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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少女阿姨

2018年5月15日 文/ 姚胤米 编辑/ 赵涵漠

不顾忌

八月份,新疆塔城的太阳要从晚上10点半才开始往下掉。

电影《英格力士》剧组收工时,天通常还亮着。年轻人吃过晚饭,力气用不完,到宾馆门前的空地运动,跳绳、拳击、踢足球、打羽毛球。导演陈冲女士拎着羽毛球拍穿过人群走到球场,冲着不到两米外的「对手」笑了笑,「哎呀,王老师,又跟你打了,你让让我,你不要怪我,你跟我打也很辛苦,你跟我打是不是没劲,没劲你跟他们厉害的去打。」说完,惯常地把球拍重重一抽。

球还是臭。她不太会打羽毛球,打开心了,不管什么高低球都死命地抽,掉了球,还要撒娇:「哎呀,我是阿姨了,打不中了。」一副小姑娘神态。后来剧组购置一个乒乓球台,竞技项目切换到陈冲的主场,状态截然不同,酷劲儿十足,往球台前一站,腰往下弯,轻跳着为发球蓄势,「啪啪」两拍,利落地站直:「换人。」对面灰溜溜地离场。

陈冲57岁,穿吊带,运动短裤,腿壮壮的,胸大大的,线条又匀称又健康,很性感,很美。

到了工作和思考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美。陈冲很久没在工作上这么兴奋了。她的丈夫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家安在旧金山,透过窗子能看到大海。有几年陈冲和两个女儿一起开设了烹饪网站,上传各式中餐西餐做法,读书、写博客,生活平稳得像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过自己的日子,放在工作上的精力跟从前比,少太多了。

直到《英格力士》这个故事读完,陈冲毫不犹豫地就接了导演的工作,这意味着光是拍摄阶段,就至少要在国内连续工作三四个月。自从女儿出生,除了少有几次拍戏,陈冲每次工作的时长都尽量控制在两个月以内,更多的时间要留给家人。这一次,陈冲无法拒绝这个故事——小说里,在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特殊年代,当成年人把对文明的向往和努力压抑在时代的统一色调之下,出生于乌鲁木齐的少年刘爱,因为遇到了一位仁慈而优雅的英语老师,而对「英格力士」显露出极大的热情和渴求。

少年窥探成人世界这样一个视角,光是想想怎么把文字变成电影语言就足够让陈冲兴奋了。

有一场戏,要拍光,工作人员在现场制造烟雾,空气的密度变大,光在镜头里显现出痕迹。第一次拍,烟有点厚,看着假,重来;第二次拍,镜头转换时焦点软掉了一秒,不能接受,再来;第三次拍,前两次素材都存着,可补的镜头衔接起来总不流畅。整场重拍,直到完美,结束。

失眠是常有的事,在新疆睡不着时,陈冲便琢磨第二天的拍摄内容。一些细节自己拿不准,掏出手机向作家金宇澄求助:1970年代,所谓的「游街示众者」会不会被剃阴阳头?讨论一来一回,持续到很晚,作家难免叹惜,劝导演,有些细节含蓄不响比较好。陈冲也不反驳。作家猜测,导演脑子里想的大概都是电影画面。

这样一个人,看起来蛮好强,做起事情来较真,相处起来却不觉得太多压迫,与人说话时,总显露出上海女人的柔媚。演员王传君总喜欢模仿她,双腿并拢倾斜,下巴向脖颈轻收,眼睛睁大,微笑:「嗯,嗯,你讲,你讲。」时不时用小指捋过额角的碎发,往耳后一别。

的确神似,陈冲看了,爽利地大笑。「我是老阿姨」,「我是老阿姨」,在年轻人面前,可以毫不顾忌地这样自称,聊天做事、穿着打扮都很随意,看得出是不太在乎。她的手边总要放着瓜子、饼干和炒花生,吃饭时喜欢就着八宝辣酱,还真是典型的上海老阿姨习惯。穿着就是一条牛仔裤、一条运动裤,一个大羽绒服,穿上运动鞋,素颜,似乎脱离于任何潮流的影响,却仍旧让人忍不住称赞,真美。

这一份「不顾忌」,格外抓人。《英格力士》的监制朴若木与人讲,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陈冲?1994年,拍关锦鹏的《红玫瑰白玫瑰》时,有一次,叶玉卿说想上厕所,要了一个车开回酒店,陈冲说,我也上个厕所,说完,一个人「咣当咣当」裹着个军大衣找了个角落,自己方便去了。那时的陈冲,早就因为《末代皇帝》而成了第一个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女演员。三年之后,陈冲第一次做导演,拍《天浴》,朴若木二话没说就进了组。

去年的春天,王传君在上海永嘉路上帮朋友串戏,收了工,他在路上走,一辆出租车「呜」地从面前开过去,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住,紧接着看到一个很虎的脑袋从左边车门伸出来,用上海话大喊:「哎,王传君!」王传君一愣,问,谁啊。「我啊,陈冲。」招了招手,然后「嘭」地一关车门,又「呜」地开走了。

这是一次提起来就让人憋不住发笑的偶遇,歪在沙发的另一端,王传君感慨:「谁能想到,她那么一个拿了许多奖的厉害的人,在出租车里面,出租车一般是开右边门的,她非得从左边,这么招呼你。」

自由

作家严歌苓一直记着第一次见陈冲的场景。1979年,严歌苓的父亲在上海市锦江酒店包了一间房写作。有一天,陈冲和哥哥陈川去做客,当时,陈冲已经拍完电影《小花》,成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那天,她穿了一件米色的细灯芯绒衬衫,下面配一条同样布料、色彩的长裙子,两条短辫在肩膀上甩来甩去,显露出一种孩子气的好动。她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一会儿坐在沙发上,一会儿又坐在地毯上,一会儿把录音机里的古典交响乐换成「披头士」,即兴地跳起舞来,又是转,又是跺脚,一个人蹦踏出一脸汗,肚子感觉饿了,拿起早餐剩的点心就往嘴里塞。

自由的气质来自于家族。

上海市报业协会会长吴芝麟是与陈冲相识几十年的好友,也是陈冲的姥姥史伊凡的朋友,常去家中做客,他的感受是:「这个家庭,在整个上海都是比较特别的。」1985年,在美国读书4年的陈冲第一次回国,年三十在北京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吴芝麟说可以开车接陈冲回家,家里人一听有人去接,连连赞同「好,好,你去,你去」。机场是吴芝麟一个人去的,把陈冲送回了家,一家人并没有像惯常想象中的围着孩子团团转,而是该怎么干活就怎么干活。

母亲张安中是药理学、神经生物学家,教授。姥姥史伊凡曾是科学杂志的编辑,在重庆歌乐山上一个草棚的居舍里办起了一家现代医学出版社。这一家的女性,物欲都不算高,她们对精神的追求更看重。

张安中快80岁的时候有一天打电话给陈冲,语气兴奋极了,没完没了地说,最近读到了这么好的一本书,居然以前没读过。被盛赞的是《洛丽塔》。陈冲在电话那头想:妈妈这个年纪,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没说「恶心死了」,反倒能看出它的好,这也是一个挺娴熟的一个阅读者,趣味还挺高的啊。

另有一次,张安中去澳门,在机场书店翻到一本英文小说《购物狂》,看完特别喜欢,嘱咐陈冲,哎呀,这个你要看,这个特别好。陈冲买了一本,并不是自己平时喜欢读的,但没想到自己的两个女儿竟然因为外婆介绍的这本书,喜欢上作者的一整个系列。张安中还对陈冲讲,我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你去问问出版社。陈冲便托严歌苓向出版社打听,回话是早有人翻过了。此事才不了了之。「真的不可思议,80多岁的人了,和我说要翻译成中文。」陈冲笑着。

她最近拿到一份小说手稿,是姥姥在八九十岁、临终前几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手稿密密麻麻的。姥姥也是酷爱阅读的人,「文革」期间,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藏了一套契诃夫的书,还有莫泊桑的短篇。另有一个小皮箱,里面装了好多连环画,其中有一本哈姆雷特的舞台剧,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在英国看百老汇舞台剧的留影。这些东西平时都小心地锁在阁楼里,只有在陈冲发高烧在家、邻居都上班时,确认环境安静且安全,姥姥才会把它们拿出来让外孙女读。

史伊凡不是那种哄小孩玩儿的老人,要读过一点书,才能交流。小陈冲还真能和姥姥对上话,「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太好了!好得那么可恨,好得让人气都喘不上来。」

在陈冲心里,姥姥对自己的影响很大,那是一个比自己更开放和洒脱的人。有一年姥爷要去国外深造,姥姥二话没说,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孩子扔给自己的父亲,潇潇洒洒地跟着先生出国去了。陈冲读小学时,姥姥还专门带她去南京玩。那个年代,人口不流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很难。史伊凡从出版社弄了张证明书,不知想了个什么理由跟陈冲学校请了两周的假,取出自己全部积蓄,祖孙俩在南京旅游了一大圈儿。现在想起,陈冲都记得当时兴奋得跳起来的样子。

陈冲的第一段婚姻结得快,结束得也早。前夫柳青是出生于香港的好莱坞身段教练。结婚前,柳青总和她说,「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真可惜。」陈冲想,那这个人知道,就应该嫁给他。现在看来,「就是瞎结婚」,不是说人家不好,人是好人,但在一起就是彼此不合适。结婚时,两个人连婚礼都没办,家人也都没面对面见过陈冲这个丈夫。终于有一次,陈冲将柳青带回上海,「带回来了呢,就吵架了,他就自己一个人晚上走了,没回来……我妈我爸什么话不说,假装没发生,我也没说什么,就挺沮丧的,挺伤心的,就在我姥姥房间里坐着。然后,我姥姥跟我说没事儿的(笑),不要生小孩不就行了(笑)。」

「她太现代了,不亚于现在。太奇怪了。」陈冲说着,从手机相册里找出了一张照片,史伊凡坐在中间,头顶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你看,她是不是戴反了,她把后面戴到前面了,她让我给她买的。」边看边乐。最让她惊讶的是,有一次姥姥居然让她给买一个在前面扣扣的文胸,这让陈冲在电话的另一头开怀大笑了好一阵。

不安

姥姥和母亲都是美女,但没人重视美貌。张安中甚至连香水、胭脂这些物件儿都没有。那也不是个强调长相的年代,陈冲小时候从来听不到这种评语:这个人好看、那个人丑。只记得有邻居评价自己「长得像个外国小孩」,但也听不出是褒义还是贬义。别人夸她的容貌,她反倒不自在。严歌苓曾经在《陈冲传》里写:「陈冲从不具有名女人、漂亮女人具有的对于赞美的坦然。」

平时没工作,就只涂一点基础的护肤霜,素颜。小时候,陈冲一度将头发剪很短,看着像个男孩子,个性也粗。上海电影制片厂到陈冲中学选演员的那个下午,她刚打完靶,旧军装上趴出一身土,提着步枪从操场往回走时,陈冲注意到几个陌生的大人正往自己这边看,动作稍微错乱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满不在乎:怎么会看我,我身上都是土,这么脏。于是便噼噼啪啪拍打身上的尘土。

不久,陈冲就接到了上影厂的复试通知,对方说,那天从靶场归来的小姑娘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个月后,陈冲考入上影厂,成为一名演员。

1977年,谢晋选陈冲演《青春》时,就说得很清楚:「哎呀,这个小孩长得不好看,长得不漂亮,但是有个性。」大家都这么说,陈冲早就习惯了。

决定去美国读书时,出发前,张安中又劝陈冲学医,说:「想想吧,你学医的话,那你就是医学界最漂亮的一个医生,你当电影演员的话,你真的是中等,每一个人都这样,你算不上什么。」陈冲听了也觉得挺有道理,她的确不觉得自己「特别好看」,而且,毕竟是崇尚知识的家庭里的孩子,陈冲也把「文化水平」看得比电影明星更重要。

电影《小花》几乎让17岁的陈冲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演员,她的中学同学、大学室友Shelley记得,经常有大量的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宿舍,收件人大多是「小花」陈冲,半尺厚的一叠,陈冲每回从外面拍完戏回来,都要读好久。《小花》的拍摄并不艰难,对陈冲来说只是一种单纯的快乐,当听到自己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时,走上台,她连眼泪都没掉,「傻不拉唧的,什么也不知道,分配我去演一个角色,我就演了一个角色,我是都不懂的情况下突然成了一个演员。」

有了点时间之后,一思考,突然发现不对了——「就是你根本……你就不值,你知道吗?是,我也努力了啊,但是最佳女主角啊!最佳女主角!你第二部电影,什么都不懂,就最佳女主角了,这工作能做么?」名声的得来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显得太轻易了,她驾驭不了,开始意识到背负着它是莫大的压力。

陈冲果断地切割与电影的联系,到纽约大学读书,第一年,课程表全部是生物学课程。第一个学期过后,加州一个大学的教授把电话打进了陈冲的宿舍,北岭大学在办一个中国电影节,里面有陈冲演的《海外赤子》和《小花》,几位华人老师想邀请她来讲一讲。就这样,他们把陈冲从美国东岸请到了西岸。到了加州,几位物理系的留学生还带着陈冲去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转了一圈,陈冲一到那儿就不想走了,脑子里开始怀念拍电影的日子。

她把电影比作一个「很作的情人」,又爱又痛,又痛又爱,停不下来。就在那个时候,陈冲决定改回学电影。

这是在美国的第二年,陈冲从纽约搬到了洛杉矶,开始闯好莱坞。1986年,陈冲接拍《末代皇帝》的婉容皇后。那几乎是故宫第一次给剧组用来拍摄,整个皇城都封闭起来,外面游客进不来,有一些瞬间陈冲感觉好像自己真是宫里的人。

导演贝托鲁奇毫不吝啬对尊龙、陈冲、邬君梅三位主演的欣赏与赞美。他是鼓励型导演,永远澎湃,陈冲记得他曾经说:「你看我这个机器是这么摆的,这么正的(拍),是因为我对你的爱。」让人听了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掏出来给他。贝托鲁奇营造了一种安全感,陈冲的确会觉得自己更漂亮了。可当导演说「你演得特别好」时,这种话听了就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毫无表演经验,你也知道自己从来没有正经上过什么表演课,你也知道你不是每次在演戏的时候自己心里都觉得那么踏实……把那场戏拍完了,但是你其实不是特别踏实,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样),可是如果说别人居然那么那个啥(夸奖),你觉得这肯定跟我没关系啊。」说起这个,陈冲的话变得密集起来,语速也变得更急促。

「实质上你知道自己挺无知的。你如果那么无知,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做得那么好,这叫什么工作啊?然后就说,反正每天上班应该是认真努力的,但是真正地花了那么多的脑筋吗?你就觉得你可以莫名其妙地突然被人家轰到那儿了,你也可以莫名其妙地摔下来,粉身碎骨,好像不需要任何理由似的。」

「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又混过去了,或者是好像,哎呀,他难道没看出来吗?总觉得自己是在骗人家的。」陈冲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掩住嘴巴,黑眼珠左右转了转,眼神里混杂了侥幸和不安。

全新的

1992年,因为结婚,陈冲搬到了旧金山,在此之前的10年,都是在洛杉矶度过的。

与第二任丈夫Peter结婚时,两个人「并不熟」,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恋爱。她曾经对媒体说,「我很少有一见钟情的时候……但是对他的感觉是挺惊讶的。当时就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人在那儿。」

但是这样的结合仍然是仓促的。重新到一个新的、同时潜意识里又觉得将是自己最终归宿的城市,陈冲特别渴望有一种「在这里好像有历史」的感觉。她把买的古董、姥姥的一些家具,一股脑都搬进旧金山的新家。「当时追求的这种感觉,可能是找寻安全感的一个方式吧?好像你在这个城市已经有过好几代了,人们走进去并不觉得你初来乍到。」陈冲说,她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解对婚姻未来的不安。

可之后每天呆在那儿,看,「哎呀,像个老太婆的房子。」后来陈冲重新做了一个厨房和一个能随意活动的房间,用了比较轻和现代的装修风格,跟原来毫无关系,也成了全家人呆得最久的房间。

慢慢地,陈冲发现,不安是心魔,和不自信不沾边,本质其实是因为自恋。「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肿了,一边眼睛的眼皮有点半双半单,另一边是双的,自己就因为这样,就觉得很丑,就不能见人了,这不就是自恋吗?」

想法上的转变源于身份的转变。

婚后的生活很安逸、很和谐。她有时会在周末与先生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有时整个月做主妇,上菜前还要仔细摆盘,一家人大吃一顿。再有闲时,就参与一下女儿同学的家长们发起的读书会。另一方面,工作机会也不多,随着年纪愈大,无论是好莱坞还是国内留给女演员的机会都不多。

1995年,陈冲当选柏林影展评委,看了很多「没有意义」、「缺乏价值」的电影,她打电话给严歌苓,说,我要自己拍电影,就拍《天浴》——这是严歌苓刚完成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十几岁的少女文秀被下放到西藏农村后,命运所经历的沉浮。陈冲对严歌苓说,「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起码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的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

两天之后,严歌苓收到了传真过来的剧本初稿,然后是陈冲接连不断的电话,一边继续说自己的想法,一边暗示严歌苓和她一起编剧。等回到旧金山,塞给严歌苓的是一份已经完整的剧本初稿,严决定加入。她在《陈冲传》里曾说,「我们就像过家家似的很快弄出一个剧本,一块做事情,贴心地谈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投资了怎么办等等,这种经历终生难忘。」与陈冲的合作,是严歌苓觉得最舒心、最顺畅的一次合作。

拍摄地点选在四川的若尔盖草原。那里海拔三四千米,气候一日跨四季,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长途电话、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这种物质条件一下子让陈冲拉开了自己与现实的距离,离开了功利,完全以一个审美的视角生活。眼中的景物有变化了:天上的云彩壮丽得像一支交响乐,草的颜色不一样了,花的颜色不一样了,牛身上的颜色也不一样了。坐在公共汽车上,耳机里播放的明明是很喜欢、很熟悉的音乐,却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人,变成了全新的,是刚刚生下来看世界的那种感觉,完全婴儿式的。

心境也比从前包容多了,从演员变成导演,意味着从关注自己变为关注所有人。「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去给予其他人灵感,要去让他们发挥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极致,那这个时候就绝不能是自己,而是完全要去放到人家身上了。」陈冲说。从那个时候她开始理解并不是所有事都和自己有关,「以前就是,哎呀,导演不高兴了,是我没演好。没有,人家好多其他事想呢,你知道么?」以往一些较过的劲也松动了,「比方说,去饰演一个角色,觉得自己挺合适,演得也挺好,为什么人家没要你?那就是有的时候是导演自己犯的错,有这种可能。现在再回头看自己20多岁时候的照片,明明长得很漂亮,很美,可当时偏偏自己觉得丑,哪里都不好看。只要看自己,优点就忽略,看到的都是缺点。」

《人物》记者第二次见到陈冲是在北京的一家酒店。一进房门,陈冲就脱下鞋子,袜子也扯下来团成一团放到沙发上,说话的间隙,起身倒水或是进洗手间,就光着脚,稍踮着,步子一跳一跳的,脚掌中间像是有两个细软的弹簧。她终于获得自由了,「我完全知道了以前有一些那种不安全感,其实就是太自恋了。」

自如

30岁那年生日,Shelley和几位好友到陈冲家给她庆生,买了很多花,陈冲弹了会儿钢琴,一群人玩得不亦乐乎。「那个之后(对年龄)就没感觉了,没太多感觉,也会感觉到每隔几年,上帝好像拿了一块抹布在你脸上抹了一下,并不是说皱纹啊或者是阴影啊,某一天你突然站在镜子前,好像有点不对了,尺寸啊、相互之间的距离啊、位置啊,都好像稍稍有点不一样,有点不太像昨天那个你了,那个变化好像也是挺突然的。」蛮好玩。

不安褪散,自如成了此后人生的底调。

早晨9点,陈冲的面前摆了两盘早餐,一盘全部是蔬菜,水煮、凉拌的混在一块,另一盘里盛着一片奶酪、一片饼干和两三块水果。所信奉的饮食主义发生了变化,年轻时贪嘴,看见肉,筷子就撂不下,现在肉味已经不再让她兴奋。陈冲一边嚼着娃娃菜一边说着自己的理论:「早上把营养都吃进去了,然后一天就可以(随便吃),吃垃圾食物都没事。」有时候去朋友家,看到炸土豆片,跟着吃掉一包,坚果,几乎不断。

2013年,陈冲受邀参加央视的一档跳舞类综艺节目《舞出我人生》,需要在几百个观众面前跳舞。接了活儿,她先在美国学了半个月,回国后又跟舞伴排练了两天。52岁的年纪,认真学做一件不熟的事,比凭经验按习惯的感觉要好,每学一个动作都觉得新鲜,有成就感。

作家沈奇岚曾经在节目录制期间探过一次班,她记得那天陈冲穿得特别美,身材曲线看着特别好,就这样走过来,「哇,youareglowing(你在发光)!」陈冲笑着答,「我知道。」

但类似的综艺邀约,陈冲已不太参与。更进一步说,能不去的社交场合陈冲一概都不去。「出门见人,总要化妆,要装出人们脑子里觉得应该是的那个女神,很疲劳。」也有实在逃不掉的,在不熟的人面前,很努力地笑,笑得太大或者太硬,敏感的大女儿就在一旁提醒:「你戏过啦!戏太过了。」严歌苓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说,陈冲表面有多活泼,实际就有多内向。

陈冲聊起自己的母亲。在那个年代,母亲张安中的科学成就没有获得与之足够匹配的认可,但她不愿逢迎,「她不是那种社会的,跟时代的一个脚步。她是自己永恒的一个脚步。」

这种近乎永恒的步调也属于陈冲,在她身上感受不到年龄感。导演《英格力士》时,距离她上一次执导电影已经隔了17年。到了片场,陈冲像是冲进乐园的孩子一样兴奋,所有的道具、服装、演员,就是人家准备的最好的玩具,任她去表达。陈冲说自己不是专业的导演,因此「所有的事情都要仔细地想,每一时刻都在向身边的人学习,每一天都有一个成长幅度,在我这个年龄能够有这样一种挑战、能够每一天学到新的东西、能够有这样一种成长幅度,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从开拍起,少年时代的记忆就不断闪回。陈冲和《英格力士》里的主人公刘爱年龄相仿,也成长于1970年代。小时候,陈冲家里有一个老式的手摇唱机和一些灵格风的唱片,是外公外婆从伦敦带回来的,陈冲常在放学后和妈妈一起听。后来国家鼓励学习英语,广播电台里也教英语,讲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还听过英文的《周扒皮的故事》。她甚至有一本和《英格力士》小说里反复提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字典,19岁决定去美国读书时,这本字典是身上为数不多的「财产」,直到现在还放在美国的家中。

她执着于自己少年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下获得的经历。因此,每当和陈冲聊起《英格力士》的话题,她的「兴奋点」总绕不开记忆,「去回忆它,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回忆本身也是一种欲望,除了这个以外,我去回忆它,我把它讲给你们听,也是一种责任。」有时候,陈冲也在想,拍这个电影,潜意识里是在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两个小孩,她们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对了解自己父辈的故事也没有欲望。等有了这个欲望的时候,也就到了老年,想知道父母的事情的时候,父母已经老了,记忆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陈冲略略感慨:「所以我就等于在给她们这代人讲父辈的故事、父辈的成长,在她们那个年龄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的。」

回到上海,陈冲常约几位朋友出来看戏、看电影。前段日子,沈奇岚和她一起看了《无问西东》,电影散场,两个人情绪浓浓的,一时不能消散,便找了个咖啡馆,就着四块蛋糕,又聊了一个多小时。

年龄愈长,人应该愈忠于自己。

吹风机的风筒把她的头发吹起,陈冲对着镜子发呆。她想起自己见过的一位化妆师,头发白得真好看,她说,「哪天我得把头发剃了重新长过,干脆就白头发。」

与陈冲几次非工作场合的见面,她都穿着舒适,圆领或尖领的针织衫把身体的线条勾画出来,在酒店的沙发上聊着聊着,陈冲扳起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下,身体靠向抱枕,说,「前几年,我妈和我讨论什么是性感,我也不指望她说什么,我想我妈懂个屁,什么叫性感。她说这个首先就是要自己,她说首先就是要自己享受,自己觉得好,就是性感。后来我一想,哎,这个很内在啊,很对啊,就是自己得意,自己欣赏自己,自己享受,那个时候是性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