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

直到2017年8月14日，「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公映当天，导演郭柯先生都看不到光明，「感觉天一直是黑的」。

「要么100万以下死得很惨；要么冲得非常高，上亿不是不可能。」电影上映前一周，郭柯坐在燕郊不足70平方米的剪辑室里，穿汗衫人字拖，分析票房只有两种可能。

上亿的预言听上去像天方夜谭，连郭柯自己都不太相信。他当场查手机，「二三线城市只有一两场，有的大清早8点，有的半夜12点。」他读出公映当天排片，有点丧气：「我估计亏的可能性非常高。」

《二十二》上映前一天在成都路演，郭柯被观众问到对票房有什么期待，他答：「800万我就没压力了。」在他的预期中，这个数字意味着能让他收回成本，还上演员张歆艺借给的100万，还有剩余可以捐给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郭柯不知道，此时舆论正在悄悄发酵。

8月12日，曾赴东京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黄有良去世。「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苏智良教授在接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采访时，建议为她发讣告。于是，《二十二》公映前，黄有良的讣告登上这两家官方媒体。「这是25年来官方媒体第一次为一位普通老人送行。」苏智良说。

与此同时，制片吴丹珍管理的《二十二》官微收到网友私信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吴丹珍说：「非常需要。」整个宣传前期，《二十二》几乎无人关注，「明天有惊喜。」这名网友回复。

第二天，共青团中央的微博推送了《二十二》的放映信息，地方媒体开始纷纷转发。原来，那位神秘网友是管理共青团中央微博的工作人员，之前看过《二十二》的报道，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

8月13日下午两点，导演冯小刚微博转发了资助人张歆艺的信，「请大家对这部明天就要上映的纪录片给予关注」。5天内，该微博被转发11.5万次，覆盖8.16亿人。这之后，《二十二》的排片从首日1.5%上升到10.9%。

随着排片飙升的还有关注度和票房，这让郭柯有点措手不及，「这阵势太吓人了。」

生活在成都的表姐给他发信息：「吃个面，旁边的人在谈《二十二》。」北京，发行人员的朋友圈里，楼下卖烤串的大姐也在转发《二十二》的消息。去重庆路演，地铁上，郭柯一抬头，身边乘客举着当天报纸，冲自己的那面整版浅绿色，特眼熟，是《二十二》的海报。电影放映结束，再次说起票房预期，底下的观众热情保证：「我们一刷二刷三刷，都给你刷到800万！」

上映第二天，《二十二》的票房破1000万。发行方的女经理激动得哭了，说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黑马。第六天，票房破亿，郭柯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得跟观众说，不用再刷了。」

最终，《二十二》的票房1.71亿，成为中国票房最高的纪录片。4个月后，接受《人物》采访时，郭柯才慢慢回过味：口碑不错的《相爱相亲》票房1800万，获金马奖的《嘉年华》2100万，再想想《二十二》，「很震惊」。

没溜走，留在心里了

「慰安妇」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是1991年，韩国老人金学顺第一个以受害者身份公开站出来。

苏智良是国内最早从事「慰安妇」研究的学者。当时，他在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第一次听说日军首个慰安所在上海，而他作为上海史学者却一无所知。回国后，他开始着手上海慰安所调查，他最初预估只有4到6家，但截止2015年，能确认的已有至少170家。

中国女性的受害情况远超出想象，二战期间全世界被强征「慰安妇」的40万女性中，中国占一半。1999年，苏智良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成立13年后的2012年，苏智良的办公室门被敲开，进来一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叫郭柯。在敲开这扇门之前，郭柯当了15年副导演，「一直混着」。

「特调皮捣蛋，根本不读书。」这是龙庆曾经印象中的郭柯，她是郭柯的初中班主任，后来作为志愿者无偿参与了《二十二》的拍摄。那时的郭柯打扮标新立异，夏天三四十度，穿渔网衫、皮裤，热得一到水龙头底下就赶紧冲水，凉快一下。

1998年，郭柯18岁，进片场想当演员，但受到娃娃脸的限制，只能演个把瘦小的警卫员。圈内有传言说副导演可以挑角色，慢慢转型演员，2002年，郭柯从四川来到北京转行做副导演，骑驴找马，在各种戏里客串。

10多年后，郭柯胖了，副导演成了主业。他过着典型北漂生活：没社保，没车牌，在北京五环外租房住，像包工头一样接散活，接的片子多为低成本影视，低俗的商业片也不排斥，「就是谋生」。每天的工作就是等电话，「下个月有个活儿，去哪儿，一个月，多少钱。然后找上五六个朋友，走！」钱一到账马上就花，「朋友们赶紧聚会，high起来！」

2005年前后，三里屯的酒吧没有郭柯不熟的。「我给自己颁『最佳消费奖』，比里面服务员还准时，去得比他们早，走得比他们晚。一晚能造个几千上万。」

High了一年多之后，郭柯开始觉得没意思、喝够了。与此同时，纯为赚钱拍戏也让他厌倦。「要副导演就找我，便宜。」谋生不成问题了，却也不知道怎么往上走，郭柯少有机会能进入名导剧组学习，「你就在那个档次里，跳不出去。」他多少有点不甘：「一想这10年带来了什么，除了经验和生活费，就没了。」

「其实我不是个很好的副导演，我不专心。」郭柯说。在剧组，副导演类似管家，杂活特多：大到协调演员、部门沟通，小到运服装、订盒饭，事无巨细。服装没到、饭送晚了跟他都有关系。可是，遇到好一些的剧组，郭柯更喜欢跟在导演后面听讲戏。看到何冰等人的表演会挪不动腿，导演打手势让副导演喊「停」，他没看见，挨了骂。

2012年，郭柯的简历攒到了两页A4纸，密密麻麻列着50多部影视，蔚为壮观，「但没一部你看过」。他认识一些拍片不多的副导演，「简历里是徐克、尔冬升的片，我的就只是多。」这刺激了他。

同年，有两部戏同时找他：一部电视剧，「大项目，导演国外回来的」，开价10万，但去剧组一看，导演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上，吆五喝六；另一部是电影，讲一对在渡口免费拉人渡河的父子，100多场戏，百分之八九十发生在同一场景，只有两个演员，工资两万。「这是关于『人』的故事。有意思。」郭柯选了后者，「我想看导演怎么把握。」

拍戏中的一天下大雨，渡口涨水，剧组停工。郭柯躺在宾馆的床上刷微博，看到了「慰安妇」韦绍兰的新闻：1944年，日本军队进广西，24岁的韦绍兰下山喂猪，撞见日本兵，被抓进慰安所。3个月后，她逃回家，生下和日本军人的孩子。

这个故事「没溜走，留在心里了」。

最后的记录

最初，郭柯的野心是拍「慰安妇」题材的剧情片，他打算先做一部纪录短片。

这些年来找苏智良的创作者不少，但大多数都会被劝阻，为了避免二次伤害，他一直不主张采访老人们。苏智良向郭柯介绍了老人们的现状：在经历官方无关注、村里受指点，状告日本政府15年最终败诉的大半生后，2013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老人大多离世，只剩32人。

在苏智良印象中，郭柯「眼睛瞪得很大」，话不多，听完后一副准备好的样子，说：「商业片可以拍一辈子，这个纪录片却是最后的记录。」这句话打动了苏智良，他把韦绍兰的地址给了郭柯。

不久后，苏智良收到了郭柯发来的一张照片，在韦绍兰的土坯房前，剧组大队人马将老人众星捧月一般围在中间。苏智良也曾帮助一些媒体拍「慰安妇」纪录片，一般2到4人，拍完迅速离开。这张照片让苏智良觉得有戏：「我数了一下，团队26人，让我肃然起敬，他不是在完成任务。」

在广西荔浦，郭柯拍摄了韦绍兰的日常生活：挑水、赶集、给丈夫上坟。关于24岁那年的遭遇，老人三言两语说得很平静。这颠覆了郭柯对「慰安妇」的看法，他本以为提到日本，老人会咬牙切齿或是痛苦不堪，但是没有，老人甚至还在笑。拍摄第二天，郭柯丢掉了提纲，决定拍真实的老人生活。

拍摄中聊天时，韦绍兰即兴唱起了山歌，还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吃野东西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郭柯以此作为这部短片的结尾，并为片子取名《三十二》。

《三十二》拍完，郭柯就跟投资方闹了不愉快。这部短片和投资方概念里的「慰安妇」纪录片不一样，没有历史资料、专家解说，就是两个孤独老人的晚年生活，「太平淡了。」这也是当时电影圈对《三十二》的普遍评价。

2014年初，龙庆收到了郭柯的QQ留言，让她看看《三十二》。龙庆当时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教英语，在她印象里，郭柯还是那个穿皮裤的「破孩子」。看完片后，龙庆觉得「直击心灵」，回复：「你用的是白描手法。」她记得郭柯当时很激动，「你懂了我。」郭柯承认找龙庆是为了寻求鼓励，龙老师的观后感让他松了口气，「这片子不至于是零分。」

在郭柯把片子发给龙庆的同时，有网友把《三十二》上传到了B站。很快，年轻人的反馈来了，《三十二》的豆瓣页面上，参与打分的人越来越多，最终评分9.5。此外，这部短片还拿了2013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摄影等奖项。

郭柯的想法也变了，他不想拍「慰安妇」剧情片了：「我们的想法太狭隘了，老人的状况和说的话，就凭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能编得出来？」他告诉苏智良，想为现存所有「慰安妇」拍纪录长片。

作出这个决定时，老人的数量已从32锐减到22。郭柯急了，想立即开拍，但投资还没找到。郭柯的妈妈说可以把老家房子卖了，还把房产信息挂上了网。郭柯又焦虑又好笑，发朋友圈感叹，「竟然到这种地步了」。让他意外的是，演员张歆艺在这条朋友圈下留言：「不行就跟我说，我有。」他们之前的交集只有两分钟，在片场打过招呼。

郭柯带着「买彩票的心情」去了张歆艺的化妆间，带着份PPT，22个老人每人配一张照片说明，打印好装订成册，装了一书包：「我觉得来不及了张老师，上上个月又有老人去世了。」没过几天，张歆艺的100万到账了。「这是个好事，我当是做公益了，没钱还就算了。有的人什么都没有就找我投资，郭柯还准备了资料。」事后，张歆艺曾向龙庆说明借钱原因。

2014年5月15日，《二十二》正式开机。团队有点像个家庭作坊，除了摄制团队是专门聘请的，其他的活几乎全由亲友包揽：郭柯的妈妈管财务，中学班长梁巧任副导演，女友吴丹珍是场记和后期制片，初中班主任龙庆辅助采访。有时人员调度不过来，龙庆和郭柯妈妈还要给整个剧组做饭。

为了帮郭柯拍片，龙庆提前7年退休，「拉个小箱子就跟他走了」。她说自己进组完全是出于作为老师的欣慰，「没想到当年那个问题学生成了这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我要帮他。」听到这个评价，郭柯抗议道：「龙老师，我哪有这么高尚？」

《二十二》拍摄期间，苏智良也给了郭柯不遗余力的帮助。他事先帮忙联系老人家属，还在摄制组缺钱时，报销部分差旅费。《二十二》拍摄完成后，2015年起，郭柯揽下了「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春节前看望老人、送慰问金的活，每年自驾9000公里，转交每人5000元的慰问金。

相比较生活、工作在大学校园的苏智良，郭柯显然更适合这项工作。去到老人家，他随便说几句，就能明白老人的处境；给老人买东西，他从来都是在同类里挑难看的，一来是老人用，实用最重要，二来，这样也避免了旁人惦记；和老人的子女聊天，他从来不埋怨，就是一直夸，「把他捧上去、架在那里，让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对老人不好。」总结了一通送钱的社会经验后，郭柯说，「这事儿我在行，我就是一流氓。」

但《二十二》剧组出发那天，「流氓」郭柯特意给张歆艺发了条微信：「张老师，我出发了。」张歆艺回复：「加油。」后来，每到一个城市，他都发照片给张歆艺汇报老人情况和经费使用：「她什么都不问，你才要发。装孙子装了那么久都借不到，好不容易有人借了，还不珍惜啊？」

只有真诚

和《三十二》一样，《二十二》也充满了老人们鸡毛蒜皮的日常，只在只言片语中泄漏出老人的过去。整个拍摄中，据郭柯观察，这些老人的晚年像大多数老人一样平淡，没什么苦难的痕迹。这让他开始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重新去挖掘和展示那些苦难。

一个下雨天，一位把剧组当自己人的老人开始讲述：「那个人要和我结婚。我不从他，他就饿我，饿了三天三夜，给我吃了八根葱。」老人开始哭。对于「慰安妇」题材来说，这是一个终于有所交代的重要时刻，但郭柯却决定，「放过她吧。」龙庆想再问一点，通过耳麦，她听见郭柯说：「可以了。」最后，老人后来关于「慰安妇」经历的直接讲述没被郭柯剪进片子，他选择留下的影像是老人的日常：陪孙子看西游记，把自己的饭分给门口的野猫。

和侯孝贤导演有过多次合作的台湾剪辑师廖庆松认可郭柯的做法，他为《二十二》担任剪辑指导，并帮助郭柯将这部电影剪成了一个跳过苦难的「浪漫版本」。但是，这样的呈现让《二十二》在成片后一直饱受非议，因为，对于「慰安妇」的命题，它似乎没讲到重点：没有性暴力细节，没有历史资料，没有悲愤控诉。

试映结束，「你惭不惭愧啊？」一个导演说，「花了几十万，拍了个大家看不懂的片。」中央电视台一名纪录片负责人则从学院派的角度把片子批评一顿。郭柯把片子拿去给苏智良看，苏智良看后没有评价，只是委婉暗示：「可不可以剪短一点？」他担心年轻人没耐心看下去。

影视公司也从市场的角度建议郭柯加快节奏、增加冲突。最后陷入僵局，郭柯拒绝改片子，发行公司不想听郭柯对老人的感情，拒绝接手发行：「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坚持？等你成名了再去坚持。」

「我为什么没资格坚持？我花3年跟老人相处，我没资格谁有资格？」郭柯气坏了，但那时他只能点头听批评，然后回来扛着坚决不改。

2016年8月，郭柯经历了「最无助的时刻」。他和龙庆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接洽，确定《二十二》在次年8月14日「慰安妇」纪念日公映。郭柯默默查了下日历，公映日是周一，极度沮丧：「哪个电影周一上映啊？」

下楼时，郭柯对龙庆说：「顶多我就把它作为资料封存起来。30年后，老人都不在了，再拿出来，总有它的价值。」后来，他告诉吴丹珍，大不了就把《二十二》当个纪念，做成DVD送给老人的家人。

两个月后，郭柯终于收获了一个关于《二十二》的正面评价，来自俄罗斯著名导演米哈尔科夫。雅尔塔国际电影节上，这位曾凭借拍摄前苏联大清洗主题电影《毒太阳》而获奥斯卡奖的导演看过《二十二》后，给出评价：「这是一部温暖的电影，我很喜欢。」《二十二》也捧回了雅尔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我知道片子瑕疵很多，米哈尔科夫导演看到了我想表达的重点。」郭柯说，「这话能让我至少再坚持两个月。」

郭柯最终坚持了不止两个月。10个月后的2017年8月，《二十二》成名了。郭柯的境遇也随着票房的增加不断改善，上映头两天，他拖着行李箱自己找去影城，半天才有人下楼接。几天后，他坐上了专车，面前的矿泉水也从国产品牌变成了「依云」；再过几天，水果拼盘出现了，红地毯出现了，还有各种领导陪吃晚饭。

郭柯开始频繁出差，参加大小电影节和座谈会，和有名导演挨着坐，话筒递到跟前请他谈经验。「都是运气。」郭柯觉得《二十二》没多少能借鉴的经验，只有真诚，「不要在情感上试图这儿啊那儿啊挠观众一下，玩鸡贼。」

票房过亿后，郭柯给张歆艺发微信报喜，「那要不要请我吃顿饭呀？」张歆艺回复。从那100万到账到票房过亿，除了汇报，郭柯没找过张歆艺闲聊，一直尊称「张老师」。「我俩都不熟，」张歆艺说，「从认识到现在没有单独吃过一顿饭。」

是时候平静了

直到《二十二》成为中国票房最高的纪录片，专业影评人的评价仍然很两极：有人打9分，觉得相比《三十二》，「非常隐忍和克制，表现了很成熟的拍摄和采访心态。」也有人认为大量留白是「放弃思考，放弃表达」。

「要是我拍，肯定不是这样。」电影上映4个月后，苏智良告诉《人物》。作为「慰安妇」研究学者，让老人说出遭遇是他的工作，他眼中的「慰安妇」真相也远不是这么温柔浪漫，但《二十二》的成功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慰安妇」命题的表达。

上世纪90年代，亚洲出现过一批如《阿嬷的秘密》等揭露性纪录片，以口述和控诉为主，「很震撼，看了大家很悲伤」。《二十二》上映后，苏智良问了一些学生，「没有人不理解」。还有一群大学生突然跑来捐款，掏出一笔钱，整的零的都有，自称「赵丽颖影迷会」，苏智良觉得《二十二》真的影响了年轻人。「这个群体从来没受过这么高的关注。世界不一样了，也许是时候平静地讲述这段历史了。」

郭柯承认一些负面评价让他看到了《二十二》的很多不足，「技术上面还很不成熟」，但对于「平静」，他始终没有动摇过。

他记得《二十二》刚开拍的那段时间，老人们什么都不说，尽管想要「温柔记录」，但他依然很焦虑，一度怀疑是不是找错了人，给苏智良打电话确认。苏智良告诉他，面对这样的事，许多性格刚烈的老人没法走出来，跳河、卧轨的都有，「天天沉浸在悲伤的人活不到那么长。」这句话迅速让郭柯平静了下来，「走不出那段历史的，不是老人，而是我们。是我们陷在里面，总想挖掘她们的苦难。」

电影上映后，那位在雨天说出自己经历的老人的儿子给郭柯打电话，说自己母亲身份的曝光让他很困扰，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希望把附近城市的电影下档。郭柯答应了，联系发行方取消了当地的排片，「必须尊重家属的想法。」郭柯说。

《二十二》的票房最终定格在1.71亿，这同样也是一个关于「平静」的考验。电影上映前，郭柯在所有采访中放话，要将所有票房收益捐赠给苏智良的「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看到最终的这个数字时，郭柯说自己好奇过，如果没承诺捐赠，打到银行卡上的钱会有多少？他问了发行方，这个数字在1000万左右。「我还想过拿来干什么，把房买了、车弄得好一点、拿来投资下一个戏？」但他转念一想，既然说了，这事还是要做得干净点。

他给苏智良打电话，说跟之前计划一样，捐赠所有票房，「这个数目会非常大」。苏智良有点惊讶，说：「你要考虑一下。」他劝过郭柯：「你30多岁在北漂，要留足资金发展。而且老人日益减少，只剩个位数，用不了那么多钱。」

郭柯不听，坚持捐赠。最终，双方协商这笔钱将由研究中心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托管。除了帮助老人生活，资金也将用于「慰安妇」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每半年向社会公开收支结余。

现在，回想起这几个月的经历，郭柯还是感觉像刚刚经历了一个奇迹。他承认某个瞬间会觉得自己争了口气：「你知道那种爽的感觉吗？」但很快，这种感觉就会被前所未有的累取代，最累的时候，他给龙庆发微信，说想回到原来的状态，龙庆回复：「不可能了。」

郭柯自己也明白「不可能了」。《二十二》还在继续拿奖：中澳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青年电影季「特别推荐」，还受到了政府表彰，四川省广电局奖励他100万奖金。「现在不可能有人再找我做副导演了。」郭柯说。

《二十二》大卖后，不断有人拿着剧本来找郭柯，「要把我打造成一个品牌，片名是血泪什么。」他婉拒了，「不是我想表达的。」他计划用那100万奖金拍摄下一部电影，一部剧情片，关于用音乐做临终关怀的女孩。很少有导演自费拍片，但郭柯觉得要对自己有所约束，「不拿自己的钱就是玩儿了，必须拿自己的才能谨慎。」

对于郭柯新电影的主题，仍然有人质疑，还有人拿2017年最热的硬汉电影举例，建议他学会调动观众的情绪。郭柯听后，说自己还是更喜欢温情、治愈的讲述方式，「可能我是个比较娘的人吧。」

为了防止自己飘，郭柯说他会不断提醒自己，「《二十二》可能就是你这辈子最高的一个点了。」他也承认下一部不再拍纪录片是一种逃避，「1.71亿会不会成为负担？肯定有，我得主动离它远一点。」

新片开拍前，郭柯依旧会按照计划在春节前去看望老人。这次，他打算在2018年的第一天启程，把片中的22名老人都探望一遍，「去世的上个坟，告诉她们一下。」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二十二》的一个休止符，毕竟，正常的生活不可能一直热闹下去。

前不久去旧金山接洽新片时，郭柯特意抽了一天时间去看了圣玛丽广场的「慰安妇」雕像。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站在写字楼群中间，有人站着看介绍，郭柯走过去，看到一行中英日韩四语写的字：「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怕后人忘掉我们曾经受的痛苦。」

郭柯在雕像旁站了一会儿，发现气氛并没有那么严肃。雕像的周围穿梭着挂着工作牌的上班族，还有一些散落的路人，有人在吃三明治，有人在遛狗。他觉得这个状态挺好，不用刻意痛苦和纪念，「但老人们始终在那儿，就像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