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让我形容，我会觉得大三儿是一面盾牌。我没有拍一把利刃，现在的人不缺武器，一旦被刺了，马上就要战斗。但是在大三儿的世界里，他是那种人——生活的波浪过来，我试着面对，先举起盾牌遮挡一下，然后再说怎么解决。

文｜闫坤沐

编辑｜楚明

图｜网络

大三儿，原名叶云，因为头很大又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小而得此外号，生活在内蒙赤峰，是一个铜业公司的清洁工人，平均月薪1600。

和大多数在小城市里做稳定工作的人一样，他的生活简单而重复——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睁开眼第一件事是点根烟，否则无法真正醒过来。接下来是在半个小时之内穿衣、洗脸、刷牙、梳头，和83岁的老父亲打声招呼“我走了啊”，然后在关门声中开始这一天。在他下楼的同时，父亲会慢慢走到窗口，看着他的背影被准点靠站的9路公交车接走。

白天，大三儿的工作是拖地，把着拖把在单位楼道划出首尾相接的之字形，中午到食堂从来只点一个馒头一个素菜，不点荤菜是因为“可以蹭他们的吃”。晚上下班以后，他要到楼下彩票站买一张彩票，同一个固定的号码已经买了很多年，遇到熟人会笑嘻嘻地说“我的五百万就存这了，有合适的机会我就取走了”，然后到小卖部买两包白红塔山作为第二天的补给，再回家和老父亲一起吃晚饭。

把这样琐碎的日常拍成纪录片，还要到电影院上映让观众掏钱来看，“劳民伤财的”，有价值吗？纪录片导演佟晟嘉告诉大三儿要拍他的时候，大三儿再三这样问他。

佟晟嘉很确定，大三儿就是他要记录的对象。

做纪录片导演十几年来，他拍过太多名人，画家黄永玉、围棋国手聂卫平、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都曾经出现在他的镜头里。用他的话说，他一直在尝试表达和分享“生命中有力量的部分”。

但生命的力量只来自于名人吗？大三儿是佟晟嘉的邻居，两人之间的岔路发生在佟晟嘉到北京上大学以后，他先是组乐队，后来又开始拍片子，世界越来越广阔，大三儿却还在他们一起长大的那个小区里生活。

这些年，佟晟嘉只要回到赤峰，都会和大三儿吃饭，十几年下来，饭桌上的话题一次比一次更少。有次饭局上，大三儿抽着烟用叮嘱的口吻对他说，“你的行业如果以后没了咋办？吃饭就是大问题，在北京得早做打算”。

这样的谈话让佟晟嘉不耐烦。大三儿根本不知道纪录片导演到底是做什么的，他内心拒绝和大三儿再聊下去：“那时候心里就想，你还担心我失业？我能跟你吃顿饭就不错了，都挺忙的。”

一瞬间的不耐烦很快又变成羞愧：“我能明白他其实正在思考，努力找话题，勾起你能聊更多，甚至渴望指导你一下，你不觉得这是一件悲剧的事吗？”

大三儿的一句话勾起了佟晟嘉的警觉，他发现自己一直在被动抛弃曾经给过自己庇护的地方，也并不了解曾经最熟悉的人这些年都怎么活着。

如果回头再看，他和大三儿的岔路其实是一早就注定好的。大三儿天生患有侏儒症，成年后身高1米1，47岁了也没结婚，大哥二哥相继因为车祸去世，母亲也在一年前离开。

“他的单纯被老天封印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了。”受限于身体条件和家庭情况，大三儿没有机会走出赤峰，被外面的世界“碾压”，所以他的心性里依然有孩子的一面，更可贵的是，他并不羞于展示自己的这一面，尽管常常显得不合时宜。

在跟拍了将近一年以后，佟晟嘉想要的答案渐渐浮现出来。从大三儿的重复里，他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节奏感——哪怕同样是用拖把划之字形，他每天动作的频率都不一样：“每个月最后一天，可能都会拖得都有点劲儿，因为马上要发工资了。”

拍着拍着，大三儿和佟晟嘉说他想去西藏。他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叫阿皮，人精瘦，喜欢抽雪茄，是个成功人士，他进过几次藏区，回来给大三儿讲，那儿就成了他心目中最遥远的地方。

身边没有人支持大三儿的计划，高原对心肺功能要求高，但身材矮小的大三儿这方面却是天生的缺陷，他向阿皮“含蓄地、婉转地提出了去西藏的想法，然后被含蓄地、婉转地拒绝了”，连他的老父亲都说，“你掂量掂量自己是什么水平”。

大三儿应对的方式依然是重复，一遍一遍和身边所有人絮叨自己的想法，直到碎碎念到阿皮觉得不陪着去一趟，这个好友会终生遗憾：“我就想从他嘴里说出，不去就不去吧，他就是不说。”

最后，进藏成了《大三儿》这部电影后半段的叙事主线，佟晟嘉带着包括他在内的三个摄像师另开一辆车，跟着阿皮和大三儿完成这趟旅程。原本大三儿说就想去看看布达拉宫，到了布达拉宫又说都到这儿了不如再去试试珠峰大本营。“得寸进尺”也是他的一种策略。

在电影的结尾，终于到达珠峰大本营的大三儿彻夜失眠，黑暗中佟晟嘉和大三儿有一段对话：

“人家都说来净化心灵，你净化了吗？”

“我啊，我心灵不纯洁吗？我今天想这个问题，我挺纯洁的。”

“你凭啥说你心灵纯结啊？”

“我不祸害人。”

上映以后，这被认为是这部电影里最有哲学意味的金句，大三儿身上带着很多标签，比如残疾人、清洁工、亲人早逝，但因为“不祸害人”这一点，没有人有资格去俯视他、同情他。

就在佟晟嘉为《大三儿》做后期的时候，纪录电影《二十二》上映，创下1.7亿的票房记录。所有人都和他说纪录片的春天来了，期望着《大三儿》能是下一个奇迹。

如果从在媒体上的声量来看，它像极了一匹黑马：豆瓣评分7.6，朴树、黄渤推荐。但事实上，关注的人多，真正进电影院的却很少，票房只有130万，而它的制作成本大约在400万左右。

最后，大三儿本人和这部叫《大三儿》的电影，都没能创造什么奇迹。从西藏回去以后，大三儿还是按照以往的节奏生活，只是每隔几个月会翻出几张旅途中的照片发个朋友圈怀念一番。佟晟嘉对《大三儿》的处境也没有过多纠结：“可能那年是纪录片的春天，夏天我们做后期，秋天我们宣传，冬天我们上映了（笑），这都是命吧，我觉得也很正常。”

所谓的“这就是命”不是认命，而是坦然。佟晟嘉说这部电影全片一共1088个镜头，他没有任何遗憾。就像大三儿说他不需要被净化，《大三儿》也不需要被同情。

以下是佟晟嘉的口述：

1

我跟大三儿是很好的邻居，住前后院，认识得有小三十年了，他到现在都叫我娃子，我叫他三叔。

大三儿是个很仗义的人，周围聚集着一群孩子。小时候很多事不能和家长或者老师说，大三儿就负责帮我们平这些事儿。那时候很多大孩子拦着比自己小的学生搜刮零花钱，我试过藏在鞋底都不管用，有一次我奶奶住院了，我提着汤去看她，路上都被人拦着喝几口，对我来说是很耻辱的记忆。被逼急了的时候，我买过那种3块钱的刀片儿，薄薄的，放在书包里，就想着谁来欺负我的时候能反击，大三儿看到了，告诉我“不许开刃”。

他很喜欢教人，现在也是这样。大三儿上班的地方有不少和他一样的残疾人，他的搭档金航就是一个，大三儿说他脑子有一些问题，轻度智障。金航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总是学身边的人看手机、喝水、走路，每次干活以前，大三儿都要嘱咐他，你别老学人家，人家不高兴，有水的地方别过去容易结冰，慢慢扫。金航从来不学大三儿，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三叔说了，学别人不尊重。

后来我想去考音乐学院，那个年代父母可以让你去当个医生，但绝不允许你用后半生去弹吉他。我和他们不和，就从家里搬出来住，考试需要一笔钱，是大三儿东拼西凑援助了我2000块钱。

十多年前的2000块钱不是小钱，你会发现越是条件一般的人帮起人来越痛快，他可能想从中找到一种价值感，被人需要也是一种需求。

像我一样被大三儿庇护过的孩子很多，长大了也都一个个离开赤峰。大三儿经常说一句话，他说自己就像列车站的列车员，送走了一拨又一拨，从来没有一个回头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拍纪录片，偶尔回赤峰一趟，总要像例行公事一样叫大三儿吃顿饭，不过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他突然有一天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行业如果在突然消失了以后，我的生计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大概我是个什么行业，也没有过多的解释，因为我跟他解释不清楚，所以他也没好意思再问。

他的这个状态跟我身边很多人状态一样，包括我的父母，我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可想而知我和家里交流的有多么的少。

后来我就自己在想，我就想其实我拍了那么多的人，一直忙着为那些带有标签的生命感动。而我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他们甚至都不了解我，说明我跟他们沟通特别少，那我就想为什么我不拍一个普通的生命。

大三儿就很普通，他也有“坏”的一面。金航的身体素质没有问题，干活儿的时候经常会多干一些，大三儿就坏笑着看着他说，你能干，多干点儿。偶尔他也会带着金航一起偷懒，然后说他们能工作是政策好，领导不会跟他们计较。

大三儿和他的朋友们作为普通人的多面性都会出现在我的电影里。

2

《大三儿》路演的时候，有些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看了以后会问我，为什么大三儿看起来一点也不惨呢？

他们认为大三儿是个残疾人，两个哥哥和母亲都去世了，他就应该愁眉苦脸，或者整天被歧视，走在路上也有人上来对他说两句污言秽语才行。可是这些电影里都没有，他每天都过得很乐呵。

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是有很多猎奇的想象，其实大三儿从来都不是阴郁的人。他爸爸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回来在运输公司当工程师，那会叫技术工种，挺吃香。他的两个哥哥都是跑大车的。他们家以前冬天下着雪在内蒙是可以吃到热带水果的，大三儿在那个年代那就是富家子弟，只不过现在落寞而已。如果你想看他在公交车上被人欺负一下，这是绝不可能的，谁敢多看他两眼，你看他不追你半条街，对吧？他在那一片可是那种老大级的人物。

但是电影里没有拍他的惨吗？那你说他们家里那种状态，斑驳的墙壁，老旧的家具，两个男人一人坐在沙发的一头，也没人多说话，翻来覆去就那两个电视频道轮换着看，吃饭简简单单馒头就着冰箱里拿出来的冷菜，对吧！还有他的工作，一个月挣1600左右，工服为他的身材特意改过。他穿衣服的时候会说我比别人慢一点，这些细节里都是我想让观众看到的东西，不用刻意去撒狗血或者煽情。

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不管经历了什么，你有没有勇气去死？既然没有，那就用更大的勇气去好好活着吧，这就是大三儿的逻辑，和他的韧性。

大三儿有他平衡的方法，你比如说他买彩票，每次买完都要计划自己怎么花，边想边乐，彩票站的人和他说中了5块钱，他还挺失落，觉得彩票这种事就要一次整个大的，中五百万，把他那些“小人得志的卑鄙思想都满足了”，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的原话。

他也憧憬爱情，向往那种心灵相通，下班以后两个人能结伴出去走走聊聊天的感情。对他哥哥的事，他会说是老天爷眷顾他们，让他们没有了，这些话里都是他的生活智慧。

如果你让我形容，我会觉得大三儿是一面盾牌。我没有拍一把利刃，现在的人不缺武器，一旦被刺了，马上就要战斗。但是在大三儿的世界里，他是属于那种人，生活的波浪过来，我试着面对，先举起盾牌遮挡一下，然后再说怎么解决。

你说一个人活着，每天都那么努力。我觉得我身边的人，至少我见过的所有人都活得挺努力的，即便有些人看起来并不是尽如人意，但仍然尽力不去给大家添麻烦。活着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艰难里找到一个支点，让明天看起来更有可能性，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事。

3

拍的过程中，我才真正理解大三儿。

他跟我说想去个地方的时候，我以为他会想去海边，因为我们生活在内蒙嘛，自然想去看大海，没想到他说要造个大的，去西藏。阿皮是他圈子里的成功人士，去过几次藏区后回来给他讲（这个经历）。我想大三儿也是想证明自己，说你能去的我也能去。

在去西藏的路上，我一直提醒他，你要珍惜这段旅程，要多看风景，但他就总是往人多的地方钻，花时间和小贩讨价还价，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有一次我们还为此闹了别扭，我煮好面叫他吃，他不吃。

后来慢慢观察我才想明白，他寄明信片、盖各种邮戳、买纪念品都是为了他的工友们，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来的。

我有朋友说，这一趟是三个男人互相欺骗的旅程。为了继续走下去，大三儿永远和阿皮说我没事儿；阿皮给大三儿量完了血氧，总是说指标比他自己的还高；我又和他们俩说你们没什么可操心的随便玩，一切自己做决定，其实我每天都在操心这个团队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高原反应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我们剧组有个摄影师，一过4000就不行了，但到5000以上反而又好了。大三儿的高反是不睡觉，在珠峰大本营所有人都困得不行了，我们说好是轮流值班，但是在大通铺上一躺下大家都睡着了，大三儿一个人坐在地下抽烟。我得看着他，但是我也困呀，为了提神就拿个摄影机拍他。我本来特别常规，就想问他你觉得珠峰好不好看啊，他肯定说好看，再问你心灵有没有被净化呀，我想他一定会说有，那我顺理成章，就可以继续比较套路地问他，那你命运里的那些所谓不公平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释怀，他一定会说我好多了，我一想，啊，挺完美的来这一趟。

结果他说他不需要被净化，当时听了这话我很崩溃，就想你都不需要净化，那我们这大张旗鼓的地来这儿干嘛来了。但是等我拍完了回到北京做后期的时候，这段话就不断出现在我脑子里，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你的创造力永远比不上生活中那些意外的惊喜。

出发之前，大三儿自己偷偷写了封遗书，里面主要讲了三件事：如果我死在西藏，不要怪罪任何人；谁谁谁欠我的钱，记得找他们还；我为了去西藏和谁谁谁借了六千块钱，如果我回不来了，请帮我还上。

这封信被保存在大三儿一个朋友朱朱手上。这个朋友有小儿麻痹，平时总骑个三轮车，大三儿就叫他“蹬三轮的”。我们进藏以后，朱朱每天都要和大三儿通话或者视频，确认我们是不是安全的。

这事儿我根本不知道，也是在珠峰大本营那天晚上聊起来，大三儿才跟我说的。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呢，这么有仪式感的画面，我要是拍下来，得多好的场景。后来回赤峰我又补拍了一下，让他重新写，但摆拍出来的画面简直假得没法用，最后还是遵守自己的本心，没放进来。

去西藏之前为了不让老人家担心，大三儿和父亲说他是去四川玩一趟，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也是请朱朱买了点吃的去和老爷子委婉地说，他去的不是去四川，是西藏。

虽然陪大三儿进藏的是我和阿皮，但是他最信赖的人是朱朱，他认为他们是一种人，只有他们才能最深切地彼此理解。《大三儿》不止拍了大三儿一个人，也拍了朱朱、金航、父亲，好多好多人。有人说我们是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我其实不太同意，我开始拍的时候大三儿没说去西藏，他去不去西藏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不影响我把这个片子拍完。纪录片就是这样，从任何一分钟开始都可以，结束在任何一分钟都不尴尬。如果你非要问我拍的是什么，那我只能说，唯一的主角就是生活。

大三儿的生活里有很多必须干的事，比如吃饭、买彩票、抽烟、拖地，他对生活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在这些小事里，观察久了你会发现这些事儿也像做爱一样，有枯燥期，有冷淡的时候，频道不对了莫名其妙觉得哎呀，真丧，到了每个月最后几天马上要发工资了又觉得拖地都有劲儿了。这种生活细节被放大以后表现出来的质感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宣传的时候我特意把路演最后一站放在赤峰，请了大三儿、阿皮他们来看。他们都挺高兴的，你要问大三儿他有什么感想，他也说不出来，就是很高兴。我们是16年年中去的西藏，到现在过去两年多了，他突然看到那条路也觉得挺感慨。

当时去西藏的时候我就和他说过，要好好珍惜那种在路上的感觉。做了这么多年纪录片，我怎么理解我的工作呢？就是要想好和每一天如何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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