。悄然改变了传统云计算的实现方式，这让他惊诧不已。

在他还没有递简历时，第二天就有人给他递简历，说想去阿里云。这无疑让他更加难耐。赶在清明之前，他下了决心，在44岁时准备南下。

从北京来杭州五个月的工程师陈绪

02

留名的诱惑

同样是被技术吸引着的还有冯超。与陈绪完全相反，他来杭州时，阿里云刚刚摆脱被阿里内部批评“浪费公司钱”、“瞎摸黑”的境地，局面还没有现在这么明朗。

4年前的冯超，坐在西雅图微软办公室，偶然机会用到了国内的阿里云产品。因有国外技术对标，他感叹“能做到这么烂也不容易”，就像别人在用iphone，你还在用功能机。

当时的他，在微软当着工程师，住在零犯罪率的小区，靠着山海。整座城市都对他们满怀善意，拿工作证去海洋馆可以少付20美元。他很喜欢西雅图。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对杭州的印象就是，乡下。西湖是每年暑假必去的公园景区，如今上班的转塘，在他眼里根本不属于杭州，只是去千岛湖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已。阿里巴巴这家公司，他也觉得并不时髦，淘宝页面甚至还“有些土”，回国前，他只在上面买过一次东西。

阿里逐渐被认为是一家高科技公司，是在2014年之后，尤其是马云宣布阿里战略转向以及阿里云异军突起后。在这之前，阿里以电商为主业。2014年双十一前，从淘宝到天猫，猎头不知疲倦地询问冯超愿不愿意来，他都拒绝了。最后，猎头完全不抱希望，随口一问，来不来新公司阿里云，他回答很迅速，“可以试一下。”猎头回复，“你疯了吗？”

冯超真的来了。西雅图的一切都被重新估价，车被打折卖出，家具运回国，因为无法证明出处，被征税10多万元，从来没换过工作的他，不会谈工资，拿到手上的钱跟美国相比几乎是对折，导致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向母亲借20万元，“相当于倾家荡产”。

说起做决定的那一瞬，他记得清楚，就是第一次用阿里云，系统卡、不稳定。但在国外看到其他国家有先进的云计算技术，而自己国家没有，他笑道，“如果你是钱学森，你会怎么选择，就是这种心态，你要回国帮助中国造一颗原子弹出来，因为我们知道阿里云就等同于原子弹。”

从西雅图回来的冯超

陈绪也在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要去，“我混不下去了吗，或者是失业了吗，没有吧。人天性是不愿意做改变的。”

除了把自己所学卖一个好价钱，他感到大多数同事心里都有同一个诱惑，想自己名字写入历史。“能推动阿里云走向世界第一的这一批人，就能写入历史。”他总结每个时间段来杭州的人的特点，在10年前，来杭州的人都是为具体技术而来，比如解决服务器问题，而现在来的人，大多“想整事，野心大”。

在学历上，新来者也有很大变化，10多年前来阿里的还有高中毕业生，如今清华、北大以及海外名校学生相当常见。有媒体统计，阿里西溪总部星巴克的点咖啡规律，中国工程师钟情焦糖玛奇朵，外籍工程师则喜欢“冰美式”或卡布奇诺，现在“冰美式”的比例在逐步上升。

03

杭州终老也不错

与留名史册，或是“造原子弹”的野心相比，青鱼的目光从尖峰竞争上移开，落到杭州城与自己戚戚相关的生活上来。

前12年，青鱼一直待在北京，直到去年也没想过离开。理由很多，比如去中国美术馆看德国画家里希特的画展，“这种级别画家的展览，只有北京才有”。摇滚音乐节、草莓音乐节最早都是在北京。京城的圈子文化，让年轻人能迅速找到和自己价值观一样的怪人。年轻人总有荷尔蒙要释放，拿喝酒来说，在北京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喝到早上9点，回家洗完澡，继续喝。青鱼泡在设计行业10多年，留着学生式短发，脸上一股少年意气，从家乡湖南带来的一身痞匪气，与北京的江湖气、艺术气不谋而合。

杭州没有匪气，是务实、儒雅、安静的。他调侃在北京一个晚上可以瞬间融入5个圈子，在杭州可能5个月才能融入一个圈子。有次在杭州出差，他被叫去西湖边喝茶，“北京哪有人喝茶，这是大爷干的事。”到后面越来越冷场，大家开始看湖，发感叹，“哎，这风景可以。”

直到去年，他接到公司从北京搬到杭州的通知，才认真考虑杭州与自己的关系。失败的婚姻促成了他的决定，他盘点了在北京的12年，除了在通州的一套小房子，再无牵挂。人生下半场，他打算将成家、父母养老、工作价值都放到一座合适的城市里。“北京是难实现了，婚姻失败了，养老房子太小，工作单位也在变动。”不过他认为杭州也不可知。

去年7月，他搬来杭州，在限购之前，花400万元在杭州郊区良渚买了一套房。背靠青山，雾气袅袅，清泉粼粼。在37岁这个节点上，他突然发现“无法消受北京的热闹”了。看展览，懒得出门，朋友约吃饭，不想动。就是全中国最有意思的人和事都在那儿，也根本不想见，到后来每天只想待在家干自己的事。也许真是老了，待在杭州郊区的大房子里，他反而得到“某种不可描述的满足”。

很快，这套房子引申出更多的满足感，比如对安全感的需求，对成家立业的期待。过去他只需考虑一个人，在拥有大房子后，他会顾及到父母老了以后可以怎么办，以后家里有小孩怎么住下来，心里对未来有了安全感。

他算了一笔账，在杭州只要花500万，就能过上在北京1000万的生活。“在北京只有香山老干部会所才有的环境，在这边就是日常。”然而在北京花1000万买房，会让他很痛苦，到了六七十岁还在还贷，花了钱也觉得没那么好。他得出结论，杭州可以让年轻人成家立业的时间缩短一半。

杭州西湖边七旬退休医生与游客同乐

在杭州，这群新来者普遍谈恋爱、结婚很早。在采访接触的20多位不同年龄的新杭州人中，90%已经结婚或正在谈恋爱。相对高的收入和适中的房价，让他们容易安心。

根据猎聘网的调查，杭州工程师是全国最有幸福感的工程师，“有价值的工作”、“杭州美景及江南文化”和“惬意生活”，构成幸福感的3大来源。有人评价杭州有两面，整座城市越来越科技感，工作节奏快，抱负有实现的舞台，另一面是江南的温柔与风流，保留让人活下去的松弛感。

前几天，青鱼从北京出差回来，在机场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在一个地方生活过十几年，一年之内说走就走，而在那之前，它是在人生计划里的生老病死，结婚生子。但一下杭州的飞机，潮湿暖风吹人面，他马上觉得，“嗯，到家了，挺好。”

04

技术改变城市

2014年冯超刚来杭州时，还保持着在西雅图的生活习惯，骑自行车上班。早上，他打扮得有模有样，骑着网上买来的小一千块钱的新车。到了公司，满头是土，下班回家，再染一身灰。“一路上全是扬尘，两边是大农田，路灯昏昏，地面坑坑洼洼。这就是当时的工作环境。”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骑过自行车。

当时的杭州没有限购，他租住的翡翠城房价是16000元一平米。虽然很喜欢小区里的环境，但他没买。他觉得，一个上海人，在杭州一个超级大乡下买房，完全没有必要。“这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当时就这种反应。”

冯超回忆起第一次参加公司举办的云栖大会，从西溪园区开车，到转塘收费站，发现一群人全迷路了。没有红绿灯，连个指示牌也没有。车上下来一群人打电话，叽叽哇哇问往哪里走。车快开到会场时，一群村民坐在竹头椅子上，拿着搪瓷碗吃饭，直直地看着一群西装领带的人，之间只隔半米不到，再过一分钟，他们就进入云栖大会主会场了。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2015年后，冯超当年的自行车路线上，一下崛起了4个商场。接着是高楼拔起，房价飙升。冯超拿西雅图和杭州做类比，杭州是用几年走完西雅图十几年的历程。80年代微软在西雅图急速扩张，招很多人，付给高工资。“收入一高，就要找好一点的小区，地产商不会错过契机，大家都来造房子。”得知当年16000元一平米的房子，两三年里涨了两倍多，冯超很后悔，“干嘛不买呢”。

浙江杭州高铁站

来杭州的人越来越多，出行也越来越频繁。冯超每周三就必须开始订周末回上海的高铁票，虽然10分钟一趟，但也常常订不到票。他回忆小时候，从上海去杭州坐24块钱的火车，特别慢，一天开不了几班。为了适应杭州需求，在北京国际航站楼有到杭州的专门通道，过去只有北京到上海才有。冯超清楚记得从2号门往右走一分钟就能看到通道，不用排队，每次去都能看到行色匆匆戴着阿里工牌的人，“我们俗称这是阿里巴巴专用通道”。

吾斯从新加坡南洋理工毕业后，来到杭州工作。像大多数来这里的年轻人一样，有着良好的学术背景，不菲的收入，生活方式带着典型的程序员特色。他的上衣永远是70元一件的程序员标配t恤。平时爱打车出行，因为可节省时间。最爱看喜剧片，生活太累只想笑笑。他们爱出去吃饭，在家做也要用好的食材。他们是城市的新贵，一方面撑起大城市的容量，也检验着城市内核。

然而，他们融入到这座城市人群中，用了一个更特别的方式，相亲。在阿里巴巴的内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征婚帖，下面留言十分活跃。阿里的员工也常常受表姐堂妹们所托，希望能介绍对象。杭州丈母娘们普遍对程序员很感冒，已然取代公务员，成为第一抢手女婿。在她们看来，程序员老实可靠、多金、聪明。因过于抢手，甚至有人开玩笑，“可以标价介绍，一个层级一个价。”

比起生活上的渐渐参与，这群新杭州人的工作对杭州的重构和改造更加深远。

第一次站在锅炉房向工人请教操作原理时，吾斯还有点不适应。工人们的表情里写着，“你们做这事靠谱吗？”原来吾斯的工作是利用云计算、数据化等技术，帮助锅炉房设计节约能源的程序。原本工艺就十分复杂，又严重依赖经验，对于完全没有锅炉知识的吾斯来说，一面要请教，一面又要说服工人接受改造，并不容易。

和吾斯遇到的情况一样，在这波技术热点下，很多程序员走出实验室，有人在龙井茶园里一待几个月，只为用阿里云农业大脑改进龙井茶种植工艺。有人在百万头规模的猪场边住下，设计能预防猪生病的程序。在农场里，有程序员采集甜瓜照片，为的是能设计一款随时能测试瓜的甜度的程序。

泡在工厂里的海归程序员吾斯

他们所有做的都是基于大数据，让一切能被数据看到、思考。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座城市的科技感越来越强。

小夏见证了杭州政务数字化的过程。几年前刚到杭州时，工资的税要自己去税务局报，每次都要请假。一次去晚快下班了，柜台的小姑娘不耐烦，说“你们每天来这么晚，不知道白天干嘛了”。小夏强忍着气。第二年发现不需要自己亲自去了，到了第三年，支付宝打通了税务功能。

冯超则被这座城市的无现金程度所惊讶。他开车回家，在一段从杭州到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属于浙江的两个高速路口都能用支付宝支付，而上海的路口还是用现金。据一则新闻报道，一名盗贼在杭州偷窃一个星期，总共才偷到几百元现金。

而令更多人震惊的一个消息是，在杭州，有5万个交通摄像头充当眼睛来采集车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处理后，可以根据人群流量随时调控红绿灯。在阿里云主导的城市大脑的作用下，杭州交通拥堵率从2016年的全国第5，降至2018年的全国第57名。

冯超想起4年前杭州开云栖大会，园区四周还是大农村，场地还是几个破厂房临时改造，买不到盒饭，只能让村里厂房的员工食堂给参会者留饭。如今，这里再开云栖大会，聚集几万人，同事们忙忙碌碌穿梭其中，一刻不闲，大大的招牌上写着，“驱动数字中国”。

冯超觉得，毫不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