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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那些离去的人

2024年1月2日 文/ 李斐然 编辑/

2023,那些离去的人

原创 2024-01-02 09:55 · 是个人物

翻阅2023年的新闻,你会发现,这一年逝世的新闻人物里有好多位或多或少活到了100岁。

比如黄永玉,他在过99岁生日的时候开开心心把自己的落款换成「九十九」,每天勤奋地画画,为了几个月后的百岁画展做准备;基辛格在2023年访华的时候,恰好是100岁的他第100次访问中国。而芒格去世时,距离他的百岁生日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下来的文章里是十个人和他们或多或少接近100年的人生。正是因为他们是活到百年的新闻人物,关于他们的信息非常多,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他们的生平、传记、纪念文章。他们都是富于新闻文本的人,但也许你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新闻之外,在各自鲜活的生命里,他们曾经是怎么样的人。在漫长的100年间,一个人被记住的是什么,真正留下的是什么,他们的希望从何而来,为什么能穿越这么漫长的时间,我们能从这些人的100年间,看到哪些人性的瞬间,以及,在他们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以下就是他们和他们的100年。

文|李斐然

黄永玉(1924-2023)

小括号里的黄永玉

摄影:尹夕远

黄永玉去世前立了规矩,不办纪念活动。按他生前经常提到的方法,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云,看看天」。后来我发现,即便不看云和天,我依然会在一些瞬间想起他。北京有条街上是他经常去的字画店,晚年他到这里看画,围了一圈的相机和话筒,主持人让他说两句寒暄的客套话,他诚恳地解释自己的为难,「你不如让我现场给你打个滚儿,这事我还好办些。」

他的身上有一种不受限制、自由生长的力量,文章还可以这样写,画还可以这样画,日子还可以这样过。他有一部写了很多年的作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面最让我难忘的地方是他的小括号。你很难见到一位作家写文章,小括号的内容有时候比正文还长。

黄永玉的小括号里装着五花八门的事,有时候是注释,有时候是感慨,写到汪曾祺,小括号里反问自己,去台湾采风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上汪曾祺一起呢?写跟父亲一起上车放行李,小括号里是惆怅,多年后才知道,那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朋友去世了,他伤心,这件事跟他写的正文搭不上边,他不管,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放在小括号里搁正文前面。还有一次正文写到了小时候养的狗,小括号里是87岁的黄永玉跟它道歉,自己竟然花了八十年才回想起儿时场景,醒悟过来那时候生了崽儿的哈巴为什么不理睬他,他跟哈巴约定,在天上找个地方再详谈吧。

好多时候,小括号跟上下文完全挂不上逻辑联系。他有一个说法叫做「猴子捡到姜」,吃下去辣嘴,扔了又舍不得,身上又没有兜,天天搁手里难受。好几次的小括号一上来就跟读者告白,请原谅他接下来要写一段往事,有点意思,却又说不上什么意义,没有正经到要跟谁汇报,不说出来这世上又少了点趣儿,这不知道往哪里搁的一块姜,姑且放在读者诸君这儿啦。

读他的文章时间久了,我开始习惯了这些冷不丁冒出来的小括号,有时候还很期待它跳出来,从讲历史的正文里出来打个岔,就好像遇到一个突然敲门的老朋友,大家过来做做客,聊聊天。大概全世界的中文系都没人这么教写作,以前没人这样写,以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我想起第一次跟黄永玉吃饭,他突然停下筷子问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无愁河》里面一个「因为、所以」「虽然、但是」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得意,像是在坚持某种纪录,他说,这些是白话文运动后的规矩,他不信这个。这是一个只有活过百年的人才能注意到的差别。后来我读他喜欢的《世说新语》,读《诗经》,也会常常想起他的这句话。汉字曾经是以自己的法则存在的,它有过更精练的模样,起承转合也不是非得用助词才能实现的,字与字之间,句与句的分界,曾经有过不同的重量。原来即便是文字本身,也能活出另一种面貌,选择不一样的生存方式。

所以,我不只是在看到云和天的时候想到黄永玉,路边肆意开放的花,硬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绿芽,颜料盒里最亮的颜色,开水煮到沸腾时自由跃起的气泡,所有不设边界的活法,都会让我想起这个老头儿。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蓬勃的生命力,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忘记他的高龄,谁能相信,这么鲜活的人居然出生于100年前。现在他不在了,这个年纪倒成了一种提醒,人生百年,这样活也没问题。活在规规矩矩的正文里是一条路,活在小括号里的黄永玉,也得了将近100年的自在。

2023年6月13日,黄永玉逝世,享年99岁。

杨苡(1919-2023)

千金小姐的生存信条

图源电影《九零后》

翻译家杨苡有一部代表作《呼啸山庄》,但我总觉得她流传更深远的作品也许是她的活法,一个千金小姐的生存信条。

杨苡是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富家千金。她出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一年,但是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家里管得严,她跟各种运动也很疏远。她的父亲是当时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小时候住在天津租界区的花园洋房里,上贵族学校,逛街看到喜欢的礼物,拉一拉哥哥的袖口,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偏偏千金小姐活在了战争年代,父亲去世,家族败落,外面是学生纷纷上街的一二·九运动,她不敢忤逆妈妈,只能留在家里,「在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的生活,觉得醉生梦死」。

她的很多同龄人在战争中变得成熟,而旧时代的千金小姐却保留了自己的天真。她读到巴金的《家》,直接写信给作者,想要像巴金所写的《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摆脱「金丝笼」一样的旧式家庭,到外面的更广大的世界里去。巴金回信给这位17岁的读者,像一个敦厚的兄长一样鼓励她继续学习。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原本保送南开的她没法上学,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她迷上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写信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Wait and hope,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巴金在1980年底腿受伤了,她在给巴金的贺年片上也是一样的句子,「Wait and hope」。

后来的人生困境中,她总会拿出这句话,激励过自己,也鼓励过别人。她一个人到昆明上大学,在西南联大上课,嫁给了自己的同学,后来跟着丈夫赵瑞蕻,住到了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房间跟小时候的花园洋房差得远,但她在小房间里摆满了喜欢的东西,时不时调整摆设,「这是一种玩法」。回到天津看到儿时的大宅子荒废,她也并没有感伤,只觉得旧社会结束了,「天亮了」。她的职位一直是一个教员,因为她总也适应不了单位环境,没有评职称就辞职了,她也并没有因此沮丧。

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好多事情在她的定义里都是「好玩儿」,每一种选择都是「我的一种玩法」,其中最大的玩法就是翻译。她把翻译的乐趣形容为「一枚酸果」,味道酸涩,但吞下后又回味无穷,「也可以说,翻译是享受生命的方式之一」。

就在这个狭小的宿舍楼小房子里,她的生活大不如前,但也正是在这里,想到了《Wuthering Heights》,她不喜欢当时的译名《咆哮山庄》,恰好有天晚上突然狂风呼啸,雨点敲打着窗户,就像艾米丽·布朗特在书中写的那样,她一下子有了灵感,译作「呼啸山庄」。

2003年,杨苡摔倒后腿骨骨折,从此之后,卧床是常态,但她的生命里依然保留着等待和希望。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是她的脑力体操。她会默写自己背过的诗,中学时唱过的歌,一字不落地写下歌词。每天忙着翻译,写文章,将要100岁那年,杨苡正式开始自己的口述计划。

在《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的后记中,杨苡这样写道——

我已活到103岁这个年纪,好像命运不停地用一把一把苦味的甘果向我掷来,嘲笑我们反抗,却不能说痛!我悄悄地走过这哗笑的人群,静悄悄地独自在一堆堆的烂纸堆中翻弄着,像一个不停地犯错误的小学生,我问自己:「这值得吗?」

……至少对于我们兄妹是有趣的!那些年那些闲言碎语嘁嘁喳喳!什么「沉渣泛起」「旧瓶装新酒」……让我们钻进故纸堆中吧!……给咱们国家尽可能做一点贡献吧!……毕竟我们的路已经走尽了一个世纪,尽管走得东歪西倒。

我们需要互相说,我们需要友谊,我们能够彼此欣赏,互相尊敬。

Peace! Peace! Peace first!

杨苡

写于多灾多难的2022年3月

人生的最后一年,杨苡依然住在74平米的老房子里,家门外开着许多花。十几平的客厅里挤满了让她快乐的纪念品,墙上是鲁迅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沙发靠背上排排坐着她喜欢的玩偶,书柜里有的是她翻译的书,有的是她喜欢的书,更多的是扉页上写着祝词的旧书,旁边放着一张张合影的老照片。还有回忆,只要她开始讲话,里面都是好玩的事儿,一个人在100年间的奇遇。

2023年初,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在重症监护室一个多月后去世,后来的纪念活动上,与她相交过的朋友提到她,记得最深的正是她的口头禅,「Wait and hope」,等待与期望,这是她的智慧,也是她用一生践行的活法。

2023年1月27日,杨苡逝世,享年103岁。

费伦茨(1920-2023)

Never give up

图源网站BEN FERENCZ.ORG

本杰明·费伦茨(Benjamin Ferencz)想要活很长时间,这是他从很久之前就有的计划。他是纽伦堡审判最后一位在世的检察官,一生的目标是实现「Law, not war」(要法律,不要战争),为此他一辈子都在努力。晚年出现在新闻节目里,明明已经100岁了,画面里的他却是在健身房举铁,冲着镜头连续做俯卧撑,一边快步跑起来,一边笑着解说,「瞧,我这是在炫耀!」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过程历时10个月之久。一开始,费伦茨只是去旁听的。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研究方向是犯罪预防,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参与过诺曼底登陆及之后的法国战役。战后被美军招募为检察官,负责调查纳粹集中营,收集战争罪证据。

但眼前的一切让他越来越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死伤最大的战争,战争过程中的犯罪不计其数,但到了清算罪行的时候,听众席只在开庭的时候坐满了人,随着审判进行,来听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不再感兴趣。

更加刺痛他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法庭上争辩着他们在战争中的罪状,但他们的表情木然,就像在等一辆公交车,他们申辩无罪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自豪,坚信自己是在为国效忠,甚至还会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费伦茨从战犯身上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会引用歌德,喜欢听瓦格纳,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可一到了战争的环境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人。他的后半生常常说一句话,「战争会把一个体面的人变成杀人犯,所有人都难逃其中,所有战争都会如此。」

这种冲击感在调查纳粹罪行时更为强烈。他说自己常常在集中营调查的时候「愤怒到浑身颤抖」。他在柏林取得了纳粹官僚机构的文件,包括一份命名为「别动部队」的报告,里面是详尽的杀人计划清单。那时候,纽伦堡审判已接近尾声,他的上司劝他现实一点,就算有新证据,想再加一场新审判也太难了。他一开始还能平静地陈述,讲他从哈佛第一学期就学到的法的精神,后来讲到他在集中营所目睹的残酷,讲到被枪决的犹太父亲为了孩子藏在身上的面包,他开始在办公室大吼,「这是谋杀!我有证据!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了他们!」

正义加上时间,换来了改变。纽伦堡审判后又举行了12场后续审判。1947年9月,费伦茨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出庭,发表了别动队审判的开庭陈述。时年27岁的费伦茨成为12场纽伦堡后续审判中最年轻的首席检察官。因为证据充分,法庭很快宣判,22人被判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罪名,四人被执行死刑。

后来的费伦茨花了一辈子倡导建立国际法治,致力于推动成立一个全世界审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最高法院。他知道做成这件事很困难,很多人告诉他「这不可能」,但他相信时间。20世纪末,费伦茨见证了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诞生,他也参与了第一场审判。这成为了新的信心,他要活下去,活到「Law, not war」实现的那一天。

一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访谈中,他很多次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你的希望从何而来?

费伦茨的答案是一段往事,「每个集中营都有一间办公室,叫做Schreibstube,也就是缮写室。当我到达毛特豪森集中营时,刚一进缮写室,一个人就抓住了我的手,说,『我一直在等你呢,你跟我来。』我记得自己跟着他往外走,一直走到通电栅栏前,看着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从里面拿出了一箱破布包裹着的卡片,里面是所有进出集中营的党卫军证件,上面有照片、名字、地址和身份号码。他本应在这些人离开时销毁证件,但他偷偷保存了证据,有几百份。要知道,在缮写室当文员是个不错的差事,整个集中营里最好的工作就是在医院、厨房和缮写室了。他却自愿这样做,冒着生命风险也要坚持」。

「我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撼了,这个人每天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惩罚,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几百次冒风险保留文件,就是因为他相信有一天,正义会到来,他希望有这么一天,也知道有这样的一天。」费伦茨说,「对我而言,这就是人的希望、信心、勇气和信念,我为之震撼,直到今天。」

他的座右铭是「永不放弃」,和人合影时还会让大家一起喊出来,「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临终前,费伦茨捐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用以支持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预防种族灭绝项目。

2023年4月7日,费伦茨逝世,享年103岁。

厉以宁(1930-2023)

学问的生命力

图源视觉中国

经济学家厉以宁留下了很多影响,其中一部分留在那些与他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里——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非公经济36条、农村土地改革……另一部分,留在了那些与他相交的人身上,他的学生,他的朋友,所有受过他启发的人。

1986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台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开场就是重磅发言,「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理解这场演讲原本对外行来说有点难,但在场的人都听懂了他的经济理念。厉以宁讲经济有它特有的生命力,他不只是讲理论,还很喜欢讲小故事。直到现在,他的学生都记得小故事里点破1986年讲座主旨的那句话——「给瘫痪的人放信号灯是没用的」。

同样的影响还存在于其他很多人身上。翻看纪念厉以宁的文章,你会发现受他影响的不只是他的学生,跟他开过会的同事,一起参加过研讨会的企业家,还有完全不同专业的局外人,或多或少都因为厉以宁的小故事,记住了经济的脉络。其中一篇文章描述了经济发展中的困境,说经济发展就像自行车,速度太快了不行,风险太大,速度太慢了也不行,自行车一慢就会倒。另一个人讲大锅饭的弊端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还有人写林冲棒打洪教头,戴着枷锁的林冲去比武,没打几招就输了,但把枷锁一解开,只要一个回合,林冲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这讲的是民营经济,「你不能给它戴着镣铐,你要给它公平的竞争环境」。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不都是经济学出身,有的一直管企业,有的曾经是医生,从厉以宁那里听来的小故事,变成了跟每个人都有关的经济学。

理论里的经济大部分时候是枯燥的,是冷冰冰的理念和统计。但现实中的经济是人,是与人有关的财富法则。厉以宁用他自己的方式,让经济学拥有了一种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不断生长的生命力。90年代开会的时候,厉以宁讲「三个和尚没水吃」,讲的是要破除大锅饭的困境,到了2000年以后,他开始讲「三个和尚,水吃不完」,先让他们进行接力赛,再引入竞争机制,最后研发竹管传送,实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三次改革,三个和尚也可以水多到吃不完,而这也是企业改革的新观念。

厉以宁赋予经济学的生命力,留在了他教过的学生身上,最终活在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学生参加高层经济会议,上台讲话也跟他一样开门见山,「今天讨论这些问题」。他的学生主持工作会议,也喜欢讲小故事,讲经济和人,讲他在疫情期间见到的小店如何经营,讲他在学校门口看到老人送孩子,想到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异地养老,辛辛苦苦来帮子女带孩子,所以决心要扩大医保跨省直结的报销范围。

九十年代,厉以宁曾和学生合写了一本书,后记题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是这样写的,「……我们的观点: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他的学生在纪念文章中提到,这本书诞生在思想理论激烈争论的1991年,「如今三十二年过去,师生四人的设想都变为现实,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变为政策」。厉以宁去世后,他再次翻开了这本老师主持撰写的书,「泪目中跳出来的是他灼热的句子:『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2023年2月27日,厉以宁逝世,享年92岁。

江平(1930-2023)

江平的选择

摄影:刘云志

江平当了一辈子的法学家。70岁的时候,学生给他办了一个纪念会,请他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的发言要点之一是,这条路不是我选的。

上大学的时候,江平最开始选的专业是新闻。这是他自愿想走的职业道路,他想当记者,怀着这样的愿望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可他入学刚半年,只学过一个多月的《新闻学概论》,学校就停课了。解放军进入北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从此人生路一直在打转,他报名了南下工作团,临出发的晚上,上头要求让燕大学生配合解放后的宣传工作,留下来组建青年文工团,于是他开始学习文艺,跟着唱合唱,给跳舞的同学当旗手,干了半年又解散了,分配他去北京体育分会,在那里花了一年多研究体育,制定中国的锻炼标准,到了1951年国家选拔留学生,要求各单位派人,他接到的通知是,到苏联学习法律。他懵了,一度还想申请改专业,至少让他去学体育,但那时候一切都按计划,没有个人志愿。

他的人生从此开始走向了法律,但这条路走得也弯弯扭扭。他在苏联认真学习法律,到基层法院实习,开始对民法感兴趣。本想回国到高校工作,可是回来发现气候变了,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来的法学知识派不上用场,整风运动把他划为了右派,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提出离婚,在西山劳动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人生重大的抉择路口,拿主意的都不是自己,他成了残疾人、离婚者、「人民的敌人」,而这些还只是漫长困境的开端,他教过俄语,在食堂当过会计,花了22年时间,才最终回到学校,回到研究民法的路上。

后来的他做过很多事,参与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备和建校,担任校长,参与制定了《民法通则》,后来又主持起草了《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牵头组织了《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工作,一路见证了《民法典》的出台。日子还是一样,有些事他拿得了主意,更多事他也无能为力。

专业不是自己选的,离婚不是自己选的,就连怎么当校长,也不总是自己说了算。好在人生至少有一件事由他作主,那就是他的热忱。他说自己刚接到留学通知的时候,对法律一窍不通,也没有兴趣,觉得它枯燥无味,但既然是国家派他学的,他就抱着使命感去接纳。在一个自己起初不那么喜欢的职业里,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研究制度,参与立法,培养了一代代的学生,竭力维护着他们身上对法的热情。他题字的石碑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路边,上面写的是他的希望,「法治天下」。

2009年,江平脑血栓复发,老天爷替他做了选择,他不能再上课了。出院后,他把所有课都辞掉了,但他还是保留了一点自己的选择。人们依然看得到他,听他讲的法学,看他写的书,参与公共讨论。他说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呐喊」,为私权呐喊,为弱势呐喊,为法的精神呐喊,一直到最后。

江平做过很多法学讲座,他说,法的英语是Justice,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是,正义。这件事有个有趣的寓意,一个单词有固定的含义,但是每个人仍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相信的那个意义。

2023年12月19日,江平逝世,享年94岁。

米兰·昆德拉(1929-2023)

爱讲笑话的作家

图源视觉中国

中国人非常关心米兰·昆德拉,甚至在他还没那么出名的时候。最早翻译昆德拉是出于译者们的个人兴趣,以至于一开始出的版本都没有作者授权。好在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地方愿意出,好多人都拒绝了,理由是「没听说过这个人」,「昆德拉没名气」,「怎么能出异议者的书呢」。意外的是,中译本出版后,销量非常好,尤其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特别是受文艺青年的热爱,直到现在都能看到昆德拉周边,印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书签,还有他的名句——「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是常常看得到的年轻人签名。

昆德拉出生于捷克,那是这里还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捷克民族音乐的倡导者之一,是捷克音乐家雅纳切克的同路人,一家人生活在一幢有小花园的两层小楼里,房间里有一架钢琴,小昆德拉从五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在这里练琴。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子长大后以音乐为生,将充满捷克民族色彩的音乐传播给全世界。

父亲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只是昆德拉使用的不是音符,而是文字。昆德拉十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学校被纳粹占领,强制性让他学习德语,也因此让他读到了卡夫卡,慢慢对成为作家抱有更大的野心。24岁的时候,他发表了处女作诗集《人:一座广阔花园》,正式开始了文学职业生涯。

最初他使用母语捷克语写作,写他在捷克所见证的变革,随着当局对文学作品实行严格审查,他的作品很快被禁止出版,大学的工作也遭到解雇。后来,昆德拉移居法国,继续书写那些无法刊发在故乡的故事。1984年,昆德拉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小说讲述的依然是捷克人和「布拉格之春」的故事。它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许多国家引发了讨论热潮,而读者反响最大的地方,就是中国。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是一个有点意外的文化现象。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连昆德拉自己都不太明白。从90年代开始受欢迎到现在,各种地方已经组织过许多次座谈、分享、讲座,主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昆德拉」,有人说,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他所写的那种幽默和反讽。

1990年,昆德拉发表《不朽》,这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成的作品。后来,他使用法语作为创作时的第一语言,在访谈中称呼自己是法国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应当归类为法国文学。他后来出版过法语剧本和原创文集,但影响力最大的依然是他的小说,包括《慢》《身份》《无知》和最后一部作品《庆祝无意义》。他从56岁开始不再接受采访,晚年和世界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作。这让他的中国读者也慢慢开始变化,有的依然喜欢他,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持续的生存共鸣,有的开始反思自己理解的昆德拉是对他的解读,还是误读。

晚年的昆德拉依然影响了很多中国人,其中一个人就是黄永玉。黄永玉晚年生病住院,突然想起了这个只比自己小五岁的作家。他纳闷为什么他认识的跟捷克有关的人,没一个人提到过他。在病床前,他开始读那本出了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黄永玉对昆德拉的兴趣,也许来自于一种共同回忆。他们都喜欢音乐,热爱拳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曾生活在一个需要黑色幽默感才能活下去的时代,所以,尽管背景迥异,他们都喜欢笑话。就像昆德拉自己在采访中所说,「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我总是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谁不是斯大林那一拨儿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幽默感是一个可以辨识的特征。」

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逝世,享年94岁。

基辛格(1923-2023)

没走的那条路

图源视觉中国

如果世界上没有希特勒,基辛格可能会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出生于1923年德国,妈妈给他取名「海因茨」。就在那一年,希特勒在啤酒馆发表反犹太人的演说,煽动仇恨,他在年底发动了暴动,被捕入狱后开始写《我的奋斗》。这些事让父母为前途非常担忧,但小时候的基辛格并不在乎,那时候,他的世界里只有足球、足球、足球。

他从6岁迷上了足球,当过守门员,踢过右内锋,踢过中场。球场不让犹太人进,他就去爷爷的农场上踢,一直踢到15岁,希特勒的煽动演说起了作用,反犹情绪越来越剧烈,他们仅仅走在路上都会挨打,警察也不闻不问。他不得不跟着父母搬到纽约,重新开始生活。他试着去喜欢棒球,还要从头开始学英语,他把自己德语名「海因茨」改成了标准的英语名字「亨利」,从此以后,他有了一个更容易让美国人记住的名字——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对足球的热忱远超过政治,至少在他15岁之前都是这样。现实局限教会了一个孩子为了生存选一种新的活法。二战爆发后,基辛格应召入伍,作为美国士兵回到德国,他学习了许多反谍报技能,什么是心理战,如何侦查信息。战争结束后,他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分析拿破仑的选择,研究权力、暴力、利益和外交的艺术。一切离他的足球梦越来越远了。

基辛格毕业这一年,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者是马歇尔的接班人、国务卿艾奇逊,美国政府中最坚定的鹰派人物之一。他的演讲里有许多强硬的词汇,「敌对行为」,「施压」,「恫吓」,「破坏经济复苏」。这场毕业演讲对基辛格和他的同学们意味着一个现实,从今以后他们都将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长期和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毕业典礼结束三天后,朝鲜战争爆发。

这场毕业典礼昭示了一个危险时代的开端,也让基辛格开始研究解决之道。正是因为亲历过战争,基辛格很早就奉行实用政治,他理解的政治是「在公正和可能实现的东西之间进行调和」,「要实现国际和平不能靠法律或国际组织,只能靠权力分配来控制强国野心」。他把这种均势理念写到了自己的论文里,这也成为了他的外交理念的基础。

秉持着这样的法则,他的一生做过很多事,跟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有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铺路。他的穿梭外交帮助结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在后来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和平条约》中,他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只不过,他依然喜欢足球。为了争取1984年世界杯在美国举办,他召开过临时记者招待会。对比他作为政治家的访谈,他讲到足球的时候音调都是不一样的。过100岁生日之前,他还接受了拜仁慕尼黑官网的采访,热情回忆着自己喜欢的球员和比赛,第一次看贝肯鲍尔踢球是怎么样的感受,看他如何传球,如何跟队友打配合。他说足球是「一种混杂了希望、痛苦和喜悦的迷人东西」,它给你期望,可能愿望破灭,也可能超出预期。这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体验,能一生有这项运动的陪伴,是人生最大的运气。

采访中,他这样解释「100岁的人所理解的足球魅力」——「足球的最高境界是伪装成简单的复杂」,「足球是连续发生的变化,它无法分解成一系列的标准动作,不能像棒球或橄榄球那样靠重复性练习取胜。足球需要针对不同的实时状况,选择不同的最佳应对策略」。而这种审时度势,追求「可实现的稳定」,恰恰也正是他的外交思想精髓。

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或许正是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希特勒,或许很多结局会改写,但没有了政治家基辛格的世界,会是更好还是更坏,这大概是下一个百年要回答的问题了。

2023年11月29日,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

芒格(1924-2023)

智慧

图源视觉中国

与查尔斯·芒格(Charles Munger)关联最多的词大概就是「智慧」。72岁的时候,他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上了封面,解释他和巴菲特的合作关系。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自从知道了他就是「帮助巴菲特赚钱的人」,他的公众形象就被框在了「Guru」的范畴里,很多人把他视为人生导师,请他分享智慧。2005年,他出版了《穷查理宝典》,多年以来像是了焊在了畅销书排行榜上,每个想要智慧——也可能是想要挣钱——的人,都会去这本书面前走一遭。

有趣的是,商业的世界里最容易贬值的恰恰也是「智慧」。这个圈子里人们所夸的「智慧」,很多时候指的是有钱。这种「智慧」会随着财务报表波动,收益高的时候仿佛喜马拉雅山上走下来的智者,人人都想求学访道,一朝失意就会「智慧」清零,成功学的书架上再也没有这个人的名字。

在这样的环境里,芒格的智慧看起来是最保值的,数十年间维持了稳定。

芒格出生于美国「喧嚣的20年代」,在他六岁的时候,美国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二」,股票总市值跌逾40%,账面上至少损失了300亿美元。这成为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开端,直到他高中毕业才结束。某种程度上说,芒格是这场经济巨变的亲历者,但小时候的他还顾不上从中领悟智慧。当时他在奥马哈的一家杂货店打工,老板要求他连续工作12个小时才能换到2美金,其中还要拿出2美分交社会保险。他每个周六都得来干活,搬运、送货、擦地板,一旦来晚了,那个姓巴菲特的店主老爷爷就会敲着手里的表质问,「现在都几点了?」

他并没有从很小就展现出什么投资的天赋,他有一些挣零花钱的小聪明,但他一直想做的是律师。二战结束后,他在法学家庞德的推荐下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他想要过的是寻常的生活,这是他在战争期间许过的愿望,他说他曾在犹他州的行军帐篷里许下过人生愿望——想要一堆孩子,一栋房子,房子里有很多书,还要有足够的钱,过上自由的生活。

但他并没有过上这种安稳日子。并不是他没有生活智慧,而是因为没有钱。当小律师的收入一般,第一段婚姻也失败了,儿子得了白血病,但那时候的医学,儿童白血病的死亡率是100%。他开着一辆连女儿都嫌弃的破车,有过走在街上崩溃大哭的日子。人生低谷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他的智慧支撑着他,去寻求改变。

他开始在律师工作之外做副业,投资房地产。料理父亲的葬礼时,他回到了家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巴菲特,两个人聊得很投缘,他们慢慢试着合作,后来发生的事就是那些刊登在新闻头条上的投资成功案例,也正是这些事,让越来越多人追逐芒格的智慧。

数十年间,不止一个人想要从他身上得到答案,有时候是投资的技巧,有时候是做判断的能力,也可能是获得成功的方法论。它们中有些是能学得到的,有些却可能永远教不会。其实他在书里、访谈、演讲里,把自己的智慧解释过很多遍,是一些非常朴素、近乎常识的人生原则,耐心、正直、坚持和理智。

晚年的芒格喜欢说,真正困难的不是保持富有,而是保持理智。他的一生都非常清楚,他渴望财富,「倒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他真正想要的是独立,是财务自由带给他的选择自由,「给别人发请款单是一件屈辱的事」。

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开场白,「我希望今天的对话是有趣的,因为我显然活成了一个奇怪的人生样本——一个人起初打算成为律师,最后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人生导师。」这是他最后一次分享他的智慧,最后一次被问到「人生秘方」问题,他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人生的秘方是什么……我对待人生这场游戏的方法是,避免所有常见的失败方式。」

2023年11月28日,芒格逝世,享年99岁。

Concha Garcia Zaera(1930-2023)

不完美画家

图源网站Levante

Concha García Zaera是一位不完美画家。她出生在西班牙,一个土生土长的巴伦西亚人,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在成为画家的职业道路上,她一直在放弃。小时候,她常常在家画画,也想过长大成为职业画家。18岁那年在当地一家视觉工作室当帮工,每天跟画布和相纸打交道,她更加确认了自己喜欢这门艺术,同时意识到自己讨厌油漆味,受不了画油画的时候满屋子颜料味道。职业理想就这样放弃了,这是第一次。

然而放弃归放弃,艺术她还是喜欢的,所以上大学的时候选专业,她还是读了美术系,学习了造型艺术,只是这些学习积累没有变成她的职业。后来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开始照顾家庭。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又想起画画这件事。她到社区中心报了绘画班,重拾自己的爱好,一度也有点想要再次开启画家职业。可后来丈夫生病了,她常常需要留在家里照顾,没办法出门上绘画课,久而久之,她又放弃了,这是第二次。

75岁过生日那年,她的孩子们送给她一台电脑,告诉她上面有可以画画的软件,虽然功能简单,但也能画,权当做打发时间也不错。她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她老了,画画需要戴着眼镜,使用电脑也不是她的强项,一开始总要拿着鼠标鼓捣好一会儿才能找到颜色。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完全放弃,她以一种非常缓慢的方式坚持——第一天打开空白画板,画一点点线条,画一个小房子,第二天再打开,再多画一点点,在小房子后面画一座山。她的一幅画通常要花上两个星期才能完成。让她感到惊喜的是,只是这样每天加进去一点点,最终完成的画看起来还挺漂亮。

一个普通人从暮年开始了创作。一开始她没有灵感,就翻出来丈夫年轻时寄给她的明信片,比着照片画画。她的作品看起来并不复杂,没有什么高超的技术,也讲不出什么创意故事,但它们是一个老人实实在在的快乐。87岁那年,她的孙女给她开设了Instagram账号,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作品,并在2018年一下子走红,很多人为她的画点赞,她还被迪士尼邀请,为《欢乐满人间2》画海报。

那时候,她已经坚持画了十多年,后来她一直在画画。她的画依然很简单,明快的颜色,简明的线条,她也依然画得很慢,衰老导致她需要花上越来越久的时间才能完成一幅画。晚年她常常上电视,接受采访,她说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画一下子这么受欢迎,看着社交账户上的关注者数字一直在往上跳,她也感到很神奇。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能不能算是一个画家,但她肯定是「一个画画的老奶奶」。

Zaera的人生或许更接近我们每一个人,并没有什么矢志不渝的坚持,也不是随波逐流的放逐,她是一个普通人,人生有过坚持,也有不少放弃,就这样活了将近100年。她的人生选择对我们也许是一种轻松的提醒,干大事业当然伟大,只有追求极致的画家才能留下不朽的杰作,但是时而坚持、时而放弃的人生,也能有所收获。每天加一点点色彩,哪怕花上100年,最后也会成为一幅好看的画。人生百年,不完美也没关系。

2023年7月20日,Concha García Zaera逝世,享年92岁。

还有一个人

其实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没有讲,或者说,在这个空白的段落里,还会有另一个人,另一种活法,另一个人在百年间活出来的人生样本。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可能,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路,留下了不同的足迹。

这种生命的多样性,实实在在地存在于那些在2023年跟我们告别的老人身上。在他们之中,有改变了中国医学面貌的医生,也有为人类带来新知的科学家,还有更多人,在过去的100年间带来过不同的改变:

——黄汉源,医生,中国乳腺外科奠基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专门从事乳腺疾病诊疗,推广了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改良了手术步骤,大幅缩短了乳腺癌手术时间,在临床治疗中创造性地将手术治疗与乳房整形一体化,在挽救女性生命的同时总是试图体恤女性的需求,维护女性的尊严。90岁高龄他仍坚守在手术台旁。黄汉源在2023年1月3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高耀洁,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她曾是研究绒癌的妇产科医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本已退休,后在河南的医院会诊时遇到症状罕见的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河南存在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现象,她公开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并自发开始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用自己的退休金自费印发艾滋病预防的宣传单、资料和书籍,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医疗咨询,帮助更多人更好地保护自己。她的努力遭遇了无数阻碍,但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仍在为更多人免于疾病而付出心血。高耀洁在2023年逝世于纽约,享年96岁;

图源视觉中国

——卡尔·米勒(Karl Müller),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物理学家贝德诺尔茨合作,发现陶瓷材料中的超导电性,他们因此获得198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这一发现让全世界意识到超导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他的突破性发现的基础上,才有了人类今天对高温超导的新期望。米勒在2023年1月9日逝世于瑞士苏黎世,享年95岁;

——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企业家,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他的一生中创立了两家科技公司,一个是仙童半导体公司,它为后来的硅谷发展带来了影响,而另一个就是为整个世界带来更大影响的英特尔。除此之外,他更出名的成就是还在1965年提出了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年翻一番」。摩尔在2023年3月24日逝世于夏威夷,享年94岁;

——弗兰克·博尔曼(Frank Borman),执行首次环绕月球任务的宇航员。他在上世纪60年代执行了两次太空任务,其中之一是在1968年,他作为指令长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这是人类第一次离开近地轨道,并绕月球航行,因此他和另外两位同行的宇航员成为了第一次离开地球重力影响、进入地球外天体重力影响的人类。正是他所执行的这次飞行,为此后人类第一次登月奠定了基础,人类有机会离开地球,走向越来越远的太空深处。博尔曼在2023年逝世于蒙大拿州的比林斯,享年95岁……

1968年:阿波罗8号载人飞船回收图源视觉中国

这个名单还有很长,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100年间沉甸甸的历史,每一段人生里面,都是他们各自选的路,这是他们的智慧,更是他们的勇气。

1923年的时候,《新青年》正在刊文论战,讨论未来的社会应当如何,一个人又当如何生活。那时候的人们最难想象的是1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是会走向战争还是和平,经济是会繁荣抑或萧条,童年理想能否实现,毕生壮志是否可行,都是未知数。一百年过去了,在这一百年里,人类历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荡、不安、热切与勇敢。今时今日的生活,正是那时候所有设想的答案。而这些活到百岁的幸运儿,恰恰是这一切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对过去的100年交上了答卷,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风貌,也为下一个100年留下参考。

世界在2023年告别了这些名字——黄永玉,杨苡,费伦茨,厉以宁,江平,昆德拉,基辛格,芒格,Concha García Zaera,还有更多人——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了这一年。但人的故事仍在继续,从现在往后看,又会有另一个时代的100年,还有另一群人的选择。那是我们此刻无从知晓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