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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3公里找共享单车,公司门口被弹窗,在北京当天选打工人有多难?

2022年5月6日 文/ 谢婵 周鑫雨 编辑/ 易方兴

为了上班,他们也是拼了。比如丰台区的一名上班族因找不到自行车,步行了3公里,还剩最后1.3公里时,忍不住打了个车;一位女士沿着公交车走了两站地,最后发现要搭乘的公交车都被甩站了,她本来可以向领导请假,但想到自己都走了这么久,“怎么着都要把班给上了”;许多体制内单位严格按照新闻发布会的倡导,也建议员工自驾上下班,一位住在7号线黄厂站的居民开着自己的新能源电动车出门,发现沿途的充电桩都关了。

对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方面要让它慢下来,另一方面还得让它继续奔跑,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文 |谢婵 周鑫雨

编辑 |易方兴

运营 |栗子

为了去上班,他们也是拼了

5月5日,结束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博浩从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的家中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一些天前,他们小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传出了确诊病例和密接者的消息,并因此被管控。从疫情地图上看,处在被封锁的大片红色中间,他们小区像一座岛屿。地铁六号线的十里堡站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站点,上下站都关闭了,只有它能正常上下客。出于担心,他在部门群里发了朝阳区倡导居家办公的新闻截图,但领导跳过了他的消息,转而发了一则通知,希望大家坚持上班。

与一切偶然擦肩而过之后,博浩成为了天选打工人。

▲被暂时封控的地铁站。/ 视觉中国

在打工人群体中,人们把像博浩这样核酸正常、小区没有封控、公司也没有被封控的人称之为天选打工人。成为这样的打工人需要一些“运气”。5月5日,北京疫情第325场新闻发布会显示,北京下辖16个区里,已经有7个区出现了本土感染者。其中朝阳区以220例居首。但与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不同,朝阳区采用了动态调整的临时管控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在一部分人被封控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可以正常生活、工作。

一个坚持上早班的人很容易对地铁产生一种肌肉记忆:拥挤、闷热,运气不好的话,要等上两三趟。对连接整个北京东部的6号线地铁来说尤其如此。人们从东五环或六环外上车,被运往三环里的高级写字楼,俗称“进城”。最新的疫情风险点位显示,一些确诊者在这条地铁沿线的某些面馆、烧饼店、小超市中购过物,导致整个区域被管控。

按照博浩往常的经验,在东四环附近的十里堡站上车,不要奢望能有一个座位,就连宽松地站着也是奢望。但这天早高峰,当地铁门打开,出现在他眼前的,是比以前空旷得多的车厢。

另一个有相似体验的,是在海淀区的广告公司上班的策划人卉美。过去在6号线地铁上,她见到很多西装革履的乘客在电话谈论股市和债券,一些人拿着全英文的著作或是金融刊物,还有在看课件。但封控之后的这几天,车厢里这些人不见了。她据此判断,这时候出来上班的都是一些很辛苦的普通人。

一些

▲5月5日,地铁东四站。图 / 视觉中国

即使都是天选打工人,遭遇也不尽相同。有公共交通可坐的人还是相对幸运的,对于那些地铁站依然要上班的人来说,为了上班,他们也是拼了。比如丰台区的一名上班族因找不到自行车,步行了3公里,还剩最后1.3公里时,忍不住打了个车;一位女士沿着公交车走了两站地,最后发现途径的公交车都被甩站了,她本来可以向领导请假,但想到自己都走了这么久,“怎么着都要把班给上了”;许多体制内单位严格按照新闻发布会的倡导,也建议员工自驾上下班,一位住在7号线黄厂站的居民开着自己的新能源电动车出门,发现沿途的充电桩都关了。

不光只有白领群体,每一次防疫政策的更新,都意味着身处其中的各行各业的人的生活方式都被重构。一些行业迎来了增长,比如外卖业,饿了么外卖平台的单量在节后上班的时候激增了3倍,而美团也从5月1日起新增了3成骑手储备。在北京的封控区的一个菜鸟驿站里,18名配送员一周送出了70吨生活物资。另一些行业则受到了客流减少的困扰,比如有滴滴司机发现,打车的人变少了。复工第一天,一名滴滴司机在中午十二点出门,他原本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封控,可以正常跑活儿,但他很快郁闷起来,因为他所设想的由于地铁管控而订单激增的场景并未出现。“五一假期以来,单子就变得很少,前天接单的时候,连常年堵的二环路都不堵了。”他抱怨道。这天下午,他在三里屯等了三个小时,没有一个单子,他直接开车回了昌平的家。

午饭

某种程度上,相比打车,封控中的人们更愿意骑单车。北京一共有约100万辆共享单车,单车的运营企业总是在为怎么提高单车的使用率发愁。但现在,共享单车又重新成了出行的硬通货。哈罗数据显示,这天早高峰骑行量日增幅达到了69.2%。

由于地铁站点关闭,家住东五环,但在东二环上班的忍冬这天早上决定骑共享单车上班。打车要30块,她舍不得。她准备骑3公里单车到6号线的十里堡站,再坐4到达朝阳门。

结果,到了十里堡地铁站,她刚一停下,还没来得及锁车,就被七八个等着骑车上班的人盯上了。最终获胜的是一名大声问她“你还骑吗”的女孩。四周传来落败者的叹气声,他们只能继续张望。

单车

被动天选与主动天选

但对于天选打工人来说,心思来到公司并不意味着能完美度过这一天。

费劲

博浩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这家位于建国门附近的公司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到岗了。到了下午,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家公司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在工作,约谈了公司负责人,最终的结果是第二天起全员居家办公。

博浩一度觉得,居家办公很爽。比如一年多前,他们公司居家办公过一次,那时的上班时间,他开着投影仪、躺在沙发上、跟朋友聊天,很安逸。结果到了晚上写日报,感觉自己一天啥也没做,写什么。等到终于可以出门,他已经堆积了一堆活儿,他是公司的法务,手上的每一个案子都卡在了中间需要外出才能推进的环节。

不知

相比于被动成为“天选打工人”,还有一些人摆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架势,想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天选打工人”。

比如金融人Kevin,他居住的小区在4月25日被封控,围在大望路上方方正正的一小块四边形里。他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千万不能被封在家里,一定要上班。他主动出击,在工体附近找到200元左右一晚的酒店,就算公司无法报销,他也爽快地订了4晚。直到4月29日,他又刷到了每晚100元出头的另一家酒店,才挪了地。小区因为新病例不断“+7”,Kevin续房的天数跟着“+3”。这是他计算出的性价比最高的订法:“续订日子不能太多,不然后面几天的房费就会变贵。”

渴望成为“天选打工人”的,还有大量的初创企业们。在北京,位于国贸CBD地区的建外SOHO,占地面积16.9万平方米,被称为“创业者梦起航的地方”。自从2001年被开发建设以来,成为了相当多中小型创业者们的办公地,但如今,由于出现确诊和密接病例,这里也成为了重点封控的区域。

▲建外SOHO。图 / 视觉中国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上班,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赵屿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加入了一个初创公司,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晚上睡觉前,连刷手机的时间都没有了,工作内容是全新的,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并且愿意为上班付出自己全部的时间。他提到一个词,“沟通成本”,在办公室的时候他走两步就能跟同事商量好一件事,但线上办公“很不顺滑”。

年前

这次疫情,他曾一度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天选打工人”。因为他在出门和上出租车的时候扫了两次健康宝,一切正常,还特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家住朝阳,被封控小区包围,然后节后第一天可以安然上班......我是天选打工人呗?”

但20分钟之后,当他在公司园区门口扫健康宝时候,突然发生刺耳的警报声——他突然也被弹窗了——保安告诉他,他是今天第七个来了园区却被弹窗的人。他只能转头又回到了家里。

那个骑共享单车被七八个人哄抢的忍冬,上班之后也听到了很多同事渴望成为“天选打工人”牢骚。比如一个弹窗的同事跟她抱怨,居家办公,只能按照带薪休假算。这样一来,许多同事去年用加班攒的带薪假,这一次都折在了弹窗上。

不过,即便是上班,园区的食堂也暂停了堂食,只能打包。忍冬和平时一样,选择了一份15元的套餐。但打包盒需要1元。 她刚毕业一年,“没存款,很缺钱”。她和食堂员工讨价还价了,屈从了。

一会

如果把一个人的疲惫程度同办公方式相关联,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天打工人是“辛苦”,居家办公是“轻松”。但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恰恰相反。

比如被居家办公的互联网公司的中层金箫。除了打工人的身份,她还是一名3岁幼童的母亲。凌晨2点,不少人已在睡梦之中,而金箫才刚刚修改完同事提交的方案。这时,发烧的女儿从睡梦中突然坐了起来,哭着说胡话。金箫放下手头的工作,抱着女儿,直到她再次睡去。

这样的难眠之夜自女儿生病起,已经持续了三天。医生叮嘱,孩子需要在晚间测两次体温。但母亲对孩子的体温是敏感的,金箫时不时地仍会去探探女儿的额头。

居家上班对她来说更累了,工作反倒成了她暂时抽离的方式。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漂职场妈妈的居家办公场景:工作与带娃交织在一起,在家里,她很难拥有完整的个人空间,客厅是公公常活动的地方,婆婆待在自己的房间,而丈夫和女儿又占据了卧室。只有在卫生间,金箫才能成为“主管金箫”。当晚,在这个狭小空间,她开了部门会议,还和同事聊了新推进的项目。

昨天,公司的产品要发布了。最终的细节需要讨论和敲定,加班到凌晨2点的金箫在早上8点醒来。苏醒的女儿又在叫妈妈,金箫只能让丈夫带女儿出门。

她迫切地需要一个人喘口气。

停不下来的城市

只有在跟多名“天选打工人”和“居家打工人”交谈之后,可能才会发现,“天选打工人”只不过是一句笑中带泪的玩笑话,事实上,无论是居家还是不居家,都并不轻松。

对于素来以效率著称的北京来说,“奔跑”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常态。这个城市有着超过2100万常住人口,其中有841万名北漂,每天有超过22000架航班起降,有超过630万辆机动车交替行驶在北京的道路上,而北京的地铁,日均客流量超过了915万人次。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北京都得保证奔跑的速度。

▲平日里堵车的北京。图 / 视觉中国

相比之下,从4月22日至5月5日,北京累计报告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是544例。这又要求北京部分区域慢下来、静下来。

对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方面要让它慢下来,另一方面还得让它继续奔跑,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必然要支付代价。

赵屿很快意识到这份代价。几周之前,他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背着台式机和电脑主机上班,还劝他把公司的公章和支付盾也随身携带,因为一旦办公室被封锁,公司的任何业务都无法继续。

而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天选打工人”的Kevin,发现自己并没有更轻松。许多工作是没有办法停摆的。“疫情不是借口。”想要上市的公司仍在上市,想要拓展市场的企业仍在圈地。Kevin的项目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或延期,“金融业可能是疫情期间最淡定的,只要世界还存在,资本还是在运转”。

从下午14:00到17:00,晚上19:30到22:30,Kevin与客户开了6小时的会。“Argue ddl(注:申请延期),客户就会觉得你在划水。”Kevin公司的项目费是按天计算的,“没有客户愿意花更多的钱拖延项目。”毕竟,项目完成率是公司唯一的KPI评定方式,赶在ddl前是Kevin进入行业第一天起就被前辈灌输的共识。“公司没有加班费,全靠自觉。但没有完成项目就只能加班。”

而这正是疫情之中,这些“天选打工人”的日常,也是他们无法慢下来的理由。

在北京,还有一些打工人,他们很难被注意到,但他们也成为了维持这座城市运转的代价。比如北京的社区工作者们,北京一共有152个街道办事处,3231个社区居委会,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基础的社区运转功能的维持者。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哪怕是小区被封了,我们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得照常来上班。”在北京安苑北里社区居委会,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说。从没有哪个时刻,居委会如此忙碌,在半小时的时间里,这名社区工作人员一共接了七个电话,处理了三个来访者,他说这一天电话就没有停过,与此同时,还要处理表格、社区微信群,以及对每个管控居民通知到个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雷打不动的“天选打工人”。

▲朝阳区居民在居委会组织下做核酸。图 / 视觉中国

在国贸的电视台工作的林尚兴已经连续三周都陷在“天选打工人”的魔咒里了。三周前,他的同事里出现了第一个被困在家里的人,这份工作要求每个片子从选题、转码、交给技术人员,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完成。当一个人缺席的时候,只能由其他人补上。

按照原本的工作节奏,她的时间以两周为一个周期,但自从出现了第一个被隔离在家的同事,这种有序的交替也被打乱了。到了现在,部门里能工作的人最后只剩下了7个。

她开始盼日子,“索性再多隔离几个人,栏目直接停更算了”。

很多人的压力可能到了某种零界点。朋友们给林尚兴出了不少馊主意,要怎样才能结束“天选打工人”的身份。比如故意漏做一次核酸,让自己的健康宝也弹窗等等。但也只能是想想。因为在公司里,专门有个秘书,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催员工做核酸,林尚兴小区的核酸记录出得总是最慢的,下午四点之后,秘书的电话会一个接着一个,催促他看看自己的核酸结果是否出了。

最后,林尚兴发现她没得选。

在工体附近的酒店住的Kevin,偶尔会出门走走。工人体育馆附近的生活看上去与往日并无太大区别。外卖车辆穿梭,街头仍有不少网约车在飞驰。只有紧闭的商铺在提醒Kevin,今时不同往日。

他天天在社交平台上刷信息,搜索“劲松疫情”等关键词,以至于大数据算法天天给他精确推送小区消息。他预计,按照7天的临时封控政策,算算日子,他觉得自己在5月11日就能回家了。

解封的大前提,还是病例数量得到控制。Kevin发现,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与数据赛跑。所有人都在想一个问题,最后胜者会是谁呢?与此相对应的,是一则新闻:5月初,北京一例感染者因3次上公厕,相继引发了近40例感染者。

但无论如何,作为打工人,无论天选不天选,只有上班这件事无法停止。对于居家办公的职场妈妈金箫来说,这几天发生的事甚至改变了她对于上班的看法。回想两天前,朝阳区疫情刚封控,领导要求正常上班时,她还觉得不合理,一度为员工居家办公的权利跟领导争取。

而现在,她只想回公司上班。

▲图 / 视觉中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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