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林华蓉被贫困的家庭寄予了改变窘迫处境的厚望，他们代表了一股迫切向上的草根力量，而不断收窄的青年上升通道，让传销有了可乘之机，最终，他们在横冲直撞中牺牲了自己。

就读于985高校的李文星，曾是整个家族的希望。

他懂事有担当，回趟家舍不得坐卧铺，却在求职的路上误入传销，最终溺死在了冰冷浑浊的水塘。李文星后，极端案件接连浮出水面，林华蓉、张超等多名大学生命陨传销。

当许多个个体的不幸接连发生时，我们不能再捂住耳朵说“这是偶然事件”。

2003年9月，广西查获一个传销窝点，涉案500多人中，有90%是大学生。2010年8月，南京市查获了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学生传销案，案件涉及33所高校的834名在校大学生。更有说法，很多北派传销组织里有80%左右都是被骗来的大学生。

曾经这个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群体，如今为何频频落入传销的圈套、成为受害者？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2016年高校毕业生为765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而整个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约有1500万人，就业压力十分大。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学生，这种压力更是压在身上的一块重石，他们急于想摆脱，悲剧性在于越奋力越容易走进陷阱。

从过往案例中不难发现，受害大学生多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性格内向。林华蓉、李文星们最后以终结生命的方式来对抗传销，但他们受到这份“工作”吸引，因为传销者制造的美丽陷阱，对贫困大学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通道。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的也许是，底层青年在改变命运过程中不断碰壁的最大荒诞。

信息的壁垒、技术伦理的滥用、个人遭遇的叠加，让他们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家族的希望

李文星，23岁，出生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家庭，有一个妹妹；张超，25岁，家在山东郓城县郭屯镇村西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林华蓉，20岁，贫困女大学生，父母双双在外打工，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一。

家境贫寒，却生来懂事、能吃苦，是他们共同特征。

张超从小就抱着上大学的信念，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媒体的报道中，张超上学时生活拮据，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高中时一顿饭常常用3块5打发掉。

2017年8月11日西安警方对全市多个传销窝点进行清查。@视觉中国

后来，品学兼优的孩子，考上大学，成为家族的荣耀，他们和家里人都觉得，从此命运被改写的概率加大，摆脱贫困和乡村指日可待。

张超的父亲在外省打工，睡大街、吃三五块的面。母亲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制板厂打工，12个小时工作下来，常常累得碗都搬不动。

林华蓉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出去之后，在外面买了房，成了城里人。她高中时就对奶奶说，将来考上大学，要把爷爷和奶奶接到城里住，让他们享福。

李文星的父母对他的期待更为务实——日后赚了钱给妹妹在镇上买房子，或者兄妹俩将房子买到德州，挨在一起。

李文星、张超、林华蓉，他们的家乡在闭塞的农村。那里一方面受到现代科技的冲击，微信支付和网络视频已经走进村庄；另一方面，他们仍固守着传统的小农思想，子女高考之后院子里仍大摆流水宴席，考上大学的孩子依然被视作家庭逆袭的跳板。

告别天之骄子

虽然大学在扩招，但农村孩子考大学，特别是名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多月以前，北京市的高考状元说了一番话走红网络，他说“现在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而像我这种父母都是外交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享受北京教育资源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学习习惯和性格上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每一步基础打的牢靠，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

十年寒窗苦读，一拔农村孩子被淘汰了，另一拔农村孩子则从中脱颖而出，考上大学。

鲤跃龙门后的农村孩子，或许在接近毕业时才知道，大学生的“天之骄子”时代一去不复返。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的精英教育已变成平民教育，大学生毕业之后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

2017年8月15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启动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图为抓捕现场。@视觉中国

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2016年高校毕业生为765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而整个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约有1500万人，就业压力显而易见。

李文星曾经对朋友抱怨，985出来的还不如一个专科学校学计算机的；张超因为一份5000元、提供五险一金的工作，放弃了云南原有的工作；林华蓉接受了3000元的暑假兼职，觉得可以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工作有多难找？李文星并不是没有怀疑过这份天津的邀约，他跟朋友说“我都不知道靠不靠谱，我怕是传销。”可能是20多份石沉大海的简历，让急需工作的李文星踏上了那班城际高铁。

李文星在东北大学读资源勘查工程专业，这是一个边缘化的冷门专业。就业是这个专业的学生共同面临的难题。李文星曾经准备过考研，还试水过培训机构的考试，后来又寄希望于学习java来找到一份好工作，一飞冲天。

张超，上大学期间就去县城打工，每天从下午四点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毕业以后，张超去了云南六建，他的父亲张国超说“当时孩子去云南也是看就业情况不好，着急签了约。”

扩招之前，大学生不仅不愁没有工作，大批寒门之子通过上大学、下海经商完成自身阶层的上升。

而近些年，就业压力增大，上升通道收窄，加剧了出身底层青年奋斗的难度系数。想要靠一张大学门票，通关整个人生的好事。

平台的助恶

李文星们的死亡，罪恶的深渊在传销。

李文星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蒙眼摸索，未来职业规划一片混沌。开放的互联网为他们敞开大门，将海量选择不加筛选地推送到解渴的青年面前。

在人人嘴边都在念叨“互联网+”的时代，传销组织也不落后。电脑屏幕的另一端，传销组织将触角伸进了互联网，通过招聘、相亲等方式吸引年轻人。

从杀熟到借招聘之名行骗，传销得以作恶逻辑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传销瞄准了那些焦急的年轻人，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现状，但暂时走投无路。

天津静海“蝶贝蕾”传销活动现场。@视觉中国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传销组织里有一个正在读大二的女生。她来自山区，家里很穷，进入传销后，被成功洗脑。东拼西借7万块，把弟弟发展为下线。她站在大卡车上痛哭流涕，冲着底下的人群说，“感谢将我带进来的人，我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

误入传销之前，这些底层青年的生活就很艰辛。他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家庭的烙印负重前行。在改变命运的这条进击之路上，他们最终倒在了传销的设置的陷阱里。

事情结束之后，李文星和张超都因为生前未婚，不能进祖坟，便葬在了村边的自留地。林华蓉的遗体已经火化，但因为一些风俗，还没被带回到家乡，留在了湖北。

作为承载发布传销信息的平台，开始用尽一切办法危机公关。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成为独角兽理想道路上的一个坎而已。风头会过去，理想会重回舞台。

李文星们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先赋，即是出生时所继承下来的阶层、财富和声望；自致，则需要后天努力来获得。

通常来说，二者有机结合，但若追根溯源，总有一个会发挥决定作用。

高考状元大多家庭中产，父母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出生时便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开放的信息，眼界开阔，并能从父母那里继承更广的人脉、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这些条件在之后的人生里，会发挥指数级的正向效果。如上述高考状元所说，这可能先要归功于先赋地位。

先赋地位，带来的不仅是看得见的资源、信息、人脉，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孩子良好的社会化，包括其性格、视野、价值观等，都能以更加合理、健康的形态获得。他们也能在日后进入社会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处理矛盾和关系。

而传销案件中的受害青年出身贫困，信息闭塞，家庭也并不能为其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建议，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自己独立与世界对抗，这属于自致地位。

澎湃的那篇报道中写着“张超也从来不跟家里人诉苦，报喜不报忧、逆来顺受好像已成为他的习惯。”因为报忧是徒劳的，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增添其苦恼。

这些孩子的家庭，本身不具备造血能力，父母没有知识和关系为其人生路打通一些障碍。原生家庭几乎一无所有，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甚至，有些极端情况里，家庭都无法成为一个避风的港湾。他们急于自立、照顾家庭，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同样，他们因为父母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生活环境的影响，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家庭和父辈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会存在，农村的孩子大学四年下来，仍然没有脱离原有思维，无法融入集体。他们可能会内向、敏感、不自信，或者不善于处理矛盾和冲突。

张亮亮曾被困于传销组织，因为身体消瘦20斤，没去找工作，在家制作葫芦烙画，图为正在路边卖葫芦。@视觉中国

李文星从不向人借钱，没找到工作不愿意见来京出差的发小。而张超从来不做领导者，专注做一个追随者。

这些孩子成长中所承担的，已不是个人命运，而是和家族深度捆绑。他们就像一个战士，冲锋陷阵，前方究竟何种模样，于他们而言一无所知，没有亲近的人传授经验，更无人脉资源可用。

从媒体的报道中，不难看出这些身陷传销的年轻人相似的命运轨迹：原生家庭几乎一无所有，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他们急于自己自立、照顾家庭，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他们如手无寸铁一般，赤膊上阵，前方复杂凶险，有鲜花但也有陷阱。有人独自闯荡可能会受伤结痂后变得强大，有人不堪其苦滞留原地，还有少数人在此过程中丧了命。

路，总归是要靠自己走的。让他们奔走时少些荆棘，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应该做的。

（杨红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