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王蒙，是丰富的，难以尽述的，在他身上，你仍然能感受到一些不随时代变化而始终可敬的东西：旺盛的生命力，恣肆的青春。就像《青春万岁》序诗，「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

文｜赖祐萱

编辑｜桑柳

摄影｜尹夕远

90岁的王蒙，普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上午写作，下午阅读，晚上看看电视，要有球赛，指定看球赛，按他的说法，看球赛累不着自己。况且，去年生了一场病，很狼狈，手术室走了一遭，眼睛、耳朵不如从前好使，无论如何，球赛还是能看出谁赢谁输的。春夏秋三季，他践行农民的作息，晚间9点半躺下，清晨5点起床，有时天还黑着，他便出去走路，一圈，两圈，三四千步打底，一天下来，他时常能走到一万步。

刚刚过去的夏天，他完成了一部新的中篇小说，下了35次海。从17岁起，他就沉迷游泳，尤其在大海中游泳，他说，大海伟大又新鲜，让人想到，不论有多少伙伴和救护，在海中只有自己，靠自己拼搏。去年生了病，他更珍惜能到海里去的时日。90岁了，他说要追求健康，追求肺活量，追求心脏正常运作，好好地活下去。90岁，王蒙还有许多愿望，还有用不完的热情和精力，依然想呐喊。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19岁的王蒙，普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他由衷热爱俄罗斯与苏联的电影和小说，如痴如醉，反反复复，有的电影甚至看过七遍，他真心相信，这片土地的明天也如电影那样光明灿烂。他读最爱的小说《幸福》，读到作者巴甫连科描写列娜的心情的文字：「陶醉于这个夏夜之美，列娜想到人生有多么漫长……」他感到一种感动与体悟，就像读了《圣经》。而提起契诃夫，提起《樱桃园》，他会想下跪又想嚎叫。维也纳的圆舞曲，克里米亚的葡萄酒，都被他遥遥想象。他默记许多俄苏的诗歌，他反复诵读：「我们既不恐惧，也不忧伤，生活之路并不使我们惊慌……」

19岁那一年，生活被撒上了金粉，一切都闪闪发光，他享受着胜利，享受着青春，享受着生活、国家的新生，也开始了他真正的写作和真正的爱情。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东西，那是他最初的创作，一本关于1950年代青年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完后，他开始将文字誊抄至大型笔记本，又购入了大量的竖写稿纸，誊抄了将近一年才完成，这样度过了他的19岁。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那是丰满洋溢、空前绝后的一年。

至今，提起那一年，王蒙都是丰沛的，怀着深情的。

9月中旬，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到了90岁的王蒙。他穿着中式白色短衫，头发蓬松，白色中仍有些许黑发。左手腕戴着计步电子手表，坐在扶手椅上仍然很端正。从外表上看，他确是一位老人了，他走得很慢，偶尔需要人搀扶，虽然戴着助听器，仍要不时提醒对方说话大声些。谈及变老的时刻，他大笑地反问，我现在还不真正老啊？

但他仍然是敏捷的。《人物》采访前，他要为现代文学馆录制一段视频，扫了一眼有着四个问题的提纲，他便立刻复述问题，自问自答起来。他仍然有着良好的记忆力。谈起年轻时看过的电影、书籍，那些人物的对白、故事的细节，总是细细讲来。他很能够把人代入到那些具体而强烈的感受中去。

王蒙聪颖而早慧。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第一部中，他详尽地描述自己的童年。他出生于北京，但喜欢强调自己是河北沧州人氏，爱听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也有着沧州的习性：说话嗓门大，生气起来喜欢瞪眼。他有一个满心理想而行为孱弱的父亲，一个辛苦而委屈的母亲，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两个石碾子，互相辗轧，相互伤害，无法分辨到底谁更伤害了谁。

他见过入冬前，母亲为全家准备被褥衣服，缝缝连连，吃饭时又为全家操劳的情形，他忽而想到，母亲也是会老、会死，所有人都会老、会死，且一定要死的。想到死亡，他感到极大的压抑和虚空。小孩儿们养蚕玩儿，他也玩，只是看见蚕吐丝，他便哀伤，它们再也不吃桑叶，只等待枯萎凋零，一去不返，清楚地走向死亡。九、十岁时，他甚至会因为担忧睡着了便死去而不敢入睡，整夜失眠。

但也是这样一个人，14岁入党，满怀革命的激情，并很早地过上了组织生活。他在自传中写道：「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镇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写过超2000万字作品并仍然在持续产出中的作家王蒙，是复杂的，而上述两个方面，也许是观察他最粗疏肤浅的A面与B面。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了他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作。它真实，正确，又带着一些淡淡的哀愁。文学评论家许子东认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1949年之后的17年间，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出色的作品。「它第一次描写共和国内部的官僚主义，第一次正视了共产党队伍中也有忠奸的区别，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

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一书中，许子东这样总结王蒙：「王蒙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没有之一。王蒙在时间上贯穿始终，在每一个文学转变阶段都有作品，有评论，都引领风骚。」

70年来，王蒙与写作、与文字紧密地缠绕在一起。19岁时，写作像一种本能，他还记得第一次产生写作冲动的瞬间，那种冲动像闪电一样照得他目眩神迷：「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

在写作里，他吐露自己的脆弱、懊悔，但面对他人，王蒙展现的更多是从容与快乐。幽默，高兴，是很多人对王蒙的印象。王蒙曾是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常客，主持人窦文涛说，自己总是会被他身上「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感染。好友的妻子形容，王蒙像阿凡提一样，整天开着心，说着笑话，这也成了，那也行了。

19岁时，他并不那么懂得幽默；离开北京前，也不会把幽默写进作品中。但是，16年的边地生活让他生出了幽默来，他向生活向当地人民学会了更多的幽默，泪尽则喜，他说，那是因为人没得可哭了，光剩笑了。

对他来说，去新疆是一场突围。1956年，凭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崭露头角，却在此后被打成「右派」，高昂的生活、精神都被打压下去，《青春万岁》的出版也遥遥无期。他总是写，也总是被退稿，他还有太多想要写的，但「很难这样捆绑着手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继续把舞跳下去。」

当时，北京氛围紧张，王蒙决定到2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去，多年后，他说，这是他花两分钟做的决定。人生的诸多重大决策，他几乎都在两分钟内做完。正好当地文联组织愿意接收他。他打电话给妻子，商量这件事，妻子说，好啊，我喜欢新疆的歌舞。他们立刻收拾行装，西行伊犁。后来，王蒙感叹，「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近乎荒唐的好心情。」

他最终在新疆待了16年。「我老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啊，就觉得我怎么做得这么对呢这事儿，我学到了东西，而且生活很充实，王大队长（指王蒙自己，在新疆农村，他当上了副大队长）在那儿整天吃哈密瓜，小日子过得滋润着呢。」

1979年，王蒙重返北京，3年后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5年后，他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挖掘发表了很多先锋作品，助力开启了当代文学史的新阶段。1986年，他成为文化部部长，任职期间，他做出了开放歌舞厅的决策，举办中国艺术节和元宵晚会，多次提出要打开精神空间。

当时刚刚入行、还是青年一代的许子东记得，王蒙这个领导不一样，他比较开放，他的思想非常活跃，「我们引以为同志。」也有人为王蒙遗憾，认为如果他离政治更远些，能够写出更具文学性的作品。

但他是王蒙。翻阅他近年的作品和访谈，你会发现，幽默和戏谑散布其间。他跟我们自嘲，16年去新疆干嘛呢，「就是去读了个维吾尔族语的博士后。」采访中，他的讲述总是引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又生出担忧，说，你们不会觉得我是个说相声的吧？

少年时，他说自己还有些不健康的情绪，同行也觉着他有着淡淡的哀愁，1958年之后，他只剩下健康的情绪了。后来，他这样说：「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90岁的王蒙，和19岁的王蒙一样，还在写作，写起来不管不顾，写起来依旧狂欢。不仅自己在写，他也在鼓励许多后辈写，他设立文学基金，用稿费支持青年作家。他的后辈，72岁的出版家聂震宁已满头白发，时隔30多年重新写作，今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说，是因为王蒙鼓舞他写，一直写，继续写。有一次，王蒙向他提起老友冯骥才， 「大冯说，一旦写起小说，就觉得要飞起来了。」王蒙90岁还在写，冯骥才80岁还在写，他们沉浸在写作中的快乐让聂震宁感到震动。

有人读过王蒙的近作《季老六之梦》，在微博评论：「感慨作者的语言功底厉害；也感受到了作者美丽的精神状态，果然发疯就是快乐。希望等我活到耄耋之年的时候也能有这精神状态。」

在「发疯」这一叙述下，始终向上的王蒙和打算「摆烂」的年轻人跨越时间连接起来，构成了对时代奇妙的回应。王蒙承认，他没有那么了解年轻人，所谓的「丧」，在他看来总有点「种种娇气包儿耍赖」的意思。他的底色，是「信」，是欣欣向荣。

「我只能说，我没有躺平过，没有无所事事过，没有无赖无聊过，没有全然放弃过。」

谈了一个半小时，又为《人物》拍摄了封面图片后，王蒙要离开了，他的步子有点缓慢了。在文学馆室外，黑色轿车在那里等他。今年是他写作70周年，10月，他也将迎来90岁的生日，有许多的会议与活动将举办。因为蓬勃的能量，也因为「童子功」的智慧，还有几十年跌宕里诸多机缘，他获得了其他写作者难以想象的荣光。这是个明媚的秋日，落叶簌簌，清爽舒展。

王蒙写过，他属于秋天。他在秋天出生，青年时在河北度过一段美好的秋，又在秋天第一次读到「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他被革命与诗歌吸引，感受到秋天如同生命，辽阔、自由、鲜明、丰富，有无限可能。

这也是生命的秋天。他每天还在消化大量密集的信息，日程排得很满，出席各种活动、演讲、直播。他说，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比如，元宇宙、ChatGPT。相对于仍然活跃的精神，体力有点跟不上了，前段时间，为了写评论，他要读一本几十万字的小说，写作很轻松，但手腕会觉得累，他甚至想，为什么书不能出活页版呢？

也正因此，在与《人物》的对谈中，王蒙提到最多的词是「顾不上」，顾不上怀念往昔，顾不上重看旧作，顾不上斤斤计较，顾不上怅惘，顾不上凄凄惨惨戚戚，顾不上一切恼人的事儿，只想赶紧写，赶紧阅读，赶紧走路，赶紧下海游泳去。过去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当下更急迫。90岁了，他对生活尚未悲观、失望，他也不那么恐惧衰老和死亡。

当然，短短一个半小时，我们只获得了很小部分的王蒙。90岁的他，是丰富的，难以尽述的，在他身上，你仍然能感受到一些不随时代变化而始终可敬的东西：旺盛的生命力，恣肆的青春。就像《青春万岁》序诗，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

1991年，北京，作家王蒙(中)、红学家冯其庸(右)与新加坡作家周颖南交谈。摄影｜方学辉/VCG

人物： 现在最普通的一天，您会怎么安排？

王蒙： 我早晨起来，上午用来写作，下午有时候看书、看报、会客，晚上我的精神差，就看看电视啊。电视要有球赛，我就不看别的，因为看球赛累不着我，虽然我听力下降，但是我也看得出谁赢了、谁输了。如果赶上写作越写这精神越来了，来劲了，那么这时候上午、下午，甚至于晚上再加半钟头，把几个词再改改，这也有，这不是绝对的。

人物： 除了写作，您还一直保持着每日锻炼的习惯吗？

王蒙： 我的习惯是农民的习惯，晚上我9点半就睡觉了，早晨5点就起来了。每天早晨起来，尤其春夏秋的时候，我就出去走一圈，走两圈，走到3500到4500步。过去一天至少是6000步，多的时候到7000、8000步，如果这天又有点别的事，都在一万步以上。

人物： 看起来在保持青春的这方面，您一直有自己的心得。

王蒙： 有信心，反正我尚未悲观、失望。但是也不敢吹啊，一吹就，《红楼梦》里头刘姥姥有一句名言，千万不要夸嘴，一夸了嘴就打嘴。我并不是老是那么充沛，我现在眼睛也不如过去了，比较重的书我拿着也费劲，我这么拿着看一会儿，手腕子跟不上了。去年也生了一回病，现在听力、视力都有很大的下降，牙齿也有问题，所以我也老实了，别吹了，再吹又完蛋了。

可是我仍然还有这种写作的愿望，还有写小说的愿望，甚至于还有写诗的愿望，甚至于由于我，我对生活的热爱，兴趣的广泛，还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当然，写作仍然是我最高的、最热烈的一个追求。反正我不可能说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另外一个你也别信那个，说他这人永远老不了，弄不好，兔子尾巴也长不了多少年了。

人物：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开始衰老了？

王蒙： 我去年生病，做了手术，生这个病的时候，很狼狈，但是我也仍然没有丧失信心。我阅读量比过去少多了，但是相对来说，我没觉得我特别老的时候是当一篇作品开始写作的时候，而且写作有兴趣的时候，照样如鱼得水。我就是在这点上目前尚未变老，但是过两天忽然觉得自己变老了，这也可能，这不太自然了嘛。变得老点按老点的办法，变得老点，下回《人物》再来说采访，我就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见了。（笑）

人物： 您现在还会看自己的作品吗？

王蒙： 我有的朋友他们有这种反应，一个是年岁多了，不敢再看过去自己的作品，他为什么不敢，我也不知道。我没不敢看，我是很少看，不是由于谦虚，由于写得不好，而是与其有工夫看旧的，我得赶紧再写新的呀，是不是，我就顾不上。而且，过去作品我有时候看着，有点坑人。太多。就说你们来，你们看过我多少作品？2000万字要真让你们看一遍，把你们累死了，是不是，你采访谁都不用费那个劲儿啊。

人物： 确实，一边看您的作品一边想，这么多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王蒙： 怎么写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年头多啊（笑）。今年是我创作70周年了，你想人活70古来稀了，写70年，开玩笑啊。有些好朋友啊，说你的作品我全都看了。

人物： 您信吗？

王蒙： 不是非常信，因为他要全都看了的话，他肯定累得慌（笑）。

人物： 您刚刚提到「顾不上」，是否您已经感到了一种时间的急迫？

王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抓紧时间，尽量做到什么也不耽误。有的人说年岁大了伤感，我也顾不上，我有这伤感的工夫，又两千字写出来了。一些比较无聊的文坛上的小的事情啊，我也从来不闻不问，也是由于我顾不上，不是说我觉悟特别高，高不高的我得做我自个儿手底下的活。

人物： 您不是说「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然歌唱」。

王蒙：明年，转眼就是明年了。

人物： 您在自传里面写到，在19岁那年，您开始了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写作，这一年内心丰满洋溢，空前绝后，如果有魔法，可以实现愿望，您说，不要钱、地位和荣誉，只想再一次19岁。现在您还如此想吗？

王蒙： 那是20多岁的时候，到30多岁就不这么想了，到80多岁更不这么想了。80多岁又能喘气，又有写作的愿望，又有对生活的深情，对朋友的深情，对家人的深情，对事业的深情，我干吗回19岁啊？我现在就是能保持工作一定的效率，生活的质量是好的，除了能够回忆一点往事或者是喝两口小酒以外，仍然有一种对大事情的兴趣，有对文学的追求，有对艺术的热衷，我觉得对一个我这年龄的人来说，这福气就可以了。

人物： 现在您是否还会偶尔想起，您19岁或者是20多岁某个瞬间或者某个场景吗？

王蒙：一般情况下顾不上，但是写作当中会有。譬如我最新的作品《季老六之梦》，写一个主人公季老六，他梦里头又回想起苏联的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叫《乡村女教师》，那位教师的名字叫瓦尔娃拉，我写到在梦中，瓦尔娃拉见到季老六，季老六问，你中文说得这么好了啊，瓦尔娃拉就说，你忘了给我配音的是舒绣文了吗？我写到这儿的时候，自己都流眼泪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演过的最成功的苏联电影之一。

我平常其实不会忽然回忆这个，还是我那个说法，顾不上，可是我写作的时候，回想起80年代的事，70年前的事，60年前的事，我仍然是觉得特别亲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对美好的追求，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有对发展、富裕、繁荣的追求，这是好事。那么你追求很大一部分都变成现实了，也有些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这很正常。

人物： 这一生您最想追求的是什么？

王蒙： 如果说我这一生有点像要留下遗嘱的感觉（笑），现在还不能说我「这一生」，我的「多半生」是充实的，我从很小就追求国家的命运的变化，革命、斗争、成功、胜利。我浸透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里边，但是同时我对文学的爱，我对文学的这种心情和心愿又是非常纯正的，真正从自己的心底、从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上所发出的对文学的追求和爱，对人生的追求和爱，对国家的追求和爱。

人物： 具体来说呢，这种心底的追求是如何与您的作品和人生选择紧密相关的？

王蒙： 我上小学的时候，占领北京的是日本军队，我从阜城门出门，阜城门那儿有日军在那儿站岗，刺刀在那亮着，旁边人带着军犬，所有人从那儿过，得给他鞠躬，90度鞠躬，到了1945年考初中了，我忽然明白了，日本是侵略者，再后来，日本失败了，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时候受到爱国的冲击，我忽然明白了，我应该为中国而死，人活这一辈子应该为自己的祖国而死。前40年，我认为我创作的主题就是革命，文学和革命是不可分的。革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这个社会不理想，毛病太多，气数已尽，你把它推翻了，咱们另起炉灶，把它扒了再重新盖，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文学的题材，没有比这个更文学的题材，没有比革命更文学的了，也没有比文学更革命的了。

人物： 您现在会怎么看待自己这大半生跟革命、跟文学的缠绕呢？

王蒙： 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好的文学作品都带有一种前革命的特色，都带有一种对革命的向往。契诃夫不是革命家，但他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叫《新娘》，写一个新娘预备好了，就等着结婚呢，忽然她跑掉了，她觉得这么稀里糊涂结婚实在没有意思，她就参加革命去了。温文尔雅的契诃夫吧，临了临了写出一个小女孩不结婚，非去革命去，非要打游击不可，这个是有点意思的，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这是真正的浪漫主义。

当然革命的实际的进行，还有后革命时代，又出现很多新的情况，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这点鲁迅早就说过了，说真正革起命来啊，没有多少革命文学了，都忙着战争啊、斗争啊、胜负啊。真正革命成功了，也不要以为革命者会带着鲜花，带着慰劳品来感谢你们，没这个可能。所以这又是一个课题，历史是有各种各样的课题的，革命后变成更复杂的选择。我觉得我还是保持着对革命的浪漫的幻想，同时也是用务实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后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物： 那现在呢，您的创作、生命的主题是什么，当革命已经渐渐退潮？

王蒙： 随着时间慢慢长呢，你不可能老处在一个革命的高潮，你若整天处在高潮里头也麻烦，所以也自然会有日常的生活，平常的状态，和心情的所谓淡定。该淡定的时候得能淡定啊，这个也很必要。比如个人有些小的不被理解啊，甚至于是不愉快啊，当然应该淡定，屁大点事，值得你不淡定吗？你有所为，必然得有所不为，什么都为，您为得了吗？

比如我热爱游泳，但我游泳速度不行，姿势也不行，我从18岁开始游泳，到现在游了超过71年了，也游不好。我的孙子经常打击我，说爷爷爷爷，你这游泳的特点我们找出来了，您是原地游，你动了半天，你怎么人没走啊。说实话，自个儿做不到的事还多得很。所以该走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现在说是「明年我将衰老」，如果已经衰老了呢？那就是说，我今年就衰老了，嘿，也可以，这也不算犯了什么大错误。

人物： 您做过文化部长，深度参与了革命、政治生活，是否会有某个时刻，您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做一个更纯粹的文学家？

王蒙： 什么叫纯粹的？李白纯粹吗，苏东坡纯粹吗，屈原纯粹吗？我是一个纯粹的人，我的热情、我的追求是多方面的，我希望这个小说写得很纯粹，那么这个小说就跟人生没有关系吗，就跟青年没有关系吗，就跟社会没有关系吗，这个小说不需要让人了解生活、了解社会吗，这些小说就是让你自个儿纯粹在这个里头吗，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啊。曹雪芹纯粹吗，他已经够纯粹的了，人家也没当过官，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朋党，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事件。除了挨饿以外，也没有别的迫害。那些说纯粹的，要到什么程度，纯粹到雕虫小技的程度，纯粹到自我欣赏的程度，纯粹到和人生脱节的程度，和民族、和国家脱节的程度吗？为什么我这样不好呢？我是社会生活的积极的参与者，写起来咱们要激情有激情，要灵感有灵感，要修辞有修辞，要梦幻有梦幻，你还想怎么样吧（笑）。

人物： 您觉得，时至今日文学还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

王蒙： 文学是提供参考，提供记忆，提供遐想，提供生命的证词，人生的纪念。足足可以了。

人物： 您的作品经常呈现出一种语言的狂欢，这种狂欢感和激情似乎也贯穿您的生活，您始终拥有这样的激情吗？

王蒙： 不是。如果你看我大量的微型小说绝对不狂欢，几百字就完。我就像打乒乓球似的，我又有横拍，又有直拍，又有上旋球，又有下旋球，问题我做起来都还挺舒坦。我写的内容也是这样，很多朋友说，王蒙写知识分子的多，我不写一般的知识分子，我写干部非常多，写革命者非常多。但是，新疆我写的几乎都是农民，比如《山中有历日》，那个责任编辑告诉我，发表了这篇小说以后，他的一个同学给他写信，说你们这个署名真敢随便来啊，还有冒充王蒙的。他就认为写农民的就不是我的。我自己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凡是对我说什么的人，他都是只看到了我的某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情况他没看到。

你们看点我最近的作品，多少看点，要光靠这个采访，我估计你们的印象里王蒙是个说相声的。对我的看法，什么人都有，丁玲看了我有一篇作品，叫《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她就说，王蒙就是说相声的嘛。

人物： 您刚才谈到《山中有历日》，小说接近结尾处，写到山间风铃响动，写到一种留恋与失落、既空虚又充实的情绪涌动，个人与时代之间，似乎常有一种怅惘，对您来说，什么时候您感受到对时代的失落或者怅惘？

王蒙： 当然有。因为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一切的胜利、一切的成就都是有代价的，你个人的成就也是有代价的，而且都不是直线的，你说怅惘的话，有，但是不能被这个怅惘所俘虏。因为你光怅惘，您最近忙什么呢，怅惘，是不是？您歇菜了算了。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怅惘，而在于你能不能自己引导自己，有没有自己调整自己的可能。

人物： 见您之前，我们重看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挺感慨的，林震显得清新、朝气，而看似索然的刘世吾仍然在谈论幸福。这几年，不管是疫情还是不稳定的经济形势、就业形势，让许多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太大的信心。您是否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处境？

王蒙： 这个我就觉得很惭愧了，我对现在的年轻人的处境啊，或者是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不能说知道的很多。我早就有一个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环境、命运，说法、做法都不太一样。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把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唱的那些歌教他们，基本上全部失败。我喜欢唱的歌，没有一个变成了他们喜欢唱的歌，他们喜欢唱的歌，也极个别的能被我喜爱，他们说我喜欢的歌太水，我听着他那个才水呢。后来我知道这个也不能勉强。

人物： 您会始终希望了解年轻人，和年轻人在一起吗？

王蒙： 我也不想任意评价年轻人，但是我愿意有更多的交流。另外，我并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落后于这个时代和年轻人的，年轻人的词我也都会用，什么AI啊，ChatGPT啊。有一个年龄比我小很多的女作家，我们一块出国，后来她说，我知道王蒙老师是老作家，我特别害怕他用那种比较老的腐朽的态度来对待我，一见面先问结婚了没有啊，几个孩子啊，但后来有两件事，王蒙把我给震住了，一个是美国那冰水他「嘎吧嘎吧」嚼着就咽下去了，第二，他跟人讲英语，词汇没我多，但是他发音挺好。所以，我不觉得我跟年轻人有代沟，沟也是自己造成的，是由于偏见造成的，年轻人也不会故意给你挖个沟，给你推到沟里。

人物： 一位读者在网上这样评价《季老六之梦》，「感慨作者的语言功底厉害；也感受到了作者美丽的精神状态，果然发疯就是快乐。希望等我活到耄耋之年的时候也能有这精神状态。」看到这样的评价，您想说些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认为，「发疯」使人快乐，他们选择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认为「发疯」才是年轻的状态。您能够理解他们吗？

王蒙： 心情的释放是有多种途径的，轻歌曼舞、窃窃私语是一种表现，淋漓尽致足足折腾一回，狂欢狂想一番也是有意思的。

人物： 现在的年轻人流行「丧」的文化，他们似乎并不容易快乐，20多岁开始想要养生，身体和心态都变得疲惫、衰老。但从您身上，总是能感受到「青春的能量」，这是怎么做到的？

王蒙： 我不相信当真有什么丧文化的流行，当然也有种种娇气包儿耍赖。我仍然相信有许多人在奋斗，在学习，在前进。至于我的青年时期，甚至少年时期，赶上了中国的天翻地覆，我们的光明的底色使我终生受用无穷。

人物： 您曾在自传中谈到觉得自己不够勇敢，有没有您愧对青春的时刻？

王蒙： 我只能说，我没有躺平过，没有无所事事过，没有无赖无聊过，没有全然放弃过。我每天都在努力，健身，快乐，也都是努力的结果 。

人物： 如果可以给现在困惑的、低落的年轻人们说点什么，您会怎么说呢？他们要如何面对未来、如何创造自己的青春万岁呢？

王蒙： 我希望他们不放过任何可能，不放过任何机遇。

人物： 您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学习者，90岁了，您现在还想学习什么呢？还有什么遗憾吗？

王蒙： 我的一大遗憾就是外语没有学好，但是我对学外语是非常有兴趣的。我在新疆学习维吾尔语，学习得非常的成功，在新疆当翻译都是人在那儿说，我这就翻，同声翻译。我很喜欢学不同的语言，我在访问伊朗的时候，官方的回应我用波斯语讲话；访问土耳其，祝酒词我用土耳其语；访问日本的时候，我用日语讲话15分钟；访问乌兹别克斯坦，记者来采访，他讲俄语，让翻译再翻译成中文，我说你干脆讲乌兹别克语，乌兹别克语跟那个维吾尔语相差无几。我是愿意和别人直接用他的语言交流，但是又没做到，尤其是英语水平还低得要死，我每每想起来，惭愧得不得了。

人物： 您现在仍然对学习语言抱有这么大的兴趣，感受到您对生活、写作许多事情还有很多热情，这种驱动力从哪里来？

王蒙： 这是我对生活的爱，我对生命的珍惜，我对事业的珍惜，这个事业是别人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我对工作的喜爱。我现在又能喘气儿，又能吃肉，我当然希望我每天还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光在那儿，要光休息。有很多人，包括我的孩子，总说多休息，多休息，多休息。可是多休息我就怕休息过了，就变成等死。要是说过两天上北极，上南极，或者沙漠探险，那你休息也值。说你休息休息，过两天，还休息休息，明年，休息休息，后年，休息休息，那您也甭休息了，八宝山那儿休息得更好了。

人物： 人生跌宕，有哪个阶段您觉得青春离您而去了吗？

王蒙： 青春每天都在与我告辞，我的人生仍然在工作着、努力着、满意着，我对于文学、对于世界、对于家国的关注与喜爱并没有冷却，这是真的，这是由我每天的「活计」体现着的。

人物： 这大半生中，有哪段时间是您可能现在想起来，觉得依然珍贵的吗？

王蒙： 我从1958年被打入另册，到1978年、1979年情况有了变化，过了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的时间，我到了新疆，到了伊犁，到了伊犁的农村，和维吾尔农民完全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在一起。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啊。说北京的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来到新疆，和这儿的农民完全打成一片。我学到了东西。生活仍然很充实，整天吃哈密瓜，小日子过得滋润着呢。别人问我，在新疆16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是维吾尔语博士后。还有呢，我在新疆比在北京要安全得多，你看夏衍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文化革命一开始，他被打折一条腿，如果我在北京啊，我有八条腿都打折了，我竟然是平平安安。不必多说了，反正我要在北京的话，估计咱们现在就谈不上了。

人物： 您曾经说，您的幽默是从新疆生活中产生的，在此之前似乎您并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泪尽则喜，人没得可哭了，光剩笑了。这种幽默是如何生长起来的？您认为，幽默是您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活法吗？

王蒙： 我说过，幽默感是智力的优越感。我一直是比较富有幽默感的，至于新疆的幽默感则更表现为一种人生观，伊犁人的俗话是说，人生在世，除了最后的死亡以外，都是在寻找快乐。

人物： 最后一个问题，青春意味着激情，也携带着诸多迷茫与痛苦，当一个人逐渐老去，激情与迷茫一同逐渐消失，您觉得人到最后，会保留的是什么？

王蒙： 如果最后觉得自己没有浪费这一生，如果觉得自己足足实实地活了一辈子，脸上可以显出点笑容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